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是一部什么書

 

　　新時代的“龍學”和中國文論研究理應(yīng)有著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應(yīng)理所當然地以西方文藝學的觀念和體系來匡衡中國文論，而是應(yīng)當更為自覺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龍》以及中國文論的獨特話語體系，充分認識《文心雕龍》乃至更多中國文論經(jīng)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義。

 

　　三十八年前的1983年，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在青島成立，《人民日報》在同年8月23日以《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為題予以報道，其中有言：“近三十年來，我國出版了研究《文心雕龍》的著作二十八部，發(fā)表了論文600余篇，并形成了一支越來越大的研究隊伍。”因而認為：“近三十年來的‘龍學’工作，無論校注譯釋和理論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至少從此開始，《文心雕龍》研究便有了“龍學”之稱。如果說那時的二十八部著作和600余篇論文已經(jīng)是“豐碩的成果”，那么自1983年至今的近四十年來，“龍學”可以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據(jù)筆者統(tǒng)計，目前已出版“龍學”著作超過八百種，發(fā)表論文超過一萬篇。然而，《文心雕龍》是一部什么書？這一看起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卻在“龍學”頗具規(guī)模之后，顯得尤為突出，需要我們予以認真回答。

 

　　如所周知，在《四庫全書》中，《文心雕龍》被列入集部“詩文評”之首，以此經(jīng)常為人所津津樂道。近代學者劉咸炘在其《文心雕龍闡說》中卻指出：“彥和此篇，意籠百家，體實一子。故寄懷金石，欲振頹風。后世列諸詩文評，與宋、明雜說為伍，非其意也。”他認為，《文心雕龍》乃“意籠百家”的一部子書，將其歸入“詩文評”，是不符合劉勰之意的。無獨有偶，現(xiàn)代學術(shù)大家劉永濟先生雖然把《文心雕龍》當作文學批評之書，但也認為其書性質(zhì)乃屬于子書。他在《文心雕龍校釋》中說，《文心雕龍》為我國文學批評論文最早、最完備、最有系統(tǒng)之作，而又“超出詩文評之上而成為一家之言”，從中“可以推見彥和之學術(shù)思想”，因而“按其實質(zhì)，名為一子，允無愧色”。此論更為具體而明確，可以說是對劉咸炘之說的進一步發(fā)揮。王更生先生則統(tǒng)一“詩文評”與子書之說，指出“《文心雕龍》是‘文評中的子書，子書中的文評’”，并認為這一認識“最能看出劉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龍》的內(nèi)容歸趣”（《重修增訂文心雕龍導(dǎo)讀》）。這一說法既照顧了劉勰自己所謂“論文”的出發(fā)點，又體現(xiàn)了其“立德”“含道”的思想追求，應(yīng)該說更加切合劉勰的著述初衷與《文心雕龍》的理論實際。不過，所謂“文評”與“子書”皆為傳統(tǒng)之說，他們的相互包含畢竟只是一個略帶藝術(shù)性的概括，并非準確的定義。

 

　　那么，我們能不能找到更為合乎實際的說法呢？筆者以為，較之“詩文評”和子書說，明清一些學者的認識可能更為符合《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zhì)。明人張之象論《文心雕龍》有曰：“至其揚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群囂，證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也。”這里不僅指出其“意籠百家”的特點，更明白無誤地肯定其創(chuàng)為新說之功，從而具有繼往開來之用；所謂“作者之章程，藝林之準的”，則具體地確定了《文心雕龍》一書的性質(zhì)，那就是寫作的章程和標準。清人黃叔琳延續(xù)了張之象的這一看法，論述更為具體：“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茍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所謂“藝苑之秘寶”，與張之象的定位可謂一脈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龍》作為寫作章程的獨一無二的重要性。同時，黃叔琳還特別指出了劉勰“多所折衷”的思維方式及其對“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的特點，從而認為《文心雕龍》乃“綴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別無所求，這樣的評價自然也就不“與宋、明雜說為伍”了。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則有著流傳更廣的一段話：“《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這段話言簡意賅，歷來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經(jīng)常被引用。但筆者以為，章氏論述較為籠統(tǒng)，其中或有未必然者。從《詩品》和《文心雕龍》乃中國文論史上兩部最早的專書（即所謂“成書”）而言，章學誠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僅止于此而已。其“論詩”和“論文”的對比是并不準確的，所謂“《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這樣的類比顯系未搞清六朝“詩”“文”概念的泛泛之談。《詩品》確為論“詩”之作，且所論只限于五言詩；而《文心雕龍》所論之“文”，卻絕非與“詩”相對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詩”也包括各種“文”在內(nèi)的。即使《文心雕龍》中的《明詩》一篇，其論述范圍也超出了五言詩，更遑論一部《文心雕龍》了。

 

