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邊塞詩派”崛起的來龍去脈
作者:姜紅偉
20世紀80年代,是詩歌流派“群雄逐鹿”的時代。在中國詩壇上,各種詩潮風起云涌,精彩亮相,構成了蔚為壯觀的詩歌黃金時代美好景象。其中,創立時間較早、優秀詩人較多、詩歌文本極佳、詩壇影響極大的詩歌流派,毫無疑問要數“新邊塞詩派”。
“新邊塞詩派”是以新疆詩壇“三劍客”楊牧、周濤、章德益為代表的,以新疆、甘肅等西北地域風情為詩歌創作背景的,以《新疆文學》、《綠洲》、《陽關》、《飛天》、《綠風》、《中國西部文學》等文學雜志為平臺的,在中國詩壇最具流派性質的詩歌流派。它誕生于1980年代初期,輝煌于1980年代中期,沉寂于1980年代末期,在中國詩壇獨領風騷長達十余年,不但涌現出大量獨具邊塞風格、獨具藝術魅力、獨具美學價值的詩歌作品,而且在西北地區乃至全國詩壇產生了深遠的、持久的、廣泛的影響,從而在中國百年詩歌史冊上永遠地留下了“新邊塞詩派”這個不朽的詩名。
一、“新邊塞詩派” 的概念命名
“新邊塞詩派”這個詩學概念最早是由新疆的青年詩歌評論家周政保命名。
1981年,《上海文學》第3期、第8期詩歌專欄“百家詩會”先后刊登了新疆青年詩人章德益的組詩《天山的千泉萬瀑》、楊牧的《我驕傲,我有遼遠的地平線》和周濤的《從沙漠里拾起的傳說》(兩首)。1981年9月,拜讀了這三位優秀詩人具有濃郁邊塞特色的詩歌佳作后,周政保給予了精準解讀和高度評價,撰寫了一篇題為《大漠風度 天山氣派——讀《百家詩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的詩歌評論,并發表在當年11月26日的上海《文學報》。在這篇文章中,周政保寫到:讀他們在《百家詩會》上的詩,使我們想到他們近年來所發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一個在詩的見解上,在詩的風度與氣魄上比較共同的“新邊塞詩派”正在形成。特別是在楊牧、章德益、周濤周圍,一批數量可觀的詩作者正在崛起,他們互相切磋、互相影響,成績越來越大。我們相信,這個“新邊塞詩派”是大有希望的,因為他們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活躍在新疆和全國詩壇上的新的豪放派!
周政保的《大漠風度 天山氣派——讀《百家詩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一文是國內評論界對于“新邊塞詩派”這一全新的詩學概念的首次命名,可謂是關于“新邊塞詩派”命名的“開篇之作”。它的發表,具有“首開先河”之意義,并在詩壇產生了較大影響。
1982年初,在深刻思考和大膽實踐之后,青年詩人周濤對于“新邊塞詩派”這個新的詩壇現象進行了更加充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總結,并在周政保提出的“新邊塞詩派”這一新的詩學概念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更為豐富的闡釋、更為全面的論述、更為精彩的補充,并撰寫了一篇精短、精辟、精準、精確的詩歌論文,題目叫《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這篇文章刊登在2月8日的《新疆日報》第四版“創作談”專欄。在這篇文章中,周濤正式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創作“新邊塞詩”的主張和構想:
既然是一支隊伍,那就應該有自己的旗幟。沒有旗幟的隊伍,不可能組織得更持久,也不可能召喚更多的新鮮血液,更不能有明確的方向和留下重要的影響。對這支隊伍,它的旗幟應該是:新邊塞詩。
新邊塞詩不應該是題材上的狹窄河道,不應該是限制人們多方面探求、實驗和發揮自己多方面感受的模式;而應該是促使人們更清醒地認識自已的位置和氣質,從而更自覺地形成獨特風采的星座。
