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書寫時代的印記

——讀聞吾小說集《鹿城敘事》

 

作者：林漢筠

 

粵港澳大灣區腹地東莞清溪，有一個詩一般的名字“鹿城”。這座藏在群山里的小城，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間從客家農耕村落，長成了容納四十多萬外來建設者的工業新城。李文武便是逐夢者中的一員。這個帶著大西北粗糲氣質的漢子，三十年前就來到這里，從中學講臺到鎮政府辦公室，他既是小城變遷的見證者，更是參與者。三十年來，他以筆為犁，深耕這片多情土地，講述鹿城精彩故事，精品頗出。新近他以聞吾為筆名出版的小說集《鹿城敘事》，通過空間與文化鑄就、經濟發展與生存保護、個體命運與情感歸屬的書寫，讓清溪這個顫變的微觀樣本，鮮活地展現出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全景圖。

聞吾用小說講述清溪地域基因嬗變。一個真正的作家，其腳下的土地都會寫成精神地標。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藏著美國南方的沉疴；馬爾克斯的馬孔多，裹著拉美大陸的魔幻；沈從文以湘為念，莫言更是離不開浸著“土地與人糾纏”的高密東北鄉。聞吾筆下的清溪，沒有這種宿命般的厚重，卻有著中國特有的“生長力”。它從封閉的農耕空間破繭而出，在文化融合中完成基因嬗變，長成了開放多元的工業新城。

聞吾用小說講述小鎮帶著鮮明特色的轉型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友情》里阿俊家的客家圍屋，是農耕時代的活標本：“背靠南山，四水歸塘，五米高的圍墻圈著‘傅家宗祠’，三道門檻一級高過一級”，圍墻劃清族群邊界，門檻藏著 “耕讀傳家” 的期許，圍屋前的曬谷場既是勞作場所，也是客家山歌擂臺賽的舞臺。小說還不惜筆墨，著意描寫在六七十年代當地歌會的場景。“阿俊的爺爺曾憑著一曲《月光光》奪得頭魁，獎品是兩斤紅糖和一塊印著‘勞動光榮’的手帕。”鄰鎮人踩著田埂來學麒麟舞，山歌調子飄遍山谷，這種封閉空間里的文化活力，像極了哈代筆下威塞克斯鄉村的秩序感，土地與人心牢牢綁在一起。

改革開放后，這層秩序被徹底沖破，《階梯》里的秦漢良南下落腳清溪時，眼前已是另一番景象：“曾經種滿水稻的田壟上豎起了紅磚廠房，村口的老榕樹旁搭起了招工棚，黑板上用粉筆寫著‘月薪三百包吃住’的字樣”。農田變廠房、泥路改柏油道，稀疏村落聚起密集的外來人口，清溪主動吸納五湖四海的勞動力與文化，讓空間變成了“流動的容器”。

“地域文化是一種‘在場’的體認，也是一種精神的尋根，更是一位作家獨特性的根本體現”（劉勇：大文學觀視野下的地域文化意義））。聞吾對清溪的文化的理解更體現在細節描寫上。《墓志銘》中“鼓手們赤著臂膀，鼓點隨著麒麟的騰挪跳躍時快時慢，領頭的舞者頂著麒麟頭，在曬谷場上踏出整齊的‘梅花步’，圍觀的鄉親們不時發出陣陣喝彩。”。將麒麟舞具有代表性場景綻放出來：六七十年代的客家山歌擂臺賽讓鄰鎮望塵莫及，圍屋門樓上的 “傅家宗祠”、阿俊家 “耕讀傳家” 的家訓，把中原禮制與客家生存智慧揉在一起，從而將清溪的客家根脈在開放中完成了融合生長。

何為鹿城？聞吾告訴你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文學地理從來都藏著作家對發展的叩問。哈代寫威塞克斯鄉村被工業文明碾壓的悲劇，蕾切爾?卡森用“寂靜的春天”警示生態危機，聞吾筆下的清溪，則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平衡之路。在經濟浪潮與青山綠水之間，既不回避發展代價，也不放棄生態堅守，成為中國發展理念轉型的生動注腳。

