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情尚義勤任事

——懷念趙福治先生，又一位英年早逝的詩友

 

作者：北塔

 

一、 他從發病到長眠才一個多月

 

6月20日，我得到福治病倒的消息，立即給他發微信詢問。他夫人用他的微信號回復說：“他現在ICU，昏迷狀態，昨天做了手術6個多小時。”我再問是什么病，嫂子說是“腦出血”。我問具體手術情況。嫂子回答說：“醫生說手術還算順利，沒有大的波動，開顱能看到的地方淤血都清理了，血管瘤夾住了，清理不到的地方打溶血藥慢慢吸收。”我安慰嫂子說：“上次福治在北京發的是同樣的病，治療順利，相信這次他也能渡過難關。好人有好報的！”上次大概是10年前吧，他在家里突然覺得頭疼欲裂，立即到醫院，醫生診斷顱腦中毛細血管破裂，還好程度是輕微的，搶救是及時的，所以做了微創手術后不久，就慢慢恢復了。我當時去醫院病房探望他，他忍著病痛跟我說話，但挺樂觀的，他說只是以后恐怕不能陪哥們兒喝酒了。福治原先酒量比較大，而且酒風特別實。那次腦出血之后，他有幾年滴酒不沾；即便后來他覺得自己身體恢復正常之后，也只是喝點啤酒。

我曾調侃他說，在酒色方面，他自我控制得非常好。因此，這些年我對他的健康是比較放心的。我以為這次他也能涉險過關。

此后一個多月里，我隔三岔五詢問福治的恢復進程。當他夫人回答說，他眼睛動了一下，或嘴巴動了一下，或腳動了一下；我就暗暗為他高興、鼓勁。我是多么希望這個好兄弟的病情能好轉啊。但同時，我也一直隱憂，因為他始終沒有恢復意識。

7月27日，我最親近的詩歌兄弟福治在重癥監護室堅持了一個多月后，終于離開了他熱愛的家人、朋友和詩歌。當我在查干湖詩歌采風群里發布這個噩耗時，朋友們尤其是在湖上一起喝過酒磕過頭結過義的兄弟姐妹們，都感到萬分驚訝、惋惜。是啊，福治才56歲，他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要做、很多有意思的作品要寫。我想，如果最后時刻他有意識，他自己也肯定是萬分不舍。

去年我寫出悼念詩友柳忠秧的文章后，先請福治提提意見。他認真提出修改意見，還幫我發在網絡上，還叮囑我說：“忠秧跟我倆都是同齡人，多多保重啊。”結果，不到一年，他就走了。

福治與我同齡，論月份比我還小一點；所以，在查干湖十三詩友結拜時，我列十一，他列十二。從此，我倆的名字是緊鄰，我倆的情義是兄弟。我們相互扶持，在詩歌江湖上行走。他扶持我更多一些，因為他比我能干肯干，通過熱忱、爽快、仗義的人格魅力和勤奮、細致、求精的做事風格，通過大量的寫作、辦刊，通過比賽、采風、研討和朗誦等活動，他積攢了全國各地的大量人脈，新冠瘟疫之前他每年要在多地張羅多場全國性的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他都請我，多數情況下我都樂觀其成、躬逢其盛。另外，他對我操辦的活動也支持甚多。

吉林詩人靜川先生是查干湖十三位結拜詩友之一，也重情重義，他得到福治往生的噩耗后，自己急就了一首情意深沉而且意象生動的悼念詩，還在一周之內組織了幾位福治生前好友寫了紀念作品，在微信公眾號上推出圖文并茂的專輯，很好地告慰了老友的在天之靈。

我沒有參與那個專輯，一是我痛而未定、無法急酒；二是我那時忙于幾個詩歌活動，三是我忙于還幾個急要的筆債，最重要的是我想寫一篇比較長而且細的懷念文章，系統性地回憶我倆的交誼，我想通過這種追述文字，讓更多的人了解福治的為人為文及其為何讓所有認識他的人都敬重他、佩服他、感念他。

靜川先生在那個紀念專輯里有關福治的簡介中說，福治曾在杭州、北京、河南、查干湖操辦詩會。其實不止這些地方。下面僅就我倆一起參與的一些活動做一個簡單的盤點，以地域為單元，以交往為視點。

 

二、北京：我倆結緣于《2008北京奧運詩選》的編選工作

 

我跟福治最初是在哪里因何認識的，我已經記不起來。大概是中詩網總編輯周占林介紹的吧。占林是我更老的哥們，跟福治是河南老鄉。好像是2006年吧，福治為了他從小鐘情的詩歌大業，模仿占林，辭去老家的工作，毅然來北京發展，自然先要找已經在京城詩歌界占得一片林子的占林。

2008年奧運會舉辦大概半年前，我原先在北京理工大學時期的老同事、詩人王貴明教授曾委托我面向全球征集奧運主題詩歌作品，我又轉托給占林。后來在全國多位朋友的協助下，我們成功編輯出版了《2008北京奧運詩選》。

他倆讓我當主編，我請辭了，只掛副主編，而且用的是本名“徐偉鋒”；因為，第一：我的實際工作量不如他倆；第二，這個活動和這本書主題性太強，不太符合我的詩歌寫作基本理念。

整個過程中，占林請福治幫忙，所以，福治是本書的編委之一。他參加了我們的編務會議，還參加了在北京理工大學圖書館舉辦的新書發布會。這是福治跟我深厚交誼的開端。

此后，我們在北京有許多次一起雅聚、喝酒、開會。他在北京一共生活、奮斗了十多年，我們見面得有幾十次，包括互相到家里串門——盡管我倆的住處相隔不近。我倆參與策劃并實施的詩歌活動，一般都會相互邀請參加。除非是不在京，一般我們都會相互捧場。

