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文學藝術評論家、水墨藝術家興安的新書《在碎片中尋找》在文化圈激起陣陣漣漪。書中所述的北京文學界近四十年的記憶碎片，讓人讀出溫度，讀出真情，倍感親切。
 
　　7月，驕陽似火，“青睞”視頻團隊驅車近百公里，來到密云水庫邊，在興安所居的鄉村小院對他進行了采訪。六零后興安身穿黑色印有蒙古文字的T恤、破洞牛仔，外加一頂新潮的棒球帽，比文藝青年還有范兒。葫蘆架下，談一段文壇往事，賞幾幅駿馬和書法，一種自由的性情和閑云野鶴般的生活在夏天的午后蕩漾，樹上的蟬鳴似乎也少了一分聒噪，多了一絲意趣。
 
　　我是蒙古族，有種血緣上的情感
 
　　興安是真名嗎？第一次見到興安的人總會這樣問他，每當這時，他的眼神似乎已經飛到遠方，“我出生在烏蘭浩特，1歲時到了海拉爾”。14歲之前，興安生活在呼倫貝爾大草原，后來隨著父親工作調動來到北京。
 
　　小時候每年暑假他都跟著奶奶去大姑家，鄂溫克旗的西索木。夏天他和表哥經常要穿過一片沼澤地，去采山丁子、稠李子（當地的野果），逮蟈蟈、抓土撥鼠。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草原上冷得無法形容，坐馬拉雪橇，身上要穿戴和鋪蓋兩三層羊皮才能御寒。馬在前面跑，被卷起來的雪粒撲面而來，打在臉上。那種寒意至今讓興安記憶猶新。
 
　　在北京生活40多年了，但在興安心底對呼倫貝爾就是放不下，“我是蒙古族，有種血緣上的情感。每個人都要尋找一種歸屬感，真正讓我記憶更深的、更引以為傲的還是呼倫貝爾。以前我基本是兩年回去一趟，現在差不多一年至少回去一趟，就是想看看故鄉的草原和森林，還有蒙古馬”。
 
　　經常有朋友會給興安發微信說“前幾天去你老家呼倫貝爾了”，他往往會反問“你還會再去嗎？”如果對方要說不想再去了，他會感到失落，“沒人做向導，到草原深處去感悟真實的草原，光跟著旅游團去吃喝一頓，啥意思也沒有”。對故鄉他經常感到一種矛盾，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去親身感受她，另一方面又怕有太多的人去打攪她，而破壞了她原始的美。不知何故，最近幾年老有一個場景反復出現在他夢境里，“我就跟一個魂兒一樣在茫茫的草原上貼著草尖飛翔”。他覺得盡管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有時會覺得故鄉離自己越來越遠，但是“我的文化的起因、我的感情仍然在那兒，永遠無法改變”。
 
　　算了，別寫了，我還是做編輯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考大學”是普通人家里的頭等大事。“我父母當年都是因為學習好而保送上大學的，而且在他們的觀念里孩子考上大學是特別榮光的事，如果考不上大學，大人就會臊眉搭眼，抬不起頭來。”作為家族里第一個要通過全國高考上大學的孩子，興安壓力非常大。欣慰的是，他最終考進了中央民族大學中文系。
 
　　父親一直堅持用蒙古語寫作，21歲就出版了詩集。耳濡目染下，引發了他對文學的興趣。“我上大學時正趕上文學界的‘思想解放’，編印詩刊、擔任演講團的團長、校廣播站的總編輯等等。”好像掉進米缸的老鼠，興安一下子跟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記得1981年我考上大學后，宣武區團委組織委員去大連休假，回來后，我寫了一篇散文《大海與老人》，寄到《中國青年報》，竟然不到一個月就發表了，那種幸福和得意無以言表，拿到報紙后我就一個人躲到廁所里，一個字一個字地反復讀，不太相信是真的”。
 
　　1985年大學畢業，一心想去文學雜志社的興安，拿著發表的作品找到了《北京文學》，沒想到雜志社的領導一看說“寫得還行，留下吧”。就這樣興安到了《北京文學》，后來他才知道，“當時社里的編輯幾乎全是北大畢業的，還有一個是作家劉恒，剛從工廠調過來。那時候還沒有戒煙，瘦高，經常是窩在一只老式的沙發里看稿子，手里掐著煙頭，嘴里吞云吐霧”。據說，那個沙發老舍、楊沫、汪曾褀、王蒙等前輩作家都坐過，因為他們都在這里做過文學編輯。
 
