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這世界，被溫柔以待
——《精神病院采訪實錄》創作談
 
作者：周芳
 
 
那是2017年的春天，有好多個夜晚，我經過滾子河。河邊的花開了。白的，紅的，黃的，全開著。開在滾子河邊的堤岸上。河的另一邊，城際動車轟轟駛過。黑夜搖蕩不安。我不知道一列火車要把春天帶向哪里。我只聽見河水在叫我。
它叫我，來呀，來。
河面這樣沉默，開闊，波紋層層鋪開。我想把自己投進去。我是河水的一部分。
我路過我們家17樓的窗口，我盡量遠離它，我站遠一些，我努力不往窗口那邊看。窗口在叫我，跳啊，跳。
這么多的聲音，它們叫我。
無數個聲音叫我。死亡像一朵罌粟，分外明媚。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我病了。
 
最開始病的，不是我。是男病區女病區的人。
躁郁癥患者張清正，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嚨。他手持兩把牙刷，左邊捅一下，右邊捅一下，再左邊捅一下，右邊捅一下。赴死的決心這樣浩大。兩只手，兩把牙刷全都是血糊糊的。我們搶回他的命。他不要這命。又用筷子捅，他還拿頭撞墻撞桌子。一遍遍地尋死。走道里，他拽緊我的胳膊，他神情莊嚴，醫生，你告訴我，我什么時候死。
精神分裂癥患者李敏，坐在地上，一個人說話，聲音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天上的鳥，地上的狗，棉紡廠的同事，初中的同學，思緒跳騰，話題轉換極快。言語停歇間，時而大哭，時而大笑，時而大罵。李敏罵李敏：敏，你不要臉，敏，你天生就是個壞坯子，敏，你心比天高，命要摔跤。
敏還捉蟲子。蹲在地板上，左手大拇指和中指食指并攏，作捕捉狀，極快地從地板這邊移到那邊，口里小聲念叨，一個，一個。捉完地板上的，又捉床上的。捉完床上的，再捉凳子上的。那時候，又是極其安靜，埋頭捉蟲，不哭不笑。
活動操場上，被害妄想癥患者魏鵬，正在走圈圈，走得格外兇悍。昂著頭，目不斜視，一步一步，像馬蹄踏在草坪上，砰，砰，砰。
魏鵬一往直前的走，心無旁雜的走，走是他的所有行動。這個云安縣縣委宣傳部辦公室主任包含一肚子的冤情。你們再莫叫我魏主任了，我叫魏竇娥，我冤死了，我本來是該做湖南省省長，檔案被小人給調換了。天理不容啊，現在還把我當一個瘋子關在這里，簡直是對我人格最大的污蔑，放我出去，我要找中央組織部上訪。魏鵬愁眉緊鎖，苦不堪言。魏鵬唯一的信仰就是出來。只有出來，才能證明他的清白。馬蹄踏踏，行色惶惶。世界變成一個恐怖的循環，無邊無際，他就那么走。
我在這群人里活著，看莫須有的蟲子，看勇往直前的走，還有張清正死亡的汁液。我被張清正噴汁。噴得滿臉滿心都是，我的心口也長出一大缽黑乎乎的汁。像烏賊。（如果死亡有顏色，也黑乎乎的，那么，也像死亡。）
 
2016年的春天，我并非這樣活著，我有正常的睡眠和正常的聽力，河水從來沒有叫過我。那時，我剛結束在川城中心醫院重癥監護室的義工生活。在重癥監護室這個“生存現場”，我哭，我笑，我在九死一生里擁抱生命。無疾無痛的肉體，肉體的一呼一吸，一眨眼，一抬手都是如此的珍貴。那么精神呢，心智呢，靈魂呢？如果它們有了逃逸，有了漏洞，又當如何？
精神病院，比重癥監護室更厚重更宏闊。它不會僅僅是死亡。
它的病恥感。他們被世人歧視，羞辱。繁華人間，擁擠人流，我左突右閃，找不到通道。我說，拜托拜托，讓讓路，我要去精神病院。剎那間，人流奪路而逃，避我如同大災荒。隨之，身后響起“呸，瘋子”。
它的暴力。精神病人暴力犯罪一次次挑動公眾神經。一個本該被“保護”的群體，卻屢屢扮演暴力犯罪的主角，如此強烈的反差，我們要如何是好，我們似乎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
它的漫延。曾經，我們以為他們離我們很遠，仿佛在另一個世界。然而，他們就在我們中間。他們已經龐大到無法用界限來區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據和疏離。他們融合在無數個家庭和無數的人際網中，與我們血脈相連，悲歡與共。
這一切無法回避。盡管我們疼痛。那么，讓我投身進來，疼得更厲害一些。一個寫作者，他其實就是一個精神科醫生，他努力的方向，無非是深入內心，安撫靈魂。
二十世紀，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寫道：“病人被囚在船上，無處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療領域，人類比米歇爾.福柯時代有多大的進步，又有什么值得拓展——給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讓他們在這個世界里獲得尊嚴、自由。
2016年3月5日，我獲得許可，再次以一名義工身份進入另一重“生存現場”——川城精神康復中心。
 