這里列舉幾場我記得的比較重要的吧。

詩友柳忠秧每次來京，都要張羅聚會甚至詩會，地點就在我家附近。我不僅自己盡量參加，而且還會請福治一起聚聚。

2014年10月4日，我們在北京世紀金源大廈舉辦柳忠秧創作的《圣美大江》長詩研討會。福治作為評論家出席，他侃侃而談，多層面地分析、品讀，贊揚了柳詩的藝術成就、詩性品格，也指出了其不足。忠秧、福治和我是同齡哥們。忠秧早在8年前即2017年就因突發心肌梗死而去世。參加那個研討會的評論家熊元義于2015年西歸，詩人洪燭于2020年羽化。他們也都英年失命于血管突然破裂問題。如今福治也喪于此魔，怎不令我痛心唏噓？！

2014年12月20日，我的詩集《滾石有苔——北塔“石頭”詩選》新書發布會在位于北京市朝陽區朝陽北路的作家網會議室舉辦，來自北京、廣東、山東、山西、陜西、江西、江蘇、黑龍江、福建、河南等10個省份的詩人、學者近30人出席。會議由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作家網共同主辦，北岳文藝出版社、中國詩歌萬里行組委會和中詩網協辦。福治非常積極地前來為我擂鼓助威。

2017年2月13日下午，首屆旗袍文化酒文化詩歌論壇在北京朝陽公園草原文化部落舉行。本次活動也是由我們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主辦的，而且其中一個環節是研討由我任主編、陳泰灸任副主編的漢英雙語版《中國詩選2016》。我們請了周瑟瑟、安琪、黑豐、王妍丁、梅爾、楊北城、福治等30多位來自京內外的詩友蒞臨。

2017年2月28日，由中國詩歌網主辦的紀念中國新詩百年“當代詩人系列研討”之《柳歌詩選》研討會在京舉行。參會的有：黃亞洲、葉延濱、張陵、吳思敬、張富英等。柳歌先生是福治的商丘老鄉，也是我的老友；所以，我倆都受邀分享了柳歌詩歌生涯中的高光時刻。柳歌還請了不少文學官員，說了許多不著調的話。相比之下，布衣評論家福治的發言知人善論，質量優勝。

2017年7月，由中詩網主辦的重慶詩人崔榮德詩歌研討會在北京草原文化部落舉行，我拉上福治一起去。崔榮德是樸實執著的優秀鄉土詩人。后來他在重慶跟朋友們一起辦了份叫做《紅土地文學》的民刊。有時，他們會同期刊發福治和我的作品。比如，2020年3月4日（第28期）有福治的《在寧陵，與葛天氏杯酒釋梨花（組詩）》，也有我的《病毒》（組詩三首）。那時，正值新冠大瘟疫全面嚴格管控期間，我這些隱喻社會現象或治理問題的病毒詩，能夠及時發出來，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對《紅土地文學》這份來自鄉間的小刊物一直保持一種敬意和謝意。

2017年10月20日下午，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作家網聯合主辦的《中國詩人生日大典》（2016卷）首發式暨研討會在草原文化部落舉行。該書是由詩人、藝術家王愛紅先生主編的詩歌年選。楊志學、譚五昌、冰峰、安琪、黑豐、張慶和、趙福治和我等作為作者代表受邀出席。

貴州詩人阿諾阿布是我們世界詩人大會的老會員也是中國辦事處的骨干成員。2020年1月8日，他的詩歌研討會在北京燈市口舉行。我們請了瀟瀟、葉匡政、劉不偉、老巢、艾若、周占林、王長征、王妍丁、夏露、趙福治等詩人參加。

 

三、吉林：查干湖上救我急

 

2010年7月16號，在福治的詩友、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旅游經濟開發區時任黨工委書記焦洪學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福治帶著我等來自全國各地的詩人、作家及記者開拔到了松原市，參加“《中國詩歌在線》中國詩歌地理萬里行走進查干湖活動”。《中國詩歌在線》是他一手創辦的刊物，“中國詩歌地理萬里行”是他模仿祁人等朋友創立的中國詩歌萬里行品牌活動而仿立的活動品牌，曾經在全國各地做過多場，“走進查干湖活動”可能是首屆，是由查干湖旅游經濟開發區與《中國詩歌在線》期刊聯合舉辦的，作為“2010中國·吉林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節”的一個環節。

福治極為重視，提前兩天就去松原，配合當地加緊籌備。他為人謙虛熱誠，做事踏實勤懇，所以人們都放心把事情交給他。我一個人先乘坐動車到長春。那時，從長春到松原只有1980年代用到現在的綠皮火車，而且沒有直達的；我只好先買到農安縣火車站的票。綠皮車幾乎敞開著所有的窗戶晃晃悠悠、呼哧帶喘地總算挪到了農安站。站房是兩間小平房，很顯眼的黃色，據說還是偽滿洲國留下來的。售票處居然沒有人，我立即跑去值班室，才算買著去松原的車票，在人可指算的候車室等了個把小時，才登上另一輛慢車——像是一頭趴在戶外熱得吐舌頭的大狗。

