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氈房
2016-11-22 10:34:41
作者:丁燕
不一樣的氈房
丁燕/文
在定居點,固定住房的花費比氈房大。一架氈房的成本在兩千至三千元,氈子可以自己做,花費相對較少;但定居點的磚房,則需現金買,這使得牧民的牲畜數量銳減。牲畜是牧民的基本生產資料,生長需要一定周期,其中又有較多不確定因素,如:母羊空胎、幼羔死亡、自然災害等,每年牧民都要賣掉一定數量的牲畜以保證日常生活的消費,因此,如果在較長時間內牧民的牲畜數量不能增長,將會影響他們的生活質量。
有的牧民賣掉氈房,一方面定居后夏天天氣熱,氈子沒有經過染色,易生蟲;另一方面,缺錢。有的人則把氈房寄存在山上的親戚家。還有的,只留下氈房的架子。那些木架子,被放在定居點的畜棚中,再也沒機會變成座房子。它們像巨獸的骨頭,嶙峋著,喪失了皮肉。去夏牧場放牧時,牧人住在用防雨布搭建的臨時帳篷里。
擠在防雨布下,和坐在氈房里,到底有何不同?在氈房里,和牧人一起盤腿而坐的,還有祖先的魂靈。現在,防雨布十分具體地描述出一種寒磣(和舊氈子搭起的小氈房完全不同的寒磣)。防雨布下的生活,放大了黑暗和寒冷。這種房子被臨時織補起來,隨時要倒塌。即使是在很小的氈房,主人也不會生出零時住居的感覺;而在防雨布中,牧人把日子過得匆忙、倉促、拮據。主婦在白天的正午打量這座蝸居時,像打量幾塊毫無意義的,發光的玻璃板。她習慣用麻繩扯拽天窗上的小氈子來遮擋陽光,現在,她袖著手,愣怔地盯著防雨布小屋,完全不清楚陽光從哪里泄進來。
牧民對牧業駕輕就熟,但對農業則表現得磕磕絆絆。很多人在定居前從沒接觸過農業,甚至家里沒有一個農業生產工具。雖然到了耕種季節,鄉農科站會派技術員指導,但這個和土地打交道的過程總交織著太多的失敗與懊悔。他們漸漸總結出一些經驗:苜蓿草一定要在收割前澆水,收割后會爛根;種玉米應在天熱時,種早了不發芽……但對直接進入機械化大耕作的牧民來說,他們對機器生出強烈的依賴思想,總想指望那些鐵家伙完成犁地、翻地、播種、收割、脫粒等一系列過程,而缺乏精耕細作的技術、經驗和勞動過程。
牧人可以離開馬鞍和草原,可除此之外,他們別無所長。他們騎在馬上時,不僅是一個騎手,更從屬于一種巨大的榮譽中。在那里,關于英雄的條件十分詳細地規定好了,既周密又嚴謹,每個騎手都會矯正自己的位置。當他們下馬,走進紅磚房,他們變成了單個的人,在定居點橫平豎直的柏油路上,他們被更大的規矩和法則控制住,令個人能量毫無回旋之地。當他們變成農民,一整套法則正等待著他們。
隨著初始化農業生產方式的到來,牧人的家庭出現了勞動力重新分化問題:傳統哈薩克婦女以家務勞動為主;定居后,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土地靠婦女經營,男人則從事牧業生產;男人只有在不放牧、不育肥、不做其他生意的情況下,才會參與農業生產。由于婦女既要照顧家,又要從事種植,就選擇易種植、好管理、耐旱又能當飼草的苜蓿種植。
