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氈房到出租屋
 
一
　　
從西北來到嶺南，我住進出租屋。
　　
最初幾日，我只蜷縮在屋內，煮飯、看書、睡覺，一點都不想出門。我像個匆忙中跳傘的戰士，慌不擇路地在海邊登陸。第一次出門，在小區外駐足，左瞧右看，選擇了牌匾多的那邊。進入超市，貨物陳舊落伍（我住在XX村），但我還是買了電飯煲、薄棉被、大米、蔬菜和水果。
　　
我住的是一樓，玻璃推拉門內，又加了層鋼筋折疊門，外出時，要將折疊門鎖上，否則，壞人極容易從陽臺上翻進來。陽臺是敞開的，不像北方，加固著玻璃或鐵柵欄。站在陽臺，可一眼望見對面草坪上的大王椰、棕櫚樹、勒杜鵑，然而，當折疊門拉緊時，整個房間像全封閉的監獄。
　　
房間不大：客廳、臥室、廚房、衛生間。我努力，再努力，試圖讓身體和這間出租屋的結構協調起來，然而，我和它，到底還是脫節的：我無法以主人之姿享用它，而它對我，一直倨傲、僵硬、冰冷。先于我存在于這個空間的物體，以種種古怪方式，讓我受到排斥：臥室衣柜涂著棕黑色，是老年人的色彩譜系，我無法猜測出屋主人的年齡；拉開柜門，木板嘎嘎，如打開密室，散發潮濕霉味。我不愿將任何東西放進抽屜(潛意識里，我一直在做離開的準備)。雖然它們和衣柜一樣空蕩，可總有一張折疊的報紙、幾顆螺絲釘、一個燈泡、一堆曲別針，突然冒出來，提醒著我：這個空間，曾被他人占用（類同二婚）。
　　
有只褐色翅膀的蛾子，從臺燈處飛快滑入墻角，須臾，不見蹤跡；清晨跑步，與一只老鼠劈面相逢，我們皆愣怔。它太肥碩，是北方同族的三倍，并不靈活，拽著大肚腩，呆立。然而，它不怕我。片刻后，晃晃悠悠，它朝草地奔去，其熟練背影，比我更像此地的主人。
　　
我無法在臥室安睡：一只黑蜘蛛，李子般大小，用均勻的觸角輕綴蚊帳。它那么大……我無法想象，當電蚊拍觸到它，會發出怎樣的焦味？我輕搖蚊帳，希望震顫能告訴它：這里，并不像表面那么安全。第三天，它不見了。之后，我在蚊帳上發現了一顆小黑點。仔細一看，是一只比指甲蓋還小的蜘蛛。
　　
和它的母親一樣，它也有著均勻分布的觸角，正牢牢綴著紗網，撲簌簌顫抖。
　　
這間出租屋，常令我想起早年離開家鄉哈密，到烏魯木齊時住的那間宿舍：同樣小，同樣處于茫然不知所措，同樣被一片陌生包圍。而我曾在烏魯木齊的家，家里的書籍和衣服，親戚和朋友，皆變得疏遠陌生，像從來不曾存在，我的生活又回到了最初的原點。
　　
難道這就是我的命運——1993年8月和2010年8月——如此相似！
　　
我將靈魂保留在北方，而提著肉身的殘骸來到南方？
　　
1993年的我，如一簇剛點燃的火苗；而現在，我的面龐蒙上了層淡淡的土灰。事情再清楚不過：我必須要丟下一些看似很要緊的東西，隨后，開始以不那么拘謹的身段開始新的生活，恍如蛻殼的龍蝦，雖然變得柔軟脆弱，但也不免興奮起來。
　　
我在那張搖搖晃晃的餐桌上開始寫作，試圖敲打下我的故事，我的感想，卻發現腦子里缺詞少句，指頭凝滯不前，完全不聽使喚。
　　
悶熱的日子一天天過去，而每一天，都被折合成租金，提前支付出去。一想到下個月的賬單，突然間，人又高度緊張，腦袋開了竅，敲打鍵盤的頻率快了起來。
　　
然而，不消幾日，那輕松又兀自而飛。
　　
再次枯坐窗前，手指僵硬。
　　
我撥快了在體內運行多年的時刻表，試圖消解兩小時的時差：我在晚飯時睡覺，正午后去吃晚飯，凌晨酣眠時起床。
　　
無數次，我在心里默默計算：北方的十點，等于南方的八點。
　　
所有的時間，皆以此類推；所有的時間，都不是安穩地駐扎在自己的營帳里，而被火種點燃，呲呲冒煙，從最寧靜的戰士，轉成最傲慢的暴徒。
　　
我的大腦在努力控制、調配自己適應新時間，而我的身體則在抵抗、驚駭中，延續著老時間。我的生活翻了個底朝天，從此不再擁有那種徹底的安全感。我不知道這種生物鐘的調整，于別人會怎樣，對我，不啻為某種道德標準，乃至精神標準的大調整。
　　