福治在忙亂中，不忘不斷地給我打電話、發短信，確定我抵達松原站的時間后，轉請主辦方派車去接我。我抵達賓館時天都已經黑了，還好，趕上了開幕式晚會。開幕式后，由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朱軍、衛晨霞主持的“紅星藝苑”走進前郭爾羅斯大型雙擁文藝晚會在舞蹈《盛世歡歌》中拉開帷幕。閆維文、殷秀梅、佟鐵鑫、劉斌、陳思思等歌唱家紛紛登臺獻藝。

7月18日，與會詩人全天在查干湖景區采風。福治總共請了來自全國13個城市的15位詩人，有胡茗茗、于江龍（靜川）、張紹紅等。晚宴后，我們翻過一道門，來到停泊在松花江北岸邊的一條游船上。詩人陳泰灸專程從黑龍江肇東市驅車數百里跨省來跟我們夜宵。這是我跟泰灸認識之肇始。我覺得這哥們太哥們了，而且酒量奇大，酒風絕佳，不負其“滿溝酒仙”之尊號。可以說，我跟泰灸是在因福治而認識，因酒伯而定交。且說，那晚，我們和著月光吟詩，隨著波浪把酒，就著馬燈啖魚。席間，福治提議在座的朋友們拜把子。眾人附議。于是，大家論年齒。我這才知道，看起來比我大幾歲的福治比我還小幾個月。

查干湖采風活動結束后，來自吉林的靜川等詩友還請我們去了趟松原北部的白城考察。

這次采風只是福治為查干湖旅游經濟開發區策劃的“吉林省‘查干湖，我們的母親湖’全國散文詩歌大獎賽”系列活動中的一個熱身環節。此次大賽從2011年5月底就開始征稿了，至11月20日結束。焦洪學先生全權委托福治在北京操持評選工作。福治請占林和我等幾個朋友迅捷而認真完成了此項工作。

一個多月后，福治又應主辦方委托，請占林和我等評委和獲獎者代表前往松原，參加大獎賽的頒獎儀式。那時期正值一年一度中央電視臺直播的“中國吉林查干湖冰雪漁獵文化旅游節”，簡稱“查干湖冬捕節”。2011年已經是第十屆。“冬捕節”期間有許多活動環節，頒獎儀式只是其中的一項，而且是較小的一項。不過，在福治的精心安排下，搞得還是相當隆重。我記得，除了福治、占林和我之外，頒獎嘉賓還有時任《作家》雜志主編宗仁發和吉林省大家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洪波等。

頒獎儀式是2011年12月28日上午舉行的。儀式期間，我忽然接到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電話通知，要我第二天參加一個重要的會。我本來是打算第二天跟福治一起回京的。這下麻煩了。我得請主辦方改簽車票，還得請他們單獨派司機送我到車站。

那時正值隆冬，查干湖冰面上的氣溫是零下20多度。我穿著厚厚的靴子、厚厚的棉衣，帶著厚厚的絨帽，還是冷得直跳腳，同時又急得頭冒煙，幾乎把厚重的帽子都要沖掉。我在整個松原人生地不熟，自己是沒有任何辦法可想，只能求助——不，抓住福治。福治當時要處理好多會務上的事。上午我不好意思多打擾他，只是說請他幫忙協調改簽送站事宜。快到中午了，他說還沒顧上處理我的事，還問我能否向單位請假、按原計劃第二天跟他一起回京。我急了，我說，現代文學館領導一向對我的出勤比較放松；越是這樣，一旦有重要的需要我做的事或出席的會，我就越是不好意思請假。如果我當天晚上走不成，那么第二天就到不了北京，問題就有點嚴重了。我帶點懇求的口吻請他老兄幫忙加大協調力度。在冰天雪地里，福治只穿著一件老式皮大衣，只戴著一個毛線帽、一雙毛線手套，冒著刺骨的寒風，在處理別的要事的同時，哆嗦著手開始幫我協調。

由于“冬捕節”儀式還在進行中，周圍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發聲、成百上千的車在發動，高音喇叭里還有音樂聲、說話聲、口號聲，現場環境相當嘈雜。福治不得不在手機里大聲喊叫，讓對方也擴大聲音。就這樣，他哈著重氣，幫我打了十幾個電話，終于搞定。午飯是在湖邊一個類似于農家樂的飯館吃的全魚宴，所有的魚都是冬捕收獲的，鮮美、鮮嫩、鮮香。我真舍不得提前離開啊。飯畢，主辦方安排送我的司機師傅就來接上了我，把我直接送往長春火車站；因為松原到北京沒有直達車，倒車麻煩。那次，我能趕上車，能第二天上午出現在北京的會場；全賴福治的全力協調。

 

四、黑龍江：知我詩者福治也

 

在查干湖夜宵時候的陳泰灸是黑龍江肇東市的信訪局局長，他每年有相當多的時間要在北京處理棘手的信訪事宜。他一旦忙完工作，就會找我和福治等朋友小聚，一般是在他的駐地——黃寺附近的一家小賓館；有時也來我家這里。福治只要在北京，一般都來參加。那時我倆酒量都不錯，都能陪泰灸喝個痛快。

三年后，泰灸轉任文廣新局局長，再后來，他退居二線擔任作協主席，來北京的機會少了，但請我們去肇東的機會多了。因為，他在文化口當領導，做文學活動師出有名、名正事成，做詩會也會給他的政績加分呢。泰灸和他的肇東的文友們做了許多文化活動，他們最得意的手筆應該是每年一屆的冰雪詩會，已經舉辦了10屆，一般都是在元旦之后、春節之前舉行，其捕魚的目的主要是為廣大老百姓的年夜飯增添美味。