新邊塞詩并不是要固守陳舊的傳統,一味去描摹邊地的山水風情畫。固守傳統只能成為前人腳下的香客,決不可能是偉大前輩當之無愧的偉大后人。新邊塞詩的“新”,不僅僅在于與“邊塞詩”相比它是用白話寫成,它還應該有一切前人所不同的“新”的時代氣息,“新”的社會節奏,新的思想意象,新的藝術手法。唯其如此,才可能對邊塞詩有所創新和發展。
新邊塞詩應當注重現實生活對藝術的影響,它必然以廣闊的邊塞生活為背景,為舞臺,為媒介,以詩人各自不同的自我感受為飛鷹,為奔馬,為溪流,從而形成千姿百態,音響各異卻共同充滿了邊疆氣息、民族風采的一派。倘無共性,就形不成流派;而沒有個性,同樣不能組成交響樂。
生活和自我是兩個星球,自我就是生活的月亮,但它不應該是蒼白的反射;它有時會比生活本身更集中、強烈、凝練、優美和富于個性。所以,邊塞詩人不是生活畫面的攝影師,他更注重生活對一個人的氣質精神、審美觀念的培養;他對世界、對人生、對各種事物的抒發,往往自然地帶著生活基地留給他的與別人迥然不同的風采。
周濤的《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一文是國內詩壇最早刊登的闡述“新邊塞詩”創作構想的理論文章。盡管,篇幅不長,只有兩千字左右,但是內容卻極為豐富,觀點卻極為獨到,具有較高的詩學價值,堪稱是一篇極為重要的詩學理論文獻,為后來“新邊塞詩派”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創作指南和探索方向。
隨后,周濤的文章引起了新疆詩友們的共鳴和響應。1983年3月15日,青年詩人楊牧就“新邊塞詩”這個詩學現象又進行了獨立思考,并以書信方式與詩友進行了探討和交流,形成了《關于新邊塞詩的通信》一文刊登在甘肅酒泉《陽關》文學雙月刊1984年第4期。在這篇文章中,楊牧闡述了自己關于“新邊塞詩”的創作思想:
我以為,“新邊塞詩”的價值,不僅表現在歷史意義和時代意義上,更應該表現在藝術的探進上。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兩個不可互代的概念。就“新邊塞詩”而言,只有當它承續、淘汰和發展(或者說在淘汰中發展)了歷史的淵源,在新的意義上產生了新的歷史價值,并由“邊塞”這個特定的地域環境產生并完成了新的、獨特的藝術特征——即 “新邊塞藝術”后,才是本質意義上的“新邊塞詩”。我想著重說明的是:1不可忽略藝術;2邊塞詩從藝術上也會有別于別的詩種的藝術特征;3藝術特征也與特定的地域環境相聯系,或者說,特定的地域環境也會造就有別于別類的藝術特征。
楊牧的《關于新邊塞詩的通信》一文與周濤的文章一樣,均是自己在從事“新邊塞詩”創作過程中總結出來的新鮮經驗,極具真知灼見,極具綱領性質,同樣堪稱是一篇豐富“新邊塞詩”理論的重要詩歌文獻。
二、“新邊塞詩派”的詩人作品
“新邊塞詩派”之所以成為中國詩壇最著名的詩歌流派之一,是因為在“新邊塞詩”的旗幟下,聚集了中國詩壇十分優秀的一批詩人。其中,新疆的楊牧、周濤、章德益和甘肅的林染、李老鄉系代表詩人。
楊牧,原名楊模,1944年出生在四川渠縣。1958發表詩歌處女作。1964年進入新疆生活、工作,并開始從事“新邊塞詩”的創作。1980年10月,《新疆文學》第10期發表成名作《我是青年》,并榮獲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1979——1980全國優秀詩歌獎。1980年7月,參加《詩刊》社“青年詩作者創作學習會”(首屆青春詩會)。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擔任新疆石河子市文聯《綠洲》文學雙月刊副主編,主持《綠風詩卷》。1984年擔任《綠風》詩刊主編。曾出版詩集《綠色的星》、《復活的海》、《夕陽和我》、《野玫瑰》、《雄風》、《邊魂》、《山杜鵑》等。其中,詩集《復活的海》榮獲全國第二屆優秀新詩集獎。