當我不得不靠“廣東省居住證”將自己維系在南方時，我從未覺得我是完全屬于自己的。居住證和身份證的最大不同，是居住證上有兩個地址：戶籍所在地和現居住地址；同時，身份證的有效期限是二十年，而居住證是一年。
　　
我仔細觀看兩個證件上的自己，發現雖然五官相仿，發型略有差異，但眼神，卻完全不同。這張面孔是破碎后，重新拼貼在一起的。
　　
原來的我——那個真正的我——被永遠破壞了。
　　
我變得比原來的我膽怯謹慎多了：我要感激我看到的每一片綠葉，呼吸到的每一口空氣，以及每一個微笑的鄰居。我收斂起放縱激越的笑聲，害怕過分張揚引來的側目：畢竟，我不是在自己的出生地（這種痛苦，并非僅僅來自吃不飽穿不暖），我無法挺直腰板，言之灼灼，而變得敏感脆弱。
　　
一個暫時的居住者，在各種官方機構中，首先要公開自己的履歷——不是出于信任將自己的履歷交付出去，而是——公開。
　　
這種公開，已經意味著質疑。
　　
我拿著那些表格，從一扇門，到另一扇門去辦手續，而那些先后順序，是早已規定好的。
　　
每一次取表和交表，都讓我感受到另一個可怕的詞：逃跑。
　　
如果打工者來到南方，是為了躲避貧困，那我又將亮出怎樣的理由？當我不得不公開我的履歷時，似乎，我并非達到缺吃少穿的地步，那我的這種“逃跑”行為，將歸類到何處？
　　
那位民警，那個詩人，或那個鄰居，他們驚詫地盯視我：你……何以從風景區來到工業園？
　　
僅僅提出這個疑問后，他們并沒有興趣將疑問進行到底。
　　
在填寫了無數張帶著編號的表格，并蓋章后，我還要經歷最嚴苛的考驗：在“選擇何種避孕措施”中，找到一項，打鉤后，再到衛生所做B超：“查環查孕”！
　　
——脫鞋，躺在那張鋪著白床單的窄床上，淡藍色塑料簾子象征性地半掩著，自己褪下衣衫，袒露肚腹，被涂上團黏糊液體后，因陡然到來的冰涼，而渾身緊縮；隨后，圓潤的傳感器開始轉動，攜帶著湖面晃動漣漪的波浪感；轉啊轉，貌似永遠轉不完，其實，不過轉了一分鐘。
　　
同樣的檢查，在烏魯木齊，我也曾做過。
　　
那時的肚腩里，有個小小的胎兒，我要知道它的心臟是否正常躍動，它是否比上一周，更茁壯完整。那時的我，天真地以為，未來的生活，將伴隨著這個孩子的誕生，更甜蜜悠然。
　　
“起來吧！”她不是在催促我，而是在叱責我。
　　
擦掉粘液，起身穿鞋，整理衣衫，等待最后結果。
　　
這個過程不能算是恥辱，也談不上刁難，但卻總讓我感覺受到了侮辱。這是些小事情：始終都是些小事情；然而，在這樣的小事情中，我感覺尊嚴的跌落，比股票的曲線更迅疾。
　　
我要怎樣袒露、坦白、坦率，才能表明我身體健康，來路正派，神智清醒，懂得避孕，不會攜帶來更多的麻煩和危險？
　　
然而，我不能慢待任何一張表格，任何一句問詢，任何一個機關工作人員……否則，我便會在遷徙的途中，丟失我自己。
　　
我不愿談及新疆，也不再說起烏魯木齊，更不愿當別人說起新疆旅游時，加入到贊美新疆風光如何“大美”的話題。不，我無法更深入地談論那些話題。談了，又能怎樣？當我坐上火車，穿越河西走廊，眼前逐漸展開的不是焦黃，而是新綠、翠綠、濃綠時，我知道我身后的那片西北偏北的土地，已漸漸凝縮成地圖中的公雞尾巴。
　　
它在那里，永遠在它該在的地方；
　　
它無法移動自己，而我可以。
　　
在決定離開新疆時，我在北疆托里縣的薩孜湖邊小住了些時日。
　　
看到氈房、牛羊、夕陽、空蕩無人的公路、公路邊漫步的駱駝時，我的內心懷著隱秘而強烈的感情：“永別了。”
　　
我對那片我第一眼看上去就無比熱愛，此后，三番四次抵達的草原，不斷地重復著：“永別了，永別了。”
　　
我該怎樣解釋，我如此想離開新疆——我的出生地的復雜過程？我只能這樣說：在新疆的最后日子，我被不安侵擾，甚而到達無法正常生活。
　　
我的親人、朋友、同學，還留在新疆，他們都是在新疆的漢族人，他們能到哪里去呢？他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工作，還準備把自己埋葬在天山腳下。在我決定南下之前，我也是這樣規劃人生的。現在，我如此迅速地離開新疆，如此迅速地放棄了我似乎已經賺得的那些人生紅利，而走上遷徙之路，為什么？
