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村莊

作者：未名
 
離開村莊已過十個年頭了。說是離開，其實并沒有走太遠，不過是由村子到縣城，再經縣城往省城罷了，而村莊也仍像一根繩子時刻系著我的神經，似乎總怕我走丟似的。如此，腦海中那根記憶神經的弦繃得越緊，我就越是想要立即斬斷它。一晃好幾年就過去了，我手中的刀早已不知去了哪里？而那根弦卻似乎繃得更緊。可當我再次回到村莊，準備認認真真重新審視一番我的故鄉時，卻發現弦的那頭只有一塊兒孤零零的石頭立在懸崖邊上。我心里猛然一驚，這才知曉，故鄉真的不在了。它不是被我斬斷的，它是悄沒聲兒地消失的。

故鄉開始在我的回憶中慢慢縮小，小到一座村莊、一孔窯洞、一捧塵土。站在村口，看著眼前一處處被荒草淹沒的院落的時候，我想我該寫一點兒什么，關于故土、關于過往、關于一個遙遠的夢。不論它們是怎樣的陳舊、怎樣的破落，也總歸是我命里已有的，我都需要在文字里尋出一點童年的蹤跡來。
 
 
童年·小學·家難
 
我的童年是在孤獨與憂郁中度過的。那時父母雖然年青，卻被土地牢牢地拴在那些溝梁峁川之中，不得移動半步。他們長年努力地揮灑著自己的汗水，卻少有回饋，而我周圍的鄉親們也大約做著同樣的事。

地處黃土高原的白于山區，是出了名的窮鄉僻壤之地。而我的村莊屬于窮鄉僻壤里面的窮鄉僻壤。我們的村名叫三勝坡，因當年“紅白拉鋸”時期，紅軍在此地連打三次勝仗而得名。在那個講究階級劃分的年代里，這里成為遠近馳名的“貧下中農”教育基地，那時村民們也就個個斗志昂揚，精神飽滿。在餓著肚皮的日子里過著十分幸福的生活。然而文革結束以后，村里的政治優勢立即成為了經濟包袱。村子多為山地，坡陡土淺，不長莊稼。因此我們的村名三勝坡就被戲稱為“沒（讀末）皮洼”，意思很明顯了，這個地方連草也不多長，大地的表皮常年裸露在外。據說在“三年困難”時期，人們連樹皮都沒得吃。包產到戶以后，村里人的干勁雖然十分充足，然而面貌的改變卻異常緩慢，在我七八歲的時候，仍然見到一些常年家里揭不開鍋的村民。

我的父親因為有一點兒職業（村里的民辦教師），日子過的稍微將就一些，在村里也算是有一點兒錢的人家。父親曾回憶，他第一年從村委會領回的工資是280元人民幣，當時他緊緊捏著一沓從未見過如此多的錢回到家里，竟激動的徹夜未眠，對著我的母親說：“今年可以過一個肥年。”

因為父親是老師的緣故，我能夠比別的小孩子早讀兩年書，而且可以不用交學雜費。要知道那個時候很多家庭連一個孩子5塊錢的文具都買不起，更不用說四五十塊錢的學雜費了。也因此有很多與我同齡的孩子早早就輟學回家了，現在想起來很為他們感到惋惜，然而那有什么辦法呢？那時我父親也覺得因為學費問題讓孩子失學怪難受的，便給好幾個孩子免除了學雜費，讓他們只出一點兒課本費、帶著自己家的凳子來聽課就好了，這一項“惠民政策”讓不少孩子又多讀了幾年的書。有的人家沒有凳子，便和關系好的同學擠一個板凳。學校唯一的黑板也是父親親手做的（父親在年青時學過木匠），他鋸了一顆大楊樹，用鋸子慢慢改好，最后組裝成一塊長兩米、寬一米五的木板，然后刷一點兒墨汁上去，斜立在教室墻邊的土墩上，就成了講課時的黑板了。父親曾向村委會多次請求，買一點兒桌子椅子，可村委會也是窮的叮當響，借村民的窯洞作為教室，也需要出一點兒租金，他們已然承受不起了，為此常常換來換去。后來父親把家里的三間新房騰了出來，作為村子的教室，才不至于讓我們做學生的經常“搬家”。