周濤,1946年出生,山西榆次人。1955年跟隨父母從北京來到新疆,1969年畢業于新疆大學中文系維吾爾語言專業,1972年被分配到南疆喀什市工作,并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79年入伍,在新疆軍區創作室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曾出版長篇敘事詩《八月的果園》及詩集《牧人集》、《云游》、《神山》、《鷹笛》、《野馬群》等。其中,詩集《神山》榮獲全國第二屆優秀新詩集獎。
章德益,1946年出生,上海人,1964年9月從上海高中畢業后支邊來到新疆兵團工作。1965年開始詩歌創作,1980年擔任《新疆文學》詩歌編輯。曾出版詩集《大汗歌》(與龍彼德合著)、《綠色的塔里木》、《大漠和我》、《西部太陽》、《黑色戈壁石》等。
李老鄉,筆名老鄉,1943年出生,河南洛陽人。1965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66年畢業于甘肅師范大學美術系。1980年,擔任《飛天》文學月刊詩歌編輯。曾出版詩集《春魂》等。
林染,原名趙樹森,1947年出生,河南平輿人。1965年畢業于蘭州市第十六中學。1966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1980年擔任甘肅省酒泉地區《陽關》編輯部詩歌編輯。曾出版詩集《敦煌的月光》、《林染抒情詩選》等。
除了楊牧、周濤、章德益、李老鄉、林染等代表詩人之外,“新邊塞詩派”旗下聚集的優秀新邊塞詩人還有新疆的楊樹、李瑜、郭維東、洋雨、東虹、楊眉、柏樺、石河、高炯浩、王遼生、易中天、孫濤、安定一、曲近、李光武、秦安江、賀海濤、彭驚宇、劉亮程、王峰、趙雪勤以及甘肅的楊文林、唐祈、何來等。他們在豐富“新邊塞詩”的創作道路上同樣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83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雷茂奎、劉維鈞、常征編選的詩歌選集《邊塞新詩選》。這是一本專題詩集,入選的作品均具有鮮明的邊塞特色,在這個原則要求下力求題材、內容、形式和風格的豐富多樣。此書除了收入郭沫若、艾青、田間、郭小川、賀敬之、聞捷、袁鷹、嚴辰、蔡其矯、張志民、李瑛、王燕生、呂紹堂、郭正位、李幼容、王也有關邊塞題材的“邊塞新詩”之外,還選入了洋雨、楊樹、孫濤、東虹、郭維東、高炯浩、李瑜、章德益、楊牧、周濤、安定一等詩人的“新邊塞詩派”詩作。著名詩歌評論家謝冕專門為這本書撰寫了《序言》給予了充分肯定: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邊塞新詩選》,可能還是中國新詩史上第一本這樣包括了幾代詩人創作的、以西北邊塞為主題的專門題材的詩選集。
三、“新邊塞詩派”的作品舞臺
如果說“新邊塞詩派”的命名和主張,還僅僅停留在新疆詩歌評論家周政保和新疆詩人周濤理論的闡釋上。那么,甘肅省酒泉地區創辦的文學雙月刊《陽關》雜志則為“新邊塞詩派”的創作實踐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在“新邊塞詩派”成型的過程中,《陽關》編輯部可謂是“居功至偉”。
