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記（115-  ）
 
安琪/文
 
115
 
《南陽兩漢畫像石》，王建中，閃修山，著，文物出版社1991年。
 
每到一地，時間允許的話我一般是會打個車到當地博物館逛逛。這么多年看了這么多博物館，感覺大體相同，古陶器、古農械、青銅器、玉石、戰車、陶俑，等等，但是漢畫像石卻不是每處博物館都有的。2010年10月，到南陽參加第六屆西峽詩會之機，一干詩人參觀了南陽漢畫像石博物館，在導游的講解和大家的嘖嘖贊嘆聲中走了一圈，于今回想，也記不起什么。2016年8月，我和妹妹和外甥女黃璐到北戴河度假，看到奧林匹克公園街對面就是北戴河博物館，我們趕緊匆匆游了公園立即購票進北戴河博物館，這次留給我的記憶就深刻了。北戴河博物館是我到過的博物館里最蕭條、慘淡的，園區原先的購物一條街（依稀記得名為“秦漢一條街”）早已停止經營，那些個貨攤在風吹日曬中殘破廢棄于荒草中。博物館2009年開館，仿秦宮建筑，頗具古風，展品也是不少，只是展館內空無一人。我們三個女生提心吊膽地在展館走著，看著滿目墳墓里挖出的文物，說不出的恐懼。按照展館線路我們來到一座建筑物前，赫然看到門楣上題寫著“漢畫像石”，那就進去看看？一進去更是嚇得屏聲靜氣，這漢畫像石展館燈光幽微，條石堆疊，陰森恐怖，我們仨都不敢說出“怕”字，也不敢深入，就在入口廳里往里間張望了幾下，連忙退出。來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黃璐說，姨媽我看到你很怕的樣子。我說你不怕嗎？她說，怕。我和妹妹說起了所有的博物館其實都是看的死者的東西，有意思的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很忌諱死者物品，但一回到古人身上，好像一沾上“文物”二字就很稀罕了，就不可怕了。這也真是奇怪的邏輯。兩次參觀漢畫像石展館都不及此番閱讀《南陽兩漢畫像石》一書來得清楚明白。本書序言介紹了南陽古代的地理特征及經濟狀況，說明了南陽成為兩漢畫像石重要出產地的原因。正文則是漢畫像石的拓片及注解，文字比導游講解還詳細，圖片比現場觀摩還具體，很好地彌補了我兩次參觀漢畫像石卻不知究竟的遺憾。
                                               
20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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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全集》，柯寶成，編注，崇文書局2013年。
 
全集，并不厚，這讓我有點驚訝，原來李清照的作品并不多。書分三卷，甲卷“全詞新編”，收有李清照詞64首；乙卷“全詩新編”，收有李清照詩19首；丙卷“全文新編”，收有李清照文9篇。這就是全部的李清照？附錄有李清照年表、民國期間李清照研究主要論著表等。每一首李清照詩詞后有“題解”、“注釋”、“匯評”，很是詳盡。
 
我讀注釋部分最大的收獲是了解了李清照在用典上真是繁密，有時是化用前人詩句，有時是指代歷史人物。關于用典，我想到了在“西川《唐詩的讀法》研討會”（2016年12月27日。北京，十月文學院，十月雜志社主辦）上詩人、批評家西渡的發言，大意是古人用典一方面可以顯示自己的才學，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尋求同道的很好的方式——那些清楚他所用之典的讀者自然就是他的同道。
 
匯評部分是宋以來關于李清照詩詞的評述摘編，其中也不盡然都是譽美之辭，像明朝的葉盛在點評李清照《武陵春》“春晚”一詩時就說，“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歟”，話真是說得很重，明擺就是“女人是禍水”的意思。其實無論文叔還是德夫，他們不幸的命運都是當朝皇帝帶來的，懦弱無能的宋朝天子被金兵擄去了兩個，靖康之恥，徽、欽二帝也以極其狼狽痛苦的死法自食其果。但無辜的跟隨徽、欽二帝被擄往冰天雪地五國城（現黑龍江境內）的三千多北宋官兵、宮廷中人，和北方失陷后逃往南方的老百姓，白白地為一個昏庸的朝代作了殉葬。李清照的悲劇命運就是從北宋滅亡后開始的。此前她是太學之女、當朝宰相之子趙明誠的夫人，此后便是到處流離失所的寡婦。
 
