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貴坊酒業
文/張瑞簫
第一次見戴老師，是十多年前跟著大學恩師，班主任曹惠民老師去戴老師家拜訪。其時我已被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錄取，師從王文英所長和戴翊老師。因為曹老師和戴老師是華師大研究生同學，同為錢谷融先生弟子，所以我也得以有幸忝列錢門，成為再傳弟子。
戴老師非常溫和，第一次見面就問我讀什么書，寫什么文章，從前的一些工作經歷，談話基本圍繞工作學習，很少家長里短。印象深的是，戴老師家的書籍從客廳一直鋪到臥室，書柜頂天立地。老師身體不太好，可是行動坐臥，手不釋卷。另外就是，戴老師父親，爺爺年事雖高，卻寫得一手漂亮書法，是書法家協會的老會員，多年修煉，家里掛滿了老人的筆墨。書，書法，書香和墨香，老師寬厚的微笑，師母的和藹，是我這個學生對老師和老師生活的第一印象。
讀研以后，跟老師接觸多了。老師對工作非常認真，每次上課，都是極其認真仔細備課，將一部當代文學史，講得頭頭是道，而我總是馬馬虎虎，心不在焉，心下只喜詩，一直不喜理論和小說。另外，無論對17年還是對文革那段歷史，既隔膜又不感興趣。那時代的小說，即使作為時代的見證，歷史的烙印，也不想再去重讀和深究，可是既然自己的專業是中國現當代文學，那么當代史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必須去了解和研究。只是由于自己偷懶和麻木，就一直回避思考。仁厚的老師似乎沒看出學生缺乏興趣，仍不厭其煩，希望能還原真實的歷史，分析各個作家創作給我們聽，嘔心瀝血，依然孜孜不倦講課和批改我們敷衍潦草的論文作業。
等講到80年代以后的小說，審美經驗越來越豐富駁雜，新時期以后，尤其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已日臻成熟。我的眼睛也終于睜開了，終于能認真仔細聽老師的課。老師是中國小說學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上海中長篇小說的評委，長期從事長篇小說研究，對當代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可謂了如指掌。而我這個喜愛詩歌的人，一看到長篇小說就頭大，因為讀完一部長篇，實在太耗時費力，還要通讀幾遍，查尋資料，然后詳細筆記，最后加以思考，才能形成一篇幾千字的論文，實在是入不敷出，勞民傷財。所以，當老師要求我們讀長篇，寫評論練筆時，我們就非常躲避和害怕，在上海，大家都太忙了。到了研二，很多同學忙著去找工作考公務員，實在沒時間細讀長篇。
90年代中，一次偶爾機會我在《人民文學》上讀到了小說家李洱的一個短篇《縫隙》，覺得很對口味，一直記憶猶新。后來讀研二時，我在復旦圖書館、華師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找到、復印并通讀了李洱所有的作品（其時這位小說家還沒正式出版小說集，還沒獲得大獎，爆得大名），經過努力，我寫成了一篇小小論文，交給老師，得到了戴老師大大的夸贊。戴老師是長篇小說的評委和專家，對小說藝術深有研究。老師認為李洱是位非常出色的小說家，而我的小論文，對李洱的點評也十分到位。老師認為我憑借自己的眼光，發現了一位優秀的作家，對我大加贊賞。他希望我擴充論文，繼續追蹤這位小說家的創作。而老師自己，雖然體弱多病，卻從來沒有因此耽誤過工作，他的成果常常超過健康人。師母說他經常帶著大部頭小說進醫院的血透病室，在很多病人難受難忍時，我的老師邊血透邊讀書，即使在病中，也絕對不拖欠約稿和評審稿，更有多次帶病堅持工作，直到完成稿件大病一場的時候。師母每次心疼得掉淚，可也無法阻攔他，只好一邊照顧病中老師的飲食起居，一邊按照老師開出的書單，忙著把需要的資料從家里和單位圖書館中一一搬運去醫院病房。直到老師退休，他還是堅持這樣拼命的工作態度，我和師母多次勸阻，甚至威脅他，他每次都笑瞇瞇地答應不干了不干了，可一轉身，又看到他在讀書寫稿了。有次我以健康為理由阻止他再讀長篇寫論文，太累人了，可他鄭重地對我說，男人，就是要以事業為重。因此，直到他病重后不得已長時間住院，才終于放下了手中的筆和書。
而我不知道，進入新世紀后，老師病情已漸漸加重。他從來微笑面對困難，天性特別樂觀堅強，從來總是把最光明最健康的一面顯露給我們。他早年從復旦大學本科畢業后，在特殊的年代被分配去了江西農村教書，在特別艱苦的條件下，教書之余，仍挑燈夜讀，文革后憑自己努力，考上了華東師范大學的碩士研究生。人到中年的他重回校園，刻苦攻讀，據說老師為學習外語，每日凌晨起床用功，可他的身體也在長期勞累中透支了。他年輕時因操勞過度，得過慢性腎炎，后來竟發展成了腎衰竭，也就是尿毒癥。而我們根本不知他的病情，只知他經常去醫院，每年都會住院治療一段時間。而天性悲觀的我，見面每常要跟老師嘮叨自己的痛苦煩惱，怨聲載道，慈悲的老師每次都是認真傾聽，幫我分析排解，好心的師母也常會勸慰我。自私如我，根本不知老師的大病痛。