　　
過去了：2009年7月5日傍晚8點半，突然沖出的暴戾之徒，拿石塊砸路人腦袋，掀翻小汽車，洗劫便利店，闖入民宅放火，砸毀汽車銷售點，讓公交車成為火龍，讓街道鋪滿碎玻璃渣，無人認領的尸體，有毒的針管、沾滿血漬的高跟鞋……
　　
我不知道我將如何厘清這些場景；同時，我也無法說清這場事件，從何時醞釀，何以到那時，要如此爆發。我無知懵懂，又憤懣絕望。
　　
更可怕的是，在這場暴亂后，新疆斷網近一年。
　　
那片地圖上占據六分之一國土的地區，一下子，像滅了燈，變得不存在。
　　
世界的良知在忘卻和原諒那些暴行之前，就已經選擇了沉默；或者，只是嘀咕了幾句。
　　
達到南方后，我驚詫地發現，大多數人對此事，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當我試圖說明那場事件對我個人生活帶來的變化時，我的語言，蒼白無力，無以附著，像晃動在半空中的一縷輕煙。
　　
不是都過去了嗎？
　　
現在，一切又都像紀錄片所描述的那樣：長辮子、手鼓、歌聲和烤羊肉串。
　　
是的。我想說，那種感受，只有自己親歷，才會明白。
　　
在“7.5”事件之前，我曾聽說過那么多悲慘的事情：地震、泥石流、火山、海嘯、地鐵出軌、飛機失事……然而，我總是心不在焉地“哦”一聲；但是，等我不得不目擊發生在烏魯木齊的鮮血和死亡時，我才多么清楚地理解到那些當事人的抱怨！
　　
我不得不痛心地看到，世界不再只是一個大家庭，而正在被暴力的鐵絲網圍起來；對異族人、陌生人的仇恨，與日俱增。
　　
我是被迫走上遷徙之路的；但表面上，我是被自己趕了出去。
　　
一個人生存的愿望如此強大，像那些從樓房的水泥縫隙里，冒出的野草——我的目光，總在牽引著我，走向更適合生存的地方；于是，某種現實的界限被打破，我來到南方，開始填表，做檢查，辦理居住證，住進這間出租屋。
　　
仿佛一切照舊：在這間不大的屋子里，我開始寫作。這屋子有幾本我隨身攜帶來的書，有筆記本電腦，有網線……有一個腦力勞動者所需要的一切。只要我能找回內心的安寧，我便能不受干擾地，繼續將我的手藝活做下去。
　　
在這間出租屋，我可以不代表任何人：無論是新疆人，還是新疆的漢族人，或者廣東的暫住者，而只代表我自己，來書寫我想要寫的那些文字。
　　
我不情愿，也沒有理由，讓自己成為身份證或居住證下的棋子，讓自己用他人的標準來解釋自己的選擇，自己的生活。
 
二
　　
我目擊到一幢銀粉色大樓，不覺大驚：如此吊詭之顏色，似素面人群里出現個濃妝艷抹者。本地人說：這樓內有鬼。如此說來，每個地方，都不像看起來那么簡單；任何一句話，都能泄露出個體與群體的關系。在薩孜湖草原，看到油餅而不知它叫“包爾薩克”的，肯定是外地人；而在南方，不知一幢樓為何涂抹得如此風騷者，也是外地人。
　　
各種各樣的陽臺，從樓體中橫生出來，攜帶著最重要的南方特質：裸露。像看到女人露出肩膀般，我癡迷于那些陽臺。北方的陽臺是內斂的、收縮的、封閉的，雪的降臨將人封鎖在密閉的空間，屋內不能有任何空隙，否則，暖氣便會消散殆盡；而南方，無需暖氣，只有陽光。12月的嶺南，芒果樹、細葉榕、勒杜鵑，并沒有比夏天更凋零，那層層疊疊的綠和紫，依舊如風景畫般，裝飾在陽臺外。
 
那一天，我正站在陽臺上收衣服時，看到騎電動車的男人按門鈴，喊：“快遞。”門鈴內女聲道，你送上來。他盯著四方機器，冷酷重復：“你下來取。”
　　
他從車后座取下紙箱時，手腳兇狠。
　　
等待的當兒，他的手機響了。他接聽。
　　
突然，他的嘴變成根槍管，噴射出成串的詞匯火焰：雜種、狗娘養的、傻B、我靠、剁死他，不想活了……
　　
短語爆發的間隙，夾雜著完整的句子，像一群瘋狗撲過來，將每一個角落，都填塞進狂吠：薪水買到的菜，連做湯都不夠！那傻貨憑什么那么屌？找幾個兄弟做了他（她）！
　　