原本只知李清照在越州、臺州、明州、溫州、金華、臨安呆過，這次讀《李清照全集》，竟然發現她流沛的足跡還到過我們福建的福州和泉州，不知這兩地可有關于李清照的記錄。《全集》里沒有讀到李清照與這兩地有關的詩文。
 
因為沒讀過李清照傳記，想象不出一個喪偶婦人是怎樣四處漂泊，倒是日前在微信讀到一篇文章，說臭名昭著的秦檜的夫人王氏的姐姐嫁的就是李清照父親李格非。巧合的是，李清照的生母姓王，繼母也姓王，二王都是名門之后，不知與秦檜夫人本家姐妹的是“生母王”還是“繼母王”，《李清照全集》里自然沒有提到這事。我暗暗地想，李清照一定不是我所想象的孤苦無依一個人東奔西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怎么著也會有人提供逃難的線路和方便吧，這里面會不會有秦檜夫人也就是她的姨媽的幫助呢？存疑，瞎想。
 
從繁華、到衰敗、到凄涼地死去，我們所知道的曹雪芹走的也是這樣一條路，因為寫作，他們都寫出不朽巨著，都成為偉大的作家。而更多從繁華、到衰敗、到凄涼地死去的人什么也沒留下，只是凄涼地死去。因此我們應該告訴葉盛，“文叔幸有此女，德夫幸有此婦。”
                                 
2017-2-1
 
117
 
《桐蔭夢痕》，錢中文，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
 
正月初六，和子林倒地鐵到長春橋附近的錢宅拜訪錢中文先生，這是我第二次參加錢門弟子春節聚會，也因此榮幸見到諸位學有所成的錢門中人：陳燕谷、靳大成、陳曉明、張首映、金元浦、曹衛東、劉方喜，等等。
 
錢先生江蘇無錫人，1932 年11月出生。先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俄語系和莫斯科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研究生系。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導、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榮譽委員、《文學評論》主編。無錫錢氏非常厲害，錢穆、錢鍾書、錢偉長、錢中文，四錢為什么恰好都出自無錫，四錢之間是否有親緣關系？真是值得研究一番。
 
《桐蔭夢痕》有一文《“我們這些人實際上生活在兩種現實里面”——憶錢鍾書先生》，是錢中文先生回憶錢鍾書先生的文章，兩人是長輩和晚輩的關系，是同事關系，也是同鄉關系（錢鍾書先生喜歡和錢中文先生講無錫話）。此前已知錢中文先生是巴赫金研究專家（家中有錢中文先生主編、翻譯的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但也是經由錢先生此文我才知道，正是因為錢鍾書先生1983年約稿錢中文先生撰寫巴赫金的理論問題，作為當年“第一屆中美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的學術論文，這才讓巴赫金走進了錢中文，并進而走進中國文學理論界。
《桐蔭夢痕》是錢中文先生的隨筆集，書分三編，上編寫人記事，主要收入錢先生回憶與前輩或同輩交往的文章，計有：季羨林、錢鍾書、何其芳、蔡儀、蔣孔陽、徐中玉、胡經之、童慶炳、樊駿、高曉聲。這部分特別珍貴，它提供了許多第一手資料，從學人眼中出來的學人，有別于被娛樂化的學人。譬如季羨林，在錢先生筆下，有見地、有思想、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季老認為，西方人輕視東方文化，出自民族偏見，為時已久；中國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則是一種短視”。文中記錄了作者與季老的幾次交往，娓娓道來季老的文學觀念，其中關于“評定文學作品首要標準是藝術性，有藝術性，斯有文學作品。否則，思想性再高，如缺乏藝術性，則仍非文學作品”，季老的文學史寫作觀也持的是藝術性大于思想性的立場。文中也對季老去世后各路媒體把季老當成炒作對象從而把季老低俗化，表達了不滿。
《7月，這潮濕而悶熱的7月——懷念何其芳同志》選取1977年7月何其芳同志生病住院直至去世的時間段，采用回憶的手法，夾敘夾議寫出了何其芳同志對工作、對同事、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態度，其中對何其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遭受的非人迫害尤其令人心痛。我一直記得這么一個細節，快60歲的何其芳同志被下放到干校養豬，那個傾盆大雨的黃昏，小豬們闖出豬圈，跑向田野。何其芳同志披上塑料雨衣、拄著根竹竿，一腳深一腳淺地到野地里追豬去了，野地里傳來他“啰啰啰，啰啰啰”的蒼涼的呼喚聲。
 