我們學生里也有一些有點“經濟實力”的，這從他們拿的干糧就可以看得出來。學校設在我們小村，其他的村子的孩子就得跑遠路，有的距離一二十里，早上七點出發，趕到學校的時候已過十點了，因此中午是一定回不去的，也就必須早晨走的時候拿一點中午的干糧填肚子，才能撐到下午放學。在中午吃干糧的時候，大家就知道誰家光景好、誰家光景差。有的同學天天吃爐饃（當地的一種小吃，一般人家只在過年的時候才做），這就明顯讓其他同學嫉妒了，而后漸漸地遠離他、孤立他。若是這小孩子懂得一點兒“時勢”，就會把自己的干糧與大家一起分享，否則這個小孩子的日子可是很難過的。至于喝水，我們似乎從來記不得喝開水，從院子的水窖（陜北地區專門用來收集雨水的地方）里釣上來一桶，舀一馬勺咕嚕、咕嚕地大口喝下去，好像也沒有哪一個小孩子因此而生病。但這卻為將來的健康埋下了極大的隱患。可這并不是我們小孩子可以想到的，也不是由我們自己決定的。只說一句：不干不凈，吃了沒病。

后來，忽地有一天，我們被通知要接受鄉政府一位領導的檢查，我們孩子倒也并沒有什么興趣，只是我們必須早一點兒到學校，否則像平日里有人十點多才到校可得了嗎？那時我已經上了四年級，再有一年我就要離開這里，到鄉政府的小學去了。我們的學校也剛剛搬到村委會的駐地，那是七間土坯房，個個開一個“天窗”，幸虧我們一到下雨的時候就不用去上學了，否則去了也是到處躲雨的。門窗雖然全換成了鐵門，但沒有一扇窗戶是有完整玻璃的。白于山區靠近毛烏素沙漠，一到春秋季節，風沙就連天的刮。碰上這樣的天氣，只能算我們倒霉，學還得上，課桌、書本上永遠有拍不完的沙子。

那天倒是特別不巧，似乎老天爺要和村委會的人過不去，那位鄉政府的領導坐著小轎車一路顛簸而來，竟遇見了十分罕見的沙塵暴，到學校門口（學校并沒有大門）時，車子的擋風玻璃已完全被沙子掩埋，一下車就被村委領導引進了老師辦公室。這個辦公室里，連我父親一共有三個老師，他們早已等不及了，握著領導的手久久不愿松手。這也不難理解，這么多年，這個地方并沒有什么領導會來，來了也不會看一看人民教師。何況這一次據說是領導提出專門視察三勝坡的學校，要關心人民教師，關心山區兒童的教育問題。我們被安排在教室里大聲朗讀課文，村委會領導說越大聲越好，要營造出朗朗讀書聲的校園氛圍。因此在領導車子剛進校園的時候，我們刻意加大了聲貝，有的同學甚至出現了沙啞，幾天里一直拖著一副沙嗓子。

據我父親說，這次視察工作，領導發了很大脾氣。老師的辦公室里沒有一滴可飲用的水，學生的教室里風雨交加，桌子居然還是土臺和木板搭建而成。領導見到兩個生的有些相似的孩子問：“你們為什么坐一個凳子？”那孩子說家里只有一個凳子。領導當即用手撫摸了一把小孩子的頭，表情十分凝重地走出了沙塵彌漫的教室。后來他在村委會里狠狠地拍了桌子。沒過多久，校園里就開來了好幾輛車，車廂里拉著嶄新的桌椅板凳，以及粉筆、板擦之類的辦公用品。這一天成為我們小孩子極為興奮的日子，至今也沒有忘記。