　　在《北京文學》開啟了文學編輯之路，也是在這里，他放棄了小說寫作。1989年興安編輯了格非的短篇小說《蚌殼》，“那時他才25歲，可他已經寫出了《褐色鳥群》《迷舟》等被認為是中國先鋒小說崛起的標志性作品”。不承想，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頗具戲劇化，“像大學生模樣，頭發黑黑的，腳踩少見的白色旅游鞋”的并不蒼老的格非和“一個被誤認是另一位老評論家的年輕的評論家”興安完全打破了兩個人之前對彼此的想象。
 
　　恰恰是這次見面，讓興安徹底打消了寫小說的念頭，“因為我知道我要寫的小說已經被格非寫完了，并且我可能永遠也趕不上這個比我小兩歲的兄弟”。一句玩笑話流露出他當時的矛盾和掙扎，“我一想算了，別寫了，還是做好編輯和文學批評吧”。
 
　　推動一些文學浪潮的興起與發展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興安就是一位活躍的編輯及評論家。不僅如此，他有很多想法在當時都不遺余力地做了嘗試，曾經策劃和參與了許多頗具影響的文學活動，推動了一些文學浪潮的興起與發展。
 
　　策劃“好看小說”和“類型小說”時，興安直言：“那會兒國內還沒有類型小說的提法，我提出‘好看小說’，并把‘類型小說’的概念移植到國內。”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就策劃出版了一套類型小說，其中有丁天的《臉》，被稱為“第一部中國現代意義的恐怖小說”。據此興安寫了不少文章，曾經有一段時期他還被認為是“懸疑恐怖小說的理論家”。作為最早關注斯蒂芬·金的人，他當時特別希望國內能出版一些好看的類型小說。他記得當時還和評論家李敬澤、作家陸濤做過一次關于類型小說的對話節目，針對年輕作家他曾說“余華只有一個，如果你寫不過他，還不如去嘗試類型小說，這樣或許能寫出名堂來”。
 
　　1994年，興安參與策劃了“新體驗小說”寫作，“實際上就是現在所說的‘非虛構寫作’，那會兒覺得現實的變化已經超出作家的想象，呼吁作家從編故事的書齋里走出來，躬身于社會各個階層的實踐，去了解當下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我就此還寫了一篇闡釋性的文章《新體驗小說：作家重新卷入歷史的一種方式》”。在此期間，畢淑敏完成了小說《預約死亡》，真實地記錄了在當時還是新生事物的臨終關懷機構，還有瀕臨死亡的幾位老人的境況和遭遇，引起很大的反響。
 
　　與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我人生一個幸事
 
　　九十年代以后，興安明顯感覺到文學雜志的衰落，“有個階段大家都想把文學雜志改成文化刊物，我們也曾經做過嘗試，結果都以失敗告終”。那時他已經主編了一些書，比如《蔚藍色天空下的黃金：中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代表性作品展示·小說卷》（詩人黑大春主編詩歌卷、散文家葦岸主編散文卷）。這套書出版后影響很大，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談論。基于當時對文學雜志的悲觀，他對圖書出版產生了興趣，覺得它是面對市場的，更具有挑戰性。

　　二十多年中，興安編輯的三部作品獲得了“魯迅文學獎”，劉恒的中篇小說《天知地知》（《北京文學》）、劉慶邦的短篇小說《鞋》（《北京文學》），再加上白燁的理論著作《文壇新觀察》（作家出版社）。
 
　　親歷中國文壇三十多年，興安和很多當代著名作家都有過比較深的交往，“和他們的相識和交往，是我人生的一個幸事”。難能可貴的是，直到現在，一些已經是文壇巨匠的大作家與他依然保持著那份最初的友情。“像鄒靜之我們有共同喜好，比如看影碟、喜歡聽古典音樂，靜之偏愛歌劇，尤其是男高音，我則喜歡鋼琴和女高音，還有我們都喜歡書法。靜之的字有傳承有個性，他還為我題寫了齋號‘洗馬齋’。劉恒兄的小楷有自己獨到的氣韻，多年前他就開始用毛筆寫作。不久前還為我題寫一副趣聯：‘君興之所至，子安慶以達。’左右對著讀就是：‘君子興安之慶所以至達。’”興安直言認識劉恒三十五年了，自己也是受到過他鼓勵和幫助的一個作者。一個編輯幫作者改稿子，并且能讓作者有所感悟，由此走上一個新的臺階，這樣的編輯才是真正的好編輯，在這一點上他有切身的體會。“當時我還在寫小說，經常請他看，他每次都非常認真地閱讀。記得我寫過一篇模仿博納科夫敘述風格的小說《做賊》，用了很多注釋性的括號，他覺得這個表達挺有意思，并對標點在括號中的使用與我探討”。