這“啰啰啰，啰啰啰”的蒼涼的呼喚聲我們未必能在何其芳同志本人的筆下聽到，何其芳同志本人也未必會記得住，但今天，當我們在錢中文先生的文字中還原出那個場景時，我們想到的是那個非人時代對一群選擇了這個時代并有功于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非人折磨，每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是有義務記錄下那個時代以警醒后人——我們不希望那個時代重臨。
對童慶炳先生，錢先生給出的這個結論很有概括性，“我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好幾個階段，這幾個階段的特征，大概在童慶炳教授身上表現得最為完整的了。”因此本文既是對童慶炳先生學術思想的回顧，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過程的梳理，讀之大長見識。
《桐蔭夢痕》中編收入錢中文先生藝術隨筆21篇，有讀書筆記，有音樂感想，有壯游所得，都是錢先生思想軌跡的輻射。下編可謂錢先生的成長史，收入回憶童年、少年、青年文章10篇。錢先生出生于民國時期，念過私塾，但其小學、中學課程的完成主要在民國學校。2013年我第一次讀《桐蔭夢痕》時曾把《“仿佛有人喚我醒”——少年心靈在審美中覺醒》一文中所回憶到的民國校園歌曲一一摘取放到博客，當天就被新浪博文推薦。那些歌我們自然聽不到，但單純那些歌詞就足以動人心魄。
 
2014年1月我應《教師月刊》主編林茶居之約對錢中文先生作了一次訪談，該訪談以《只有不斷選擇，才能不斷獲得自由》為題刊登于該刊當年第四期。在回答“您如何看待這樣兩種知識分子，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上書’，一種‘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您自己傾向于哪種？”這個問題時，錢先生如此答道，“你所說的兩種知識分子，歷代都有。有條件一心只讀案上書，固然很好，但讀書是為什么呢？自然可會營造一個自得其樂的天地，但恐怕難以成為一種生活的常態與目的吧，那么就要追問讀書的目的與價值了。知識分子不應以為自己的目的與責任就是只讀案上書，獲取信息，授人知識，做個知道分子。現在大家看到，一些失去目的與價值取向的知道分子，他們毫不憐惜地以技術破壞自然、文物，為了集團私利，到處投藥放毒，致使毒水橫流，霧霾彌漫，實在野蠻。其實，知識分子即使是技術知識分子，也應具有人文知識、人文關懷，何況那些研究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呢！當然，當今在資本推土機面前，任何人文總是輸家。不過我以為人文知識分子應是那種自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雖然有的人對他們的關心與努力不屑一顧，但他們自己應該是不失那種與時代共呼吸的人，我傾向于這類人。”
                                          
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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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抵御平庸——藝術現象學演講錄》，孫周興，著，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4年。
 
要感謝第五屆美麗島中國桂冠詩歌獎建立起了孫周興教授和我的關系。這個由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云南大學中國當代文藝研究所、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蘇州詩院等多方組織的獎項，每一屆由主辦方邀請一位評委會主席，再由評委會主席組織評選班子進行評獎。第五屆評委會主席為同濟大學孫周興教授，我很幸運地獲得了本屆桂冠詩集獎。頒獎儀式在錦溪“蘇州詩院”舉辦，我特意帶上孫周興教授翻譯的海德格爾專著《林中路》并如愿以償得到孫教授的簽名。
 
想不到孫教授這么年輕。1980年代末的高校學子正趕上哲學熱大潮，誰不言必尼采、薩特、海德格爾？也因此孫周興三個字很早就進入讀書人視野，他的名字幾乎是和海德格爾捆綁在一起，就如周國平和尼采、錢中文和巴赫金。孫周興作為海德格爾的翻譯者和研究者，相信在當年莘莘學子心中一定一幅老教授模樣。我就以為孫周興應該年紀很大了（你想，1980年代末我剛大學畢業就知道孫周興，現在我已近50，孫周興可不得七老八十了嗎），見面一看，身材高大、體格勻稱、步履瀟灑、臉無贅肉、頭戴鴨舌帽的孫周興教授居然生于1963，和我同為60后。這真令我吃驚，原先預備好的“高山仰止、如雷貫耳”等大詞都不好意思吐出來了。
 