1981年,甘肅省第二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蘭州召開。會上,為了繁榮發展甘肅省文學藝術創作,大會提出了“創立敦煌文藝流派”的口號。《陽關》編輯部積極響應大會的號召,以探索創立敦煌文藝流派為己任,愿為“敦煌文藝流派”的形成和發展效力。于是,從1982年開始,該刊特辟了“探索、創立敦煌文藝流派”的專欄,專門討論有關“敦煌文藝流派”的問題。同時,面對新疆、甘肅等地涌現出來的具有邊塞風格的“新邊塞詩”現象,具有遠見卓識的《陽關》編輯部審時度勢,順應詩潮,高瞻遠矚地在第一期雜志上專門開設了“絲路上飛天的花瓣”詩歌專欄,在全國文學雜志中率先為 “新邊塞詩派”的詩人們搭建了發表“新邊塞詩”作品的舞臺。在這期 “絲路上飛天的花瓣” 詩歌專欄上,編者闡述了編輯主張:在探索、創立敦煌文藝流派的主旨指導下,我們編發了“新邊塞詩專輯”。近年來,健康、質樸、清新、優美的邊塞詩,已成為我國詩壇上引人注目的一席。這些詩的作者,把他們的筆觸伸到了邊塞的現實、邊塞的歷史、邊塞異調風光、邊塞人民獨特的個性——一句話,他們從邊塞的泥土里采擷詩情,在表現手法上進行探索,已走出了可喜的一步。我們相信,新邊塞詩必將進一步繁榮發展,同光照史冊的歷代邊塞詩一樣,產生影響。同時,刊登了甘肅唐祈的《邊塞十四行詩》(《陽關》、《阿克蘇草原夜歌》、《天池》、《我的棕紅的小磚房》)、新疆楊樹的《絲綢之路上的詩》(《給旅游者》、《在行進中思索》、《渴望》、《珍重》、《我的詩神》)、甘肅林染的《敦煌情思》、新疆李瑜的《塔爾巴哈臺之歌》(《原野碾出一條蜿蜒的路》、《月兒隱去了》、《在這茫茫山谷》、《這條小河多么美好》)、新疆楊牧的《美麗的新疆》(《天山》、《鹽湖》)《托木爾峰前的蘑菇圈》、新疆趙雪勤的《寫給沙海的詩》、《沙海載著一只小船》、《縷縷的炊煙》、甘肅董培勤的《巴丹吉林抒情》、甘肅韓霞的《駱駝 初戀和思念》(《駱駝》、《初戀》、《思念》)等一系列獨具風格的“新邊塞詩”,在全國詩歌界第一個高舉起“新邊塞詩”的旗幟。
從此之后,《陽關》將“新邊塞詩”作為該刊固定的“主打詩歌專欄”,每期均刊登大量“新邊塞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10月,在第5期《陽關》上,隆重推出了“新邊塞詩派”代表詩人的力作:楊牧的組詩《在遼遠的大西北寫下的》(《我拾起我朗笑的回聲》《我在處女地上說……》)、李老鄉的組詩《流水,從關山石壁淌下》(《一個白色季節的脫落》《燃燒,不同于昨天的欲望》、《關山:山路彎彎》)、林染的組詩《摩尼寶珠之歌》(《再見!親愛的海岸》、《海上牧歌》、《風暴中》、《沉船禮贊》、《我看見了寶珠閃光》、《凱旋曲》)、章德益的組詩《瀚海詩頁》(《我的扇與傘》、《我煮晚餐》、《太陽的剪紙藝術》)、周濤的《風城》(外一首:《大戈壁落下小小的陣雨》)、李瑜的組詩《托缽的旅行者之歌》(《那是他赤子眷眷的心聲》、《淚花在星光下閃耀》、《他頭枕凝固了的波濤》、《眼前漂浮一條綠色的小河》、《珍珠般的碎葉在哪兒呢》),并附錄《編者按》,向廣大讀者進行了推介:現在,內容和形式一新的新邊塞詩已登上詩壇,以它獨特的風貌吸引著讀者。新邊塞詩,題材、手法不拘一格,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古陽關內外鮮明的地域特色。本刊致力于發展敦煌流派的詩歌——新邊塞詩,重點編發這類詩歌。我們希望更多的詩人從事新邊塞詩的探索和創作,形成蔚為壯觀的新邊塞詩派。
《陽關》是全國最早推廣“新邊塞詩”并設立“新邊塞詩”專欄的文學雜志,此舉在全國文學期刊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和廣泛矚目。對此,著名詩歌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謝冕在《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從敦煌文藝流派到新邊塞詩》一文中給予了高度評價:《陽關》在倡導敦煌文藝流派的同時,以《絲路上飛天的花瓣》為題集中刊登新邊塞詩。《陽關》以及其它刊物的努力,得到國內輿論界的贊助。著名文學批評家余開偉在《略談異軍突起的新邊塞詩》一文中也給予充分肯定:《陽關》和《當代文藝思潮》編輯部的同志們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以高瞻遠矚的膽識和魄力,排除門戶之見,打破省區界限,滿腔熱情地扶植、贊助新邊塞詩,這種遠見卓識和伯樂精神,殊堪敬佩。