我們四個年級的學生全部擠在一起讀書，老師上一個年級課的時候，其他年級的學生可以聽，也可以不聽。上語文課的時候你也可以做數學題。似乎一切都很自由，我們也早已習慣了。然而這樣一種習慣在我剛進入鄉政府的小學后竟成了一種毛病，甚至成為不尊重老師的表現。現在記憶猶新的一件事兒，就是我剛入學的第一天，當時我全神貫注地聽完數學課后，還沒有到打鈴的時候，老師就讓我們自己溫習。我趁著這個空擋，也覺得自己數學已經聽的很懂了，似乎不需要進一步復習，所以就打開語文課本興高采烈地寫起了語文作業。然而不巧的是，數學老師一眼就發現了我的“異常”。當即揪起我的耳朵，不由分說地左右開弓，狠狠地扇了我兩個耳光。我被這兩個耳光打的暈頭轉向，更不知是何緣由？心中一陣困惑和委屈，但終是沒有說出口。從此以后，我大約有“懷恨之心”，只要上數學課我就開始消極怠工，時間一長，我原本很不錯的數學成績竟一落千丈。到了六年級的時候，第一次期末考試我竟得了31分。回家的時候，我坐在一輛破舊的、彌漫著一股濃烈柴油味兒的班車上，眼睛死死地盯著手里的成績單，心里忐忑不安。我知道父親一定會教訓我的，母親也會因此而傷心。

第二年春天即將開學的一日，父親對我說：“你回到家里來，可以照顧你母親。”我雖然憂心母親的身體，卻也未曾想到要輟學來照顧母親，那時我母親的病已經很重了。長久以來，母親的飲食起居都是外婆一手操辦的。為此，外婆長期住在我們家里，很長時間都不能回一趟自己的家。父親似乎也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對外婆一家也是極不公平的。我們三個小孩子總歸是長大了，母親得病十年，外婆就照顧了十年，現在我們終于長到了可以照顧母親的年齡，自然我也沒有什么激烈的反抗。況且那時候我心里正厭煩著上學，不愿意再見到那位可恨的老師一面。如此，我便第一次與上學分道揚鑣了。

說是照顧母親，其實更多的還是外婆操心，我一個十歲的孩子能幫上什么忙呢？母親被病痛一日日折磨著，我雖然心急如焚，十分想替母親解除痛苦，可我沒有妙手回春的本領，只能焦急地立在地下看著外婆伺候母親，我只起到遞個水杯、接個碗這樣的小作用。平日里我就和父親一起出山，犁地、點籽、施肥……家里的豬、雞、狗、羊雖說沒有幾只，但也仍要人來操心。得一點兒空閑又要出山里拔草、放牲口。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莊稼人的生活，才知道真是沒有一點兒空閑的時間，如父親說的：做農民就得二十四條肋骨全動起來，一刻都閑不得。果然是這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一天似乎都有干不完的活兒。每日早晨六點鐘就到了田間地頭，父親趕著兩條牲口在前面犁地，我一個人背著盛滿籽種的兜子跟在后面，一顆一顆地把他們點進翻開的土壤里。似乎是個子太矮的緣故，走路總邁不開腳，永遠跟不上父親的步伐，而且搖搖晃晃，很有跌倒的危險。那時我心里想，要是自己能跌倒然后摔成重傷，這樣就可以不用干活了，可又轉而一想，自己跌倒了，這莊稼誰來種呢？父親一個人總是難以完成的。況且母親生著病，仍需要看病的錢，作為一個農民，不種地哪里來的錢呢？這樣的思想天天在我腦子里打轉，弄得我日日魂不附體，萎靡不振。父親只好在地頭那邊等著，我搖搖晃晃終于趕上了，父親再趕著牲口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便繼續跟著點籽。趕到中午十二點的時候，一天的地終于種完了。父親喝一口涼水便趕去學校里給孩子們上課去，而我再趕著牲口去磨地（為了壓碎土塊兒，磨平地皮，以起到保墑的作用。這磨是用柳條制作的木筏，橫放著，用繩子和套在牲口身上的拋竿連接，然后人站在上面，牲口拉著走即可）。