依稀聽到孫周興教授說起當年如何與海德格爾著作結緣、如何選定海德格爾為研究對象的往事，印象比較深的一段話：那是一個百廢俱興的時代，國門封鎖了那么多年，突然打開，每一個西哲對中國人都是陌生的，你抓住了誰，你引進了誰，誰就成為你的了。我不禁想起了朦朧詩那一撥人，他們也是在一片廢墟里蓋的房子，不拘多高，只要有房就行。
 
話雖如此，這房也得蓋得好，方才立得起來。能在第一時間認準某個西哲并翻譯之、引介之、研究之，沒有扎實的功底是不行的。孫周興真是少年早慧，1992年浙江大學畢業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時也才29歲，所研究的對象海德格爾又是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絕非等閑之輩。我唯一不明白的是，為什么存在主義都這么艱深、晦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在我的書架放了20多年了，我還一直不敢碰它們。就是看起來厚度不那么驚人的《林中路》我也沒法讀下去，暫且先放著。每逢遇到“天書”一樣的譯著我就暗暗地想，譯者自己看得懂譯著嗎？
 
孫周興教授自然是懂的，因為在《以創造抵御平庸——藝術現象學演講錄》中，凡涉及海德格爾、涉及現象學的，我也一概如“讀海德格爾不懂”一樣“讀孫周興不懂”。本書如副標題所示，是一本演講錄，收入作者關于藝術現象學演講12篇，其中有多篇談及海德格爾，按作者自述，“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海德格爾‘掌握’了，無論在思路還是表達上，大約都被海德格爾‘結構化’了。”扣除與海德格爾有關的幾篇演講，單純就藝術論藝術，孫周興教授的演講就不會那么拒人千里，我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收獲，時時能在孫教授別開生面的說法中開悟、會心。
 
孫周興教授是一個勇于表達自己觀點的學者，譬如在2011年杭州的“藝術現象學與當代藝術問題”學術研討會的發言中他就直言，“不少同志還在糾纏藝術與哲學的關系如何如何的老舊問題，差不多是一個起點性的問題”。也只有這樣真性格的孫周興，才能在2013年《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致辭中闡明心聲，“大學學報不能為學術添亂”，姑引致辭如下，“為了提高刊物的‘影響因子’，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學報居然串通起來相互引用，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實在無恥至極。當時我的說法是：拜托了！我們的學術已經夠亂的了，作為學術陣地的大學學報就不要亂中添亂了。”
 
2017年1月16日，《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果然因為“影響因子”問題，從CSSCI來源期刊變成了CSSCI擴展版，成為微信朋友圈重大新聞。2017年1月19日，孫周興教授在博客發表主編申明，決定從此重視“影響因子”，力爭讓《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重回核心期刊。似反諷、也似妥協，令人不勝唏噓。
                                       
2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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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美]愛德華·B·格梅恩，編著，柔剛，譯。海峽文藝出版社1988年。
 
大概是1990年我在漳州曉風書屋門口的地攤上找到了一本《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可見它的銷量在當時是不如意的），柔剛翻譯，定價5.10元，在地攤上它以2.5元出售，這本書至今依然在我的書桌上，是我從福建帶到北京的兩本詩集之一，另一本也是外國詩，是龐德的《比薩詩章》，我以后會寫到。但我桌上的這本并不是我從家里帶上京的那本，在漂泊不定的遷居生活中，那本早已不知去向。翻開扉頁，簽著，“安琪雅正。柔剛，2008再贈”，也就是，柔剛確實先后贈送過我兩本。
 
《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1-4710本后就再無加印，更無重版，成為我的不解之謎。我多次勸柔剛要再版此書，他總是謙和地笑而不答。2016年4月20日柔剛在轉朋友圈發布的我的一篇題為《外國詩歌之于我》的文章時終于“順答安琪：很多人問我為什么該書沒有再版？為何我這廈大科班出生的沒有從事翻譯工作？28年前我翻譯完幾十萬字的《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我跟好友說該書的思維模式要50年以后才會走入中國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國當下最需要的不是這類東西，需要的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之后有個‘過度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后再進入社會主義，我們要鼓勵幾億的中國人成為中產階級，讓幾百上千萬知識分子都成為商人，這個國家才有希望——大家去查下，我這些‘過激的言論’當時意外地發表在湖南株洲的《新聞圖片報》上。”
 
