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凸凹長篇小說《甑子場》出版
 
故事發生在成都東山地區一個迷霧繾綣、石頭會說話的客家小鎮。
從解放后到土改前的幾個月時間里，面對新政權和一群陌生人的突然闖入，日出而作日沒而息、荷鋤桑野的農民們，睜大了茫然的眼睛。
1950年2月5日，解放軍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護送他去某國大使館赴任的一個加強班，途經成都郊外龍潭寺鄉時，被叛亂分子慘無人道地開膛剖肚、凌遲慘殺，史稱“龍潭寺慘案”。
以“龍潭寺慘案”為發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亂事件，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上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后，毛澤東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簽發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變天”與反“變天”的斗爭開始了；自此，一場空前的、長達三年多的剿匪戰斗在全國打響。
成都平原上，緊接“龍潭寺慘案”，更大的“三三叛亂”又在以洛帶鎮甑子場為中心的成都東山地區爆發。
長篇小說《甑子場》以“龍潭寺慘案”和洛帶鎮“三三叛亂”以及叛亂發生前后的諸多真實信息為背景，將故事整合、鎖定在一個政權更迭不斷的場鎮“龍洛鎮”上，以歷史和現實相互穿插的回環結構，傳奇而又真實地講敘了中國解放初期大背景下，一個女人與三個帶槍的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的男人之間的溫軟而殘忍的獨特情感博弈。在變天與反變天的血腥博弈中，又切轉出了桃花與罌粟花的故事。而變天與反變天的歷史記憶，又是從當下變地與反變地的對峙與沖突中牽扯而來……
一個女人指二十歲的美麗地主婆扣兒，三個帶槍男人指從小追求扣兒的長工、叛亂首領魚兒，六十歲的鎮長、自衛大隊總指揮安，年輕革命者、公安科長禾，一個不帶槍的男人指扣兒的首任丈夫、地主蛋。
在《甑子場》的書頁翻卷聲中，至今鮮為人知的罩在國家級重大史實上的氤氳迷霧，至此塵埃落定。
清潔、詩意的語言表達，獨到而睿智的敘述方式。對人性與心靈近乎恐怖的開掘，對命運與疼痛近乎死亡的關懷?？蹆骸?、禾、魚兒、蛋，這些小人物在一個小鎮上的逗留、來去，顛覆既往言路的同時，碎片醒來，重新拼合成一九五零這個特殊年份的國家鏡像……

《甑子場》完成于2011年10月，是詩人成都凸凹的小說處女作。
 
《甑子場》，成都凸凹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4年12月版，37萬字，定價37元。當當、亞馬遜、京東有售。
 
 
 
[我讀《甑子場》]
 
 
《甑子場》傍依一個客家小鎮啟動和開展一場國家層面的宏大敘事，讀來我竟不能肯定它是不是時下所謂的“非虛構小說”。說它是純粹的小說吧，它在建構純粹的文學性的同時，其事體又有一種真實的模糊鏡像。說它是田野實錄吧，無論是結構、敘述、語言，還是對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穿插的故事的處理，又有一種書卷氣濃郁的先鋒文學的光澤與質地。
多文類、多文體的搓揉與黏合，復合邏輯的立體美學呈現，應該是凸凹對中國新世紀長篇小說在一個方面的貢獻。
——何開四（著名文藝批評家、茅盾文學獎評委、魯迅文學獎評委）
 
 
《甑子場》的創作走險，是對長篇小說生成經驗的一個貢獻。
——著名批評家、《中國作家》副主編程紹武
 
 
《甑子場》借一個客家小鎮上一位女人與四位男人的故事，把一宗硬邦邦的國家事件，進行了柔軟的美學化與小說化處理。正是在這一“化”的過程中，凸凹精致而詩意地呈展了自己的小說理想?！蛾底訄觥穼χ袊≌f寫作格局可能性的拓動與作為，正是凸凹小說理想的落地與坐實。
——傅恒（著名小說家、茅盾文學獎評委）
 