　　與章學誠的論述相比，清人譚獻《復(fù)堂日記》論《文心雕龍》可以說更為精準：“并世則《詩品》讓能，后來則《史通》失雋；文苑之學，寡二少雙。”《詩品》之不得不“讓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雋”者，蓋以其與《文心雕龍》原本不屬于一個重量級之謂也。其實，并非一定要比出一個誰高誰低，更不意味著“讓能”“失雋”者便無足輕重，而是說它們的論述范圍不同，理論性質(zhì)有異。所謂“寡二少雙”者，乃就“文苑之學”而謂也。《文心雕龍》乃是中國古代的“文苑之學”，這個“文”不僅包括“詩”，甚至也涵蓋“史”（劉勰分別以《明詩》《史傳》論之），因而才有“讓能”“失雋”之論；若單就詩論和史論而言，《明詩》《史傳》兩篇顯然是無法與《詩品》《史通》兩書相提并論的。章學誠謂《詩品》“思深而意遠”，尤其是其“深從六藝溯流別”，這便是劉勰的《明詩》所難以做到的。所以，這里有專論和綜論的區(qū)別，有劉勰所謂“一隅之解”和“萬端之變”（《文心雕龍·知音》）的不同；作為“彌倫群言”（《文心雕龍·序志》）的“文苑之學”，劉勰的《文心雕龍》乃是“寡二少雙”的。

 

　　令人遺憾的是，當西方現(xiàn)代文學觀念傳入中國之后，我們對《文心雕龍》一書的認識漸漸出現(xiàn)了偏差。魯迅先生《題記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zhì)，包舉洪纖，開源發(fā)流，為世楷式。”這段論述頗類章學誠之說，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和重視，實則仍有不夠準確之處。首先，所謂“篇章既富，評騭遂生”，雖其道理并不錯，卻顯然延續(xù)了《四庫全書》的思路，把《文心雕龍》列入“詩文評”一類。其次，《文心》與《詩學》的對舉恰如《文心》與《詩品》的比較，如果后者的比較不確，則前者的對舉自然也就未必盡當。誠然，《詩學》不同于《詩品》，并非詩歌之專論，但相比于《文心雕龍》的論述范圍，《詩學》之作仍是需要“讓能”的。從而，第三，所謂“解析神質(zhì)，包舉洪纖，開源發(fā)流，為世楷式”，這四句用以評價《文心雕龍》則可，用以論說《詩學》則未免言過其實了。

 

　　魯迅先生之后，傳統(tǒng)的“詩文評”演變?yōu)槲膶W理論與批評，《文心雕龍》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文學理論或文藝學著作。1979年，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在昆明成立，僅從名稱便可看出，中國古代文論已然等同于西方的所謂“文學理論”，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的代表，《文心雕龍》也就成為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點研究對象。在中國《文心雕龍》學會成立大會上，周揚先生對《文心雕龍》作出了高度評價：“《文心雕龍》是一個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說是世界各國研究文學、美學理論最早的一個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偉大的文藝、美學理論著作……它確是一部劃時代的書，在文學理論范圍內(nèi)，它是百科全書式的。”一方面是給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把《文心雕龍》限定在了文學理論的范圍之內(nèi)。這基本上是二十世紀對《文心雕龍》一書性質(zhì)的認識。顯然，較之《文心雕龍》一書的實際，較之劉勰自己的定位，這一認識既非劉咸炘、劉永濟等人的子書說，更不是張之象、譚獻等明清人的說法了。

 

　　實際上，《文心雕龍》以“原道”開篇，以“程器”作結(jié)，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意，前者論述從天地之文到人類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強調(diào)“文”之于人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論述“安有丈夫?qū)W文而不達于政事哉”，強調(diào)“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從而明白無誤地說明，劉勰著述《文心雕龍》一書的著眼點在于提高人文修養(yǎng)，以便達成“緯軍國”“任棟梁”的人生目標，也就是《原道》所謂“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經(jīng)緯區(qū)宇，彌綸彝憲，發(fā)揮事業(yè)，彪炳辭義”。因此，《文心雕龍》的“文”，比今天所謂“文學”的范圍要寬廣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說的：“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即是說，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經(jīng)濟、軍事、法律、制度、儀節(jié)，都離不開這個“文”。如此之“文”，顯然不是作為藝術(shù)之文學所可范圍的了。因此，劉勰固然是在“論文”，《文心雕龍》當然是一部“文論”，卻不等于今天的“文學理論”，而是一部中國文化的教科書。我們試讀《宗經(jīng)》篇，劉勰說經(jīng)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即恒久不變之至理、永不磨滅之思想，因為它來自對天地自然以及人事運行規(guī)律的考察，“洞性靈之奧區(qū)，極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靈魂，體現(xiàn)了文章之要義，所謂“性靈镕匠，文章奧府”，故可以“開學養(yǎng)正，昭明有融”，以至“后進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猶如“太山遍雨，河潤千里”。這一番論述，把中華優(yōu)秀文化的功效說得透徹而明白，其文化教科書的特點也就昭然若揭了。

 

　　明乎此，新時代的“龍學”和中國文論研究理應(yīng)有著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應(yīng)再那么理所當然地以西方文藝學的觀念和體系來匡衡中國文論，而是應(yīng)當更為自覺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龍》以及中國文論的獨特話語體系，充分認識《文心雕龍》乃至更多中國文論經(jīng)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義。

 

　　（作者：戚良德，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文心雕龍》匯釋及百年‘龍學’學案”〔17ZDA253〕階段性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戚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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