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 8 月，我通過公開競聘，成為《草原》主編。此前，我是《草原》詩歌散文編輯室主任。我的前任是著名詩人、隨筆作家《北中國詩卷》創辦者趙健雄先生。過去的《草原》雜志，主編副主編的產生，從來沒有采用過競聘方式，都是文聯黨組直接任命。而現在使用這個辦法，原因是老主編丁茂同志即將離任退休；《草原》是差額事業單位，經費沒有保障，文聯又無法解決。就需要通過激勵機制選出一個合適的人選，使《草原》能夠走出困境，以使這個已經堅持了五十多年的文學陣地繼續發展下去。經過嚴密公開的競聘程序，我最終成為《草原》主編，我 1982 年 8 月遼寧大學中文系畢業后，就直接分配到了《草原》雜志社，先當小說編輯，后來專職做詩歌散文編輯，1991 年成為詩歌散文編輯室主任。經過二十年的歷練，對于編輯業務我是比較熟悉的，對于《草原》的社會影響、歷史貢獻、辦刊情況我也十分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對于編輯工作、文學工作有一種莫名的熱愛之心和工作熱情。這些，都成為我當時參加競聘的主要動力。
 
　　8 月 22 日，文聯黨組下了聘任書，我正式走上主編崗位。從 2001 年 8 月出任主編開始到 2013 年 10 月卸任， 總共十二年時間。12 年的主編生涯，最主要的工作不言而喻，是辦刊。但在這篇文章中，不做詳細說明。一是篇幅不允許，二是對 12 年的刊物情況做全面梳理比較困難。一句話，12 年的刊物，在同仁們的共同努力下，它的文章質量、裝幀印刷、被選載、獲獎情況、發行量以及社會影響等等，都有全面提升。在這篇文章中，主要說一說雜志經費問題的解決和從差額轉公益一類的情況。
 
　　上任后首先面對的就是雜志的經費問題。
 
　　對于雜志的經濟狀況，我知道一點，但并不完全了解，走馬上任主持了工作之后，才知道刊物的經濟狀況十分困難，賬上只有不足兩千元，還拖欠了半年的印刷費和一年的稿費。《草原》從 20 世紀 80 年代末（1989）被改為差額事業單位，每年財政只撥付人員工資的70%，其余的 30% 自籌，業務經費則完全需要自籌，財政分文不撥。這樣一種情況，我們做了廣泛的調研了解，在全國絕無僅有。自治區各盟市的文學雜志，也沒有差額的，都是全額。這是一個具體的切實的困難，繞不過去，躲避不開。我競選時的雄心壯志和熱情被澆了一盆冷水。這是必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上任后的頭半年時間，我的大部精力都用在了跑經費上。想了許多辦法。一是建立了《草原》理事會。理事會人員選擇主要是自治區的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企業家等，如劉振國、溫治學、羅叢龍、蘇日娜、阿拉泰、伊勒特、鄧九剛、喬明、劉建增、萬懷生等，以期通過理事會籌措經費、擴大刊物的影響力；二是請求夏日、白朝蓉兩位老領導以及阿拉泰、蘇日娜兩位文化名人，通過自治區人大、政協兩會做提案、提建議以爭取自治區財政上的支持；三是給自治區黨委楊利民副書記打報告， 請求他通過自治區財政給我們以經費支持。
 
　　當時《草原》為什么要放棄衣食無憂的全額撥款待遇而走上差額撥款的路子？因為年代久遠，一些當事人有的去世，有的離開內蒙古，已經無法說清楚這件事情。我所聽到的一個說法是，國家當時有一個政策，鼓勵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脫離全額而走向差額，財政上不僅依然全額撥款，人員工資（待遇）要比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高出許多，大概不少于30%。
 