父親這樣的時間安排被很多人議論，有人就舉報到村委會去了。那時學校里三個老師，似乎都處在風口浪尖上，其中一位姓王的老師雖說已經轉正，成為公辦老師，但仍然來遲走慢，這原因是他家距離學校大約有二十多里的路程，一位五十多歲的人很不容易走來，趕到學校的時候也大約就是中午十二點。另外一位老師很年青，但并不帶主課，平時只教我們音樂或是體育，再加上他也是民辦教師，因此來學校的積極性也并不大。整天背著土槍在山里打野味，等到學校的時候，肩上扛的土槍后面總會掛著三五只野兔。如此一來，倒真是苦了孩子們，可當時我們覺得沒有老師管更加自由。早上剛到學校的時候，由班長負責大家一起晨讀，讀個把小時之后便開始了長達兩三個小時的玩耍。我們那時雖然沒有操場，也沒有像樣的運動器材，甚至沒見過籃球、足球這些家伙。但我們仍然能玩出許多花樣來。直到中午老師到了以后，便開始集中上課。這樣時間一長，有村民就向村委會反映老師們來遲走慢，村委會為此專門召開了一次會議，但似乎誰也無法解開這個困局，大家也都不歡而散。

日子似乎要一天天過去，我常常站在山茆上向遠處眺望，心想我這輩子似乎就要這樣過下去了。過了幾個月，同樣在地里干活的時候，我那些上學時的伙伴兒們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與他們也才一年多的同學，他們居然還沒有忘記我，我為此感到深深的溫暖。當即眼眶里的淚水不由自主地打起架來。他們十幾個人坐著那趟唯一的破班車來到三十里外的山村，只為了讓班里不能少一個人。我的父親似乎深受影響，在秋季快要開學的時候，又重新把我送進了校園，我也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再次回到學校的時候真有一種重生的感覺。我原本并不是聰明之人，只有下苦功夫、用笨辦法。反正心里就一條：這次得念出個人樣兒來。

在我鉚著勁兒認真學習的時候，母親病危的消息突然傳了回來，我便急忙跑去向班主任請了假，搭乘村里的三輪車趕了回去。我并不愿意相信母親有什么不測，因此我明明看到了村里的三輪車上拉著花圈，心里卻并不把它們與母親聯系起來，我甚至努力想象村里有誰年齡比較大了。然而等我趕到家里的時候，很多的親戚都圍在我們家的院子里，進進出出，忙里忙外。我頓覺天塌地陷，兩眼發昏，雙腿不由自主地軟了下來。母親離開家已經四個多月了，這期間我曾去過縣城、看過一次母親，那時母親的臉色似乎比原來好了很多，我與母親一起住的時候也覺得母親的病估計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離開縣城的時候我心里還默默為母親祈禱，母親在車站送我的時候雖然坐著車子，但也能下地走動，說話也非常清楚，臨別時不忘記囑咐我認真學習，將來好有出息。我幾乎是含著淚登上回家的車子的，但我在車里還想著母親一定會好的。沒想到兩個月沒到，母親竟真的離我而去，我甚至沒有見到母親最后一面。想起來，那次車站分別竟成了我們母子的永訣。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然成為一個失去母親的可憐人。

母親結婚后一連生了我們三個男孩子，在生下弟弟的第二年，母親就患了病，從此以后便再也沒有一天的健康，我們從小目睹母親受的苦、遭的罪，心里無時無刻不憐惜母親。她太苦了，人世間所謂的清福，她從來沒有享過，吃穿住行玩樂與她沒有一樣沾邊，她也不曉得這個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她的三個孩子艱難地成長并各自走出了自己的路，這些她都沒有看到。母親來到這個世界上，似乎就是為了讓我們三個活在人間。母親本性善良溫和，但對于我們三個仍然要求十分嚴格，時刻督促我們要有進取心。為此她多次用病弱的雙手拿起雞毛撣子鞭打我們，但她從來都是舉起雞毛撣子極用力，但落在我們身上又是那樣的輕。我們幾個也便明白母親的用心，自然十分聽母親的話。可沒想到，母親在與病魔抗爭了十多年后猛然撒手人寰了。我至今都不愿相信！

