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先生相遇
 
遠人/文
      
2007年夏天，年已八十七歲高齡的彭燕郊先生前往廣州領取青年詩人黃禮孩創立并頒發的第二屆“詩歌與人·國際詩歌獎”。當時我陪同先生往返。啟程時我還不能意識，這是先生最后一次出門遠行。那時的先生已經走到了生命終點的大門前面。
   
那次廣州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有兩點，一是頒獎晚會上，先生站在麥克風前發言，原本準備好的發言稿未念一半，情緒已然激動的先生索性脫稿演講。好幾次，先生的話語深入個人和歷史，動情處讓不少聽眾落下淚水；二是我那次和先生同房而睡，因晚上被詩友們叫去夜宵，往往凌晨才返。其時先生已睡，我坐床頭凝視先生蜷臥側背，恍然有凝視一孩子之感。先生當然不是“孩子”，而是在漫長一生將完結之時，先生已悄然返璞歸真，留下一個單純而瘦弱的背影。
   
實際上，不論當時還是今日，先生留給我的背影都很單純，但不瘦弱，而是十分寬廣。
 
一
 
第一次讀到先生的詩還是1987年，那時我剛剛習詩，在《星星》函授版上讀到一篇解析先生《鋼琴演奏》的文章。該文沒把先生詩歌引全，大概只三分之二的樣子。那首詩徹底震動了我，它也是一生唯美的先生的晚期代表作之一。我那時不知先生是誰，時代總在有意無意地遮蔽后學視野。當我在十余年后得以和先生相識，才知先生是“七月派”詩人，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便名震詩壇。對我來說，搞懂“七月派”，還是認識先生之后。從先生一生軌跡中，得以窺見云遮霧罩的歷史深處，有一些黃鐘大呂，卻只在被攔腰截斷的往日回響，仿佛和今天無半分干系。
   
先生正是從那個歷史里走到我面前的一個詩人。在很大程度上，先生的歷史也就是一代人的歷史。在先生那里，我終于明白的一件事是，與其閱讀歷史書本，不如閱讀從那段歷史中走過來的個人。在先生書房，我的確會有面對某種歷史之感。先生家住一樓，光線難入，書房里白天也要開燈，那里的燈光總是偏暗，占據幾面墻的書柜也是很有些年頭的老式柜樣，上面油漆剝落，書柜里的書多是古舊圖書。先生坐在暗淡燈下，身后墻上掛幅對聯，是魯迅所寫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在先生身側的沙發上坐著，總被一種恍惚感控制。因彼情彼景都太像身在某個歷史角落，先生談起的話也是歷史。從先生那里，我第一次聽到他參加新四軍的經歷，聽到胡風、“七月”以及很多“七月派”詩人的名字。先生談起歷史，會很自然地對其中人物有所臧否。一些我只讀其詩、未見其人的老詩人，會很驚異地發現他們在歷史中的一些行為。不過，先生似乎無意深究很多特殊年代造就的事件，他往往只是感嘆，“很多事都是沒辦法的。”我不由想，在先生一生中，挺過那些風風雨雨，又是如何想辦法的呢？
   
畢竟，先生青年時代正值戰爭年代，先生經歷過戰火和漂泊，離開家庭也就是永別家庭，因抗議國民政府在牢房度過三百多個日日夜夜。這些對先生來說，都只在輕描淡寫中付之一笑。只有件事讓我心靈震動。因先生晚年生活只師母一人陪伴，我有次無意間問起先生的孩子問題。先生說女兒在廣州工作，隨后卻說起令他一生陣痛之事，先生原來還有一男孩，僅僅幾歲時在逃難中失散。在照顧其他家人時，先生不慎松手，孩子轉眼就被難民沖散。對先生來說，這一伴隨終生的痛苦極少對人言及。我當時聽了，內心惻然。以先生心之大愛，如何會不從骨子里愛戀孩子？我有時想，是不是從那時開始，先生養成了說話低沉和緩慢的習慣？這件事先生雖只對我說過一次，我時常會構想先生和孩子失散的那個畫面。先生的痛苦我當然能夠理解，對先生來說，那既是他個人的苦痛，又何嘗不是當時整個中國的苦痛？先生一生低調，這句話有高調之嫌嗎？當然不，對先生來說，自己在經歷歷史，也會自然地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在中國經受痛苦的歲月，誰又可以從苦難時代中脫身？由此，先生的一生詩歌都在直面“很多事都是沒辦法的”整個人生。
   