我和他只隔著半堵墻——那低矮而敞開的陽臺。
　　
他，根本無暇環顧四周，完全沉浸于仇恨的詛咒中。
　　
暴力詞匯凝成股麻繩，越來越緊地勒住頸項，讓空氣稀薄，乃至無法呼吸。這個男人內心叢林的最深處，豁然洞開，那里的煉獄之景，和他身處的這幽靜秀美的環境，形成多么痛苦的對比！
　　
他是我的陌生人。他渾身攜帶著我無法揣測的未知疆域。他能干得出任何事情——從他那閃爆烈焰的詞語中，我確定。
　　
我的心陣陣緊縮。
　　
他的寬松褲、帽檐、鐵青面容及濃重南方口音，都讓我感到害怕。好像只需一根火柴的力量，他便能爆炸；暴戾的種子，已深刻地扎入他的體內。他已受損，成為瀕臨崩潰的人。此時此刻，他正處于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失常的分界線上。
　　
此前，我聽說暴戾之人在盛怒下，能干出種種乖戾之事，甚至包括殘害無辜；現在，這個送快遞的男人，不是低聲下氣，噤若寒蟬的那個類型，他不聾不瞎，情感強烈，因地址有誤，三番四次投遞未果，遭顧客謾罵后，已接近瘋狂。他的內心充斥著忿怒與怨恨。
　　
肉身的疲憊，銀錢的欠缺，尊嚴的貶損，皆揉成一團痛苦的漁網——他不但無法擺脫，反而越陷越深。
　　
我想起在烏魯木齊的大街，親眼看到的那一幕：血從那個女人的額頭汩汩冒出，凝結成塊后，沾在白衣服上，變成黑斑。
　　
久久地，久久地……那具已成為尸體的肉體，無人認領，無人移動——就那么，當街橫躺。
　　
更讓我震驚的是，躺在地上的，不是一個人，十個人，一百個人，而是更多，更多……
　　
警察終于抵達現場，先拍照，然后，把尸體搬走。
　　
有的死者身份很快得到確認；有的，永遠成為謎。
　　
他們被殺害時，完全處于懵懂狀態——他們和兇手之間，是陌生人。他們和兇手之間，沒有任何世俗意義上的沖突、矛盾和過節。他們根本不明白，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成為被陌生人“不喜歡的人”！
　　
殺死他們的，不僅僅是兇手，還有兩個字：暴力。
　　
部落的領袖因為暴力可成為領袖：他可以徒手打敗一只老虎或獅子，其過程是血淋淋的，就在這種血淋淋的畫面中，傳來部族對成功者的崇拜與歡呼。于是，那內在的原始的暴力欲望，并爆發成一股征服力，在空曠山野，以體能保護族群。
　　
而現在，暴力轉換了角色，被鼓動成一股能量，用來對付陌生的異族人。于是乎，烏魯木齊，在2009年7月5日的傍晚，變成一座廢墟，一切文明都已結束，狼犬乘著夜色，恢復其兇殘本性。
　　
那天傍晚，在超市買完食品，我們的車無法開回家：各個路口皆被戒嚴。
　　
沒有一條路，是通往我家的。
　　
這是多么可怕的事！
　　
如果我們繼續滯留在夜色漸濃的大街上，我們就有可能變成暴徒的模樣；而暴徒行兇后，沖完涼，換上干凈衣衫，完全可以指著我們說：是他們干的。
　　
必須要回家；無論如何，都要回家。
　　
將車頭拐入小巷，心驚膽戰地穿越過各種逼仄路徑，從曲里拐彎中鉆出后，終于看到那幢樓房——我們的家。我伸手推車門，推了幾次，才推開；手里的塑料袋，不過是些牛奶面包，卻感覺氣力消散殆盡，重得無法拎動。
　　
我們的孩子，已不再去幼兒園。
　　
那一天，正在午睡的孩子們被吵醒，小鴿子般，撲打著翅膀，從門口飛出。我的孩子，四歲半，左手捏著襯衫，右手正在提鞋，嘴里喊叫著：“媽媽媽媽，壞人來了，我保護你。”
　　我蹲下，一把摟住他。
　　
他的身子那么小，但卻異常滾燙。他將胳膊環繞在我的脖頸，將腦袋靠在我的耳邊，摩擦著，喃喃道：“不害怕的，我保護你。”
　　
我渾身發抖，卻不能流淚。
　　
在便利店里買了礦泉水和方便面后，回到家，反鎖上門，讓孩子躺在床上，閉上眼睛，繼續午睡。孩子睜開眼睛說：睡不著。但又閉上。五分鐘后，微小的鼾聲響起。
　　
午后的陽光燦爛如銀，我拉上窗簾。此時此刻，整個中亞，正進入收獲季節，空氣中彌漫著水果成熟的香味。但是不，不僅僅是這些味道；同時還能嗅到的，是血腥味和焦糊味。