聞吾小說的述事，自有其“玄妙的精神形態”：通過人物對話、人物心理描述的形式，傳遞對環境變化的觀察與思考，讓地域敘事超越“地方史”局限。《冬至》這篇小說中，袁維漢的經歷里清晰可見工業化初期深深的隱憂。他南下開設畫室謀生，背后是市場經濟對藝術的裹挾，而畫室選址時，“原本是一片菜地，開發商平整土地時，周圍的幾棵老樟樹被砍伐，引來不少村民惋惜”。

如《友情》，沒有煽情的語氣和情節，卻能喚醒人們對生態保護的關注與參與，它通過是用季節說話：盛夏時節 “墨綠的樹冠蓋滿山丘，紅荔枝從葉縫里鉆出來”，阿俊的爺爺常說 “南山是清溪的靠山，荔枝林是清溪的血脈，就算工廠蓋得再多，這些也不能丟”。這些無不顯現出清溪人不把自然視作發展的代價，反倒將山水奉作小城的靈魂。讓人們看到清溪人以生態為筆，在嶺南大地上繪就的生動答卷。

《鹿城敘事》寫人，寫的是人文溫度，寫的是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著名作家余華曾說過：“我們總是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作家那里，讀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字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這些。”優秀的地域書寫，首先是“人”的書寫。他筆下的“人”告訴我們，地域不是個體的“背景板”，個體也不是地域的“旁觀者”，他們小城變遷的參與者，小城的地理空間一定會升華為個體的情感家園。

小說主人公秦漢良，從鳳鳴公社的廣播員到南下尋夢的大學生，他的每一步選擇都踩著南方城市崛起的鼓點。1992 年春天，他在清溪招工市場徘徊三天，憑借一手好字被鎮政府辦公室錄用，從抄寫文件做起，見證了清溪從鎮到市轄區的變遷。和莫言筆下 “土地養育人” 的傳統模式不同，他是“外來建設者” 的代表，與清溪的 “移民與新家園” 羈絆，這也恰恰照見了中國城鎮化的包容性。

聞吾通過講述一個個具體故事，書寫地域文學。他寫清溪明媚的春天，卻讓主人公來展來。袁維漢的畫室里，安徽來的留守兒童在他指導下畫出《清溪的春天》，斬獲省級少兒繪畫獎，為小城文化添了亮色。寫小城的教育發展，讓作為沖擊本科生零突破的希望的阿俊的學習場景來渲染。書里，還有無數個未具名的外來建設者，在廠房里日夜勞作，把清溪的 GDP 從不起眼的數字推到全市前列，當年的“窮鄉僻壤”，也迅速長成了“全國文明鎮”。

地域敘事的核心魅力，在于沉淀出一片地域的人文底色。文學的作用，不僅僅是在于揭示問題，更是在于重塑價值觀。《鹿城敘事》的“鹿城”，已非單純的地域符號，而是作家與人物的情感寄托。它描摹的是地域圖景，卻深刻地反映了山水與城、情感與故土的血脈相依，像南山的老榕樹的氣根一樣，深深地扎進了清溪人的日常生活。小說里在鹿城的校園揮霍青春的阿春、阿月，這兒最終都沉淀成了他們的“成長的歸宿”；迷茫的秦漢良，“樂把他鄉當故鄉”，已在這里成家立業，過年時還攜子女登南山“尋根問底”，望著孩子們踩著山風的歡愉樣子，就禁不住講起當年在山澗抓“石蛙魚”的往事來。山風掠過松濤，仿佛在復述這座小城的記憶……不由得讓人想起沈從文筆下濕漉漉的湘西，陳忠實黃土飛揚的關中。或許多年以后，人們還會念叨起聞吾筆下的“鹿城”。

這里的“敘事”，敘的不是“風情獵奇”，敘的不是 “宏大敘事”。而是通過小說的切片，讓人看到一個真實的小城，看到城發展中藏著無數人的悲歡離合，看到從全球代工到創新集群的跨越。這種跨越之路，不正是中國小城現代化的縮影？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