從先生那里，我理解到詩歌真義，它蘊含的就是我們走過的全部人生體驗。
 
二
 
先生談歷史很多，談詩歌很多，我認識先生時畢竟已晚，最強烈的感覺卻是，先生度過的是寫作的一生、閱讀的一生，同時也是孤獨的一生。說先生孤獨一生或許不太準確，我無法進入先生的青壯年時期，我進入的是先生晚年。晚年是不是才會對孤獨有最刻骨的感受？記得第一次去見先生時，帶我去的朋友告訴我，先生住在省博物館內，我當時無端端心中一震，博物館？那委實是最清凈的地方了。平時我去博物館，只是去看一些永遠不會出聲的文物。它們冰冷地成為被談論對象。先生如此大名，住哪里我都覺得正常，就是覺得住博物館有種怪異之感。而且，人在晚年，應該是享受兒孫繞膝所帶來的天倫之樂了，我無法想象先生怎么會住在難有人去的博物館內？
   
事實上我有些多慮。博物館的住房是師母所分住房，看起來的自然之事還是讓我不久后就覺得，先生被博物館似的孤獨浸染太久。退休之后，先生似乎就變成一個被遺忘的對象。因詩名響亮，仍免不了來人拜訪。在先生生命最后的十年間，我親眼所見，隔上幾個月，就會有某個寫詩之人頻繁前往博物館拜會先生。驚異的是，幾個月后，來拜訪先生的又很少和先生再保持往來。他們之所以來拜訪先生，目的無非就是想用先生之名來給自己作品索評。先生對這些要求幾乎從不拒絕。見過先生手稿的人都不會忘記，先生寫作，從來都在兩頁稿紙間夾上復印紙。一稿數份，自己留一份，給被寫者一份，其余還有幾份，送給一些另外的人看。我有時會覺得，先生沒擔心自己被人利用嗎？先生給我看過很多份評論手稿，甚至還會問問我的意見。在寫作上，先生從來不以師長自居，他總覺得現在的青年詩人有不少新銳的想法。每次看到先生給我這樣的稿件，我內心既為先生感動，也不免為先生暗生不平。先生似乎從無被人利用之感，任何人登門，先生總是極為高興，應允文章也都在說好的時間內寫完。我記得我有次問先生，評論寫完后，那個某某某是否還來過？話一出口我就后悔，因為這句話問得有些殘忍。先生仍是一笑，說沒來過了。似乎這樣的事情不會對先生構成什么干擾，后來我才漸漸明白，對人生早已參透的先生，如何會不知人的心理？文壇的丑惡冷暖先生自然比我看得多，經歷得多，也體會得多。先生不拒絕的原因，我是在后來讀到先生那首《芭蕉葉上詩》時才有了體會，其中有這么幾句，“一個知音，來吧，不嫌棄的話，給你，喏/這一滴詩，一片詩，一粒詩”。能夠體會，先生對詩的癡愛會不自覺地將所有寫詩者都看作或許到來的知音，所以他會繼續這樣寫道“……反正要冒險就不必計較∕成功和失敗，還是寫吧∕管他什么偉大，什么不朽，不這樣∕就不夠頑冥不靈，不夠明知故犯∕就得不到冒險的樂趣，這樣才夠味！”
   
這就是先生，對明明知道的所有都愿意去“明知故犯”。而且，這些句子在我讀來，蘊含極強的孤獨之感。先生的確孤獨，當我仔細閱讀先生凝聚晚年心血的《混沌初開》和《生生：多位一體》時，我更能感到，先生的孤獨既有個人的現實孤獨，也有寫作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兩種孤獨的結果卻是促使先生對青年詩人們有種特別的愛護意識，總希望他們能盡快得到詩壇認可。被利用與否，其實是不值得去思考之事。在先生眼里，一個泥沙俱下的時代里還依然愿意寫詩的人，本身就值得他去鼓勵。我的不平感消失了，因為這是先生一生赤子之心的持守表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認定詩人們是“時代忠實的兒子，完全地、無保留地聽從時代的召喚，忘我地投身于我們時代嚴酷、艱難而又極其壯麗的斗爭中，他們只知道給予，而不知道索取，他們是最善良的給予者”。
   