　　
2010年8月，嶺南，在這堵敞開的陽臺之外，我嗅到了那股并未從我鼻孔里消失的——暴力味。我想方設法，遷徙南國，就是為了躲避這血腥之味，然而，它卻通過這個騎電動自行車的男人，追蹤而來，在離我一米的地方，重復上演。
　　
夕陽西下，余輝照亮他的整張臉，他的胸脯寬闊，頸項堆砌著紅肉褶子，沿著紐扣，上上下下，他的襯衫上全是油漬、煙污、黃點，離胸口越遠，污漬越多。他的個子如此之高；他的眼睛又大又圓，臉龐窄小，棱角分明，這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大。他的胳膊那么長，粗，有力。他離我那么近，一伸手，便能攀附著光滑欄桿，躍入陽臺。
　　
突然，他看見了我——上半身被衣服遮擋，但頭顱卻冒了出來，眨動著眼睛。
 
我們對視……
　　
他的目光像巖石，又重，又冷。
　　
他即刻閉嘴。
　　
像被電波擊中，就那么傻愣楞地站著，我無法挪動雙腿。我想起那一天，在烏魯木齊，我沒有力氣推開車門——而現在，我沒有力氣讓自己從陽臺上消失。
　　
就在這個瞬間，我驚駭地發現：當我害怕他時，他同樣，也在害怕我。
　　
——我同時，是他的陌生人！
　　
我租住的這個屋子，一直以來，都是空屋，所以，他才那么肆無忌憚地講電話。他完全沒有設防，因此，也沒有羞恥的風險，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內心的幽暗，因為他認為，沒有人會看到，或聽到。所以，在這個空間里，這個男人面對的是真實的自己：越來越獸性，越來越絕望。
　　
我從天而降，住了進來，他根本沒有防備和預料。
　　
那么我，又給他，帶來怎樣的氣息？
　　
那么他從我的面孔，我的舉止中，又獲得了怎樣的感想？
　　
也許，我對自己體內潛在的暴力傾向還沒有梳理，沒有觸碰，一旦那堆燃料被點燃，我的表現，也許會比對著電話聒噪，更令人嗔目結舌？或者，此時此刻，我已經以暴力的方式，侵害了他——我如此之強勢，就這么住進了這間屋子，以主人之姿站立陽臺，如一把劍，刺穿了他毫無防備的身軀？！
　　
某些時候，當我們強勢到一定程度時，是不會意識到自己正在施與暴力的。
　　
無論我，或某個階級、國家、族群，其本身，都會構成暴力——而在文明的社會，暴力看起來不太像暴力，但確確實實，有人因此而受傷。
　　
那個男人很快變得畏縮，身體全面收緊，像被根強有力的手指按下停止鍵，待樓上鄰居取走包裹后，他即刻轉身，騎上電動車，風馳電掣般消失。
　　
返回客廳，坐在沙發上，我不住打顫。
　　
也許，在未來的許多個世紀，人們會通過各種方式，尋找到一種壓制住暴力本能的方式，然而，在這間嶺南的出租屋內，我深刻地感受到，那可怕的本能，依舊存在于人最內在的本性中。
 
三
 
坐在公交車上，不斷聽到報站：XX村到了……XX新村到了……XX二村到了……一個又一個村，并不是一片又一片農田，而是一幢又一幢樓房。這些“村”，不過是些商住小區，沒有田埂老牛，牧歌炊煙，村人混雜一片，互不相識。
　　
在出租屋居住的日子，我只是占據了一個空間，而整個靈魂，并沒有粘附在這里。有個念頭，無時無刻不再侵擾我：我要有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
　　
恰恰是對定居的渴望，以及由此滋生的痛苦，時刻壓迫著我的神經，促使我在面對陌生街景時，懷著半是生人，半是主人的姿態。
　　
我不知道我能在南方住多久，我如何才能擺脫這間出租屋；并同時，我的生活不再只是臨時性的，而能做長遠規劃。
　　
某日文學聚會后，送一位男詩人回家。
　　
車從市中心的會場開出來后，已是深夜，街道邊幢幢高樓挺立，像只只放大的狼影，黑魆魆，又閃著光。突然，迎面看到五幢連體樓宇，像個扇面被打開，黝黑身軀上，鏤空著四方洞穴，每個洞穴里，都蹲伏著一只亮晶晶的小獸。某個瞬間，我感覺那片樓宇突然向后躺倒，那些燈光晶體，并不是豎立著，而是平平地攤放在水平面。