 
《甑子場》是一部詩意現實主義的歷史小說。詩意與現實主義是一個悖論，或者說，詩意天生是反現實主義的。但《甑子場》的敘事實踐表明，悖論的兩極在文學文本的敘事藝術中是可以融為一體的。
《甑子場》講述的歷史是真實的歷史故事，當然更是現實的歷史故事。在講述中，作者以詩化的語言展開對歷史的想象性表達，在意象、隱喻的敘事層面將歷史寓言化，奇幻化，使那些史實材料在意象話語中獲得了神奇的再現，歷史也在詩境中重現，而人物性格及命運也在悲壯的詩境中載沉載浮，有一種雕塑感。
與此同時，敘事結構奇詭而循環，像一首回還往復的詠嘆調，不斷地從現在回到過去，又從過去回到現在。這種以各個人物為敘事視角來展開的敘事結構，是一種復調的敘事藝術，具有一種音樂的節奏感覺，從容舒緩，張弛有度。
從歷史理念上看，《甑子場》對歷史和人物的處理，也同現行的主流歷史小說構成了對話乃至挑戰的關系，隱喻著一種新的歷史理念。
——向榮（新銳小說批評家、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歷史和時代精神，不是通過文學反映出來，而是通過文學確證下來，凸凹的長篇小說《甑子場》，就是一部解構和確證的作品。解構本身即是確證。凸凹本是個優秀的詩人，詩人的天職，便是追求卓越。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和作家。
《甑子場》構思很有想法。“關注人的終極命運”，是看了這個小說后的感想。許多細節新鮮而獨到，這是作者作為詩人的優勢，想象的優勢。作者的寫作理想，以及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感，顯而易見。
——羅偉章（著名小說家、巴金文學院創作員）
 
 
《甑子場》很中國，很洋氣，很史詩。
——新銳小說家、《當代》雜志編輯石一楓
 
 
凸凹君“潛伏”成都龍泉驛算來怕有二十來年了罷，像?？思{回到他“郵票大小”的家鄉一樣，凸凹君選擇成都東郊這一個“桃花盛開的地方”施行他的筆耕，我是他詩文的擁躉，他那些如同“包谷酒嗝打起來”似的鄉土詩文，使我們看到了滾滾紅塵之外另一種堅持與展射。龍泉驛是明王陵與客家人聚居區，觸處無不有驚奇，有吊詭，有詩?，F在凸凹君獻出了他的一卷新作，也是他第一個長篇小說，《甑子場》既是歷史的畫卷，也是他自己求新求變的一個獵奇。在這個古鎮上，小民走過，老財走過，義士走過，淑女走過。惟不走過的，是這方泥土，這只地球上萬萬萬分之一的一杯風水。
讀這卷小說，要買花生米下酒，同時要食洛帶鎮馳名的“傷心涼粉”，在驚奇動感的瞬間，一拭鉛熱之淚。淚水花了美人的顏，濕了壯士的須，亦然滋潤了文藝的心……
《甑子場》力圖刻畫一個客家小鎮的歷史風云，將作者近些年的生活體驗感覺集中表現，熔于畫面，行文如行云流水，展示了作者寫作高手的精湛功力與結構能力。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
——張放（著名小說家、批評家、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
 
 
《甑子場》的題材是重大的，情節是戲劇性的。詩人凸凹以詩的情懷，將其筆下的人物置于這個巨大的歷史變革中，凸顯出人的命運這個大主題，為今天的讀者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時空縱深。
“她一生中與三個帶槍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男人有過感情糾葛，但這四個人都死了?！蔽矣X得這句話就是這部小說的“點”，就是整個故事的梗概與賣點。
——何小竹（著名詩人、小說家）
 
 
《甑子場》是一部向史詩致敬的小說。一個女人和幾個男人的命運，經由作者細膩的文字，在我們眼前徐徐展開。它既關乎愛情，也關乎人倫。變天是時代，是歷史，是生存于其中的蕓蕓眾生誰也阻擋或改變不了的既成事實。甚至，他們也無法左右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隨波逐流，他們沒齒不忘。而這一切，只因作者在抒寫兩個字：人性。因此，我以為這是一部關于人性的好小說。
——聶作平（著名作家、詩人、《四川文學》雜志編輯）
 
 
小說寫到今天，似乎到了難以跨越的地步，困惑、迷茫一直侵擾著作家們，《甑子場》的問世，預示著另一種寫作式樣的可能。作為詩人的凸凹以詩性的語言對僵硬的小說敘述模式進行了一次革新，而作為作家的凸凹則以奇特的構思對傳統小說文本進行了一次破壞。不能不說，小說《甑子場》為當下的中國文學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詩人、作家徐甲子
 
 
《甑子場》以一個女人與四個男人的情感糾葛和多舛命運為故事脈絡徐徐展開，穿越61年的時空隧道，抽絲剝繭般為讀者揭開了一層層歷史迷霧。如果說三個帶槍的男人與一個不帶槍的男人的對比幾近嚴酷，三個帶槍男人的彼此對比幾近慘烈，那么四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復雜糾結更是觸目驚心！
《甑子場》始終鎖定龍洛客家古鎮這一核心坐標，依憑社會更迭的特殊時段和震驚全國的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勾連穿插、輻射顯形，但并非沉浸于單一、刻板、表淺的還原和復述，而是鉤沉矛盾背景，矯正形態向度，放大情感元素和生活細節，深度挖掘人情的厚與薄、重與輕，人性的善與惡、美與丑，人世的榮與辱、恒與變。精巧縝密的構思，大膽奇妙的想象，張揚不羈的敘陳，詩意恣肆的交織，吊詭迷離的懸念，成就了洋洋灑灑30萬言《甑子場》的異質、獨特和精良。
——詩人、作家印子君
 
