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散文的寬容中
 
丁燕/文
 
我是2010年從新疆南遷后，才開始涉足散文創作的，沒想到，散文是我所涉足的四種文體(詩歌、小說、紀實、散文)中，對我最寬容的。
 
記錄南遷感受，我沒有選擇小說，因為我的遷徙史時間短暫，尚不具備掌控全局的能力，我所儲存的記憶碎片在被編織時，四處漏風；我亦沒有選擇詩歌。從葡萄園轉移到工業園，面對暴發都市，龐雜信息，都與我熟稔的綠洲沙漠背道而馳。南方生活的笨重可以壓塌樓板，以前的輕飄語氣必須肅然改容。而那些貌似失控的洪流細節，窘得讓人不知所措，逼迫著想象力日益雄厚。于是，用散文承接情感，貌似最為合適。我在詩歌上盤亙得那樣久，在小說上煎熬得那樣苦，在紀實上糾結得那樣深，它們都沒能讓我徹底松弛，從慣例俗套中掙脫，而寬容的散文，不僅讓我探幽索微地思考，縱橫無忌地長談，更體會到別的文體從未帶來的酣暢快感。是散文讓我發現了另一個“我”——更充實，更自在，更多義。我不斷打量和琢磨這個嶄新的“我”，通過觀察和問訊，探究“我”與世界的聯系，最終完成了一系列創作。
 
我的散文觀說來簡單——好散文一定要及物，且及當下之物。歷史散文再妙筆生花，抒情散文再婉轉清麗，學者散文再深奧曲折，都不讓我傾慕，我自覺已成當下的一部分，沆瀣一氣，無法袖手旁觀地當門外漢。我急迫地寫“我”，我的鄰居，我目睹到的別人，我和別人共同的境遇，并自認為這種寫作比之其他更重要。這種類型的寫作對散文家的要求極為苛刻：情感真誠，事件親歷，思考深邃，但同時，在細節上可適度虛構，自由拼貼。這種經營是小茶杯里興風作浪，需苦心制作方成格局。
 
我喜歡散文中的“我”——比真實的我更勇敢、更坦率、更放肆。這個“我”的神經像是通了電，有著強烈的感受力，看到的世界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我”充滿自省——眼見著自己在白天的生活中囫圇地忍受著整塊痛苦，沒工夫細辨滋味，待深夜來臨，如老牛反芻般咀嚼深味。當“我”從公共人群中分離出來，游離半空俯瞰時，我反思，我糾結，我嘆息。痛是慢慢尖銳起來的——那晦澀地帶的不明感受，那像害病的眼睛避光般掙扎的驕傲，都匯聚心尖，令渾身發顫。
 
一篇佳作的誕生需要一種氣場，一次契機，一種心境。某個時刻，散文家被觸動得不吐不快時，開始創作。先是一個細節(即便環繞著這個細節的情緒是晦暗不明的，但作家卻被這種朦朧指引，陷入創作的巨大沖動)，再搭起粗陋框架，繼而進行細處裝飾，最終引爆高潮。接著，打印出原稿，反復吟誦，反復刪改。為讓詞語如齒輪般精密，嘔心瀝血，晨昏顛倒。
 
《樟木頭筆記》是2012年的作品，其中的《女房主》，開篇就指向主人公——那個“二奶”：她的動作，她的語言，她的乳房。沒有環境描寫，也不交代過程，更無道德批判，而只寫她的行動。我試圖用一種語速(向下的、刀刃般的語速)來描述，營造出快節奏。如何快？用事實替代抒情。后來我發現，當手中細節不多時，偷懶的作家便會用抒情來補救，像夏娃拿樹葉來遮羞包丑。而這種輕佻的做法，非但不能讓讀者感動，反而會把他們的興致曬蔫。
 
而我的人物是真實的！單想到這一點，我便無端地激動起來！它不是小說——小說雖然設置了一個事實現場，但讀者并不對其真實性抱有期待，也就是，只要小說的故事吸引人，真假無足輕重；但散文則設置了一個心靈現場，里面雖然也包含著故事，但這故事是為展現靈魂服務的。讀者對散文的真實性抱有期待！所以我不能無中生有；所以我要求我寫的故事必是親歷，但我可以對已有的、尚不完整的素材進行黏合，以恢復事實的真相。小說的事件像個精致的外景地，讀者會感嘆作家模仿現實的能力多么高超；而散文的事件是片段的，以碎片方式呈現。小說家是自信的，他們掌握了迅速誘惑讀者的手段；而散文家是自卑的，其喃喃自語如黑暗中的螢火，高高低低，又害羞又膽怯。但有時，打磨光滑的小說卻不如破碎的散文感人，概因有散文家內心的情感和思想支撐。
 
散文雖散，但并非萬物皆可寫，散文家只能寫他所擅長的那一局促部位。散文家的眼睛像鏡片，將常態中的驚詫凸顯出來，這種畫龍點睛的功夫，要求散文家既敏感又博學，又要具有探求人心秘密的熱忱。所以散文家的第一要義不是說教(因為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時代都會存在)，而是透過高度的智慧和素養，把眾生相照耀出來。散文家要敢于正視人類的全面的情感沖突，不僅有高尚可愛，更有低俗卑微。好散文總是既簡潔又有力，而不是擺出一個大場面來唬人。有時，散文家會描述那些從表面上看來無助乃至破壞大場面的細節，而那些細節便是一顆顆尖利的石子，靈魂正在其上顛簸不止。
 
 
原刊《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