　　進入差額之后，頭幾年的經費撥付情況，確如政策所許諾；但之后情況發生變化，經費遞減，每況愈下，這時的《草原》，人員工資的 30% 以及業務經費（辦刊經費）需要自酬。我接手《草原》的時候，就是這個狀況。因為財政經費沒有了保障，必須自尋出路、自找辦法。當時丁茂老師的辦法是，依靠個人或朋友關系，多措并舉籌集資金。雇用一些盟市作者跑關系，寫報告文學，拉廣告，通過盟市旗縣以及企業籌集，雜志社組成寫作班子為各盟市旗縣寫報告文學，或指派有能力的編輯編輯出版有盈利可能的書籍，或創辦有盈利余地的非文學類雜志等等，來籌措資金。當時辦了一個叫《報告文學》的臨時雜志，給地方政府、企業寫報告文學，樹碑立傳，收取費用，以支撐《草原》辦刊。1993—1995 年，我個人就在不影響編輯業務的前提下，承包了三年的《報告文學》，到全自治區多盟市甚至旗縣組織報告文學，為解決刊物的經費問題做了一些工作。這就是當年的《草原》在辦刊經費創收上所走過的路子。看起來，經費問題似乎在不斷得到解決，實際是經費問題永遠沒有得到解決，朝不保夕，入不敷出，勉力維持，慘淡經營。刊物質量每況愈下，刊物的紙張、印刷、印張、稿酬、作品質量下降到最低點。到我接手《草原》的時候，賬上只有2千元的余額，還拖欠了半年的印刷費和一年的稿費。
 
　　我當時隱約感覺到如此籌集經費辦刊的方法不是長久之計，尤其是這樣一份承載著重大文學使命有著五十年光榮歷程具有很大社會影響的老牌文學雜志。一眼看去，這條路子已經走不通。當我開始著手尋求解決經費問題的辦法的時候，一個意念在逐漸變得清晰， 變得強烈。這就是，通過自治區財政的專項撥款來徹底解決《草原》的經費問題。與此同時，我也不斷地在跟我的主管領導阿云嘎主席請示、匯報、交流。2001 年年底的一天，我給阿主席匯報最近一段時間關于經費問題的進行情況，同時說了我的關于向政府財政請求經費支持的想法。希望文聯出面，匯報《草原》狀況，并申請經費支持。因為《草原》做為文聯的二級單位，直接給自治區打報告是不合適的。阿主席稍有為難，因為文聯多年來一直飽受經費短缺的困擾，每到年底，水暖費、電費都交不起。文聯正準備也向政府申請經費追加，如果給《草原》打了報告，勢必影響文聯費用的申請。看著我失落的表情，阿主席十分同情，突然靈機一動，說：“嗨 , 我給你出個主意吧。你發動一下老作家們，以他們的名義，聯名向自治區黨委寫信。這么重要的一項事業，我想領導們不會坐視不管。” 阿云嘎補充說，“這個辦法文聯曾經想采用，但幾經考慮，覺得不合適。你們是文聯的二級部門，又是這么重要的一項文學事業，完全可以動用老作家們，再合適不過了。”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好主意。按照阿云嘎主席的意見，我們立刻付諸行動。幾天的時間，我和副主編仁欽·道爾吉找遍了全文聯幾乎所有已經離退休了的老作家。令人感動的是， 幾乎所有找到的老作家們都毫不猶豫地給我們簽了字。其中，老作家們那種無條件的關愛和支持，那種對文學事業的熱情以及真誠教誨，讓我終生難忘。聯名信由賈漫老師親筆起草， 話說得得體，有分寸也有力量。有的老作家在簽名前，還多少要看一看信的內容，敖德斯爾老人則看也沒看一眼，接過我遞上的信就簽了名字。趙紀鑫老師當時不在呼市，賈漫連意見也沒征求一下就代為簽上了。我說這樣不合適吧。賈漫說，沒什么不合適的，他這個人我知道，對文學、對《草原》的感情深得很，回頭我再跟他解釋。后來見著趙紀鑫老師， 說及此事，趙老不僅沒有埋怨，反而表示完全同意。第一次去找韓燕如老人，下午四點來鐘，老人還午睡著呢，沒敢驚擾；第二次去，韓老笑呵呵地迎接我，我說明來意，老人二話沒說簽了字。還跟我說了好長時間的話，大抵如何做人，如何辦好刊物，其中有一句話：小尚啊，這個做人，你要往金鐘上撞，不要往瓦缶上撞。云照光老人則是此次行動的總策劃者。他看著信 , 看到比較激情華麗的地方，拿起筆隨即刪改了，還自言自語地笑著說：“嘿嘿，賈漫我還不知道，就好搞這一套。給領導的信不能這么寫。”信的抬頭、稱謂云老也做了精心調整。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云老第二天就要去北京參加全國政協常委會，他要我重新打印后趕快送過來。那天下午，云老親自把信送到了儲波書記的辦公室。就連不在文聯的巴·布林貝赫老人，也在信上簽了字。據仁欽·道爾吉說，他向布老說明來意，布老只匆匆看一眼，知道是為《草原》爭取經費，十分痛快地簽了字。在信上簽名的老作家還有：鄧青、耶拉、朋斯克、丁茂、劉成（莫·阿斯爾）、超克圖納仁。
 