在今天來看，先生又何嘗不是我們這時代“最善良的給予者”之一？
  
很多時候，最善良的，也是最孤獨的。
 
三
 
先生另外給我的強烈感覺是嗜書如命。記得有一次，我到舊書店淘書時，看見好幾本“世界名畫家全集”叢書，剛想買下，不料，與我相熟的店老板卻不賣給我，他說這是彭燕郊老師定下的。那時我才知道，先生也是舊書店常客。我的確有些意外，早已滿腹詩書的先生竟然每月還要買上百余本書給自己時刻補充學養。我忽然體會，怪不得先生與我談話之時，能隨時將話題引向很多我完全陌生的領域，甚至可以談到量子力學等話題。對先生來說，沒有哪種知識對他不具吸引力。先生從來不會要我去買他提到的書，但聆先生談話，我又會非常自然地到先生提及的書本前買下。現在回想，這大概就是潛移默化帶來的效果吧。
   
在驚駭先生的學識之余，我有一次也忍不住問先生，這么不停地買，以后如何安置？對先生來說，確是一個問題。先生住處不寬，間間房都是書柜，無法上架的書已找不到安置之處了。后來有一次，我去先生家中時，先生一見我，流露出一種特別不同的喜悅。他告訴我，他有了一套全部擺書的套間。一聽之下，我也特別興奮，他立刻帶我去參觀他真正的書房。這套房就在他住處的隔壁。一個兩居室的套間。先生把這套房買下來，專門將它打造成書房。先生引我到一個個書柜前瀏覽，表情興奮。第一次，我竟產生先生是一孩子之感。那種單純的快樂非常富于感染力，我不知不覺，被他的單純帶進他獨特的精神世界。現在，他的精神世界有了一個完整的書房來容納，書架上一格格的書擺成數面書墻，不論新書還是舊書，都顯得一塵不染，顯示出房間主人的清潔精神——一個與書相伴終生的人，他的精神又怎么會不高潔？
   
先生去世后，我曾問師母，先生的書如何安排。師母告訴我，先生留下的遺愿是將所有書籍都贈送給他曾執鞭授學的湘潭大學，唯一的要求是希望將書籍單獨歸置在一間命名為“彭燕郊圖書室”的書房內。可惜的是，先生這一心愿至今未能實現。方方面面的阻礙和現實的條條框框實在太多，先生收集的數萬冊書籍竟然還是在博物館的書房內等候知音。我不禁覺得，這種現實的殘酷對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帶來的傷害真的太多，偌大一個大學，難道就真的辟不出一套書房嗎？我不禁又聯想到先生生前受到的境遇。先生談話時總是不急不緩的語調，唯獨一次竟有些情緒激動。我記得我當時問及先生是何原因開始寫詩時，先生說是參加新四軍開始。對先生來說，參加新四軍是他一生的真正起點，令先生激動的是，有些部門始終不承認他參加過新四軍。否定一個人的起點，就太容易否定一個人的一生。這是令先生難以釋懷之事。先生一生做事多矣，有些事可以被強行否認，有些事卻擺在所有讀者面前，無論如何也否認不了。尤其先生留下的詩歌，它們一行行無不出自先生心血，哪怕在遭受牢獄之災時，先生仍繼續作詩。獄中無紙無筆，先生就用自己發明的方式來寫。將詩歌腹稿認真打好之后，自己反復背誦，然后用一個詞來代替一個段落。就這樣，先生只需記住一個單詞，就等于記住一個段落；記住幾個單詞，就等于記住一首完整的詩歌。這一聞所未聞的作詩方式令我駭然。先生對創作之癡迷由此可見一斑。癡迷不能說明問題核心，以我對先生理解，是先生對人世之美與生活之美有絕對的信任。能為世間留下美，是先生畢生宏愿，即使先生以為的美并非常人以為的簡易之美和單純之美，而是更深入的復雜之美，甚至是有毒之美——后者才是先生以為的人世本質之美。我們也只有面對這種一言難盡之美，或才能真正理解生活中隱藏的種種玄機內核。
   
沒有任何東西能否認先生認識的生活玄機，它們都在先生的詩歌之中。
 
四
   
和先生十年交往，先生總似乎不大出門。我每次見他，都是在先生家內，且不論什么時候去，先生總是在家。那里的安靜和孤獨構成先生給我的詩人底色。從先生的回憶文章中我能看到，青年時的先生交游頗廣。那些和他一起創作的同伴都年歲已高，難得再見面了。也因為我沒見過，所以總覺得先生孤獨。不過，孤獨的好處是先生在花甲之年還能創作出堪稱杰作的《混沌初開》。晚年能創作出巨制的人從來不多。我特別記得先生完成那部千行長詩《生生：多位一體》的初稿之日，我湊巧登門拜見先生，遂有幸成為它的第一個讀者。像先生的所有稿件一樣，先生復寫了好多份。他說那些復寫的稿件將寄給一些還健在的老朋友。
   