在定居點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么順暢,在這片四方四正的田地里,牧人的勇猛一點用都沒有,做什么都不對勁,他們白天勞動,晚上睡在土炕上,腦袋里回味的卻是如風似飛的滋味。與每日持續的農業生活同樣巨大的,是對過往游牧生活的遺忘。每一個在草原上馳騁過的牧人,為了適應新生活,都必須在大腦中對過往生活進行清理。牧人的生活被分解成兩部分:定居點時代,和這之前。牧人常攜帶著茫然而不知所措的面容走在定居點。這種愣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任何走進這里的人,都能看到那些眼神深處的擔憂、懷疑和迷惘。
經過三五年磨合,大多數牧人基本掌握了種植苜蓿、玉米、大麥、小麥等農作物的經驗(好地種植玉米和小麥,堿地種植苜蓿);牲畜多的人家,甚至將土地全部種成苜蓿。一些人還學會了建房技術,不僅能蓋院墻,還能蓋畜圈;不僅給自己蓋,也給別人蓋。定居點需要儲存草料,為了節約飼草,牧民一般采用“長草短喂,短草槽喂”的辦法(即把苜蓿草、玉米秸稈粉碎,放入槽中,減少因踩踏造成浪費)。有腦子靈活的人,購來飼草粉碎機,營業起來:每小時收費二十元。
婦女到了夏季西紅柿和棉花的采摘季節,結伴坐上種植戶的小四輪拖拉機,到附近鄉村大田幫工,晚上再送回來。冬閑時,她們縫制地毯,在市場上直接出售,一條簇新的手工地毯可賣三百或五百元。而男人們,憑借著對牛羊飼養的熟稔,幫助周圍牧場育肥牛羊(與牧場簽訂合同,羊羔出生后七十天,以十七公斤為標準,超出一公斤獎勵一元,少一公斤罰五元),收購牛羊和皮毛,再拿到市場去買賣。有人冬季加工了三匹馬的馬場,在路邊打出賣馬腸的廣告。收割大麥和小麥時,聯合收割機每割一畝地十五元。脫粒后的麥子用汽車送到各家,送麥子的司機按照每畝兩元價格收費。
滲透進日常生活中的這些計算,具有顛覆作用。在這些行為背后,另一種價值體系已建立:金錢的作用被人交頭接耳地轉述。和轉場相連的那些關于生命的記憶,在定居點,被飼草粉碎機粉碎成碎片。人們的手里剛剛拿上錢,可走路的眼神已變得空曠。當他們還是孩子時,他們的父母趕著牛羊穿行在青草中;現在,在他們的孩子眼中,他們或者彎腰拿著鋤頭,或者將剛粉碎好的短草倒入槽中,或者用粘上唾沫的手指一張張數著鈔票。
四個輪子的小汽車來到薩孜湖,從兩座氈房間忽悠繞過,噴出突突尾氣后,古怪的味道長久地黏在草尖上不散;大卡車到達此地時,車廂還空著,鐵柵欄圍起長方形小監獄,兩層疊加。闊大臀部在車頭的牽引下,在無路的草原上起伏突圍,呼哧聲連續不斷,震得云層顫抖。羊群佇立圈中,耳朵神經質地抽搐著,極有興致地看那大家伙遠去,從不曾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被會擄進去,走上不歸路。
湖邊草坡,凸起一座座白蘑菇般的氈房。在旅行者眼中,這些一眼望去的氈房大同小異;事實上,它們的形制復雜不一,各有功用:父母和孩子居住的氈房為大房子,兒女婚后單過的氈房為小房子;另有一種,則屬牧民自發扎建,不為居住,只為營業(但不是某個單位或組織搭建的),稱家庭氈房。