 
面對影響國家和地區命運的大事件，面對那些日漸隱退的風云和傳奇，成都凸凹力圖在還原歷史的同時，也“創造”歷史，即“創造”“在歷史的漫天塵埃中消弭得無影無蹤的小人物”的歷史。所以，他既是在寫六十多年前那件“大事”，更是在寫“大事”中人性的善惡、欲望、真情。如此，成都凸凹以他高超的小說技藝，為我們帶來一種全新的小說閱讀體驗。
——70后作家、《成都晚報》記者楊不易
 
 
 
[《甑子場》后記]
 
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60軍178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正在成都東北邊一個叫石板灘的地方，整編集訓國民黨投降部隊時，接到一紙調令。調令要他立即啟程回成都軍部接受指示，到北京去外交部報到，之后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某國大使館武官。
朱向璃及護送他回成都軍部的一個加強班，途經龍潭寺鄉時，被數千叛亂分子武裝攔截，遭到慘無人道的開膛剖肚、凌遲殺戮，史稱“龍潭寺慘案”。慘案發生在1950年2月5日，距蔣介石從成都鳳凰機場（亦有新津機場之說）飛去臺島不到兩個月，距成都解放僅39天。
以“龍潭寺慘案”為發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亂事件，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上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后，毛澤東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簽發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變天”與反“變天”的較量與斗爭開始了；自此，一場空前的、長達三年多的全國剿匪戰斗正式打響；自此，平叛與剿匪這對硬詞，浩大而血腥地嵌進了中國歷史書寫，登上了中國政治舞臺。
成都平原上，緊接“龍潭寺慘案”，更大的“三三叛亂”又在以洛帶為腹心，龍泉、龍潭寺、西河、黃土、三岔、石盤、賈家等鄉鎮為依托的成都東山地區爆發。
劉惠安是民國洛帶的末代鎮長，也是共和國洛帶的首任鎮長?！洱埲A區志》載：劉惠安兩度兼任金堂、簡陽、華陽三縣聯防辦事處主任，民國政府軍隊路過洛帶甑子場，未經他許可，不準進街。
我生在成都平原西邊的灌縣（今都江堰），后來隨母去了大巴山中的萬源，再后來又移居到成都平原東邊的龍泉驛。以上史實，就是我移居到龍泉驛后知道的。
洛帶鎮隸屬成都市龍泉驛區，龍潭寺亦與龍泉驛接壤。即或這樣，我也是移居到龍泉驛七八年后才知道的。具體說來，我是看了《成都市志》、《龍泉驛區志》、《簡陽縣志》、《用鮮血建立和捍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簡陽平息“三·三暴亂”追述》（載簡陽市西南服務團團史研究會、簡陽市二野軍大校史研究會《簡報》）、《龍泉剿匪記》（傅全章撰寫，中共龍泉驛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印）等資料，以及在寫作《花蕊中的古驛》、編選《龍泉驛民間文學故事365》等人文地理圖書，編劇30集電視連續劇《滾滾血脈》（改編自劉曉雙同名長篇小說）過程中，才逐漸知道的。
我知道，大多數龍泉驛人，更大多數成都平原人，他們至今都不知道——還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國人，以及異邦的同類呢？
他們不知道，不是他們不想知道，而是文字、聲像和一季一季涌至的時間落葉，覆蓋了最初的非時間落葉。記憶在覆蓋中探出頭來，朝令夕改，又像萬花筒：它是個人的記憶式態，也是集體的記憶肖像。不可靠，是記憶的最大特征。同一件事，只消過去三五年，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記憶。
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實，是不應該的，也是不正常的。
對此，我感到落寞、悲涼和無語。多年來，我一直深懷著這樣的感覺。
僅僅是為這種感覺找到出口，僅僅是為排遣這種感覺，我竟自有了試圖從時間落葉中拽出那段歷史、還原那宗事件的念頭和勁頭。
我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就是不關心一切，也應當去關心碰巧出現在身邊的那些、牽動了歷史重大事件與重大進程，而又在歷史的漫天塵埃中消弭得無影無蹤的小人物。況且，抽絲剝繭，撥霧見日，還事物以本來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與道德使然。
說了這多的“知道”，可是，我真的“知道”嗎——60年前的那些往事？我如果“知道”，為什么遲遲動不了筆？顯然，對于“拽出”和“還原”，我是一個“不知道的人”。很多時候，“知道”就是“不知道”，其后果，更是對膚淺與輕狂的詰責與懲罰。
小說需要細節與寫點，前者是小說的“小”，后者是小說的“說”。這些，我還沒有找到，或者說，找到的，不充分、不理想——它們還不能說服我，更不能說服讀者。
我不愿意在想象中尋找。我不愿意尋找到的東西，不接“地氣”、不帶“人味”。
 