隨即,“新邊塞詩”在全國詩壇隆重登場亮相,正式宣告了“新邊塞詩派”的形成。隨后,新疆的《新疆文學》、《綠洲》、《綠風》成為了“新邊塞詩”的大本營。
《新疆文學》(后改為《中國西部文學》)從1981年第1期開始,專門設立了以刊登“新邊塞詩”為主的詩歌專欄“邊塞新詩”,先后發表了楊牧、周濤、章德益等眾多優秀新邊塞詩人的力作。1985年1月,該刊又將原來的詩歌專欄“邊塞新詩”改為“新邊塞詩”,長期刊登“新邊塞詩”優秀作品。
《綠洲》文學雙月刊自1982年1月創刊以來,便設立了“綠風”詩卷,以刊登“新邊塞詩”為主打項目,先后發表了楊牧、周濤、章德益、李瑜、楊樹、林染等“新邊塞詩派”重要詩人的優秀作品。
《綠風》詩刊從1984年1月正式創刊伊始,便將“新邊塞詩”作為刊物的“重中之重”予以隆重推介。1986年,《綠風》詩刊專門開設了“西部坐標系”欄目,集中刊發了十五位“新邊塞詩派”及西部詩人章德益、楊牧、周濤、馬麗華、楊樹、李瑜、王遼生、昌耀、老鄉、林染、肖川、子頁、梅紹靜、魏志遠、張子選的力作和專題評論,在中國詩壇引起了極大反響。
另外,《詩刊》、《上海文學》、《星星》、《飛天》、《當代》、《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萌芽》、《延河》、《邊塞》、《伊犁河》、《博格達》等數十家文學刊物發表了大量的新邊塞詩,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新邊塞詩”現象,并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國詩壇最亮麗的風景線之一。
四、“新邊塞詩派”的詩歌評論
“新邊塞詩派”的形成,除了與“新邊塞詩派”詩人群體的探索創作分不開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國內著名詩歌評論家們的密切關注和評論推介。自“新邊塞詩派”的旗幟在中國詩壇高高飄揚以來,謝冕便成為“新邊塞詩派”的崛起搖旗吶喊、擂鼓助威的第一人。1982年12月,謝冕在《陽關》第6期發表了文章《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從敦煌文藝流派到新邊塞詩》 ,在中國詩壇率先打響了宣傳推介“新邊塞詩派”的第一槍。1983年9月,謝冕在《當代文藝思潮》)第5期發表了論述《絲綢路上新樂音——《邊塞新詩選》序》 。1984年8月,謝冕在《陽關》第4期發表了詩評《新邊塞詩的時空觀念》。1986年1月,謝冕在《中國西部文學》第1期發表了詩論《嶄新的地平線——試論中國西部詩歌》。謝冕這四篇有關“新邊塞詩派”的文章是國內最早刊登的評論“新邊塞詩派”的詩歌評論,發表后在詩歌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從而使更多詩歌評論家開始關注、研究、評價“新邊塞詩派”。
從“新邊塞詩派”開宗立派以來,涌現出來的“新邊塞詩派”詩歌評論家和優秀詩歌評論文章還有:
翟旭、劉有華的《吹奏一支綠色的曲調——讀《新疆文學》的“邊塞新詩”》、周政保的《大漠風度 天山氣派——讀《百家詩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邊塞詩的審美特色與當代性——楊牧、周濤、章德益詩歌創作評斷》、《“西部坐標系”的詩歌精神》、《超越:從哪里超越?可能性?——楊牧晚近詩作的評與論》,鄭興富的《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他在詩的王國里自由翱翔——章德益創作論》,余開偉的《試談“新邊塞詩”的形成及特征》、《略談異軍突起的新邊塞詩》、《新邊塞詩——開發者文學的強音》,孫克恒的《大有作為的西部詩歌》、張功臣的《馬蹄耕耘的歷史》、謝江華的《中華詩魂巨大而深沉的腳印——試論當代新疆詩群的源流》等篇目。