一條河流蜿蜒向前,河水清淺,岸邊水草團團漂浮,鵝黃淡綠,窄處堆起兩灘干硬泥巴,助人一步即可跨越。步行二十米,可達未名泉。泉水直徑一米,周圍砌紅磚,外部均勻涂抹水泥。泉邊十米處,是米哈爾古麗家的家庭氈房。紅邊框眼鏡和草原很不搭調,戴著它的女主人完全不像牧民(幾乎可以確定,她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一米七高,膚白微胖,袖子捋起,手背上泛著油光,操熟練漢語。我很快得知,自師范學校畢業后,她一直在縣城當老師,丈夫哈納特是庫甫鄉沙孜村村民,平常在縣城做點小生意。今年暑假,在女主人的建議下,一家人六月一日便上山,在泉水旁扎起兩座氈房:一座招待客人,一座自己住。
米哈爾古麗拿自己打趣,說起剛到草原的趣事:她拿著望遠鏡,看到對面山坡有個蘑菇,有臉盆那么大,便奮力爬過兩座山頭,暗嘆自己交了好運,等喘著大氣走近一看——是個破塑料壺,在陽光下閃光。之后,她知曉了一件事:自己并非真正了解草原。但她并不因此就要下山。不!自放假后攜全家上山,她便打定主意:一定要堅持到八月二十日,天冷后再下山(換言之:一定要把家庭氈房的生意撐下去)。
待客的氈房寬大,炕上鋪著絢麗花氈,堆著干凈被褥,一次可待客四十人;自己住的氈房窄小些,氈子更舊,但炕鋪得和大房子一樣講究:木板上是氈子、再鋪黑紅格化纖地毯。這個房間內,不僅有米哈爾古麗、哈納特、穿白罩衫黑運動褲白拉帶涼鞋的四歲女兒卡迪亞,還有請來幫忙的姑姑和姑父,炕上躺著穿棉襖棉褲光腳丫的嬰兒,是米哈爾古麗妹妹的兒子;卡迪亞身旁坐著的,穿粉色拉鏈毛衣、黃頭發、七八歲模樣的女孩,是嬰兒的姐姐。
氈房內略顯擁擠,卻充滿活力:正中鐵皮爐子炭火正旺,雙耳黑色大鐵鍋內,塊塊指節大的羊油正嘶嘶作響,炕上小桌,姑姑跪在一塊艾得萊斯綢縫制的墊子上,切羊雜碎(自己吃);案板的另一面,哈納特在切羊肉,準備穿烤肉(給客人吃)。米哈爾古麗抱起剛睡醒的嬰兒拍打,鼻腔中發出呢喃,還不時揮動鍋鏟,翻炒鍋里羊油;姑父提著羊頭和噴燈走出去(羊頭是客人的主菜,得收拾干凈),兩個女孩下炕,提起水桶,去泉邊提水。
是草原讓米哈爾古麗認識到牛糞的重要性:作為必須的燃料,在草原,做飯取暖全靠它。米哈爾古麗做夢都想白白撿到牛糞,可當她出門后才發現,那些犄角旮旯處,早被別家主婦洗劫了好幾遍,哪能等到她!她便只好買:一堆長、寬、高各一米的牛糞標價一百元(二零零九年冬季雪災前,一堆牛糞原本三十至五十元)!可再貴也得買。米哈爾古麗咬著牙,買來兩車兩米的,四百元,二十天就全部燒完;然后,再買……
除牛糞堆的漲跌直接影響家庭氈房的效益外,氈房的定價也尤為重要:太高沒人來,太低沒賺頭,要定得客人心服口服,來了一次還想來第二次。于是,價格這樣出籠:白天三百,晚上五百(不包括買羊錢,一只羊六百,由客人負擔費用,但氈房負責宰殺、洗凈、煮、炒、烤)。通過這個價目表可靈活換算:若早晨來,晚上走,吃一只羊,總價為九百;若住一晚,吃一只羊,價格為一千一百元。聽起來不算低,但米哈爾古麗說,大頭都用來買羊(成批買羊一只可降到五百五十元,但客人大多零星而來,只能一只只買,想在羊身上省錢,很難)。活羊的固定價格令家庭氈房的價格居高不下。可如果再低,就沒賺頭。
