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詩百部典藏（馬啟代 主編）第一批13種詩集，包括《胡適詩選》《馮至詩選》《朱湘詩選》《劉半農詩選》《徐志摩詩選》《戴望舒詩選》《朱自清詩選》（以上七種均為馬啟代、馬曉康編）以及《忍住了看你，忍不住想你》（洪燭）、《憶博斯普魯斯海峽》（沙克）、《伊維爾教堂的落雪》（潘紅莉）、《舊時光》（張世勤）、《弧線》（陳紅為）、《花木深》（陳華），第二批近日開印，2021年2月版，包括《高平詩選》《吳開晉詩選》以及《愛和詩是我們共同的血液》（桑恒昌）、《山頂上的雪》（楊志學）、《東南西北風》（雨田）、《渴望時間最后的修飾》（南鷗）、《阡陌引》（唐詩）、《時間之蟲》（散皮）《超現實的雪》（夏海濤）。后續工作仍將積極推進，最終把100部優秀詩人的精品力作奉獻給大家。請詩友們持續關注。
 
　　附：
 
　　轉眼新詩已百年（總序）
 
　　馬啟代/文
 
　　早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年，大家已在議論新詩百年的事情，近年來，“新詩百年”的話題和各類活動甚至與社會商業活動攜手并肩、大有超越詩歌本身的勃興之勢。事實上，看似在熱鬧中誕生的新詩，其本性與喧囂并無基因上的聯系。藝術與人類歷史一樣，有著表面風風火火的一面，也有著沉潛低徊的另一條趨線。作為伴隨新文學誕生的一個新興文體，它呱呱墜地時的時代的確可以用狂飆突進來標示，故我一向把社會“思潮”與“詩潮”的相伴相隨作為認識百年新詩的一個重要角度，但我并不認同僅僅把波濤浪峰上的那些弄潮者看做新詩百年的代表，也就是說那些以潮流和流派及其風云人物為特征的歷史敘事所構成的只是一個粗線條的描述，正是思潮與詩潮的歷史共振，加上民族危難和社會動蕩所造成的探索中斷和精神異化，新詩所欠下的舊賬一再被后來者忽略或輕視，仿佛一個亢奮的戰士，沖鋒中丟棄了裝備，幾番沉浮，在這個百年的節點，正是反思得失、檢視成敗的契機。當然，作為在爭論甚至反對聲中活得多數時候都青春四射的新詩，對質疑和批評的回應與對自身缺憾和弊端的正視從來都是一體兩面需要痛加剖析、修正的問題。
 
　　我想略通“近代史”的人都會理解，產生于自春秋戰國以來極少出現的思想自由爭鳴時期的新文學，結出新詩這個果實，既是必然，也顯得匆忙。我們至今對它的稱謂還有爭議，如白話詩、自由詩、新詩、朦朧詩、現代詩、漢語新詩、新漢詩等，各有歷史定位和美學指向，但莫衷一是，互不認同。此外，關于新詩誕生的歷史成因、藝術脈絡也各持一詞，互有個見。我曾在《新漢詩十三題》中說過，它的源頭不是舊詩，它與古詩、律詩、詞、曲的代終體換不同，新詩直接來源于外國詩，不是一般的啟示與借用，但新詩最終應是民族文化求新求變的產物皆賴于外來文化的刺激復活以及幾代學人承前啟后的不懈挽救。藉此界定新詩的生日——假如非要有一個最大認同公約數的時間，我想既不是胡適1920年在《嘗試集》中標注的幾首最早寫于（**）五年八月某日的1916年，也不是《新青年》2卷6號刊發胡適《白話詩八首》的1917年，而應是《新青年》4卷1號刊登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九首詩的1918年1月。顯然，作為《白話文學史》作者的胡適，深知“白話詩”與“新詩”在觀念、精神和美學追求上的不同。他在1917年1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學改良芻議》被認為脫胎于美國女詩人洛威爾的《意象派宣言》，而意象派運動其主要旨趣在于解放英語詩歌的形式和語言，盡管他的代表人物龐德據說受益于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
 
　　但毋容置疑的是，新詩承續了發端于18世紀以來世界范圍內的詩歌自由化趨向，其背后蘊藏的歷史人文內涵和深刻的人類精神走向乃潮流和大勢。百年來，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許多亙古未有的大變化，人類在苦難和榮光中創造的無數詩篇，成為記錄人類心靈和精神變化的珍品。盡管至今尚有人對新詩做出實驗失敗的定論，近年舊體詩創作日隆，也大有復興的氣象，但無需爭辯的事實是，新詩是個偉大而粗糙的發明（沈奇語），它無愧于百年風雨滄桑的砥礪磨洗（張清華語），你即便說它不成功，但不能無視它有成就（桑恒昌語），穿越百年的時光隧道，戰爭、天災、人禍以及正常或不正常的生存考驗，新詩已經成為現代人重要的靈魂洗禮和精神救贖的載體。熊輝教授在《紀念新詩百年》中認為百年新詩的發展，最大的成功是確立了自身的文體優勢。分行排列的自由書寫成為承載現代人情感和思想的有效形式，而呂進教授把新詩看做“內視點”文學的主張，為現代新詩內在形式的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次，新詩采用大量口語和白話進行書面轉化，使古老的漢語煥發出新的生機，重新把優雅與深邃找回，其在喚醒和復活民族靈性上體現出無可替代的前景。此外，我認為新詩與社會思潮與生俱來的根性聯系，使其始終勃發著一顆求新求變的魂魄，百年來，它對于中國人精神的塑造居功至偉。
 
　　當然，一個百年的文體也許還處于未完成時，盡管許多文學史、詩歌史已翻來覆去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需要和個人訴求做過這樣那樣的修訂甚至重寫，事實上，所謂百年我們也不妨做模糊的理解，百年新詩也許尚未走出自己的青春期，業已形成的傳統還嫌單薄，無論是文本本身還是理論批評范疇都面臨著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新詩不是“作詩如作文，做詩如說話”（胡適語）那樣簡單，斷然不能把一種精神倡導理解為實踐指南，正如不能把“下半身寫作”理解為“寫下半身”，把“口語寫作”理解為“口水寫作”。盡管民歌民謠給了自由化寫作最初的滋養和激發，成就了彭斯和華茲華斯等不朽的歌唱，但新詩隨著現代思想的傳播，不適合進化論的藝術需要堅守和弘揚的恰恰是最初的和原始的人的精神和夢想，最本真最本質的感動。新詩突破古典詩歌“觸景生情”和“睹物思人”的套路，注入了“以思觸詩、以詩觸思”的感悟和體驗，形成了“緣情言志寓思”的現代模式，這些皆賴于中西文化交匯中英美的浪漫主義和法德的現代主義諸流派的深度浸潤。但一個文體有它自我革新和不斷蛻變的免疫能力，也有自我閹割的自殺傾向。如今，經歷多層磨礪和戕害的新詩呈現出精神倫理和藝術審美上的諸多問題，“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郭沫若語）幾有被廢話、臟話淹沒的危險。我在《百年新詩的“三度”迷失》和《當下詩歌創作的“三化”警示》兩文中做了解析和指認。據此而論，呂進教授提出新詩的“三個重建”和“二次**”多年，在展望未來時的確應引起我們的深思。
 
　　時光如白駒過隙，對于天地歷史而言，百年不過彈指間的一個剎那，但于人于事，一個世紀畢竟暗藏著天翻地覆。適逢新詩百歲，借此數語，聊寄祝福！
 
來源：中國詩歌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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