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霞，我們內蒙古人很少用這樣的名字。問了本人才知道，“阿霞”源自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我也非常喜歡這個有蒙古血統的老頭兒）著名的中篇小說《阿霞》。后來人們叫得忘記了她的真名——賈翠霞。
 
　　第一次見阿霞是在內蒙古文化圈的大聚會上，應該是十年前，她與一個舞者表演了一支圓舞曲，驚艷了在場的人。我問身旁的好友路遠，美女何人？他目不轉睛地答我是《草原》的編輯，我由此記住了她。
 
　　差不多一年后，我來呼和浩特給魯迅文學院作家班內蒙班學員講課。下課后，阿霞主動找我，說她正在做一組國內作家的訪談，要我推薦幾位著名的作家。那時她已是編輯部主任，態度誠懇，容貌又姣好，我當然義不容辭。之后她來北京，在魯迅文學院高級研修班學習，我又經常去呼和浩特開會、講課，這樣我們見面的機會就多了。2016年，我受她之邀參加了《草原》的“鄂托克筆會”，她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隨和熱情的待人方式，讓我記憶深刻。那次會，她請來了好幾個文壇大腕——小說家王祥夫，詩人閻安、雷平陽，三個都是魯迅文學獎獲得者，還有散文家鮑爾吉·原野（他不久也成了魯獎的贏家）。
 
　　那真是一次愉快之旅。有一個場景頗具象征意義，我們與會的所有人，在一條寬闊的草原公路上，兩邊是一簇簇高揚的芨芨草。我們時而坐在地上背靠背，時而大踏步地往前行走，沒有長幼之序，沒有編輯與作家之分，也沒有名家與新人之別，只朝著一個方向，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天真與喜悅。至于前方是什么，我們誰都不去想。這便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學聚會，讓我想起了我們年輕時的上世紀80年代。那時候的阿霞可能只有七八歲，而此刻，我們這些老家伙已經被她以文學的名義撒在這片空曠的草原上，變得和她一樣年輕。
 
　　說起阿霞，還得聊聊“十閨蜜”，這是呼和浩特文學圈的一道風景。十個人平時不易湊齊，一旦全體出動，那肯定是遇上大日子了。所以，我與他們聚過多次，幾乎沒有一次全乎的時候。但是阿霞永遠都在，她也逐漸成為她們的核心之一。
 
　　十閨蜜的身份多與文學相關，有寫小說的，有寫散文的，有詩人，有記者，有編輯，有大學教授，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年齡從六零后到八零后，民族有漢、蒙古、鄂溫克。在這座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的青色之城，他們彼此幫襯，互為綠葉，民主而平等，組合成了一叢讓人艷羨的草原姊妹之花。
 
　　如果認識了全部的十閨蜜，再單獨約見其中的某個人是要犯眾怒的。這句話不是她們告誡我的，而是我給自己定的規矩。但我還是被單獨接見了一次，對方就是阿霞。她那時已經是《草原》的副主編，主持工作。她知道我在《北京文學》當了15年編輯，做了4年副主編，后來一直做文學出版，并且還算個過得去的文學評論家。
 
　　我們在一家布里亞特蒙古餐廳專心地聊天。我當然毫無保留地給她建議和主意，因為我知道一個文學雜志的主編，他（她）對文學的影響和作用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地方的文學雜志，它會影響這一地方的文學趣味和質量。有多少年輕的寫作者需要被它發現和正視，又有多少初學寫作的人因為被疏離被遮蔽而放棄文學夢想。我隱隱地感覺《草原》的好日子要來了。她卻說出了她的顧慮：“我們《草原》的歷任主編都是著名的詩人和作家，而我寫過的文章不多，這會不會影響我的感召力？”我告訴她，很多大刊的主編都不是作家，這絲毫不影響他們辦好雜志，并受到作家的尊敬。
 
　　我以為主編應該是一個好的管理者和謀劃者，要有犧牲精神，他（她）的工作是組織和激發手下的編輯，并依靠和信任他們去做好各自的工作，而作家型的主編，反倒比較難以客觀地對待一部稿子，個人喜好、審美趣味和所謂立場都會影響他（她）的判斷和選擇。在這一點上，我相信阿霞應該是最合適的一個主編。常有人問，一個文學雜志的主編，他（她）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我覺得，當然是眼光，但這遠遠不夠，還要沒有私心，沒有了私心，他（她）才會做到公允和客觀。還有就是熱情，這些年，我觀文學雜志，感覺真的少了熱情，辦刊人沒了激情，雜志缺少生氣、按部就班、循規蹈矩、十年如一日。
 
　　我一直以為主編的崗位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事業和責任。他（她）不應只是文壇的風向標，而應該是文學走向的策動者和推手。通過這么多年與阿霞的接觸，我在她的身上，發現了這些品質：眼光、熱情、寬容，沒有私心，很強的責任感。
 
　　可是，不久她就生了二胎，隱居于家中。我聽聞后有些困惑，此時正是她大顯身手的時候，卻為孩子所絆。但是，半年后，她又出山了，并正式出任主編。仿佛就是因了這半年的能量積蓄，她的熱情和干勁如火山般噴發。她上任后首要面臨的工作就是《草原》70周年大慶。
 
　　70年是一個人進入老年的門檻，而對一個雜志，它可能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節點。70歲的《草原》迎來了40歲出頭的年輕女主編，它注定有不凡的意義。我在想，紀念是什么，不就是向歷史致敬，向前輩致敬，然后尋找和摸索出一條未來之路？今年很多雜志都在紀念70年，這或許也預示著中國當代文學在走過70年后，需要總結，需要重振旗鼓，再次出發，再創輝煌。
 
