瞻仰聶耳故居

 

郭松

 

在昆明生活了三十多年，每次去逛花鳥市場都會恭敬地走進聶耳故居看一看。昆明市五華區的甬道街，一位天才音樂家的故居，沒有我想象的飛檐翹角、高樓闊屋，更沒有庭院深深、曲徑通幽，只是一座商用的二層小樓。

甬道街原是清代云貴總督衙門前大照壁以南一條狹窄通道。光緒年間，甬道東西修建重檐土木結構的二層樓房，故而形成街道，取名甬道街。聶耳的父親是個中醫，叫聶鴻儀。他帶著妻子彭寂寬和孩子來到昆明，租下甬道街的這棟小樓，在樓下鋪面開了一家小醫館，取名“成春堂”，那時，聶耳還沒出生。

這棟小樓說是兩層，其實只有一層半，第二層只是個小小的閣樓。到閣樓上的樓梯是木質的，很窄。樓梯對面的墻上掛著一幅照片，是聶耳的父親抱著小聶耳。父親咧嘴笑著，笑得很甜。胖嘟嘟的小聶耳在父親懷里，帶著幾分羞澀看著鏡頭。聶耳四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全靠母親一人經營成春堂，支撐一個拮據困窘的家，養活他們兄弟姐妹六人。

我總是小心地上閣樓，屏住呼吸，凝神聚心，似乎可以聽到小聶耳瑯瑯的讀書聲。在這小小的閣樓上，聶耳接受了母親的啟蒙教育。母親是傣族人，通過自學，初通醫術和音樂。她給小聶耳講故事，不是平鋪直敘，而是先唱后講，手里拿著一本木刻小唱本，先用民調“全十字”或“揚琴調”把故事唱給小聶耳聽，唱完再講。母親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音樂的種子。聰明的小聶耳，把“洞經調”“揚琴調”“花燈調”等民間樂曲哼唱得有板有眼。他常從樓上跑到樓下，戴著母親做的虎頭帽，晃著腦袋唱《三字經》和本地童謠：“人之初，性本善……”“矮板凳，上雞臺，我的姑爺不成材……”。

最有趣的是“四只耳朵”的記憶。聶耳原名叫聶守信，后來因他的耳朵特別靈敏，聽過的音樂從一個耳朵里進來，就會從自己的嘴巴唱出來、筆下寫出來，他就有了一個綽號，叫“四只耳朵”。再后來，他干脆把名字改成聶耳，“聶”繁體為“聶”，成了名副其實的“四只耳朵”。小樓里回響著德國音樂詩人羅伯特·舒曼的《夢幻曲》，那是聶耳離家前演奏的曲子。有了音樂，這棟小樓便有了靈氣。

懸掛在廳堂的那張黑白半身照，聶耳身著西裝，剃著時髦的分頭，氣宇軒昂，目光如炬，兩道濃眉微微向上揚著，下顎低垂做沉思狀，那雙閃爍著智慧的眼睛，在云霞和陽光里穿越。聶耳在這世上，只走過23個春秋。但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寫下37首名垂青史的歌曲。一面墻上貼著聶耳生前的照片，還有一張圖片，把他創作的歌曲分為五章，有《逃亡曲》《碼頭工人》《打樁歌》《賣報歌》《鐵蹄下的歌女》。“我要為這苦難的中國疾呼，我要為這卑微的民眾疾呼。”是聶耳立下的錚錚誓言。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聶耳和他戰友振臂一呼，喚醒麻木的民眾，救中華于水火；他的歌曲有奔馳的生靈，有生命的翔舞，有脈搏的跳動；既屬于他個人，更屬于勞苦大眾。

在聶耳創作的歌曲中，最雄壯、最有震撼力和感召力的當屬《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是聶耳與他的入黨介紹人田漢合作的。田漢在被反動當局逮捕之前，急急在一張香煙紙上寫下這首歌詞，夾在電影劇本《風云兒女》中。聶耳看到后如獲至寶，主動請纓，為電影主題歌作曲。誰會想到，這首在暴風雨中誕生的《義勇軍進行曲》，歷經歲月的淬煉，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

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洶涌的海浪吞噬了一個年輕而蓬勃的生命。當時從日本傳回國內的消息說，聶耳游泳時溺水而亡。同在日本旅居的郭沫若痛徹心扉地寫道：“大眾都愛你的新聲，大眾正賴你去喚醒。問海神你如何不淑？為我輩奪去了斯人……”漫步在聶耳故居，靠近和仰望這位音樂家，我不禁屏住呼吸。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參加過多種音樂團體，他的作品既來自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歷史與現實的交融，遠古與未來的絕唱，悲烈與哀怨的低吟，瀟灑與毅然的張弛，天地與自然的交響。

玉溪是《水經注》記載的橋水，明代文獻已稱玉溪。“玉溪”意為溪水清凈透亮，如玉帶潺潺流淌。玉溪人常說“玉溪是聶耳的故鄉，聶耳是玉溪的驕傲”。玉溪市紅塔區北門街3號，青瓦、白墻，天井、木樓，一棟樸素、典雅的清代老宅，這是聶耳的故居。這座老宅是曾祖父聶聯登修建的，后留給聶耳的父親聶鴻儀。1902年，聶鴻儀帶家人到昆明行醫。