　　九十年代中期，劉恒已經是很有名氣的作家和編劇了，興安那時接了一部電視連續劇的活兒，“頭一次寫劇本真是無從下手，我拿著稿子請他幫忙。他留下了稿子對我說你第二天過來。第二天，我拿到本子一看，十場戲，他幾乎是重寫了一遍，讓我恍然大悟”。有一次興安搬家，劉恒聽說后主動來幫忙，“家里有個很高的衣柜，電梯裝不下，他和我姐夫愣是從樓梯往上一層一層扛到了十二層。而且他還特別細心，收尾時他將每個屋都檢查了一遍，把剩余的小雜物裝滿兩個袋子送過來”。在興安看來，正因為這種細心，劉恒在寫作上才把握得那么細膩、真實，也充滿了人情味兒。還有一件小事讓興安至今難忘，“劉恒非常勤儉，甚至到了對自己吝嗇苛刻的程度，不光不亂花錢，兜里也幾乎從不揣錢。當時我倆經常一起騎著自行車上下班。有一次，我倆像往常一樣騎車回家，突然，他叫住我，說：‘今天我請你吃雪糕。’我心說怎么可能？他神秘地告訴我他剛掙了一筆稿費。我終于吃到了他買的雪糕，而且是最貴的‘和路雪’”。
 
　　1996年，興安出任《北京文學》副主編，劉恒成了北京作家協會的駐會作家。“他的家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我經常會去他家里聊天。他也會把最新寫好的小說給我看。我常以我是他小說的第二個讀者而感到竊喜，因為他的第一個讀者永遠是他的夫人。那個時候，很多作家都開始用電腦寫作了，而他始終用傳統的墨水鋼筆寫作，一筆一畫，蠅頭小字，如有修改的地方，他都會重新謄寫一遍稿紙，所以他的稿子永遠是干干凈凈。”
 
　　幾年里，興安作為責任編輯發表了劉恒的三篇小說《天知地知》《拳圣》和《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除了《天知地知》獲得了魯迅文學獎，《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獲得首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并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成為經典，至今都是北京老百姓的美談。
 
　　作家張潔一直是興安最敬重的作家之一。后來做了編輯，興安切身感受到張潔那種嫉惡如仇的個性，很多人都覺得奇怪，興安為什么和張潔成為忘年交？在他看來，“和大家接觸，有時候需要接納他（她）的一些個性，需要有妥協、以心交心，才能保持長久的友情”。
 
　　興安記得，有一次張潔把她幾篇很有影響的短篇小說，都排除在她出版的十卷本的《張潔文集》之外，斷絕了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系。就此，興安曾與張潔爭論過多次，她卻始終無法與這些作品達成諒解，甚至說它們藝術品質不過關。興安頗為感慨，“這就是張潔，寫了一輩子小說，幾乎獲得了國內所有的重要文學獎項，卻在七十歲時開始懷疑文學，質疑自己的寫作，這確實令我輩難以理解。”
 
　　更讓他吃驚的是，張潔在從來沒有繪畫訓練的情況下，開始挑戰油畫創作。2014年10月，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張潔的個人油畫展。“展覽開幕那天，簡直就是文學界的節日。眾多喜愛張潔的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文學館。”那天，當張潔在畫展上說出“就此道別”的時候，很多喜歡她的朋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的眼含熱淚。
 
　　張潔離開北京去紐約前，興安去看她，她正在清理家里的物品，包括阿瑟·米勒、索爾茲伯里等名家的簽名贈書，她不知道怎么處理。后來在興安的建議下交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永久收藏。
 
　　張潔遠赴大洋彼岸之后，多年沒有在公眾場合露面或發表作品，可是眾多讀者和朋友對她依然很是掛念，興安透露，“張潔在紐約有一套小房子，她不希望完全依靠女兒，她沒有手機更不玩微信。每天一個人出來散步，在曼哈頓河邊的椅子上養神。偶爾晚上去聽聽音樂會。寫作基本停止了。我覺得她對文學大概是挺失望的吧，就是想過自己平靜的生活，只和少數幾個談得來的朋友通過電子郵件來往”。
 
　　以誠相待，能幫人處多幫人
 
　　對中國當代文學，興安自言他最熟悉的是九十年代，“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九十年代是中國新時期以來文學最輝煌的時期。即使很多人在八十年代就出道，但他們在九十年代才真正成熟”。
 