　　
另一種血肉相連的關系正在建立，而這種關系的扭結，比起人類在游牧或農耕時代，更為復雜。與人在樹林、在田地、在牧場時仰望天空完全不同，人在工業時代的樓房間抬頭，并非敬畏造物主的威嚴，而更臣服于人自身的霸道。
　　
籬笆不見了，圍欄不見了，馬齒莧草不見了，梨樹和小雞不見了，只有樓房，一幢幢釘牢在地里，又插入天空的樓房。
　　
詩人住的房子，在那片摩天大廈的夾縫中。
　　
同樣是出租屋，我住的是小區里的房子（樓房的模樣統一，有大門，保安，各類植物）；而他住的是農民房（本地人自建，高低錯落，見縫插針，管理混亂，難得看到一棵樹）。
　　
在車上，他調侃道：“我們那里，樓挨著樓，間距不到一米。”
　　
他又說：“這邊樓房的水龍頭開得猛些，對面人的臉，會粘上液體。”
　　
街道逐漸彎曲、逼仄。有個小吃店，懶洋洋地開著門，玻璃柜臺內的鐵盤中，放著切好的豬肝、魚片、粉腸、肉丸（吃粉時，可往里添加）。小店里木桌木椅，墻上掛著風扇，但內里，依舊是揮之不去的悶熱。再向前，小路斜插進一群低矮樓房中，徹底不見了蹤跡。
　　
他住在最后一幢：六層高，無大門，只敞開個門洞。進入后，左邊是保安室，有人輪班，照管整樓的安全，右手是樓梯，大理石地面，倒也干凈寬敞，但稍顯昏暗。拾階而上，樓道內左右展開兩排屋，鐵皮門緊閉，門外散亂著各類鞋子。
　　
他掏出鑰匙，窸窸窣窣，打開門：一股鐵銹味撲面而來，像野獸歸洞。
　　
這，就是傳說中的農民房：長條形小客廳，靠墻放著古舊的三座木沙發，正對著同色同質、嵌玻璃的小茶幾，側面是臺飲水機，角落處是個黑色拉桿箱；順墻向里走，小臥室內有張雙人床，床頭柜，鏡面蒙塵的梳妝臺，一米寬小衣柜；再向前，是陽臺，沒有玻璃窗或鐵柵欄，就那么裸著——是個洞，能直愣愣看到對面（也敞著同樣的洞）。陽臺對面，是兩間并列的小屋：一個是廚房（簡易鍋灶，僅夠一人操作）；一個是衛生間（淋浴器噴頭掛在墻的半腰，下面是塑料桶，粗管道上架起塊玻璃板，放著洗發液、沐浴露、卷筒紙）。
　　
這樣的居所，其實，并不簡陋：該有的都有了；但是，它匱乏整潔與溫情，亦缺少必要的點綴和細節的裝飾。人是這里零時的客居者，而灰塵，才是真正的主人，充斥著整個空間，無處不在。
　　
一切都恍恍惚惚：吊掛而下的窗簾，是塊隨意的花布，漫不經心；關閉的衣柜，居然從底部伸出條長褲的腿；地上攤放著的包，拉鏈半開，像隨時要裝上東西，即刻離開。
　　
這種近距離觀察別人的居所，是駭人的：當目光掠過種種擺設時，這個人的生活放佛一具被解剖的尸體，連最秘密的角落也露在外面，盡外人上上下下飽看。
　　
這屋里的人和物，都處于不安狀態。
　　
漂泊、流浪、遷徙，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從一間工廠到另一個，不知前方有什么，只提著胸腔里的一口氣，朝前走，朝前走……
　　
我偷眼看他：臉上的皺紋活像一張訴狀。
　　
他的日子并不好過：在雜志社干個小編輯，被有編制的正式工呼來喝去，雜活累活全都丟給他，發薪水時，不及人家的零頭。頂讓他生氣的是，他因寫詩而備受折磨。
　　
在他看來，當別人稱呼他為“詩人”時，簡直就是在使用侮辱性的詞匯。
　　
詩人……不合時宜，可憐巴巴，窮困潦倒……
　　
在這個逐利的年代，他的行為，多么陳舊、古老或過時！
　　
似乎詩人是他一切災難的緣由，就像身上皮帶的尖插頭一樣，把他扣得牢牢的，氣也喘不上一口。似乎，置身于如此窮苦景象，只能屈就，如果讓頭顱高仰，就顯得不倫不類。
　　
突然傳來嬰兒的啼哭，如玻璃互相刮擦，令耳膜疼痛。
　　
這屋子的墻壁像張半透明的黃紙，哭聲一把推開，毫無障礙地砸過來，將一種難言的辛酸擴散開。這個充滿啼哭的空間，貌似一個住所，卻無法遮掩漂泊味。
　　
我心里一緊：如果我把孩子生在這里，他一樣會長大，但是，他會視凌亂為正常，會將某種古怪的堅硬吞進體內，他一定和在自己家里長大的孩子，不一樣。
　　