母親常對子女說：“這個家、這個窩，雖然說沒有金子、銀子，但是要有骨氣、志氣。”她常帶聶耳回玉溪，每次回鄉，聶耳都會跑到北門街的琴師陳茂先那里，學習花燈戲、滇劇等。當地有俗語：“十個玉溪人，九個會唱燈，還有一個跟著哼。”在聶耳故居的展示柜里，我看到一張聶耳作品的年表，上面清晰記錄著創作時間、曲名。

聶耳沒有上過音樂院校，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共鳴、經久不衰，是他內心蘊藏著對勞苦大眾的悲憫、對社會的責任感。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個報童，被她苦難的家庭和悲慘的遭遇觸動。他創作了《賣報歌》，反映舊社會報童的艱辛及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多年后報童的原型楊碧君感動于這首歌。2012年，在上海組織的紀念聶耳誕辰100周年大會上，年過九旬的她用顫抖的手寫下“《賣報歌》經典永恒”七個字。

在故居里流連，仿佛還能聽到歷史的回聲。聶耳對人民懷有深情，他經常跑到碼頭、工廠、貧民區，跑到勞動者、民間藝人中間，搜集素材，聆聽人民心聲。1932年6月，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我是為社會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礙物阻止或妨礙我對社會的改造，我要在這社會上做出偉大的事業。”正如田漢所言，“他是自，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間喊出他們的憤怒要求”。冼星海對聶耳十分敬仰，高度評價：“聶耳先生擺脫舊社會的音樂環境，創造出新時代的歌聲來，就是他對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貢獻，他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沒有的一種民族音樂。”

1935年，中國共產黨一邊進行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一邊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做殊死斗爭。中華兒女需要一種能激勵人心、鼓舞士氣的力量，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應運而生。為了讓樂曲更加大眾化，聶耳將傳統五音的“宮商角徵羽”融入其中，將2/4拍大調式與進行曲風格相結合，注入濃厚的中國底色，迸發出雄勁剛健、節奏有力的旋律。

設計整體曲調后，聶耳對歌詞的節奏進行精心處理。當時田漢被捕入獄，聶耳無法與之商量。“冒著敵人的炮火”這句，原文是“飛機大炮”，詞匯拖沓，不好演唱，改為“炮火”。“起來”改為重復三遍。最后“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重復兩遍，用疊句來強調，表現出堅強的意志和強勁的旋律。他在“中華民族”這幾個音上把力度加強，運用全曲中最高、最強音，無不被這激情澎湃的旋律感染。田漢出獄后，聽到這首曲子，被深深折服。

創作過程中，聶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思緒如潮水般在腦海里涌動，有時都來不及記下來。《風云兒女》導演許幸之回憶，聶耳告訴他：寫到激情處，他一會在桌子上拍打，一會在琴上試奏，一會在樓板上踱步，一會又高聲歌唱，完全忘記是深夜，惹得房東太太忍不住跑到樓上指責，搞得聶耳很不好意思。兩晚時間，聶耳就完成《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又用兩個星期做了修改。

歌曲結尾，采用強弱拍倒置處理法，將最后一個“前進”簡縮為一個“進”，使整個曲子的節奏，在鏗鏘有力中，增加了一往無前、與敵血戰到底的氣勢。那一刻，奔放豪邁的革命熱情、高亢激昂的優美旋律，震撼人心地唱出了民族危機的深重，唱出了團結戰斗的意志，唱出了時代的聲音、人民的聲音。

他的音符里，有巍峨的長城，有浩蕩的江海，有偉大的民族。就像音樂評論家李凌所說，他的歌聲像燎原的火種，劃破黑暗，放出火焰;這歌聲是那樣的雄壯嘹亮，給億萬人民以無限鼓舞，成為民族解放的號角。郭沫若稱贊《義勇軍進行曲》“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然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成為“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鼙鼓”。

在玉溪那些日子，我常跨過玉溪河，步行到聶耳文化廣場。廣場山頂矗立著一尊聶耳銅像，他昂首挺胸，拉奏著小提琴，象征著在民族危難時刻，以音符為武器，以樂曲為力量。聶耳曾說：“并非是為個人謀幸福，以為自己能除去衣食住的憂慮，就是幸福;或是吃酒、弄麻雀，就是幸福了。反之，即為中國謀幸福，為世界謀幸福。”可以看出，當時的聶耳已經成為一名革命者，并在磨練中形成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觀。聶耳的母親曾這樣說：“生聶耳的是我，培養聶耳的是共產黨……”

夜幕低垂，燈火閃爍。從高處俯瞰，聶耳文化廣場猶如一把巨大的小提琴鑲嵌在大地上，景象壯觀，秀麗無比。那一刻，我想起賀敬之的《獻給聶耳》：“無產階級音樂的前驅不朽，中國人民大眾的歌手永生。你的歌，是喚醒民族的號角，你的歌，筑成人民心的長城。中華騰飛，永遠需要聶耳——永遠需要這樣的熱血，這樣的心靈，這樣的步伐，這樣的歌聲!”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散文選刊》簽約作家，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