從這以后，我便不再對村子有半點兒念想，一路念書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求學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的夢想，也是完成母親的念想。我曾經在一首詩里寫到“我要走遍所有的地方，看遍所有的風景，然后拍照留念，帶到母親墳頭點燃，告訴母親，她的生命在兒子的身上生生不息。”
 
村莊·鄉親·離散
 
白于山區的村莊相對稀少，有時三五里一個村子，有時二三十里一個村子。它們全部像是捉迷藏似的躲在山區里，很難尋覓，像是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那時沒有電話、手機，要想聯系一個人就得步行。我仍然記得小時候跟著大人們步行去行李、找人、串親戚。在這個無比寂寞的山區里，似乎只有遇上婚喪嫁娶的日子，才能見到人聲鼎沸的場景。我們小孩子平時實在無聊的很，田間地頭、溝梁峁川幾乎用雙腳全走了一遍。除了逮幾只鳥、捕幾只野兔、捅一回馬蜂窩，似乎也并沒有其他什么樂趣。只有等到親戚家過事的時候才能尋到新的快樂，我們對于新娘新郎是誰并不那么關心，我們在乎的是鼓樂手們的表演才能。陜北這地方出民歌，卻并不怎么出樂器，嗩吶大概算是陜北最地道的樂器了吧。曾經很有一段時間，嗩吶這門手藝在陜北很是吃香，誰家要是覺得自己家窮，娶不起媳婦兒，那最好早早讓兒子們去學習嗩吶，將來必定能娶到漂亮的女子。在我們村子，據說就曾有人學習過吹嗩吶，但不知道為什么后來終于沒有學成，而他們雖然最后也娶了媳婦兒，可光景過得實在很平常。

嗩吶一吹，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似乎都被這聲音填平了。吹到激烈處，若萬馬奔騰，氣勢十分磅礴。有吹的，自然也有打的，更有敲的。所謂敲鑼打鼓，降龍伏虎。吹手用的鼓并不大，臉盆口大小的鼓面，兩邊環子上綁著紅繩子，掛在打鼓人的脖子上，兩只手拿著兩根比筷子長一倍的木棒，站在吹鼓手面前，顯得十分神氣。一場大型婚事活動，必須動鼓樂，方才顯得隆重也鄭重。鼓樂、鼓樂自然是鼓先行了。我們小時候十分羨慕那些會敲鼓的人，很簡單的道具，竟然可以敲出無數花樣，每每音樂到了高潮時，那手與鼓棒之間早已沒了界線，鼓點也就進入了讓人眼花繚亂的境界。

白于山區天生本是寂靜的，但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硬是讓它熱鬧了起來。每逢婚喪嫁娶時，都得弄出個動靜來。而且動靜越大，人便越是夸贊、羨慕。如此一來，人便都互相攀比起來。娶親總要過個三天的事，出喪更要停過七天的靈。最后總要讓周打方圓數十里的人都知曉才算罷了。中國人講人死蓋棺定論，在農村，鄉里鄉親的評價就是一個人最后的價值，也是一生的榮耀。

