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與“文革”后第一屆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樂黛云、唐沅、王瑤、嚴家炎、孫玉石；后排左起：趙園、錢理群、吳福輝、凌宇、溫儒敏、張玫珊、陳山

 

謝冕：在嚴家炎學術思想研討會上的發言

 

　　他引領了一門學科

 

　　1957年，時年24歲的嚴家炎以同等學力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攻讀文藝理論副博士研究生，師從楊晦、錢學熙教授。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被改任中文系教師，從此開始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60年嚴家炎為中文系1957級講授中國現代小說課程。這一年，嚴先生完成關于《創業史》的第一篇論文，并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

 

　　往后數年，他被安排參加現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工作，開始協助主編改稿。在這些工作中，他一直是唐弢先生的有力助手。嚴家炎的才華、學養與能力得到導師的器重。1964年《中國現代文學史》近六十萬字初稿完成。嚴家炎協助主編修改、重寫、整理這些文稿。這一年，主編唐弢先生突發心臟病住院，嚴家炎接力完成主編未竟的工作。

 

　　這期間，社會動蕩，業務受阻。嚴家炎沒有中斷他的研究工作，在艱難中先后寫出《關于梁生寶形象》《梁生寶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創造問題》等論文。嚴家炎因他豐厚的學識和優良的工作，給北大和學界留下深刻的印象。1989 年12月13日，王瑤先生在上海病逝。1990年，在杭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上，嚴家炎以他杰出的學術貢獻和影響力，接替去世的王瑤先生擔任會長。

 

　　嚴家炎秉承唐弢、王瑤等一代宗師的學術傳統，開始立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領域， 由于他的勤勉和會心，他很快就贏得學界的承認，成為這一學科的標志性人物。他的務實求真的言行準則與北大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立校精神相結合，引領著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以及北大中文系(他長期擔任中文系主任)科研教學事業健康發展。

 

　　嚴上還要加“嚴”

 

　　嚴家炎有鮮明的治學風范。概而言之就是：嚴謹的求證，嚴密的表述，無處不體現著他嚴格的學術精神，也無處不發揚著他嚴正的言行立場。嚴謹、嚴密、嚴格、嚴正，一個“嚴”字貫穿他為人、為文、立論、行事的一生行止。我注意到，《嚴家炎文集》十卷的安排，第一卷不是寫作較早的“知春”，也不是我們熟知的、最能體現他的治學精神的“求實”，而是不按照年代排列的系列的“考辯”文章。將“考辯”列為十卷之首，顯然是作者特意的安排并著意強調的。

 

　　《考辯集》收集了嚴家炎最重要的一批文章：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新體白話的起源問題，所謂五四“全盤反傳統”問題，《文學革命論》作者的“推倒‘古典文學’”問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等。這些，都是我們這些從業者耳熟能詳的、一般“不疑”的、或“人云亦云”的、甚而已是“定評”的問題。然而，嚴先生偏不，“從來如此，便對么？”他要尋根刨底，偏要在眾人不疑、且多半有結論處提出疑問并鍥而不舍地往深處開掘，從而尋求真相和真知。

 

　　舉例說，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都說起自五四，嚴先生認為“似有不妥”。他列舉黃遵憲、《老殘游記》《孽海花》《海上花列傳》，特別是陳季同小說《黃杉客傳奇》的實踐，提出現代文學的起點應當提前到19世紀80年代。他稱自己的這一論斷是他為現代文學史研究奠下的第一塊“基石”，考辯成了嚴先生治學的重中之重，是他學問的前鋒。關于嚴先生的治學與為人，近年來談論頗多，其實無須多言，用他的姓名即可概括。人們戲說他是“嚴上加嚴”，簡而言之，即自始至終的一個“嚴”字。嚴先生告訴我們，做學問不能討巧，必須下真功夫、苦功夫，必須嚴上還要加“嚴”。

 

　　嚴先生是最早、也最堅定肯定姚雪垠歷史小說《李自成》的學者，他寫出了長篇專論《〈李自成〉初探》。為此目的，他反復閱讀原作，閱覽《明史》相關部分，以及明末清初的諸多野史。沒有充分的準備，嚴先生輕易不會發言，更不會下定論。“我盡量謹守著這樣一條原則：讓材料說話，有一份材料就說一分話， 沒有材料就不說話。” 他的話堅定而自信，對于我們無疑有著極大的警策意義。