我不太清楚柔剛有何實體企業在做，我知道的是柔剛確實按照他的想法在走知識經濟路子，他尤其認為，詩人不能是貧窮的代名詞，詩人要有能力養活自己，我曾看到柔剛在微信里大力點贊廈門詩人群體大都從事商業經營的行為。我在北京每次遇到困頓柔剛就會安慰我，放心，北京呆不下了回到福建到我這里，不會讓你餓肚子。1995年我獲得第四屆柔剛詩歌獎主獎是我步入詩壇的第一級臺階，當年我26歲，詩歌剛起步就得到這么大的鼓勵使我一直把柔剛和柔剛詩歌獎視為我的恩人，內心對柔剛和柔剛詩歌獎有極大的認同，樂意從事與柔剛詩歌獎有關的事務。創辦于1992年的柔剛詩歌獎，迄今已頒發了24屆，成為詩歌界最具影響力的民間詩歌獎項。中國的民間詩歌獎此起彼伏，但能堅持到今天的也就柔剛詩歌獎，這已不單是柔剛的榮譽，而是所有獲獎者的榮譽。
 
柔剛，1963年生于福州。1984年畢業于廈門大學外文系，后在福州海關工作，退休后居廈門，創辦有柔剛藝術學苑。早在大學期間柔剛就從事英美現代詩歌的翻譯，譯有《意象派詩選》等。《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是柔剛第一部公開出版的譯作。柔剛翻譯這部詩集時年齡不超過25歲，正是青春激情勃發的時候，譯作也因此充滿生猛的力量。柔剛和《比薩詩章》譯者黃運特是對我的詩歌創作有過重大影響的翻譯家，他們的譯文直接形塑了我福建時期詩歌創作的語言風格。內心對他們一直念念不忘。
 
《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譯著，棒在哪里？我認為棒在譯者自己也不懂被譯者到底寫些什么說些什么，他就把自己理解不了的詩直通通地譯了出來，而這，恰好是超現實主義詩人的特色，什么是超現實主義？在百度中我們看到如下定義——
 
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探究此派別的理論根據是受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響，致力于發現人類的潛意識心理。因此主張放棄邏輯、有序的經驗記憶為基礎的現實形象，而呈現人的深層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嘗試將現實觀念與本能、潛意識與夢的經驗相融合。
 
于是我們看到的超現實主義詩作，都像是夢囈，夢是沒有道理的，夢是反常規的，夢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可的。《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編選者格梅恩在編選前言中寫到一個例子，他說，如果你問一個清潔工“掃帚有什么用？”，他會揮舞掃帚清掃地板，或給你看工資單，但你要問一個超現實主義詩人，他會說，我看到掃帚在揮動著頭發，那圓柱似的肌肉在顫抖著。你瞧，這就是超現實主義的思維和表達。
 
超現實主義對詩歌乃至對整個文化藝術最大的貢獻在于，它打破了藝術家慣常的邏輯條理，它告訴詩人，每個詞都可以重新賦予它的詞性，詞與詞的組合也不必按照語法規定，一句話，超現實主義提倡的就是陌生化而且是最大限度的陌生化，因為太過陌生化而變成了自說自話，因為沒人能懂得超現實主義者到底要表達什么。所以對超現實主義運動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批評家（我忘了這個批評家的名字）這么說過，大意是，超現實主義群體最后只留下“超現實主義”這個概念，但沒有留下任何一個文本。確實的，整整一本《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沒有一首詩能被記住，你記住了布勒東這個超現實主義詩人，但你記不住他寫了什么。這就是超現實主義。
 
因為柔剛一直沒有再版此書的行動，2015年我曾打算把《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全部敲打出來然后發給柔剛以激勵他，但在敲打了幾首詩以后自覺工作量大，就放棄了。今天我想說的還是，《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真的應該再版了。
                              
2017-2-7
 
來源：詩人安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