但我發現,對家庭氈房來說,賺的不僅僅是現金:幫客人宰羊,可留下羊皮,羊內臟,羊尾巴等,也是一筆收入。以前,一只羊尾巴賣五元,現在則賣三十五元。將五個羊尾巴切碎,煉出的油可裝滿二點五公斤的雪碧瓶,油渣還可蒸包子、炒菜。這些小實惠如潤滑劑,能讓一年皺巴巴的生計變得順暢些。
氈房的價格可以量化,但接待客人的麻煩卻無法計算:不同的客人會提不同的要求,哪怕最嚴苛的,主人也要盡量滿足。
米哈爾古麗舉例說:“前天來的客人說好二十五人,來了后我一算,整整四十人!我說要多加一百元,領導點頭答應了,還把帶來的女人往前一推,說讓她來幫忙,可她什么都不干,只顧用紙擦鞋上的泥。領導說要吃兩只羊,一只煮一只烤,還要做六個涼菜六個熱菜。我把煤氣灶搬到外面炒菜,用大土灶煮肉,用鐵皮爐燒水泡茶。四十個人,單泡茶都能忙死人:有人要喝奶茶,有人要喝清茶,有人要喝駱駝奶,有人要放鹽,有人不放鹽。全家人從早忙到晚,腿都跑細了。實在忙不過來,就去周圍氈房找人來幫忙,一天五十元。水不夠,讓兩個女孩輪流去泉邊提。晚上客人不睡覺,拼命喝酒,喝完就大喊,上清茶,上奶茶。我們在旁邊氈房不敢睡,聽到喊聲,馬上起身,燒好茶,提過去。又趕上半夜下雨,他們喊冷,我們把爐子也架起來。有人在地毯上吐了,我用洗潔精洗,清水沖,又忙活了一陣。可臨上車,領導硬是不給那答應好的一百元,頭一扭,人呼啦啦上車,一把方向盤,全走了。”
在城市,鄰居關系很疏離;到了草原,米哈爾古麗重新認識到這個詞的內涵:剛上山,扎好氈房后,米哈爾古麗根本沒想到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鄰居(丈夫的遠房堂哥)的窺視之中。一連四天,沒客人來,鄰居騎馬跑來嘲笑她:弟媳婦啊弟媳婦,這么大的空房子,真漂亮啊。她被氣得半天說不出話。看到旁邊有人也建起座營業性氈房,鄰居騎馬跑來:弟媳婦啊弟媳婦,人家的房子來了,你們的房子不行啦。又過了數日,他再次騎馬跑來說:哎呦,你們家可真行,都已經接待了二十五撥客人啦。米哈爾古麗差點暈倒:她每日忙得團團轉,根本沒細數接待了多少撥,可鄰居每天都眺望她家氈房,記錄下煙囪冒煙的次數。又一次,看見炊煙升起,鄰居忍了又忍,沒騎馬過來,改成打電話:弟媳婦啊弟媳婦,你們是不是又在烤沒結婚的羊娃子?
當家庭氈房從草地上銳利冒出,鄰居們的眼神變得格外敏感。以待客為傳統,視買賣為恥辱的游牧民族,面對這個新事物時,忐忑不安。傳統的,世代相承的穩定結構,被這座氈房撬出個縫,變得松動起來。所以,一座氈房并不像它顯現的那么簡單:它的一舉一動,皆在鄰居和傳統的灼灼注目中。
競爭同時到來。看到米哈爾古麗家的生意不錯,有人眼饞,要來和她搶地方。可她早都打聽清楚政策:在冬窩子,每戶人家氈房的地點有具體規定,但夏窩子卻沒有,誰的氈房扎得早,那地方就歸誰。聽到有人說讓她搬走時,她站在門口就罵:“我男人就是這個村的,誰敢動我的房子!”