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1月5日，在那里，我活著。
愛我的人們惴惴不安，言語支吾，他們說，小心啊，小心，那里，你……他們吞下了后半句話。至于那隱沒的后半句，我想了又想，大概是：你被深淵凝視，你墜入深淵——“那里”是深淵。
那就墜下吧，我從深淵來，我才有話說。
我每天坐17路車去精神病院，我把我的耳朵反復交給張清正，讓他不停地噴：死了，死了。
面對死亡，我有些恍惚不安，還有那么一些些的歡喜和擁抱。死，成為我日記中一個說不盡說不清的東西。死，這東西，誰能說愛，誰又能說恨呢。死就是死。
我們每個人體內都住著一個死。是不是？它離得很近，也很遠。有時，我們把“死”丟在腦后。有時，“死”撲過來，纏住我們，纏得暈頭轉響。
張清正的烏賊汁，噴呀噴，噴到天黑黑地茫茫。他不斷地刺痛周芳，激進地，旗幟鮮明地提醒周芳，別以為你能幸免，你們都有病。
周芳，李芳，劉芳，張芳……都有病。
我病了，翻了。翻是四川方言，意指犯了病。那個在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工作的小安，早早晚晚和一群精神病人攪拌在一起，她寫下《我們這兒是精神病院》。在某一章里，有瘋子對過路的人大聲喊：翻病了！翻病了！注意注意啦，護士也翻病了！
真是翻了。世界乾坤全翻了。
我的白與黑，光與影，晝與夜，交織顛倒。魏鵬，張清正，李鵬程一干人在我夢里大打出手。夢里，還有光著身子的李敏，楚楚動人望著我，細細碎語，醫生，你說一個人應該住這里嗎。醫生，你住進來，住進來。
我睡不好，腦子里千軍萬馬，兵荒馬亂。
我神志恍惚，河水在一遍遍叫我。
我無法再貢獻出我的耳朵，再去看那些蟲子。我從“那里”逃離出來。
我在孩子就讀的高中學校操場跑步。這里有嶄新的生命，十七八歲，像初夏，野蠻生長。從頭到腳，從左胳膊到右胳膊，渾身上下，充斥著新鮮的汁液。我喜歡每天清晨跑步時，遇見他們白色的襯衫，還有他們跑步時帶動的風，正從天空吹過。
我在人流里夜市里穿行。我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熱愛川城大學的三條夜市街。燈火闌珊，人頭攢動。我穿行在此，大口大口地呼吸，呼吸它的熱氣。熱騰騰的餃子，煎餅，熱騰騰的大學生，熱騰騰的荷爾蒙。
我走上川藏線，奔赴折多山，卡子拉山，仙乃日雪山。海拔五千米的風和海血腥中，我死掉了。比如我的嘴唇，死掉。那曾經櫻桃的，蠱惑的嘴唇。被情人一再贊美的嘴唇。比如我的雙頰，死掉。那敷過三層粉，兩層脂的雙頰。它們烏黑，青紫。像兔兒山的石頭。億萬年的沉寂。
這一路，如囚車，如牢獄，如刑具。我在赴死，轉生。被神重新做成。
在我身邊，一個被神揀選被神喜悅的人，磕等身長頭的藏族老阿媽，雙手合十，貼近大地，貼近瑪尼堆，一遍一遍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神說，人世才是最好的修煉場。我不禁淚濕雙襟。
我回望來路，魏鵬，張清正，李敏，寇心怡，男二病區的，女一病區的，都是我的修煉場，是我與人世的一切觸角。
我回來了。
我愛張清正，我愛魏鵬，我愛李敏，我愛上這瘋人院。
伊麗莎白在《微不足道的生活》中辯解：斯特勞特你不喜歡他，但你能理解他，但歸根到底，你還是很難決定，到底你是不是喜歡他。猶豫源自，斯特勞特的很多部分太像我們自己，那些不體面，不堪，讓我們難以啟齒，難免自我嫌棄的部份。
相愛的理由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愛上的，還有每個星期提著湯罐來男一病區的老婦人，七十六歲，腰板挺得筆直。她努力地活，不能生病，不能死去。割掉腦袋扣出眼珠的，是她的兒子。她每次離開時，都向我們深深地鞠躬。她灰白的頭發，像閃電，劃過我的心口。
我愛上的，還有那無聲的承受。一個狂躁的患者，像座火山，他踢墻他砸桌子，他要把胸中的火泄盡。年輕的護士伸出雙臂堵住，他嚎叫著撲倒她，他也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她緊緊抱著他的頭，勸慰著：“寶貝，乖……”，他揣她的腹部，扇她的臉，她仍舊抱緊他，輕輕拍打他的背，輕輕地勸慰，“寶貝，乖……”他們蜷縮著躺在地上，猶如一對母子。
 
西班牙作家盧卡•德代納給這群人命名“上帝的筆誤”。盧卡•德代納說上帝之手，既創造人類完美杰作，也寫下令人難以置信，不可饒恕的草率之處。好吧，我承認上帝也有失手的時候，我甚至承認某一天，我就是失手的產物，我就是李敏，就是張清正。
我頂著“教授，先進工作者”的帽子，但不防礙我做一個病號，和他們在一起。誰知道呢，或者我原本也是一個病號一個瘋子。精神疾患這杯羹，人人有份。
那么，人類登場。人類的彌補在哪。
倘若The last one to die please out the light（最后一個死掉的人請滅燈)，我們將陷進徹底的黑夜。
愿這世界，被溫柔以待。
親愛的，在這文章的末了，且給我一點時間，我朗誦給你聽
雷蒙德•卡佛說——
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嗎？即使這樣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親愛的，感覺自己
在這個世上被愛。
 
2018年9月寫于湖北孝感
 
作者簡介：
 
周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散文集《執手何須傾城》《沽酒與何人》分別獲得第五屆、第六屆冰心散文獎及第九屆湖北屈原文藝獎。報告文學《重癥監護室》首發于《北京文學》2015年第11期，入選2015年度報告文學選，2015年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