鄉村的生活實在過于單調，除了人煙稀少外，主要是可做的事兒太少。在我的印象里，村子人幾乎每天都在做著同樣的事，家家戶戶也都大同小異。我的村子里全是一個姓，第一位來到這里安家的老祖先據說是從陜北東部逃荒避難的打工漢、要飯人。后來在這個地方給一位頗有些錢財的地主打工掙了一點錢，便自己花錢買了地。也許賣主是個吸大煙的敗家子，我們這位祖先一次性買下的地竟然多達幾架山，直到現在也仍然有從未開墾過的荒山。這些廣袤的土地曾經救活了一個家族，也讓我們村子在很長一段時間比周圍的村子富有一些，因此在娶媳婦兒的時候總比別的村子更容易些，一些灘道人家也愿意將女兒嫁到我們村里來，而別的村子就只能娶南山的女子（我們村子往北走更靠近縣城，地平人富；往南則是山大溝深，更加貧窮）。然而這種“富有”仍然十分可憐，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村子還沒有通上電，每當太陽落下西山的時候，家家戶戶就開始點起了煤油燈，有些人家是連煤油都買不起的，因此一到晚上的時候，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到別人家串門，二是倒頭睡覺。在農活特別忙的時候，倒也無所謂，太陽落山的時候人也就累了，正是睡覺的大好時機。然而到了冬天這樣的閑月，就很難打發那些多余的時間，如此，就養成了大家都愛串門兒的習慣。

村里第一臺電視機是我當村主任的五爺買的，那時村主任可是極威風的，村里的大小事務，無一不要村主任解決。第一臺黑白電視機出現在他家自然也不足為奇，那時仍然沒有電，是通過風力發電帶動的，信號十分差，時斷時續，電視機畫面的雪花滋滋作響。但我五爺家的窯洞仍然擠滿了人，很多人看不到畫面，就只聽聲音，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叫電視的生物，僅這一點我就需要感謝我的五爺。我的五爺足智多謀，辦事沉著冷靜，其聰明的才智為很多人稱道，但其自私自利、狡猾虛偽的本性也同樣為很多人所唾罵。像他這樣性格異常矛盾、被人評價兩極的人在村子里實在找不出第二個，而這也恰恰說明他的與眾不同，如今他早已步入暮年，卸下村主任的“官銜”也有十多年了，但他仍然操心著每一次村里的選舉工作，也仍然關心著國家的大小事務。他對政治的先天敏感就是現在一般公務員都難以比上的。如今他常常坐在村口等待有人前來與他一起討論當下的國家形勢及政治人物的命運沉浮，然而他的身體卻越發不好了，兩條臃腫的腿拐成一個圓圈，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讓人十分揪心。他的精明與能干再也無法像年輕時一樣讓村民們既敬又畏、既愛又恨，更無法讓一個人煙近乎絕跡的村莊掀起狂波巨瀾世紀之交的時候，我們的村子終于通上了電，家家戶戶按了燈泡。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小孩子對此很是好奇，總喜歡去拉開關上的繩子，晚上睡覺的時候也都想靠近它，因為可以隨時開關。那時大家都怕費電，因此晚上開燈的時間一再推遲，打開之后又一再加緊關掉。我們一家人睡在一盤很大土炕上，到了睡覺的時候，父親說拉燈的一聲，我們便搶著把它關掉，但關燈以后又很難睡得著，似乎還在操心著電燈的事兒，有時候為了拉燈，也會撒謊自己要起夜，如此又多拉了幾次，這個拉燈的動作我們謂之曰：本拉登（拉燈會產生嘣的聲音）。時間一長，小孩子的興趣都會減弱直至消失。通電的第三年，父親從城里買回來一臺21英寸彩色電視機，這在我們村子里也算是不多見的。后來我與父親談起，才知道那時候母親已經病危，他知道母親來日不多了，買這臺電視就是為了母親能夠多看一眼這個世界。
村里先后買回來了更多、更大的電視機，一個貧窮落后的山村在二十一世紀剛開始的時候才發生了新的變化，然而這變化過于猛烈，以至于很多人一時無法適應。曾經保持了百年不變的村莊慢慢開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而我恰恰是站在新舊交接的當口，我目睹了整個變化的全過程，我知道曾經的故事再也不會復現了，但我要記錄下我與我的祖輩們都經歷過的那些歲月。

