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5月13日，北大中文系-北京老舍文學院2021骨干作家高研班在北大舉行創(chuàng)作研討，聚焦三大關鍵詞：北京作家、人文素養(yǎng)、人民性，學員們分成兩組進行了熱烈的探討，展現(xiàn)了北京骨干作家們在創(chuàng)作中的新觀念、新思考、新表達。本次學習班中，第五組作為最年輕的一組，正是青春飛揚的年紀。作為身在首都的“文學少年”，他們的未來充滿著更大的可能性。他們的論題是“文學少年如何進化成文學中老年”？這反映了它們對未來的一種自信與張望，很多時代都有屬于自己的“文學少年”？可是到了中老年，還在堅持的有幾個呢？請看第五組的發(fā)言

崔君：“文學少年”“青年作家”這些稱呼隱含了眾多內(nèi)涵，旺盛的創(chuàng)作欲望、敢于質疑和冒犯的可能和對不成熟的寫作嘗試的包容與鼓勵。這個主題換句話說，是一個能否持續(xù)性寫作的問題。我想說的是，閱讀、經(jīng)歷、想象，能讓一個寫作者保持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活力。閱讀激發(fā)記憶和靈感；經(jīng)歷開闊眼界，當然這不只是生活經(jīng)驗的簡單積累，文學所表達的高出生活的部分才是作品的價值所在；想象決定了一篇作品有沒有飛揚的可能。其實，沒有人規(guī)定一篇小說究竟應該怎么寫，好的作品自成一體。在自成一體之前，會有或長或短的試探和摸索，寫作是一個不斷推翻的過程。寫作者要面對的，是如何關注自身之外廣闊的世界和人，看到那些被忽略的他者，把他們也納入到虛構框架中，在不同時代冒險找到新的表達方式、反映新世界。

葉桂杰：這是一個關于“方法論”的問題，它預設了兩個“認識論”的前提：一、很多（甚至是大部分）寫作者，在寫作多年以后都擱筆不寫了；二、寫作者“應該”一直寫下去。前一個前提，本質上是一個“統(tǒng)計學”的問題。統(tǒng)計學的問題本應以統(tǒng)計學的方法來論證并做判斷，“目測”“感受”“聽聞”都不是科學的方法。但這不是這個討論話題的重點。且說第二個前提。既是“應該”，那么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寫作道德問題。也就是說，“文學少年如何成長為文學中年”預設了這樣一個道德判斷：寫作者應該一直寫下去，而不應該中途輟筆；中途輟筆是遺憾的。對于這樣一個道德預設，我并不是完全認同。原因有二：第一，文學創(chuàng)作本質上是主體的表達和創(chuàng)造，是一種精神活動。《毛詩序》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文學創(chuàng)作是主體精神的外溢和物質化。而這種“外溢和物質化”，并非僅能文學創(chuàng)作可堪勝任，搓麻將、下棋、唱K、釣魚、放風箏、跳廣場舞等等，都是重要的方式。第二，文學創(chuàng)作固然是一種比較高級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精神活動，但人類的高級創(chuàng)造活動并非只有文學創(chuàng)作，還包括科學發(fā)明、考古發(fā)現(xiàn)、哲學研究等等等等。沈從文從文學創(chuàng)作轉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固然不全是出于主觀性的轉向，但后者的研究成果，于相關領域也是功莫大焉。事實上，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報考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起初都有個神圣的“作家夢”，但后來隨著學習的深入，會轉向研究領域。文藝學、詩學的研究，也是一種富有挑戰(zhàn)性、趣味性，充滿主體精神的創(chuàng)造活動，其迷人之處并不亞于“受眾面更廣”的文學創(chuàng)作。綜上所述，似乎我并不承認這個問題的合法性，但其實并非如此。事實上，我是認同這個問題并認可它所預設的前提的。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其實也隱含在了上述的分析之中。也就是說，我認為，保持對人生與世界的好奇，保持主體精神的充盈感，是一個寫作者持續(xù)寫作下去的本質性動力之一。

蔣在：這個問題乍一聽，少年到中年還需要通過努力發(fā)展。如果不發(fā)展，一個人能永遠年輕，永遠保持在少年狀態(tài)。真好。我想它其實問的是關于寫作，作者眼界和題材的問題。作家的才氣與年齡和閱歷也許有些關系，但不起決定性作用。人越老，寫得越好這句話也就不成立。奈保爾后期的作品很多都比不了他早期《米格爾街》的創(chuàng)作。文學少年不用苦思如何擺脫自己，要成為什么，先成為自己再說吧。

鄭在歡：在創(chuàng)作上，要怎么從心比天高的少年成長為穩(wěn)定輸出的中年，恐怕也沒有一定的方法論。作家最可貴之處必然是其面對人生的多樣性觀點，形成多元局面的基礎恰恰也是因為作家們的不同生命軌跡所決定的。如果這個話題說得僅僅是一種危機，怕少年時的一腔熱情會隨著時間消散，致使創(chuàng)作之路早早夭折，那我覺得與其將寫作當成事業(yè)，倒不如將是視為一種生活，將其納入生活的一種方式，以樂趣與成就作餌引誘自我前進，才是持久之道。

閔芝萍：對于這個問題，我的理解，更多是一種心態(tài)和看待世界的視角的成長。大部分人的創(chuàng)作都是從表達沖動開始的，我們選擇了文學作為載體，想要獲得更多的共情和認可。自此或許是開門開窗，風景不同，寫作逐漸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眼神和筆力都沉了，意識到文章的“氣”與真正的始終，關于如何寫、寫什么的思考也會變得厚重。進入中年，自私和悲憫會漸漸出現(xiàn)；某種意義上，中年也不過是更老練的，一些關于青年的命題的重演；每個人的創(chuàng)作母題也在世界機制的不斷運轉中產(chǎn)生新的變化。因此，比起青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何平穩(wěn)地過渡到中年狀態(tài)，如何調(diào)整自身，我更關注的是擁有了中年心態(tài)的青年人，能否為寫作和思考打開新的局面，即便是焦慮，也要坦誠面對，而非“如何過渡”，因為這是必然發(fā)生的。

王長征：這個話題在我看來不只是文學本身的問題，還有如何將理想與生活、文學與現(xiàn)實相協(xié)調(diào)的問題。作為一個青年作家，首先要確定自己的寫作方向，應當思考什么樣的作品才能更有生命力，使自己的作品始終走在文學前沿，不落伍不掉隊，甚至于超越同時代。其次，解決了文本與方向的問題，還要保持一顆警惕之心，不要因為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便得意忘形，自以為是，驕傲自滿，從而使創(chuàng)作的步伐緩慢下來，我們要時刻修心養(yǎng)性，內(nèi)觀自省，與自己作斗爭，戒除不利之缺點。最后，要為自己創(chuàng)造良好的寫作環(huán)境，真心實意地去體驗生活，放下文人的面子，沉到生活中去，感悟我們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情冷暖的溫度，把自己當成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決不能因為寫作而使生活不能為繼，“江山代有才人出，青史留名有幾個”？要放松心情，不能為了成名而寫作，在以上都具備的情況下，講究隨遇而安，寫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關鍵要過得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