我一直在刨食
岷山，巴山
現在到了龍泉山
 
刨了一輩子食才知道
世界上居然還存在一處
不刨食的地方
 
飯，張嘴就來
水，呼氣即至
不見一絲絲柴禾卻周身盡暖
 
紙是包不住火的
沒關系
包不住就包不住吧
 
把這地方端進書中
會不會
刨刨書，滿紙都是麥浪、稻香？
 
刨了一輩子食才知道
即或虛構一個小鎮、一處氣場
也有歡樂的驚慌
 
這首《甑子場》，是多年閑來無事游移無助日子，對我唯一的饋贈。
終于在殘黃的史海中撈出了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的一段講述文字：
“朱向璃被害史稱‘龍潭寺慘案’，領頭者就是當日上午圍攻公安干部的烏杰。此事緣由還得從頭一天說起，龍潭寺一個中年婦女到成都市區公安十三處報案，說她的女兒被當地惡霸徐銀生搶走并囚禁在其家中。徐銀生又伙同另一個頭目巫杰找上門來，將與她女婿黃德興同住一室的居民高云打死，黃亦被打傷，因裝死才幸免于難。2月5日清晨，公安分處派出幾名公安人員前往龍潭寺調查此案，并打算解救被囚禁的黃妻。不料，遭到烏杰等煽動的百余名叛匪圍攻……”
老實說，我對成都退休警察毛思寇記憶中的“2月5日清晨”，是持保留態度的，但我一點不懷疑他記憶中那個“中年婦女”的女兒。
正是這段講敘文字中的“一個中年婦女”的女兒“她”，讓我找到了小說的“小”和小說的“說”。
“一個中年婦女”的女兒“她”，生發了這個小說又救了這個小說的命！
“她”就是小說的第一主角扣兒。有了扣兒，也就有了“一個女人與三個帶槍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男人的故事”。我把“龍潭寺”和“洛帶”揉在一起，虛構了一個鎮名“龍洛”；我把“龍潭寺慘案”故事植入龍洛，把“三三叛亂”故事及洛帶場景疊合在甑子場；將洛帶鎮長劉惠安作為安的原型，龍潭寺叛亂頭目烏杰作為烏的原型，軍統成都特務頭子李才干作為菜的原型，國民黨殘匪馬力作為馬的原型……我就做了這些活兒。
對于我做的活兒，詩人作家席永君評價說：“美國人以膠卷鏡像還原歷史，凸凹以小說文本創造歷史。這是一種絕妙的互文關照?！?br /> 席永君先生提到的美國人，是美國《生活》雜志攝影師卡爾•邁當斯（Carl Mydans，1907－2004）?？?bull;邁當斯1941年夏天沿成渝公路，從重慶到成都途經并逗留龍泉驛期間，拍了百余幅龍泉鎮、洛帶鎮甑子場照片——本書采用的正是這些照片。感謝卡爾•邁當斯為我們拍攝了這些精美、珍稀的照片！
這是一本歷史小說還是當代小說？愛情小說還是戰爭小說？玄疑偵探小說還是詩性寓言小說？跨文本小說還是非虛構作品？新寫實派小說還是魔幻現實派小說？愛恨情仇還是政治幻覺？鄉村敘事還是城鎮物語？史詩呈現還是底層書寫？……
所有的好小說都是無法歸類的。但愿此論是對這本小說的量身定做。
這本小說取過很多名字：《平叛1950》《變天》《桃花與罌粟》《一變再變》《一九五○年的愛情》《桃花1950》《唇上的天氣》《第一槍》《叛亂》《槍》《天氣》《桃色》《一個女人與三個帶槍男人和一個不帶槍男人的故事》。如果有人看完后發問，怎么可以這樣寫“平叛”這類重大事件和嚴肅題材呢，怎么可以這樣敘述一個小鎮的傳奇故事呢；我的回答是，沒有什么不可以的，對于小說/藝術創作/創造而言。
是啊我就這樣寫了。所幸，還發現了“理想的讀者”。
寫這個《后記》時，掐指一算，我移居龍泉驛、回歸成都平原，已整整二十個年頭。
這本書也許什么都不是，但對我來說，它的確是一條活過來的臍帶。有了這條臍帶，我與龍泉驛、與都江堰、與成都平原，才算真正粘連在一起了。
 
窗外陽光順暢
山上桃花丁當
扣兒婆婆洛帶曬太陽
 
馬兒跑哇汽車唱
土著爹哇客家娘
扣兒婆婆笑笑真漂亮
 
                                    2012/3/29，凸凹于成都龍泉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