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文學的根與未來

 

　　12月4日，莫言文學研究資料館研究生學術論壇第一期活動舉行，來自山東大學文學院、外國語學院和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博士、碩士研究生圍繞“紅色經典”文學的當代文化價值這一主題，從不同角度交流和闡述自己的學術觀點。

 

　　擔任論壇學術主持的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叢新強表示，創辦這樣一個以高校研究生為主體的學術論壇，致力于推動科研與教學的動態平衡、促進教學相長、倡導學術創新，因此在論壇主題設置上尤其注重學術性與當下的關聯性，希望能逐漸形成一個具有高質量學術品格、開放性時代氣質的文化品牌。

 

　　可借鑒的敘事模式

 

　　按照學術界通常的說法，“紅色經典”主要是指新中國成立后革命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包含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60部“紅色經典”文本。

 

　　另外，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學”創作，往往也被劃分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時段，也是學術界非常關注的研究對象。十七年文學中的“紅色經典”創作，被高度概括為“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這是八部代表性作品的縮寫，即指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吳強的《紅日》，梁斌的《紅旗譜》，柳青的《創業史》，楊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

 

　　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毛金燦說，梳理一下學術界關于“紅色經典”文學的研究發現，大概有四種研究角度。第一種，20世紀末部分學者以“再解讀”的思潮來關注當代文學，包括“紅色經典”的創作。第二種，像閻浩崗的《“紅色經典”的文學價值》，從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生活氣息和史詩品格等幾個方面，闡釋紅色經典的文本價值。第三種研究范式，屬于文化研究的路徑，錢振文的《是怎樣煉成的》，對《紅巖》產生的歷史過程進行分析研究。在綜合對比了這三種路徑后，還可以區分出第四種文本研究的路徑，比如張清華的《“傳統潛結構”與紅色敘事的文學性問題》，主張從傳統角度對紅色經典再造和重新深挖，指出重建紅色敘事的文學性研究的路徑與方法。“我重新思考了這個問題，‘紅色經典’創作包含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這為打造中國敘事、中國話語，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鑒的敘事模式，對‘紅色經典’進行敘事研究，也應該深入發掘與研究‘紅色經典’屬于中國傳統的本土化的敘事方式。”

 

　　與歷史距離最近的人

 

　　多部“紅色經典”文學作品，都是親歷者寫作而成。

 

　　“重讀紅色經典文學，返回歷史現場，對我 們來說是很有價值的。”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李麗說，最近讀了《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一書，對于如何正確看待歷史，受到很多啟發。從歷史的角度，又該如何看待“紅色經典”？以十七年文學的作品為例，像《保衛延安》《創業史》《鐵道游擊隊》，作者都是事件的親歷者，是作為歷史參與者來書寫的，這些作家就是距離那段歷史最近的人。這些紅色經典作品，能帶著我們重新回到當時的事件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作家在創作時，無不是帶著滿腔激情，無不是帶著崇高的信仰，無不是懷著堅定的信念，也就是說，他們是在這樣一種特定狀態下寫作的。如何繞過把歷史碎片化、解構歷史、戲說歷史的迷途，正確地去理解歷史？“從這些作品對歷史的書寫、對信仰的表達中，反而能夠重建現場，找到歷史的真實。”

 

　　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王靜也認為，“紅色經典”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紅色經典作家是與歷史距離最近的人，因為他們能夠深入生活，與那個時代的人直接接觸。正因為生活的豐富積累和親歷性，使他們的作品有時代感和真實感。另外，像十七年文學，在當時的創作環境下，作家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是具有獨特性的，《保衛延安》的作者杜鵬程就曾說過，“這粗略的稿紙上，每一頁都澆灑著我的眼淚！”作品的力量就是這樣積聚起來的。

 

　　“閱讀紅色經典文學，使我對那個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李春曉表示，從新歷史主義角度看，“紅色經典”文學的價值，—方面在于建構歷史，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美學化。以趙樹理的創作為例，他的作品一直關注新生政權之下農民的生活，從宣傳婚姻自由，到歌頌農民與地主的斗爭，再到描寫農業合作社的實踐，按時間順序整理一下趙樹理的作品，就如同連成了一部中國農村的變革史。另一方面在于還原歷史。紅色經典采用寫實的手法，以小人物的命運和鄉土社會的變遷作為描寫對象，與歷史敘事具有互文性。這些作品將大寫的歷史小寫化，單數的歷史復數化。“文學的產生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歷史敘事的缺陷，這些作品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缺憾，但是作為一種文學敘事，紅色經典文學還承擔了歷史敘事所不具備的功能。”

 

　　翻譯家為什么要改寫

 