福治和我是2014年開始參加肇東市大似海漁獵冬捕文化節暨冰雪詩會的。后來至今，我幾乎每屆都參加，福治少一些，但也參加了幾屆。他每次參加后，都會及時創作有關主題的詩作，并積極推廣。比如，2017年1月，福治作為嘉賓出席第四屆冰雪詩會。2017年2月，他就在他主編的《國家詩歌地理》雜志上發表我們的詩會新聞和采風作品，包括他自己的作品《那一世，我在肇東綠夢湖邊留下了一個夢》。

最讓我感動的是：2020年的那一屆冰雪詩會舉辦期間，泰灸加了一場我的新詩集《巨蟒緊抱街衢——北京詩選》的研討會，因為這部詩集是由黑龍江的北方文藝出版社在當年慷慨精粹出版的。會議的時間是1月4日，出席者是來自全國各地的20多名詩人、編輯和朗讀者，包括時任北方文藝出版社社長宋玉成先生。

由于瘟疫大流行，在河南老家的福治沒能參加，但一直在網上關注著，而且傾心構撰了非常生動而高明的一大段評論文字。他說：“以城市詩歌地理為題的詩集是不多見的，它的承載決定了詩集的創作難度及思想向度。寫淺了無關緊要，寫深了現實會壓彎了筆尖。讀北塔《巨蟒緊抱街衢——北京詩選》這部詩集，我有一種深深的壓抑感，這種壓抑感首先來自大城市高樓林立、汽車遍布的城市屬性。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標志與集合部，一方面又是文明病態的滋生處，迫使人性扭曲的所在。在快餐文化泛濫的時下，我一直認為寫詩和讀詩都是極其奢侈的事情了。在這種境況下，我喜歡閱讀的是帶有自我麻醉功能的唯美小我題材；還有一類詩歌文本我是最不喜歡閱讀，但又是最令我沉迷其間的，這類詩歌語言內斂、晦澀，不細讀品不出其中三味，北塔的詩歌大概就是屬于此類作品。這類作品沒有‘小我的意淫’和閱讀的快感；只有沉重壓在讀者胸懷引發深思。有人說，城市里沒有鄉愁，只有現實，不無道理。北塔的這部詩集，明顯跳出了這個范疇，他在城市里生活，在城市里寫作，渴望‘不可再生的靈魂’擁有‘陽光和土地’，這應該是屬于城市‘新鄉愁’的主題屬性，他說‘可在燈光熄滅之前，卻不能當眾把面具摘掉’，他說‘今夜，有多少馬由于勞累而睡去，又有多少馬企圖逃離而一夜無眠’，他更說道‘在整個城市、整個院子，被稱為花園的時候，花園正在離我們而去’。北塔先生這樣的文本可視作當下以城市詩歌地理新鄉愁為題的第一部詩集，而詩集由此引發人們關于城市的思考，無疑有著積極的探索意義。城市很多了，但一些不可或缺的精神與文化傳承卻‘或缺’了。城市作為文明的標志，也是一座圍城，圍住了許多，文明卻正在離我們而去。也許，詩歌是跨越病態文明的最后一個物語，這或許也是北塔先生創作這部詩集的意義所在吧。”

福治的評論為我的詩集提供了重要解讀視角，強調我對城市文明病態化的批判性思考。后來，他還把這段文字分成多個小段，配了多張美圖，題為《北塔：在燈光熄滅之前，卻不能當眾把面具摘掉》，發表在河南的文旅視界網上。知我詩者福治也。

泰灸作為肇東市文化界的領袖人物，不僅在冬天聯合朋友們舉辦冰雪詩會，有些年份還在其它季節利用各種資源舉辦詩歌活動，有時也會邀請我和福治聯袂參加。比如，2015年9月11日-13日，由北方華錄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肇東市文廣新局、中國詩歌萬里行組委會、《詩歌地理》雜志社等單位聯合主辦“天河之旅——中國華錄詩歌地理肇東行”活動。肇東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呂鑫，肇東市政府副市長孫紹輝，肇東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黨委書記、局長陳泰灸，肇東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旅辦主任李曉東，北方華錄副總經理孫廣龍，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吳寶三，中國詩歌萬里行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祁人，中詩網主編周占林、《詩歌地理》主編李犁、《現代青年》雜志社社長總編輯雁西等領導及詩人、作家參加了本次活動。

福治和我也一同享受了這次非常涼爽的詩會。會后，李犁還邀請我們去他的老家??遼寧省撫順市參觀了清永陵。該陵位于?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永陵鎮西北的?啟運山南麓，是清朝皇帝的祖陵，始建于明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葬有努爾哈赤的六世祖至父親等先祖，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作為明清皇家陵寢擴展項目列入世界文化遺產。至此，我算考察過了所有的滿清皇陵——東陵、西陵和永陵。??

 

五、江浙：我們倆互為嘉賓

 

福治和我曾在浙江和江蘇張羅過多場詩歌活動，其中大部分我倆都相互邀請捧場。

浙江安吉縣作為江浙一帶最美麗、最富饒、最安靜、最吉祥的縣域之一，從官方到民間，社會各界人士都很重視文化建設，因此十多年來詩歌活動層出不窮。

2012年，我曾幫安吉最有名的景區“中南百草園”成功策劃并實施過一場詩歌活動，即中南百草原納涼詩會暨世界詩人大會·中國·百草園創作基地掛牌儀式。至今在他們那里還矗立著創作基地的大石頭。這是世界詩人大會在全球范圍內首次建立創作基地，具有開創性和示范性的意義。中南百草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崔世豪先生專門挑了8月8日這個最好的好日子。只不過，那兩天不幸遇到安吉史上最強的臺風，路邊許多樹枝甚至樹干被刮斷，連路被遮斷了。我們冒著暴雨站在大石頭四周，完成揭牌儀式。我不喜歡操辦盛大活動，所以這次我只請了10個安吉之外的嘉賓，其中包括福治。