研究生畢業后，我去了報社工作，跟老師的交流接觸漸漸稀少了。老師時不時會來電話問候，我總是云山霧罩一番，因為我的老師比我還老實，從來不會懷疑我的話。他最關心的不外乎我的事業，這是他最看重的。雖然我懶惰暈乎，但老師一直堅信：瑞燕是有才華的，一定要發揮出來，這是他最著急的。他看著我每天在報社忙忙碌碌，雖然聽到我打開局面，建立平臺，接觸了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創作的許多大家，增長了見識和知識，替我高興的同時也替我擔憂，擔心我一直忙于瑣務，荒廢了自己的學業和事業。所以，無論我怎么飛來飛去，他總不忘了提醒我，要停下來，多讀書，多思考，要多寫好東西，這個才是根本。老師提醒我要多出成果。
而我除了幾篇論文，讀研以來，也沒好好給老師看過我的作品。曹惠民老師早在我讀大學時就讀過我的多篇散文，他說不懂詩歌，可一直夸贊我的散文，他跟戴老師講過好多次，大意是這是個好苗子，要好好栽培。后來，不知哪天我突然鼓起勇氣，打印了一些詩歌散文給戴老師讀，老師讀罷激動萬分，馬上電話說你寫得非常好！很有才華，千萬不能浪費！過后師母給我說，老師高興極了，讀我的作品讀了好多遍。從此，老師逢人便說學生有才華，雖然很多人并不相信，老師還是堅信不疑。
就在老師肯定我，希望我早日成材之時，我卻遭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歲月。整整7-8年時間，我幾乎一直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覺得整個世界都在塌陷下來，無力去承擔。這個時候，是我親愛的老師和最好的師母在我身邊，給我最大的鼓勵和安慰。當我受盡委屈和痛苦，就會跑去老師家里哭訴，我訴說求子的不易，大家庭的矛盾，事業的迷茫，父母的重病，一切的一切，我覺得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而在我最困難時，是我重病的老師和寬容的師母給了我最大的溫暖和安慰。他們常把自己年輕時經歷的種種艱難和辛酸告訴我，告訴我人生無不如此——人，必須堅強，才能挺過難關，絕不能垮下！若干年后，當我終于度過難過，云開霧散之時，師母悄悄告訴我，其實那時老師非常著急，著急我的事業遲遲沒有起色，而師母對他說，瑞燕家事太多了，她能挺下來，不生病，沒垮掉，就不錯了，千萬不要再去催她寫文章。溫厚善良善解人意的師母，曾對我說，“瑞燕，人家看你，羨慕你，覺得你幸福、光鮮。只有我最知你的苦。像你這樣年齡的女孩子，沒幾個吃過你這樣多苦，一個女人家該吃的能吃的苦，你都吃了。所以我常對你老師說，不要再去逼她，讓她好好度過難關吧。”
而當我終于度過難關時，我的老師，身體已大不如前。頻繁住院，他幾乎每年都會大病一兩場，有時甚至生命垂危。師母十幾年如一日，無微不至關愛和照顧老師。當我父母雙親去世后，老師和師母看我并沒一味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而是勇敢走出傷痛，走出了狹隘天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老師非常高興，他和師母說我現在的狀態越來越好，幾年前他們非常為我擔憂，現在，終于可以放心了。老師告訴我不僅要打開局面，多創作，還要繼續從事評論研究工作，這才是立足根本。當我有一天告訴老師，我要出一本詩集，完成創作詩歌20多年的心愿，我要在上海北京開兩場朗誦會時，老師簡直喜笑顏開。雖然那時，他已因為一場大病，心臟裝了支架，九死一生，已行走不便，他坐在輪椅里還是喜笑顏開，只記得他連聲說——好好好！并要求我盡快把詩集送給他。
可無知如我并不知道，其時老師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我只知道，他還是每周按時去透析。師母跟我說，血透的極限是10年，而老師在師母的精心照顧下，透析了整整13年，血管已脆弱不堪，心肺常因積液過多而誘發炎癥，還因心衰被搶救過，身體的機能已漸漸衰竭，回天無力了，但老師和師母總對我隱瞞病情，我只知道，他經常住院，在我忙忙碌碌時，老師又住院了，這次一住幾個月簡直就不出來了，非同小可，病危通知都下了。住院中間我去看了一次，在醫院，他時而清晰時而糊涂，但他還是認出了我。夏天，房間開著空調，老師蓋著毯子，骨瘦如柴，我這樣拉著他的手，跟他絮叨什么全忘了，只記得他看到我就是高興，就是笑，尤其聽我吹牛時，笑得更歡。想起來，那是我們師生此生最后一面了吧。我帶去了無錫的水蜜桃，但他吃不下，也不舍得吃，囑咐他弟弟帶給他的小外孫吃。坐了不到半小時，我匆匆走了。而我的詩集一拖再拖，直到六月底才交稿給北京，然后又忙著去歐洲旅行，旅行回來后再修改，拖到8月底9月初，等樣書出來時，老師已病入膏肓。當師母跟他說，瑞燕的書出來了，老師已不會說話，但他努力揮了揮手，表示高興。
其時，我和師妹本來還想再去看望老師，但是師母說，他已完全不認得人，希望我們等老師好轉能認人后再去。而我忙著籌備朗誦會，照顧孩子，也無暇他顧。忙碌之余，心里殘存著一絲希望，希望老師能再次闖過難關，因為他一生堅強，多次死里逃生，我相信吉人天相。但噩耗終于還是傳來了——2013年9月26日上午9點多，我親愛的老師在仁濟醫院與世長辭，師母說他走時非常從容平靜。
2013年10月，我將拖欠已久的我的詩集，放到了父母的墓地和老師的靈臺前——久久跪拜，深深愧疚。在上海，我將一場遲到已久的朗誦會，獻給了我遠在天國的父母雙親和我最深愛的老師。
2014-2015 上海
戴翊先生
戴翊先生專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