我曾細細考察村子的歷史，在明清之前這里并不是人丁興旺之地，而是少數民族與漢民族長期對抗的邊塞。因此這里雖有中原文化的浸潤，但其有著獨特的地域文化因子，而且根深蒂固。只不過這因子里多是一些民間迷信。譬如說跳大神的神官、觀生死的陰陽先生這兩種職業在陜北有著十分廣泛的影響，甚至超過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在赤腳醫生出現之前，這里所有人看病都只是找神官，他們用一些神神鬼鬼的把戲卻取得了多少代人的信任，不可不說是個奇跡。至今仍然流傳著某某神官看好怎樣的疑難雜癥的傳言。

我的母親生病的那些年，也沒少找這樣的神官看過，其中一位竟是我的伯父，他在我父親那一輩中排行老五，原來本是一個正常的、樸實的莊稼人，忽而有一天對人說：“神上了他的身。”聽的人只當是胡說，權作一個玩笑聽。可沒想到他竟然一日日地走向了“神”的那一邊，最后做起了神官的生意。也許是碰巧，有幾個病人被他看過之后竟完全康復了，如此，他的名聲便自然而然地傳了開來。我的父親原本最不信這些神神鬼鬼的東西，但在跑遍大醫院都不見效的現實狀況下也投奔他的堂弟去了，最后結果自然并沒有什么大用。不要說是大病，就是一些頭疼感冒的小病，多數人也是要找神官的。每個村子里似乎都有一兩個會“送病”（通過一些儀式性的表演，把患者體內的病送走）的人，但凡有人生病又苦于無錢治病的時候，就需要求助他們。

我的爺爺是一位赤腳醫生，是村子在建國后的第一位專門進修學習過的現代醫生。那個時候幾乎沒人識字，而爺爺恰好讀完了高小（相當于五年級），那已經算是很高的水平了，也算一個知識分子。村里組建醫院系統的時候，便推薦他去衛校學習，之后便成為村子里唯一的一位醫生，這一干就是一生。在行醫問診的過程中，爺爺給人們帶去的不僅僅是健康，還有醫學常識，這個常識讓人們慢慢打破了對神官的篤信與崇拜。

赤腳醫生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代步工具，每次有病人家屬前來求醫時，爺爺二話不說就撂下地里的農活，背上保健盒，步走著前往患者的家。有時要走很遠的地方，因此往返是沒有期限的。也有些人家很著急，自己趕著騾子車前來，那樣爺爺還能節省一點兒力氣。在爺爺從醫的四十多年里，從來沒有聽說有患者抱怨，也從來沒有聽爺爺拒絕過誰。在那樣一個安靜的不能再安靜的村子里，人人信任醫生。爺爺給碰破頭顱的孩子縫過針、為頭疼腦熱的人們抓過藥、為臨盆的產婦接過生，更為無數的窮人免除過醫藥費。然而在他六十六歲的時候，他的生命被癌癥截斷了去路。在去過一趟上海之后，爺爺絕望地返回了老家，不多日就離開了人世，甚至來不及和這個世界說一聲再見。喪禮辦的并不十分盛大，但來的客人卻站滿了整個院子，前來送爺爺最后一程的人多是他曾經看過病的患者，還有那些深受這位“鄉村好人”感動的鄉里鄉親。