福治跟當時的安吉縣文廣新局局長彭忠心（筆名雁遠）是文友。雁遠先生是一個勤于善于大手筆做事并重情義之人。福治和我一起曾經協助他策劃“2018美麗安吉全國散文詩歌作品大展”活動，為中國美麗鄉村建設增添了浪漫詩意。福治也為雁遠先生詩集寫過重要詩評。他得知福治英年早逝十分痛惜，立即寫了挽聯“功名塵與土口碑永流芳/歸去云和月詩魂存大地”，深深悼念。

這個活動由中國散文學會、《國家詩歌地理》雜志、安吉縣文聯、安吉縣文廣新局、安吉縣作協聯合舉辦。

7月23日，福治組織我們幾個評委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評選參賽佳作。除了他自己和我，另外兩位是中國散文學會秘書長紅孩和《中詩網》總編周占林。黑龍江的蘇美晴、浙江的曉弦、河南的柳歌等三十五位作者分別獲得此次征稿評選的一、二、三等獎和創作獎。

緊接著，8月1日，組委會在安吉舉辦頒獎儀式。福治邀請評委們前往頒獎。紅孩因故沒去，我和占林參加了全程活動，與安吉縣委宣傳部、縣文聯、縣文廣新局、縣作協部分領導分別為與會的獲獎作者頒發了獎金、證書。頒獎儀式結束后，組委會還舉辦了朗誦、采風等活動。彭局安排我們參觀安吉多個精華景點，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八畝墩古墓，這座古墓位于安吉縣遞鋪鎮古城村古城遺址東南側約850米處，是龍山越國貴族墓群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一座。當時正在挖掘，我們看的是考古工作現場。后來，當地政府建成了特別高端的專題博物館。我還受彭局邀請去觀賞過。

緊接著，8月18日，福治就在其主持的《國家詩歌地理》雜志上推出此次安吉采風專刊。除了我們倆之外，還有車延高、陳中海、周占林、陳泰久、陸大慶、程紅梅、趙峰等的作品。

2016年11月11日—13日，福治主編的《國家詩歌地理》雜志編輯部、中國藝術家專項基金詩歌委員會與浙江臨安東天目山風景區聯合舉辦“中國詩歌地理萬里行走進東天目山”采風活動。福治請我等來自全國各地的23位詩人參加。天目山植物繁茂，有許多野生果子。于是，風景區管委會自釀果酒。其中有一款是獼猴桃釀的。我們報到的當天晚上喝的就是這款。我知道自釀酒的厲害，或者說我一向不勝土酒的力道，所以沒敢多喝，也就喝了三、四兩吧。餐廳就在賓館的樓下。等我上樓回到房間，那酒勁果然上來了，一時天旋地轉，我出了一窩小豬（我老家方言，意思是“吐得一塌糊涂”）。從此之后，我對自釀酒尤其是自釀果酒避之唯恐不及。不過，我沒有耽誤接下來兩天的采風行程，還及時寫了作品，算是沒有給福治太丟臉。

我的故鄉蘇州市吳江區盛澤鎮自古以來盛產絲綢，因此，我曾為父母官們策劃“絲與詩”采風研討活動。2020年10月28日-29日，第二十一屆中國盛澤絲綢旅游文化節暨第四屆中國綢都盛澤“絲與詩”采風研討活動順利舉行。這次活動我也只請了10個蘇州之外的嘉賓，張況、雁西、王桂林、倮倮、曉弦、冰峰、畢福堂等，當然還有福治。

左四、六為北塔和趙福治

 

六、河南：福治兩度請我去他的老家商丘

 

福治來京后，與家鄉的聯系頗為頻繁。比如，他曾介紹給我商丘詩歌界的翹楚人物柳歌先生。柳歌的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深得多方面的喜愛。我曾在我主持的北京地鐵四號詩歌坊中不止一次展示。

柳歌來自商丘所屬最大的縣區永城市，永城因為擁有大煤礦而經濟發達、文化昌盛。在柳歌等人的熱心推動下，在福治的大力支持下，2010年，該市成立了詩歌學會。2010年12月18日至19日，他們舉辦了“中國詩人‘走進永城·詩意芒碭’采風活動暨永城市詩歌學會成立大會。嘉賓有好幾十個，絕大部分都是河南各地的尤其是商丘本地的詩歌界人士，如馬新朝，高金光，李傳申等，還有在京河南籍的詩人周占林、楊志學等。只有洪燭和我是特邀省外嘉賓。晚飯后，有別嘉賓去享受夜生活，福治和我留在賓館里

儀式結束后，柳歌和福治帶著我們浩浩蕩蕩地去參觀了芒碭山，尤其是北邙山里的漢墓。我們在寬大的墓室里盤桓良久。后來，我寫了一組探討死亡主題的長詩，就叫《北邙山》。所以，我非常感謝那次采風活動。

晚飯后，有些嘉賓出去享受多彩的夜生活；我跟福治在賓館里喝清茶聊大天，聊詩歌、聊人生、聊社會。

在這之后，我與柳歌和福治互動頗為頻繁，包括我請他們去過我老家參加詩歌活動。2011年5月1日，我請他倆一起參加了我們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在北京林翠書院舉行的成立儀式。