　　此時的阿霞忙壞了，她要組建紀錄片攝制團隊，記錄作家們的聲音和影像；她要收集自創刊以來所有的《草原》雜志，梳理《草原》的歷史和發展；她要舉辦兩年一屆的《草原》文學獎；她要籌備盛大的《草原》70周年紀念慶典等等。最近幾個月來，她帶領她的團隊每天都要工作至晚上八九點。而回到家她還要安撫兩個孩子入睡。她說：“我為什么要再生一個？我希望我的兒子有一個妹妹或者弟弟，這樣他們就會在我不在身邊的時候，互為陪伴。”沉吟片刻，“現在好了，我可以更專心地做好《草原》了”。一邊是家庭、孩子；一邊是工作和《草原》，兩者全不含糊。我終于明白，她是一個母親，和普通人一樣，她要讓她的孩子健康成長；她還是主編，這是她上任時對領導和作家們的承諾。一小一大，一里一外，構成了她完整的多彩人生。她能把兩者井然有序地融合到一起，互不影響，互為動力，哪怕自己多受些累，也是值得。
 
　　《草原》這幾年的變化有目共睹，散發著一種清新之氣。首先是封面，郭沫若先生為《草原》題寫的刊名依然醒目，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從2020年開始，雜志將之前的印刷體蒙古文刊名改成了蒙古文書法，由著名蒙古族書法家藝如樂圖先生題寫。在欄目的設置上，在保留“北中國詩卷”這個傳統品牌的同時，又更新了“草原騎手”這個欄目，傾力扶持和展示80后、90后、00后的年輕作家的作品。比如阿塔爾、蘇熱，還有后來的渡瀾等都先后亮相于這個欄目。阿塔爾就是我推薦給《草原》的。
 
　　2017年初，我偶然見到了這位和我女兒一般年齡，還在上大三的蒙古族小伙子。他幾乎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漢語，卻令人吃驚地用標準的漢語完成了一篇小說《蕾奧納的壁爐節》，而且寫得有特點有想法。我當時很興奮，馬上轉給阿霞，沒想到她第三天就給我回話，她也非常興奮，說要在第四期馬上刊用，并囑我寫一篇評論。由此，我對阿霞和新《草原》的效率和編輯眼光更加刮目相看。小說發表后，馬上被《小說選刊》轉載，由此，阿塔爾還獲得了《草原》文學獎的新人獎。
 
　　其實讓我對阿霞最感動的是另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都說患難見真情，而對一個離世者的態度，更能說明生者的境界和善心。2019年初，內蒙古籍作家荊永鳴因心臟病突發故去。周圍的朋友既意外又感到可惜和悲傷。這兩三年我經歷了多個朋友的突然離去。作家紅柯、那耘，老友鮑洪飛……都是特別近的朋友，我的心緒一直處于既悲傷又恐懼的狀態中。
 
　　我甚至開始抵觸告別儀式，我已經承受不了那種場面和氛圍，但是永鳴的告別儀式我必須參加，這不僅是因為這么多年，我常去他所在的房山良鄉的家喝酒暢談，更多的是因為他的為人與為文。永鳴是中國煤礦作協的副主席，內蒙古赤峰市作協主席，又是北京作家協會的理事，身在三個作協，我常說他腳踩三只船。后來我才理解他。他的文學成績和影響已經可以不必依附于哪個組織，借此提升自己的名氣和地位。他是個善良的人，內蒙的赤峰是他的故鄉，是他文學起步的初點和依托；北京是他現在的居住地，也是給他創作最多榮譽的地方；而煤礦又是他最熱愛的工作，三個地方他都不好取舍，因為在他創作的各個時期，彼此之間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他需要他們，難道他們不也更需要他嗎？永鳴是個重感情的人，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阿霞作為內蒙古唯一的省級漢語文學雜志的主持者，也作為好朋友，從五六百公里外的呼和浩特趕來與他做最后的告別。她可以不來，但是她毫不猶豫地來了。那天，據說她乘坐的飛機是晚上九點多的班次，因為延誤，凌晨四點才飛臨北京。早上六點又奔赴幾十公里外的良鄉，她幾乎一夜沒有合眼。儀式結束，我和她打招呼，見她面色倦怠，眼睛由于悲傷而濕潤泛紅。我想請她吃飯，她卻說要趕到國家圖書館，查閱《草原》雜志的創刊號以及早年的樣刊，為《草原》七十周年大慶采集資料。于是我們匆匆而別。
 
　　我有時候感覺，參加一個死者的告別或葬禮，很多時候是給生者看的，但阿霞不是，她是對文學人的一種本能的敬重與感激，以及對好兄長的情義與不舍。在當今這個時代，一個人的離去就意味著一切的終結，我們傳統的對逝者的尊重已經簡化到令人傷懷的地步。在今年的《草原》文學獎評獎中，阿霞力主將“特別獎”頒給永鳴，并邀請他的女兒專程來領獎，這一建議得到了評委們的一致支持。永鳴兄應該安慰，因為，在我的心里，它比他曾經渴望的“魯獎”更有意義。
 
　　關于阿霞的業績，我已經寫在《我愿與〈草原〉為伍》這篇文章里了，就不再贅述。總之，阿霞是個非常善良的人，樂于助人，尊敬長輩，關心后人，勤于工作，敢于創新。這些就足以讓我向她表達敬意，并抱以期待。愿《草原》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