赤腳醫生在中國即將成為歷史，社會正在發生巨大變化，我的村子因為太偏遠，似乎并沒有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風暴即將來襲。就在辦完爺爺后事不多時間，父親也從民辦教師的崗位上退了下來。準確地說并不是父親辭職不干了，他曾說哪怕只有一個孩子他也要堅持下去。然而在村里的學校越修越好、設施越來越便利的時候，學校里沒了學生。望著空蕩蕩的教室，教了十八年書的父親內心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是為了孩子們都出去讀書而高興，還是為村子的衰敗而哀嘆？然而一切都來的異常突然，沒有人能躲開，包括父親。
在整個社會飛速前進的路途中，這個偏僻的山村終于慢悠悠地開始了變化。出門打工成為新的名詞，也成為村民新的謀生手段。然而他們不知道沿海地區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出現了農民工。然而三十年前他們才興高采烈地沉浸在“包產到戶”的巨大喜悅之中，家家戶戶拼了命地在自家的土地里刨挖著，等到他們發現在村子已經待不下去的時候，才猛然發現社會竟然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原本很小的縣城，兩三年之間便舊貌換新顏，一幢接著一幢的高樓拔地而起，那些受益于房地產的城郊農民一夜之間暴發成為巨富，村里人到了城里竟發現手里的錢幾乎什么都買不了了，這才開始著急忙慌起來。開始并沒有人愿意主動丟下鋤耙、賣掉牲口舉家進城打工，只有一些原本就很破落的人家，知道自己呆在家里也是窮，還不如出門闖一闖，而他們也成為鄉親們出門打工的排頭兵，也為后來人出門打工探索了經驗。逐漸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出門打工的行列中了。那些稍微殷實的人家還一時不愿拋家舍業的投入到一個完全未知的領域里。然而沒幾年間，不用任何人來說，幾乎所有的年青人一哄而散，全部進入了各自的城市之中，尋找屬于自己的那片領地了。
我的父親在2008年的時候終于下定決心要出門創一番事業，然而中間卻斷斷續續，直到2010年的時候才真正意義上丟下家里的一切，進了城里以打工為生。村里其他人也多是在這個時間點前后進的城，如今過去快五六年了，村里人再也不會坐到一起討論該不該出去的話題，人人爭說一件事兒：掙錢。不論走到天南海北，不掙錢，一切似乎都是徒勞的，雖然過的很辛苦，但他們個個都有要干出一番春秋偉業、掙下千財萬貫的決心。然而日子如流水一般過去，人生的困境讓他們的夢想越來越屈服于現實，只要能養家糊口已是最好的收獲。

我再次返回故鄉的時候，見到的已經是“人去樓空”的景象了。村里往昔的熱鬧景象再也尋不到了。除了一些喪事會在村子里辦之外，其他所有的大小事都移到了城里，嫁娶這樣的喜事自然也搬到了城里。況且也沒有哪個姑娘愿意再嫁到農村去。曾經村里日日能夠照面的人，現在都各奔東西去了，長年都難得見上一面，有些人家老子和兒子也未必在一個城市里打工，團圓的日子只能寄希望于春節。然而這些年人們越來越發現團圓甚至成為一個最奢侈的念想。很多人出門之后就再也沒能回來，即便回來也有四肢不全的。我父親的一位堂弟是一位跑長途的貨車司機，2012年的冬天在甘肅因車禍去世；我的一位二伯曾經出門當裝卸工的時候右手的三根手指被冰冷的機器硬生生折斷……這是一份很長的讓人心痛的名單。這些年來那么多鄉親離家出門打工，天知道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么，當然也沒有誰顧得上去關心別人家的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對于這樣一群毫無知識、只有苦力的村民，猛然闖入一個陌生的城市，似乎多少有些殘酷，然而這是無法避免的現實。

我站在村口，甚至連狗叫聲都聽不到，村子寂靜的讓我寒毛直豎，脊背心一陣發涼，繼而感到害怕。我的村莊前后也才不過百年的歷史，前九十年都是一個樣子，后十年竟迅速換了一副新面孔，而這恰恰讓我趕上了。奶奶今年七十有五了，總不愿離開老家，現在仍住在村子里，和她一樣的還有兩三位老人，兒孫們都遠在他鄉，除了一臺硬邦邦的電視機，就只有一輪月亮能陪她們說話。而那些在外的鄉親——農民工們又不知道此刻在做些什么？也許躺在出租屋里呼呼大睡，也許趁著月光在打掃街道、也許擠在火車站里等候、也許·······有太多的也許。也許過得很幸福吧，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們。
 
作者：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