1984年12月,中國作家協會新疆分會編選出版了由《新疆文學》詩歌編輯鄭興富主編的“新邊塞詩派”評論集《關于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的討論》。這本書共計收入15篇文章,其中包括周政保的《大漠風度天山氣派——讀《百家詩會》》中三位新疆詩人的詩》、周濤的《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謝冕的《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從敦煌文藝流派到新邊塞詩》、余開偉的《試談“新邊塞詩”的形成及特征》、《略談異軍突起的新邊塞詩》、劉湛秋的《寄語《陽關》》、謝冕的《絲綢路上新樂音——《邊塞新詩選》序》、高戈的《“邊塞詩”的出新與“新邊塞詩派”》、謝冕的《新邊塞詩的時空觀念》、鄭興富的《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楊牧的《關于新邊塞詩的通信》、余開偉的《新邊塞詩——開發者文學的強音》、孫克恒的《大有作為的西部詩歌》、張功臣的《馬蹄耕耘的歷史》、謝江華的《中華詩魂巨大而深沉的腳印——試論當代新疆詩群的源流》。在這本書的前言部分,刊登了《編者的話》,闡述了編輯這本書的原因:群星璀璨,云蒸霞蔚的新疆詩壇,近幾年確實出現了令人歡欣鼓舞的繁榮景象。一些有代表性的詩人在他們的創作活動中,不僅寫下了許多優秀之作,而且有意識地結合在一起,以絲綢之路、大漠戈壁、天山草原、沙漠綠洲的歷史和現實,努力開掘時代的主題,抒發開拓者的美好理想和高尚情操,探索真正意義的人生,表現社會主義時代人的尊嚴和價值,開拓和闡述更為深廣的社會內涵和歷史內容,形成了以粗獷豪放、昂揚雄健、通達深遠而又充滿濃厚的邊塞氣息和民族風采的新邊寒詩派。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的出現,在詩壇引起了廣泛重視和不同的反響。《新疆文學》、《邊塞》、《綠風》、《詩刊》、《上海文學》、《星星》、《當代》、《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萌芽》、《陽關》、《飛天》、《延河》等數十家文學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新邊塞詩。《新疆日報》、《文學報》、《陽關》、《當代文藝思潮》和新疆大學的《瀚海浪》等報刊還發表了不少文章,對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有關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和研究。為了促進新邊塞詩和西部詩歌創作的繁榮,進一步深入研究和討論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等有關問題,我們特將有關評論和研究文章匯集在這里,供大家參考。
《關于新邊塞詩和新邊塞詩派的討論》一書是國內有關“新邊塞詩派”的第一本評論集,同時更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本有關“新邊塞詩派”的評論集,具有十分珍貴的史料價值和十分重要的文獻價值,堪稱是研究“新邊塞詩派”的第一手資料。
2021年9月6日完稿
作者簡介:
姜紅偉,1966年出生,黑龍江海倫縣人。曾在《北京文學》《收獲》《花城》等報刊雜志發表文章兩百余篇,出版有《尋找詩歌史上的失蹤者》《大學生詩歌家譜》《詩歌年代》等。
原載于《星星詩刊·詩歌理論》2022年第一期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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