我的確好奇先生的老朋友。沒想到，我真見到了他的一些老朋友。
   
時間也就是2007年夏天的廣州之行。頒獎結束了，活動結束了，該是我和先生返回的時候了。先生突然提出，想去見見鄭玲。這個名字我很熟悉，其作品在刊物上隨處可見，我吃驚的是我竟然不知道，鄭玲竟然是先生同時代的詩友。
   
陪先生到鄭玲家時，鄭玲在保姆攙扶下來到客廳。先生路上談起鄭玲時我已在想象，鄭玲應是位瘦高、精神矍鑠的老人。見到人后，她的精神狀態果然很好，滿頭白發，梳理得十分精致。我第一次見到先生那樣激動，用力和鄭玲握手，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哪怕坐下后，我都感覺先生有種想手舞足蹈的沖動，似乎是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親人。我一問，才知道他們是半個世紀的詩友了，自鄭玲離開湖南到廣州后，兩人已經有二十年時間沒見過面了。我坐一旁看兩位老人聊天，他們都顯得非常興奮。鄭玲拿出相冊，要先生認認以前的朋友和一些慕名的朋友。然后，鄭玲又給先生看自己的新詩，先生竟然背下了他曾記得的鄭玲的一首舊作。對先生來說，這是極為自然之事，對他讀過的好詩，決不輕易忘記，他總覺得那些好詩有他沒有達到的境界。我深深理解，這其實是先生對寫作和詩歌所抱的敬畏體現。有敬畏，才有真正的熱愛。我不能不想起先生跟我談過被當年打入“另冊”后的生活。出獄后的先生被安排到街道工廠勞動，每天所做的是刷油漆之事。那時的先生是如何被寫作和讀書的欲望折磨？先生談起這些往事時，總將它們都看成自己的人生財富。后來《書屋》雜志創辦人王平君也跟我說過他在六七十年代和先生的往來之事。在那個只有語錄書與浩然小說的年代，誰也不知先生是如何藏起一些名著書籍。每個周六，他都像戰爭年代的接頭人一樣，和王平在公交車站見面，將所藏之書匆匆塞給王平后即刻離去，到下周再另換一本。我很詫異那個沒有電話手機的年代他們是怎么聯系的。王平說他們見面時間是一個估算，周六吃過中飯后，休息一會，就動身到公交車站去等。每次都不用等多久，先生就會從一輛公交車上下來。每次聽到這樣的事，我總覺得能夠從更深的層面來看待先生對文學的生命投入。在鄭玲那里，我分明也看到先生對友情的投入。
 
流光易逝，轉眼之間，從認識先生到先生離開后的今天，中間竟然是漫長的二十年歲月。它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二十年。先生留給我的人品和作品，始終在我內心存放。對我來說，先生代表一種品質的存在。這一品質在堪稱先生畢生壓卷之作的《瀑布》中也有體現：
 
……
不管高和低，一直向前流去
高和低之間，有懸崖峭壁，怎么辦？
……
轉個彎就好了，干嗎不轉彎？
……
這里不存在轉彎。不存在回頭
于是，奔騰而下了，呼嘯而下了
……
成為粉末了嗎？
成為碎片了嗎？
不，是展示。展示
這燦爛的潔白，潔白的燦爛
高高地飛揚起來，張掛起來，展示
生命的神奇的張力
……
用不著議論了，議論就是害怕
害怕就會去尋求平靜
奔流的路上，存在平靜嗎？
……
 
我忘不了讀過這首詩后的顫栗。對我來說，這條瀑布不恰恰就是先生的一生寫照？先生一生從未“轉彎”去回避人生，更沒有去“尋求平靜”，而是在每一段人生的必然坎坷處上，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奔騰而下”。唯其如此，先生對生命的理解才在不斷深入生命的過程中有了晚年的超越。先生真的讓我明白，寫作不是一天兩天之事，也不是一年兩年之事。投入了寫作，它就是一生之事。記得那時，我總會將自己的剛剛寫好的詩歌給先生過目。先生從來不去具體分析，而是在看過之后，建議我去該讀的書籍。此刻我忽然發現，足夠我一生咀嚼的，難道不恰恰是先生留下的一卷卷文集？
 
2017年除夕日凌晨初稿于長沙
2017年3月3日重寫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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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2017年第四期《隨筆》
 
作者：遠人
來源：遠人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7e1770102wy3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