出租屋里的生活，并非僅指物質上的匱乏，而是，當人們處于精神上的動蕩狀態時，對周遭的各類物體，都會顯現出一種因絕望而衍生的隨意性——鏡子，就讓它落滿灰塵吧；窗簾，就讓它含混地飄蕩吧；衛生間，就讓它沾滿污漬吧；提包上的拉鏈，就讓它休克在中間吧……太多了，這些漫不經心的細節，像被絕望攻克下的城堡，一個又一個，赤裸在那里，形成荒涼的墳場，慢慢地侵蝕、傷害、改變著這屋里的人，讓他們的尊嚴被擊落，迫他們匍匐下來，蚯蚓般茍活。
　　
故而詩人要開始抵抗。
　　
他獻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鍥而不舍地、遠離一切喧囂地耕耘，把自己的歲月變成作品，堅信一個新的時代，就在前方。
 
四
　　
“新疆小孩都是小偷……”這句話被輕易說出：在南方的公交車上。
　　
本來昏昏欲睡，可耳膜像被針扎了一下，我驚醒。
　　
對面是兩個女性：一個戴眼鏡，另一個扎馬尾；一個坐著，一個站著。
　　
站著的扎馬尾的說：她所在的工廠宿舍，三樓被偷了，小偷之前是去踩過點的。坐著的戴眼鏡的說：有一次我下車，后面有個人跟著，一直跟到拐角，猛撲過來，是個年輕人，我便掏出手機遞給他，又翻開包，說才剩十塊錢，你還是拿手機吧。戴眼鏡的補充說：那手機款式好老，我早都不想要了。
　　
她們聊了一路，車上的人大多都聽得到。
　　
沒有人會追問她們：新疆小孩都是小偷嗎？或者，小偷全是新疆小孩嗎？沒有……！當她們使用“新疆小孩”這個詞時，像出門購物的婦女，順手拽個袋子，無論是黃是綠，能裝東西就行。這樣的人，在南方，比比皆是：她們長著一張共同的嘴。
　　
這天夜晚，躺在床上睡不著，我想起了吉也爾。
　　
在托里草原薩孜湖的那個下午，我朝一輛摩托車走去。
　　
車旁是個男孩：黑鴨舌帽、黑T恤、長袖白襯衣、黑褲、白運動鞋。黑和白在他身上形成起伏跌宕的落差美。我向他打招呼（在牧區，一般年輕人都會說漢語），聽到回復后，我們用漢語交談起來。我獲悉，他叫吉也爾，18歲，剛高中畢業。在他即將成為家中主勞力時，父親送給他一個坐騎：價值五千元的雅馬哈。
　　
吉也爾說，他不喜歡騎馬，也不喜歡聽冬不拉。在擁有摩托車的第一天，他在托里縣城花了一百元，裝了個音響（像以前的騎手迷戀雕花馬鞍），用來聽搖滾。那音響就綁在摩托車左側。他為我打開：強勁的鼓點砰然奏響，令周圍空氣翻滾發燙，音符漣漪般擴散開，音響表面像一顆裸露在外的心臟，一上一下，凸凸彈跳。
　　
吉也爾早已習慣這種猛暴節奏，甚至還覺不過癮，俯身從草叢中捉來螞蚱，將它丟在音響上：那個小東西，四肢惶然，軀體隨音響的鼓凸而蹦跳。打擊樂隨之變得殘忍：像是對這只小螞蚱進行的一場行刑。
　　
我陷入自責：男孩因看到我，向我炫耀，將音響打開，將螞蚱丟進音樂漩渦。他在展示他的游戲：他用以在草原上打發漫長時光的游戲；可那打擊樂像鋼爪，攝住我的脈搏，令我喉頭發緊，太陽穴生疼。
　　
我趕忙擺擺手，讓他將音樂關閉，再看那只螞蚱，正連連抽搐。男孩看我臉色大變，便捏起它，丟進草叢，像完成一種儀式。
　　
吉也爾掀開門簾，邀我進入。門實在太小，我只能躬身進入。
　　
氈房里正在進行晚餐：爺爺鐵廖汗、奶奶熱奧仙、叔叔努爾木拉、穿開襠褲的小孩是姐姐熱扎提的兒子。奶奶正在倒奶茶，看到我，笑著指指靠門的地方，而爺爺和叔叔，則挪了挪身子，靠得更緊些，騰出塊地方。我脫鞋后走過去，盤腿而坐。
　　
這頂氈房與我平日所見的不同——這戶人家是我在路上隨意“撿”來的。這里沒有旅游區待客氈房的整潔和華麗，這是是哈薩克牧人最真實、最日常的狀態。
　　
氈房不是從草地上架起撐桿，而是先圍起個大石堆，再在石縫里插入十幾根短小撐桿，裹在外面的氈子捉襟見肘，風從破洞和石縫里吹來，令屋里屋外溫度相同。在我的身下，是塊窄小舊氈，從縫隙間冒出的青草，因被人體長久摩擦而倒伏在地。我將后背倚靠在石墻上，有幾只蟬在耳邊叫得呲啦呲啦。
　　