　　興安認為，年輕人要主動地學習，多寫多讀書，尤其是對前人的成果首先要虛心地學習，“不要趕超他們，而要另辟蹊徑。用赫拉巴爾的話說就是‘從別人出發，走向自己’”。而對晚輩他能幫就必須幫，不指望回報。以誠相待，能幫人處多幫人，“有些東西不能強求，順其自然。不存包袱，前路坦蕩”。
 
　　他坦言現在有一種力不從心之感，“七零后八零后起來的這批人還是很厲害的，他們從小的知識儲備、看的東西都跟我們不太一樣”。
 
　　對待年輕一代的作家，興安既欣賞又樂于推薦，甚至對喜歡的作家逢人便夸。“阿乙的小說很有力量，他對底層人的關注，復仇心理的描寫很棒。石一楓我也比較喜歡，他十八歲時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在《北京文學》發表的。他這個年齡段對社會底層的一些事物能夠那么敏感，關注到民生和底層人的生存狀態，我覺得這點非常不易。”
 
　　我不是畫馬的人
 
　　近幾年，興安憑借“畫馬”出圈，一發而不可收，兩次畫展的舉辦使他聲名在外，成了“畫馬的人”。畫畫以后他越來越發現懶于再“碼字”了，以至于有一陣子“一提寫文章就皺眉”。他甚至覺得“畫畫對他來說更能直接表達自我，而文字好像隔著一層東西”。
 
　　實際上興安畫畫從12歲就開始了，“我小時候就特別喜歡亂畫，后來父親帶我去海拉爾市文化館的陶克陶胡老師手下學習”。他記得那時候還是“文革”時期，呼倫貝爾被劃到黑龍江省，“當時黑龍江省每年都舉辦全省的少年兒童美術作品展，我差不多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創作了‘群馬圖’報名參展，結果順利入選。第二年又參加了，作品還被《黑龍江日報》登載”。

　　1976年，興安一家搬到了北京。課余在宣武少年宮繼續學習素描，一直到初中（六十六中）畢業。彼時命運之神卻與他開了個小玩笑，“我那會兒的目標是考中央美院附中的，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聽說了挺熱心，‘美院附中我熟，把畫給我，我讓他們給你指點指點’。于是，我就選了二十多幅最滿意的畫，卷成一大卷交給他。他拿著畫夾在自行車后座上，結果半路掉了。可能他不好意思提丟了畫這事兒，到后來跟我一塊學畫的同學準考證都拿到了，我這兒卻杳無音訊 。而此時，我必須要做出選擇了，是上文科班的高級班還是讀普通班，上高級班就要舍棄畫畫，集中精力準備報考大學，如果繼續畫畫，報考美術學院，就只能到普通班，用更多的時間畫畫。一家人商量決定，讓我去高級班”。
 
　　十八歲那年，他臨摹了四張唐伯虎的《落霞孤鶩圖》，分別送給同學之后，決絕地不再畫畫。一直到2013年底重拾畫筆，他與年少的夢想已經分別了30多年。
 
　　過了知天命之際，興安覺得幸福就是“盡量讓自己快樂”。生活中他也抱持著“順其自然，知足常樂”的態度。近幾年，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假期里他多數時間會在密云的鄉間小院，畫畫、寫作、養花、種地，或者接待好友，把酒暢飲，談詩論畫。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疫情期間，除了對世界對自我的反思，興安說他最大收獲是少了應酬，可以靜下心讀自己喜歡的書，做自己喜歡的事。新冠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了分餐，有了公筷，口罩成了日常裝備。但更深刻的是對人內心的影響，對不可知物的敬畏之心，他認為這可能會讓作家重新審視自己和周圍的世界，有可能寫出不朽的東西來。
 
　　疫情剛一解禁，興安立刻奔回鄉村小院，一番鋤地剪花種菜。在這里他才能進入一種完全與世隔絕的安靜狀態。他堅信“文學給了我滋養，不然我的畫會沒有靈魂”。他深知，文學打開了他繪畫的新視野，也給了他創新的勇氣和膽量。
 
　　站在葫蘆架下，他指著一片小菜地，“今年撒籽種菜晚了，收成不好，就黃瓜、辣椒、茄子還行。去年南瓜結了大概五十多個，柿子二百多個，我們把柿子曬成了柿餅，只要有城里的朋友來，臨走一定會送個大南瓜或者幾個柿餅給他們。周圍的鄰居大多是農民，人特別樸實善良，有什么收成都會給我們送過來，我也會送他們酒或茶葉。我感覺，親近自然，順著自己的意愿和愛好去生活，特別值得”。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李喆　　
　　供圖/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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