　　此前，就這件事情，我曾向時任文聯黨組書記的阿古拉部長請示過，想讓他在信上做一個批示。阿部長說，你們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去做，不必請示我。為刊物爭取經費，是好事情，我支持！
 
　　不久之后，在當時財政廳廳長符太增的主持下，《草原》的經費得到落實。難得的是， 在確定了《草原》的經費后，阿云嘎主席立即又提出了《花的原野》的經費問題。他說：“文聯的這兩個文學刊物，一蒙一漢，五十多年，患難與共，都為內蒙古的文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都經受著經費的困擾。《草原》的經費落實了，不給《花的原野》，肯定不合適。他今天知道這件事情，明天他的聯名信就又送到儲波書記手里了。”符太增廳長是一個痛快人，是一個極有文化良知的領導，阿主席的建議，他毫不推托地認可。這樣，摟草打兔子，《花的原野》的經費也隨之解決。
 
　　此一件事情，雖已過去二十年，但印象太深，至今想來，各種細節仍歷歷在目，難以忘卻。其中的一個問題——說心里話，是一個讓我后怕的假設——我老在想，假如當時阿主席不曾給我們出這個點子；即使阿主席出了點子，假如老作家聯名信的事情做不成；即使有了聯名信，假如不是云老這樣德高望重的老領導遞上去，或者阿古拉書記就不同意做這樣的事情；假如儲波書記、陳光林副書記、張國民部長將這封信束之高閣，不予批復；假如符太增廳長只是象征性地給你批個十萬八萬的而不是 50 萬（我們當時核算的費用是 49.5 萬元， 符廳長不僅沒有往下砍，反而又增加了五千），《草原》或許早就停刊了。
 
　　但后怕的同時，我的心又總是被一種巨大的鼓勵、信任以及欣慰之情激蕩著、感動著。《草原》，這個幾代人為之奉獻為之操勞，繁榮發展了五十多年的光榮事業，今后還將繼續發展下去。看看吧，有多少人在支持著它呀！
 
　　從財政廳回文聯的路上，阿云嘎主席長呼一口氣，十分高興地說：“鬧好了，可是能過幾年輕松舒坦的日子。好好干吧！”
 
　　每年 50 萬元，列入財政預算。時間從 2002 年 1 月算起。
 
　　事實上，每年 50 萬元的經費，并不寬裕，但因為是第一次爭取經費，不敢要得太多。此后的五年中，在自治區黨委副書記陳光林的支持幫助下，又幾次爭取到了自治區財政廳的臨時追加補貼，數目在 100 萬元以上，人員工資以及辦刊費用沒有受到實質性制約。
 
　　到了 2007 年 9 月，刊物的經費問題迎來了又一次突破。這一年，在我的推動并具體操作下，由內蒙古文聯向自治區財政廳以及王玉明廳長遞交了《關于為 < 草原 > 編輯部增加經費的申請報告》，很快 , 在王玉明廳長的主持下，在原先的每年 50 萬元的基礎上，從2008 年起每年又增加 60 萬元，列入預算。至此，《草原》的費用問題基本解決，作為主編， 我終于可以全力以赴專心致志去辦刊物了。
 
　　《草原》的命運注定有一點不平凡。斗轉星移，時光流遞。從經費最終解決的 2007 年，轉眼就到了 2011 年。這一年的十月，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出臺。此決定涉及全國成千上萬的文化事業單位。《草原》自然也不列外，包括在“體制改革”的范圍中。《決定》為文化事業單位確定了三種生存方式：一類公益事業（國家財政全額拔款）；二類公益事業單位（差額補貼）；三類公益事業單位（企業性質，國家不給予補貼）。國家出臺這樣的決定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了增加競爭激勵機制，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同時，可以淘汰一批國家財政上的包袱。
 