 

　　雍容中見奇崛

 

　　嚴先生為人儒雅、沉潛、思維細膩，平時語氣輕緩。初識，往往給人以不茍言笑的印象。事實并非如此，這往后再說。先說治學，他對人、對己、尤其為文、立論都極為嚴苛。但他絕非四平八穩之人，有事實為證。柳青的《創業史》問世，輿論一片叫好。叫好的基點，在作者創造了梁生寶這一代表時代潮流的 “新人”形象上。嚴先生經過認真閱讀、思索，論定《創業史》中最成功的形象不是梁生寶而是梁三老漢。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期，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是什么氛圍？過來人心知肚明。嚴家炎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表，顯然“不合潮流”。他的嚴肅的思考所體現的“學術”和“審美”精神，顯然具有很大的挑戰性。事實是，他的“學術”冒犯了“潮流”！在這點上，你可以說他“迂”，但我卻讀出了他令人起敬的剛正！

 

　　嚴家炎求實的學術精神，作為學者的勇氣所顯示的理論鋒芒，就隱藏在他那有條不紊的和從容不迫的姿態中。這就是我們面對的嚴先生。他的學術行止遠不止《創業史》這一端，它貫穿他治學的全過程：關于蕭軍批判，關于丁玲《在醫院中》的辯證，關于巴金《家》的評價，以及他主張將鴛鴦蝴蝶派和舊體詩詞入史，等等，均閃現著他堅定的理論立場。這種理論的鋒芒，尤為突出地體現在他對金庸武俠小說的評價和定位上。1994年10月25日，嚴先生在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譽教授會上致辭稱：“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當日可謂“語驚四座”，而他堅持，證明他一旦認清了事實，就有勇氣不容置疑地、尖銳而果斷地判斷并立論。

 

　　始終前行的身影

 

　　嚴家炎在多次接受記者訪談中，總是對學術的前途充滿信心：真誠永遠不會老，“嚴寒”過去是新春。他的表面上嚴肅的敘述，內里卻是充滿溫馨和熱情。他曾為多年前的一樁事件寫下了《五十七年前的一樁冤案》，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歷來行文嚴肅的習慣，劈頭就是：“1956年，仿佛是個沒有寒冬而只有暖春的年份”。這不是一般的抒情筆墨，嚴先生筆下飽含了沉重和憂思。當年這批青年才俊，正是受誘人的“早春氣象”的鼓動而陷入苦難的深淵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嚴上加嚴”，嚴先生還有一個綽號：“過于執”，簡稱“老過”。“過于執”是當時流行的一部戲曲中的人物，指他遇事死板、固執。這正好“套”上了一個“嚴上加嚴”的嚴先生。“老過”在鯉魚洲農場用皮尺“精密”丈量田埂高度的“事跡”廣為流傳，一時成為“美談”。這不是“八卦”。說真話，先生有時行事是有點“執”，不是固執的執，而是執著的執。執著于他的文學信念，執著于他的審美理想，對此，他是分毫不讓的。但一般行事他都沒有“過”，說他過，是夸張了。鯉魚洲逸事，他只是錯把農事學術化了。我對嚴先生的總的評語是：“執近于迂，終及于嚴”。我對他是充分理解的。

 

　　我與嚴先生在北大共事數十年，深知他是一個言必嚴、行必決的人。我從他身上不僅學到做學問的道理，而且學到做人的道理。他在我們這些同輩人中，是最早在學問和事業上取得成功的人，我始終奉他為鼓勵前進的榜樣，也始終信任他的人品與能力。我們相識幾十年，回首凝望，眼前揮之不去的是他堅定前行的身影。至今猶記，只要時代需要時，他總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我們尊敬的嚴家炎先生，他在學術和事業上走在隊伍的前列，也在人生和社會責任上走在隊伍的前列。致敬始終勇敢前行的嚴家炎先生。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謝冕）

 

來源：《北京大學校報》

作者：謝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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