奶奶轉身提起茶壺，將紅黃磚茶倒入白瓷碗，又用湯匙舀起兩勺奶皮子。茶碗由叔叔傳遞而來：黑紅液體上，晃悠著兩團白色懸浮物。我喝得很投入，咂咂有聲。奶奶朝我微笑。我想喝得慢一些，讓時間變得長一些，可那奶皮子的醇香，實在誘人。
　　
奶奶一直守在壺旁，一碗碗倒茶，雙手青筋暴露。她穿著件看不出顏色的毛衣，頭巾是花的，牙齒缺了幾顆，臉上的皮膚糙如核桃皮，但眼神卻如嬰孩般充滿好奇。
　　
突然，我想起去世很久的外婆。
　　
對我來說，眼前的這一切都顯得太過沉重——這個空間里，彌漫著一種始料不及的，怪異的溫暖；一切困惑于人類的矛盾，在這里，似乎都得到了寓言式的化解。
　　
我從包里拿出把牛奶糖，遞給那小孩；他實在太小，心又太急，總是剝不開糖紙。叔叔來幫忙，粗大指節像炭條，小心翼翼地搓著，像侍弄一只早產的羔羊。終于，奶糖裸出。而孩子并不是一口吞下，先用舌尖將糯米皮舔凈，再將糖豎起，從頂部一點點細嚼下去。而叔叔，不客氣地給自己也剝開一個，甩出弧線，丟進大嘴，頰上瞬間鼓起個大包。
　　
挪動身子時我一仰頭，突然愣怔：一條彩帶穿過頭頂，令昏暗空間發生異變。
　　
那條穿梭在十幾根木棍間的長條彩帶，兩邊鑲著黑邊，內里是寶藍、姜黃、靛紫、蔥綠條紋，前后環繞，將棍子牢牢捆縛，如勒緊襁褓中的嬰孩。
　　
原來美，是這樣降臨人間的——我的心頭一熱。
　　
再次環顧四周，我用目光撫摸這個空間的所有器物：木架上掛著的水瓢、馬鞭、帽子、相框、電話、冬不拉；地上堆著的鍋碗桶盆；米、面、奶疙瘩；木桌上堆著針頭線腦、筷子勺子；小孩玩耍的羊骨頭……所有的物件都袒露著，僅僅因為需要，而無法負擔更多的奢侈。
　　
牧人一年要轉場幾次？吉也爾回答：大大小小十幾次。
　　
從夏牧場轉到冬牧場，再返回春牧場：接羔、剪羊毛，等冰雪解凍后，用駱駝載上氈房，騎上馬，趕著牛羊，再轉場到夏牧場，度過一年中最美好的季節。秋天啟程，到冬牧場，開始又一次大循環。
　　
我忍不住問：如此頻繁地搬家，會不會把家里的什么東西拉下？
　　
吉也爾笑著搖頭：連根針，都不會拉下。
　　
在南方，房子幾乎占據了人們的全部時間。
　　
“買房了嗎……幾居室……首付幾折……月供多少……”可對牧人來說，草比房子更重要——若住在一間不能移動的房子里，生活的鏈條將被焊死，無法流動，那可是件恐怖的事。在一個地方住久了，草會被牲畜吃掉，草場會退化，因而牧人要不斷搬遷，追逐新綠的青草，并由此發明了特殊的居所：氈房。
　　
氈房的材料不是水泥、木頭、磚塊，而是氈子。搭建一座氈房需要18條大氈；即便是小氈房，也需要10條大氈。每條大氈重30公斤，約需500多公斤羊毛。做氈不分季節，只要趕在天氣晴好時即可。一家做氈，四鄰幫忙。鄰居們聽到消息后，騎著馬，踩著自行車，或者步行，匯聚到這戶人家。女人們先在草地上架起兩口大鍋，用來燒開水，然而大家開始分工：誰抽毛、誰卷簾、誰牽馱……
　　
氈房外圍著彩色簾子，讓氈房變得像宮殿般華美。
　　
我問吉也爾：草簾是用什么做的？他隨手一指芨芨草：就是那東西。
 
五
　　　
工業時代的遷徙，和游牧時代的轉場大相徑庭。
　　
從一個出租屋搬到另一個出租屋，意味著從一個工作轉換為另一個工作，每一個工作都不穩定，都可以隨時喪失；而牧民轉場，無論一年中搬家的次數多么頻繁，因路線固定，家庭成員固定，使用的家具和器物固定，家的內涵并沒有被消解，家庭成員反而愈發相濡以沫。
　　
從氈房到出租屋，我們喪失掉的不僅僅是天性里的狂野基因，更因匱乏和樹木、青草、天空、駱駝的親密接觸，而變得冷酷而僵硬。當出租屋變成牢籠，試圖埋葬掉自由和文明時，人也許應恢復其野蠻人的本性，砸碎這牢籠，重新建立起另一種理想居。
　　
既然我們能找到樹洞、巖洞和氈子，那么，另一種神奇的物質，一定在等著我們。
 
原刊于《沙漠之花》
 
作者：丁燕
來源：丁燕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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