2016年9月12日，永城市詩歌學會舉辦“中秋詩會”。當地老中青三代詩人、詩歌愛好者60多人歡聚一堂。這個活動還是由福治力助。我作為特邀嘉賓，做了一場題為“草原詩學”的講座，勉勵會員們在詩歌創作中注重深度和廣度，像挖掘草原礦藏那樣在詩歌的土地里挖掘生活素材及創作靈感，汲取精神養料，拓展思維空間，提升創作水平。在互動環節中，我還朗誦了自己的作品《草原上的河流》，不僅為北方的草原詩學張目，還給中原的中秋詩會助興。

其實，福治從事詩歌評論多年，他的評論既有深刻的見解，又有斐然的文采；他自己舉辦講座肯定也非常精彩；但他總是把這樣的機會讓給我這個“外來和尚”。

 

七、河北：福治和我聯袂為張家口的詩歌大業添磚加瓦

 

大概是2012年初，詩人、媒體人劉霞在北京東部某處辦了一個藝術展覽，邀請我去參加。我帶福治同去。當時受邀去看展的人很多，一眾人在劉霞親自引導下參觀展覽快要結束時，她悄悄跟我說張家口的詩人風濤先生來了，讓我到前廳去見面。那時，我剛剛為風濤先生的詩集《清水河》寫完序。

我們來到前廳，一位穿著藏青色西裝的中等個子中年男子迎上來，笑瞇瞇地，很有力地跟我們握手，很熱情地跟我們招呼。劉霞給我們找了個僻靜角落，讓我們坐下來喝茶聊天。聊了一陣，風濤先生說他還有事，先行告退，邀請我們去他工作的河北涿鹿縣考察。他跟大家相互留了聯系方式，說后會有期。

福治那時在辦《中國詩歌在線》雜志，并以此為平臺，在不同地方做一些詩歌活動。不久之后，他跟風濤聯系，商定在涿鹿縣做一個全國性的詩歌征文比賽活動。標題是第一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全國詩歌大賽，主題是弘揚三祖文化、桑干河文化。

按照一開始的計劃，組委會請我和福治等作終評委委員。那時，北京與張家口之間交通不太方便，只有綠皮火車，到了張家口站，還得麻煩涿鹿縣政府派車來接我們。福治跟我說，他之前去過一次涿鹿，是從德勝門乘坐長途大巴去的，雖然中間要倒一次車，但能抵達涿鹿縣城，還算方便；他動員我也乘坐長途大巴去。我倆同齡，那時正當壯年，那時中國的大巴客運頗為發達，我時不時乘坐大巴旅行；于是，我立即答應。我們哥倆于6月1日下午從德勝門出發，大巴車搖搖晃晃，趕到涿鹿時，已經暮色四合。聽說，比我們先期到達的評委苗雨時先生和寇宗鄂先生兩位前輩已經用過晚餐，有點疲勞，已經歇息了。苗老最近也駕鶴西游，哎！

第二天，我們四人與張家口作協主席冀海蓮女士組成評委會，對參賽作品進行評選。經過一天半緊張而辛苦的工作，6月2日我們就順利完成了。風濤讓我們多留兩天，看看涿鹿的美景。我們去看了丁玲的故居，即位于溫泉屯的她寫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兩間小屋子。

6月3日上午，我們幾個評委共同參加了中華三祖堂景區的常態化拜祖活動，我還被安排代表來賓恭讀祭文。

2012年6月20日，就在位于涿鹿礬山鎮的中華三祖圣地舉行了中華三祖圣地——涿鹿端午詩會暨第一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全國詩歌大賽頒獎典禮。正值端午節期間，三祖堂前人山人海。除了評委代表、獲獎者代表，風濤和福治兩邊還分別邀請了不少縣內外甚至省內外嘉賓。福治代請的有北京的占林、河南的柳歌、浙江的沈健、福建的羅唐生等。

2012年底，我突然接到時任涿鹿縣作協主席、散文家劉存根先生的來電。他首先報告我一個喜訊，在風濤等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他們要成立文學院和書畫院。然后呢，他們要請我和福治和中國散文學會時任辦公室主任現任秘書長的董彩峰女士去分享這份大喜、見證歷史——參加成立儀式。雖然時序已經是隆冬臘月，塞外早已是冰天雪地；但我沒有任何猶豫就答應了，而且我保證還要帶一批書去，表示對文學院成立的支持。彩峰女士也說要捐書。存根他們特別熱情，說一定要派車來接我們和書。當時塞北剛剛下了一場大雪，我能想象我們去涿鹿必經的長城一帶必然已經是“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既美麗又危險。我想到自己還要帶好幾箱子書，董主任也要帶書；我就同意他們驅車前來接我們。

非常巧的是福治當時與董主任是芳鄰。12月28日下午，存根主席和另一個朋友開著一輛私家車從涿鹿出發，到北京后，先穿城而過去南邊接上福治他們，待到我家附近，天已見黑。于是，我們摸黑走夜路前往涿鹿。本來路上就有積雪，到了長城一帶，突然又下起了雪，而且越下越大。我們到附近的服務區去避了一陣，同時吃了一點熱乎飯。等雪小了點，我們繼續前行，車速不得不放慢。因此，到達涿鹿時，已是深夜。風濤等朋友還在辦公室等著我們，請我們小酌驅寒。這次風雪夜過長城奔涿鹿的經歷讓我由衷感慨：燕趙多義士也。大言不慚地說：這樣的義士包括風濤、存根他們，也包括福治、彩峰和我吧。