他們在旁邊扎起氈房。沒有煤氣灶,只修了個土灶;也不提泉水,用咸井水燒茶,茶味泛苦;一瓢水把整個羊肚子晃一遍,里面還有綠色;人來得多些,就忙得顛三倒四。米哈爾古麗說:“搞接待,還得女人干。女人耐心、細心。”
她家氈房不僅人多,且分工明確:她負責倒茶,招呼客人;姑姑炒菜;哈納特和姑父收拾羊;女孩子們提泉水。有的客人吃不慣羊肉,想吃面條,咋辦?要提前準備好掛面之類的東西。可對面的那些大老爺們,哪能想得這么周全。他們白天忙著炒菜,晚上還要搞接待,連續幾天睡不好覺,大師傅生了氣,自己走下山。之后,那房子的煙囪便再也沒冒出煙。
剛上山,才四歲的卡迪亞萬般不習慣,說周圍沒人玩,太著急,還是回城里的樓房去吧。住了幾天,她的饞癮犯了,強烈要求吃肉。米哈爾古麗一攤手:我們沒肉啊。她用小手朝不遠處一指:那么多羊,宰一只不就行了。母親笑彎了腰,說傻丫頭,那些羊都有主人,得花錢買才行。哦……女兒看看羊群,發狠道,等我長大了,一發工資就買羊吃。
女兒和母親去撿牛糞,開始嫌臭,慢慢地,從母親的言行中懂得牛糞的可貴,大老遠看到一團,激動得直跳腳,狂奔過去。做母親的不斷點頭:這份對牛糞的熱情,在縣城,可培養不出來。
大風大雨后,母女倆出門撿垃圾:將吹到氈房周圍的塑料袋、礦泉水瓶、廢紙殼等收集起來,裝在袋中,再挖個坑埋起來。多數時候,母親做,女兒跟著看。可在當老師的米哈爾古麗看來,父母以行為教育孩子,遠勝過空談。
草原上的生活冗長繁雜,別看卡迪亞小,也要承擔必要的勞動。除去提水,每晚六點半,她還要負責將小牛綁起來。母牛在外吃了一天草,回來的途中就會哞哞呼喚自己的孩子,小牛聽到后,想方設法從圈里擠出來,朝母親——不,應該是母親的乳房,奔去。此刻,是母牛乳房最飽滿之時。米哈爾古麗叮囑女兒,在母牛回來前一定要將小牛綁撈,若奶被小牛吃了,人就擠不出來了。小牛才三個月大,正是饞奶時,可再過三個月,母牛再次懷孕后就會斷奶,所以,母牛能擠出奶的時間很有限,于是,就出現了人牛搶奶一幕。
擠奶有固定時間:早晨七點半到八點,晚上八點半到九點。中午奶少,一般不擠。有一天,卡迪亞忙著玩,忘了綁小牛,小牛撒著歡沖到母牛身旁,大嘴吮吸起來,等米哈爾古麗發現,將小牛趕走,母牛的乳房早已癟下去。卡迪亞做了錯事,低著頭不吭聲。米哈爾古麗攬過女兒的頭說,沒關系,就當讓小牛過個年。
卡迪亞已對周圍環境很熟悉:知道哪家有馬奶子,哪家要辦喜事,什么時候去看賽馬。每當她看到有騎手牽著馬拎著桶來到泉邊,就蝴蝶般飛過去:哥哥,你家的毯子好漂亮;哥哥,你的馬肯定能跑第一名……然后,她說出自己甜言蜜語的目的:哥哥,你就讓我騎騎馬吧。
轉場的本質是環保,它的行為根基在于鮮明古樸的生態觀。當哈薩克人遵循一年多次遷徙、四次大搬遷,夏牧場一次放牧為三四日,順次轉場的游牧生產方式時,就是為了盡可能合理地利用草場。轉場有固定的時間、線路和目的地,不但滿足了牲畜的覓食需要,不至于損害草場,而且這種依時依地的遷徙輪牧,極大地實現了現代人極力呼吁的“休牧”舉措。
當工業化進程的酸果正在被人們艱澀吞咽時,一個詞遭到質疑:“現代”。我懷疑并懼怕這個詞。這個詞貌似要將人類引入一條不歸路:當我們大規模拋棄游牧時,我們說農耕更現代;而當我們荒廢農田進城時,我們說工廠更現代。當工業廢水污染自然,海嘯地震蝗蟲襲擾,我們驀然發現,在貌似最原始的游牧生產方式中,卻有著最為“現代”的觀念。是誰賦予“現代”這個詞以一種特殊的優越感?那個主導這個詞的嘴唇,只在追逐當下利益的最大化,從未將地球看做自己的家。
哈薩克人一直與大自然保持著最近的距離,在游牧過程中,他們形成了自發的環保意識,這種意識體現在禁忌和慣例中,是對自然所進行的本能保護。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多余的生物。雖然他們沒有“環境保護”這樣的詞,卻常勸誡兒女:不要拔嫩草,因為你的生命像嫩草。搭建氈房時,他們會選擇無草或草少的地方。在轉場途中,要將做飯、燒茶的火堆用土蓋埋。夜晚時分,長輩不允許晚輩往外倒灰(荒火是破壞草場的主要因素之一)。這種訓誡在孩子們的頭腦豎起根手指,噓——從小接受這種訓誡的人,在他們的皮膚底下,充溢著一顆別樣的心臟:自然并非只是供人攫取的身軀,它同樣有靈魂,要休息,值得敬重。