　　紅色經典的海外傳播，也是大家關注的問題之一。

 

　　紅色經典的譯介很早就開始了。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楊玉馨舉例說，中國與前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相互借鑒、閱讀的歷史。改革開放后，很多紅色經典又被改編成舞臺劇和影視作品，向西方傳播，一方面傳播中國文化，另一方面讓西方了解當代的中國是什么樣子。目前，很多紅色經典已經有了相當多的譯本了。之前的譯本帶有當時的定位與認識。 現在有了新的定位和認識，就會有新的譯本。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以前是忠實翻譯，現在是“譯寫”，相當于翻譯家的改寫。西方對我們的認識遠遠比不上我們對西方的認識，西方對我們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見，接受起我們的作品也有很多挑戰，因此我們現在格外注意譯介方式的運用。“其實，譯介是換一種方式，讓中國的作品更好地被西方接受。打個比方，我們這里有櫻桃，外邊再裹上一層巧克力，僅僅是為了讓他們更易于接受而已。”

 

　　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寧明點評時進一步解釋，譯介的問題，關鍵還是看作品翻譯出來之后，能不能被國外讀者接受，如果不被認可和接受，那實際上相當于沒有傳播效果，翻譯的價值也就大大降低了。目前，中西方的互相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有一段時間，我們對西方文化是帶有一種仰視的眼光來看待的，接受度自然高，所以西方的文藝作品，有些即使水平很一般，翻譯過來依然能獲得很好的傳播。恰恰相反，西方是以一種傲慢的高高在上的眼光來看我們的，他們固執地用自己的文化觀和審美觀來看待和閱讀中國文學，甚至于只要不符合這種文化觀和審美觀的，就拒絕接受，給中國文學作品走出去增添了很多困難，“在這方面，我們存在很大的‘貿易逆差’，這種狀況當然要改變，但是需要時間。”

 

　　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生潘曉遙說，自己一直關注紅色經典的改編，包括衍生品的海外傳播問題。其中，紅色經典改編的影視作品，可以促進紅色經典的海外傳播。這些影視作品走出國門后，如果能夠吸引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則可能激發他們進一步探究原著的興趣或者好奇心。例如，在日本，先是電影《紅高粱》引起關注，之后才出版了日文版的小說，“電影對小說的傳播起到了推動作用”。

 

　　一個教與學的新平臺

 

　　除此之外，年輕學者們還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山東大學文學院碩士生鞠嘯程認為，在大力提倡閱讀紅色經典的背景下，同齡人不讀、誤讀的情況同樣值得重視，“紅色經典”的重讀與推廣是一個方法，但如何立足當代語境，重新發揚紅色經典背后的紅色精神，則是一個復雜得多的問題，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多個維度上進行綜合考量。

 

　　如何認識紅色經典中的女性形象，如何看待紅色經典中對戀愛的描寫，如何評價紅色經典中的鄉土味，他們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讀。

 

　　叢新強認為，從大家發言和交流情況看，效果超過預期。他介紹創辦這個高校研究生學術論壇的初衷時說，主要還是著眼于研究生培養的目標任務和方法,考慮為學生們搭建一個平臺。論壇以學生為主體，也是為了進一步平衡科研與教學的關系，現在高校仍然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情況，不少老師埋頭科研，在學生和研究生培養方面投入的精力很有限，“傳道受業解惑”不足，盡管科研成果也能轉化到教學上，但中間環節很多，還是會留下很多缺憾，“我們有了這樣一個論壇，師生之間就增加了一個接觸和交流的機會。另外，老師的科研在某些時候也會遇到瓶頸，通過這種交流可以實現教學相長。”

 

　　叢新強表示，舉辦論壇也是對學校“教與學”傳統的一個傳承。他說，自己讀研究生時，賀立華教授經常專門抽出時間，組織大家參加學術活動，在那些活動中受到的學術鍛煉和獲得的教益，至今難忘。這種好的傳統，要繼續傳下去，這個論壇就是一個良好的載體和平臺。另外，處于新時代的大背景下，高校師生也要考慮怎樣參與到文化建設中去，通過舉辦論壇，我們主動“走出來”，把自己的讀書心得、科研成果與社會聯系、分享，這也是我們參與文化建設、文學實踐的一種方式。

 

　　叢新強說，第一期“紅色經典”的選題，也顯示和奠定了學術論壇的方向，今后選題的策劃也將繼續凸顯學術性、時代性以及與社會的關聯度，努力提升學術飽和度與社會關注度、影響力，“希望能形成一個既能求知解惑，又能創造創新的文化品牌。”

 

來源：大眾日報

作者：于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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