12月29日上午，涿鹿文學院、涿鹿書畫院成立儀式如期舉行，包括聘任儀式和捐書儀式。劉存根先生和任利成先生分別被聘任為涿鹿文學院和涿鹿書畫院院長。我們捐的書不算多，但也擺了一大片。我似乎有點宿酒未醒，但福治總是把講話的機會“推給”我。我說，這些書適得其所，給涿鹿比放在我家里更能起作用。我祝愿：涿鹿文學院和書畫院是冬天里出生的孩子，來年春歸，將茁壯成長。

我跟張家口的詩緣久遠而深厚，其中至少一半跟福治有關。我策劃的活動請他捧場，他動議的項目我也分享。

比如，2014年新春剛過，福治去康保縣拜訪剛剛轉任到那里的風濤。他倆決定在福治所辦的《國家詩歌地理》雜志（其前身就是《中國詩歌在線》）上做一個張家口詩歌專輯。人選由風濤與福治商定，序言基本內容也是由兩人商定，不過，由福治執筆。此外，福治還采訪了幾個“口外”人士對張家口詩歌的概括性看法，其中包括占林、雁西和我。

稍早一些，2013年年底，我跟風濤先生開始策劃籌備“康保首屆草原詩會”，其重頭戲是“中國康保‘佳益杯’海內外詩歌大賽頒獎”。這個活動是我策劃的，但具體實施過程中很多事情都由福治幫辦。大賽征稿啟事在2014年元旦之后就公開廣為發布。在六個月的時間里，征集活動得到海內外廣大詩人的積極響應，共征集到來自國內27個省、市、自治區和美國、英國等國家275位詩人的作品1031首。

稿子征集結束之后，6月6日，在風濤的召集和安排下，福治、韓文戈、葉匡政、冀海蓮和我組成評委會，在康寶開始進行緊張的評審工作。6月7日，我們的評審工作就順利完成了。6月8日白天，福治和我參加了“詩歌創作與當下生活”論壇，晚上又一起參加了“張家口詩歌創作座談會”。

2014年8月30日，本次詩歌大賽頒獎儀式在康保縣二人臺大劇院隆重舉行。福治與我聯袂而去當頒獎嘉賓。

第一屆聲勢浩大、效果頗佳，于是我們再接再厲。2015年3月，第二屆草原詩會優秀作品征集和首屆康巴諾爾文學獎作品征集活動開始啟動。因為那段時間我在國外訪問，第二屆的評審工作我沒有參加，是由苗雨時、福治、大衛、冀海蓮、韓文戈和李楠以及白蘭擔任評委前往幫辦的。不過，我參加了6月18日舉行的頒獎典禮。福治和我提前兩天就去了。17日，我倆參加了由康保縣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康保草原詩會組委會共同舉辦的第二屆康巴諾爾與詩歌對話論壇并擔任主講嘉賓。18日，我們又一起擔任了頒獎嘉賓。

右二、三為趙福治和北塔

 

詩人韓詠華是張家口詩歌界的女漢子。2015年8月7日-9日，她操持的泥河灣文化節在陽原縣和懷來縣豐富舉行。福治和我以老友嘉賓參加。這次沒有我倆需要操持的會務，行程非常輕松愉悅。

從2012到2015年這四年間，可以說是張家口詩歌史上的高光年份，可以說其中有福治和我的一點心血。福治比我付出的更多——不僅在他主編的刊物上大量發表張家口詩人寫的和口外詩人寫張家口的作品，而且他自己也動手寫，不僅寫詩，還寫有關張家口詩歌的評論。比如，他曾為風濤的詩集《內流河》，寫過優秀的評論《描述一條內心的河》。

在此需要補述一點情況。

羅唐生先生大腹便便、大大咧咧，頗類“唐僧”；他說他確實用過筆名“唐僧”，但他更喜歡自己被叫做“土豆”。我說我是“石頭”，因為我寫過許多關于石頭的詩——肯定超過他寫土豆的。我雖然一直沒有啟用“石頭”這個筆名，但我不久之后，就在北岳文藝出版社推出了我的石頭詩選——《滾石有苔》。

期間，唐生與他的哥們張嘉泉一路上都在談論他們的一個宏大設想。大體的思路是：古有竹林七賢，當代要有叢林七子。我問，七賢們的竹林所在地現在雖然難以考證，但他們是有竹林的；七子們有叢林嗎？唐生他們連聲說，有啊，已經物色好了，就在福州郊區的一都鎮。他們打算在那里建立“詩人村”。他們邀約福治、占林和我加入，說將來我們可以以“村民”的名義去那里長居、寫作、活動。當時他們擬定的另外兩子是四川的楊然和北京的張后。張后是我的老友，楊然跟我神交已久。于是我說我愿意與朋友們做同林詩鳥。

回到福州后，唐生與嘉泉就加緊推進叢林七子詩歌運動。首先，唐生向我和福治等定向約稿，編就了《一都詩人樹——叢林七子詩集》，2013年8月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該詩集由中藝福建、國華文化專項基金支持，旨在強調詩歌應回歸自然，通過“叢林”意象傳遞生態意識與文化傳承（與“竹林”文化的繼承關系），同時推動傳統文化與現代藝術的結合。著名詩評家孫紹振先生為該詩集做序，評價說該集“具有北斗七星般的指向性”。

緊接著，2013年10月，唐生他們又動用當地廣泛的人脈資源，組織舉辦“中國詩歌萬里行走近一都叢林”活動，據說參與人數多達數百。我因為那時正好率中國詩歌代表團在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訪問并參加第33屆世界詩人大會，所以沒能躬逢其盛。好在福治和占林都去了。