在城市,植物變成裝點門面的物品,而喪失了其特殊的生命靈性。圣誕節前夜,人們砍下冷杉扛回家,在松針上掛滿五顏六色的禮物盒,每個盒子上都有個金色蝴蝶結,每個蝴蝶結都反射出光芒,令這棵樹熠熠生輝。這棵植物遠離了自己的根須和泥土,正在效忠慶典。春節前的花市上,中國南部的花農將培植好的菊花擺出來,一盆八元、十元。那金菊剛好綻放在從初一到十五的農歷時間。元宵節后,花邊顯出黑褐色,再過半個月,花瓣枯萎,皺縮,枯干,暗淡無光。它剛剛還為節日扮演了助興的角色,就已經變成了尸體。當人們將它從花盆中拔起,丟進垃圾桶后,我看見,這菊花沒有根。花農輕松地將花枝從樹上剪下,直直地插入土中,讓原本不該出現的場景(只要它們出現在人的腦袋中),呈現在現實中:一盆盆金黃的菊花,開在春節的房間里。城里人輕松地殺戮著,并不緊張。他們給圣誕樹掛上禮物盒,給金桔樹扎上紅包,將菊花擺在窗臺,并不覺得那植物正在受辱。
大規模轉場曾衍生出一系列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生活:冬不拉彈唱、姑娘追、賽馬、叼羊。定居點雖然也設有文化站,但設施簡陋,除桌椅和一套音響外,別無他物。冬不拉彈唱仍保留,但其余活動則因需大規模活動場地而不常舉行(定居點周圍的草場都被圍欄圍起)。盡管電視已很普及,但人們并不像阿肯彈唱那樣喜歡。長期游牧,居住分散,使哈薩克人相互接觸的機會很少,他們更喜歡動態的、直接參與的文藝活動,而電視是一種靜態觀看,其節目是程序化播放,阿肯彈唱則具有直接對話效果,而且,熟人的表演更能引發共鳴。
并且,阿肯并非雜耍逗趣的演員,他更是幽默的智者,精通變形組合,順手采擷生活瑣事,即興編成曲調,敏銳俏皮,出人意料,通過諷刺、贊賞、鞭笞,將一條裸露在生活之外的線頭拽住,再將與其相關的內里盡數剝開。人們很容易忘記一整夜的電視節目,卻能記住阿肯的某些話。那些詞語看似平常,卻往往暗藏著一個族群精確的態度。
在定居點,“致富能手”成為人們學習的標兵。能致富,當然好,但成為標兵,就令人迷惑。無論以什么聲調說出“致富”這個詞(開玩笑或認真),它都是個和利益相關的詞。在草原,人們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其設定標準和錢沒關系。“致富”這個詞看起來不起眼,但其實,它掩藏了一些這樣的概念:秩序、紀律、勤奮。有人遵循這個詞調整自己的生活,無妨大礙;可如果誰不追隨這個標準,誰就顯得落伍,多少讓牧人不舒服。將會聚斂錢財的人稱為英雄,和史詩上的標準總有偏差。對英雄的判定標準不會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部。當牧人強迫自己去適應外部條件時,因為外部的標準并沒有給自己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只會讓牧人失足跌落。牧人在轉折點上顯現出焦慮,同時,還有恐慌。
轉場,讓哈薩克人遠離城市和農業區。為解決日常生活需要,他們自己打制生產工具、家具,加工各種食品。民間傳統技術的誕生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智慧的反映。定居后,這些傳統技藝被年輕人界定為“土”,他們更愿意騎上摩托車,去學修理汽車之類的新技術。
(刊于2013年6期《散文百家》,入選《2013民生散文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