唐生曾向時任福建省作家協會秘書長現任主席林秀美女士推薦我去做文學講座。講座的時間定在2017年6月18日父親節，場所就是2013年10月那場詩歌活動的主會場，即福建省圖書館。這算是唐生給我的彌補，彌足珍貴。當然，這一緣分還要感謝福治的起造和牽線。

 

八、湖北：最后一次見面

 

一同參加安吉詩會的程紅梅女士筆名艾辛，來自武漢，是一位既溫婉又潑辣的巾幗英豪。在她的大力支持下，福治曾為武漢市新洲區和長江新區策劃實施了兩場非常有意思的活動。

2018年11月11日、12日，武漢市新洲區汪集鎮政府、區文廣新局聯合舉辦了新洲區第三屆弦歌節暨“弦歌杯”“我愛汪集”全國散文詩歌征文頒獎典禮。福治請祁人、占林、泰灸和我四個老友擔任頒獎嘉賓。11月11號，頒獎儀式在弦歌堂舉行。儀式結束后，我們移步堂外，立即被非遺項目新洲區汪集街堤圍村徐興灣“高臺獅子表演”所震驚，現場有上千名群眾圍觀，鑼鼓喧天，擁擠不堪。

此次采風點位中有問津書院，其前身為孔廟，以《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典故而命名，始建于西漢淮南王劉安時期，自明萬歷年間，正式以“問津書院”名世。子路是我的先祖，因為我的爺爺姓仲，而且我們這一支的祖先就是北宋滅亡后不久護送宋高宗趙構從金國逃到臨安登基的仲基。或許冥冥中我的始祖仲由庇佑我的靈感之泉，我后來寫了一組題為《問津書院之問》的詩。

11日晚上，我們下榻在一所老客棧里，隔音效果不佳；福治住我隔壁房間，夜里我不時聽見他的咳嗽聲和吐痰聲，咳得相當厲害，可以想象痰必然比較多比較濃。早上起來見面后，我跟他聊起他的夜咳問題。他說這是老毛病了。我建議他治療。他說，他正在服用化州橘紅，泡水喝，很方便。我那時慢性咽炎其實也在發作，他建議我也服用橘紅，說治療嗓子發癢、咳嗽，效果很好。但我沒有服用，因為從他的癥狀來看，我不太相信他所說的效果，同時我也擔心他的身體，因為他的身體畢竟出過比較嚴重的問題；我腦海里時不時閃現他趟在醫院里那痛苦的樣子。不過，我看他跑上跑下，忙這忙那，似乎他的身體并無大礙，也就不再太掛礙。

緊接著，福治在2018年12月號的《國家詩歌地理》中既登載了此次活動的詳細報道，還選發了“我愛汪集”全國散文詩歌大賽優秀參賽作品及我們的采風作品，包括福治自己的《汪集走筆》（組詩）、占林的《汪集鄉下的早晨》（外兩首）、我的《汪集及問津書院之問》（組詩）、泰灸的《汪集弦歌》(外一首)、霜扣兒的《汪集組詩》以及紅梅的《汪集》（組詩）等。

新冠瘟疫發生之后，福治的“詩歌生意”跟各行各業一樣，異常蕭條；他不得不退租了北京的房子，回到了河南老家。但我們保持著微信和電話聯系。他時不時跟我感嘆，現在形勢不好，文學活動不好做啊。我安慰他慢慢會恢復的，會好起來的。其實，我內心何嘗不知：他的、我的、我們的好時代已經過去。其實，所謂的“好”也是相對而言，“相對的好”也可以理解為“相對的不那么壞”，我們遇到過那么樣的一個相對不錯的時代，已經算幸運了。

我跟福治的最后一面是去年冬天在武漢長江新區倉埠鎮見的。早在2024年初夏，他就跟紅梅策劃并實施這個叫做2024“靠山小鎮杯”“大美倉埠”全國詩歌大賽的活動。策劃基本妥當之后，他就給我打電話，說要請我參加。當時，我正在黑龍江給肇東授予世界詩人大會創作基地的牌匾。他說，武漢長江新區也想申請建立這樣的基地。我當即口頭就答應了。他辦的事我一般都放心。

2025年1月22日，過大年前夕，“大美倉埠”全國詩歌大賽頒獎典禮暨武漢長江新區倉埠街2025年春節聯歡晚會在靠山小鎮舉行。除了福治和我，湖北省文聯原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劉永澤，武漢市文聯副主席陳菁，武漢市文聯秘書長付里進，長江新區宣傳部長鄭玲靚，北京《詩刊》雜志事業發展部副主任藍野，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特聘駐校作家劉能英以及來自湖北內外的獲獎詩人代表等300余人參加了本次詩會。福治安排我代表世界詩人大會現場為靠山小鎮授予“靠山詩歌小鎮”原創基地牌匾。

會后照例是采風，在當地的土特產博物館，我買了風干魚和醬肉等年貨。我們還去參觀了倉埠人的母親河倉溪。作為長江的支流，這條河本來水是相當大的，應該叫倉江或倉河。結果，由于饑饉年代圍河造田運動，江萎縮成了溪。我開玩笑說，這條江有這樣的命運可能是因為一開始名字就被取小了。

我寫了兩首采風作品，發給福治。他很快就編發在了美篇里。其中一首就題為《致倉溪》，云：“多少白手帕如白蝴蝶，飛著飛著，就成了孤帆遠影”。福治雖然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的精神、他的文字、他的情誼將永留在我的腦海里、心海里，如同遠影——雖然遠了，成了影子，但隱約還在，永遠不會隨流水逝去。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