　　大約在中央《決定》正式出臺的頭半年里，文化體制改革的工作已經在自治區鋪開來，《草原》已經被列入第一批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要先行完成轉企改制。得到這個訊息后，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這是國家行為，你無法阻止。但又不甘心。《草原》從 1950 年創刊，60 多年里，為自治區以及我國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過巨大貢獻。自治區的每一代作家走向全國甚至走向世界，幾乎都是從《草原》起步的。歷屆自治區領導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烏蘭夫、楊植霖、胡昭衡、周惠、布赫、劉云山、烏云其木格、儲波、楊利民、陳光林、云照光、暴彥巴圖、夏日、連輯、烏蘭、許柏年等都曾對《草原》給予高度重視和關懷，并且大都在刊物上發表過作品。陳清漳、韓燕如、孟和博彥、瑪拉沁夫、安柯欽夫、超克圖納仁、敖德斯爾、張長弓、扎拉嘎胡、特·達木林、安謐、朋斯克、賈漫、汪浙成、張志彤、鄧青、楊平、照日格巴圖、陳廣斌、丁茂、李廷舫、周彥文、韋魁元、張時魯、包玉英、張湘霖、鄧九剛、趙健雄等自治區著名作家、詩人，都曾在《草原》工作過。《草原》是名副其實的作家的搖籃，它為自治區以及全國文學事業所做的貢獻實在是太大了。它的重要性怎么說都不過分。而如此重要的一個文學雜志，就要無聲無息地消失了。一旦推向企業化，人員以及辦刊經費沒有了保障，它將會永遠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其實，關于差額轉全額的工作，從 2002 年經費爭取成功后，我們就開始做了，先后給陳光林副書記、連輯副主席、張國民部長、符太增廳長、烏蘭部長等領導和部門打過報告，遺憾的是一直未能解決。現在，體制改革在即，雜志已經被列入轉企改制的第一批名單，已經無路可退。我沒有慌張，倒是由此看到了破釜沉舟之后的一線生機。差額轉全額的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首先我們找自治區編辦（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他們是此次體制改革的主管部門。從分管處室的荊寧處長到楊再明主任，以及張潤生副主任，我們都不止一次地呈遞報告， 據理陳述。文聯黨組對此也十分重視，王金喜書記親自給楊再明主任打電話，極力強調《草原》的重要作用和它的巨大貢獻。放下電話，王書記對我說：“貴榮，你拿上報告趕快找他去。讓編辦的領導們進一步了解《草原》的情況。這個事情我想他們會重視的。”不久之后，楊主任派了相關處室的領導專門來雜志社了解情況。每一次去編辦，我總是反復強調， 據理陳述，讓《草原》這兩個字深刻地印在編辦領導們的腦海之中。為了使這件事情做到牢不可破，我們在跑編辦的同時，再一次使用老作家聯名信這一方式，直接給烏蘭部長和胡春華書記上書，請求兩位領導出面解決《草原》的差額轉全額。依然請云照光老人牽頭。他不僅毫不推辭，還對我親自起草的聯名信詳細審讀并加以修改，同時還提議敖德斯爾、扎拉嘎胡、超克圖納仁、賈漫、楊嘯也參加聯名上書。最終參與聯名上書的老作家是：云照光、敖德斯爾、扎拉嘎胡、超克圖納仁、賈漫、楊嘯、琴子、照日格巴圖、朋斯克、張志彤、哈斯烏拉、阿云嘎、阿爾泰、鄧九剛、斯琴高娃。一共十五位。上書的時間是 2011年 7 月 12 日。胡春華書記對聯名信非常重視，不久即將聯名信轉自治區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處理。9 月 15 日，領導小組辦公室將處理意見上呈胡春華書記。“匯報”中說：按照中央要求，《草原》雜志雖然被列入先行轉企改制范圍，但考慮到《草原》是我區唯一一家省級漢文文學雜志，承擔著民族文學傳承和發揚的重任，且其目前的經營狀況如果推向市場將難以生存。因此，自治區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將積極協調中央文化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和新聞出版總署，爭取將《草原》雜志社不列入轉企改制的范圍。如果協調不成，再考慮后續的改革發展意見。9 月 16 日，胡春華書記在“匯報” 上做了批示：老同志們提的意見有道理，請烏蘭（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及有關同志認真研究。同年 10 月份，以文聯黨組的名義，向自治區編制委員會送呈《關于申請〈草原〉雜志變更經費形式的報告》。

　　至此，我們所做的工作告一段落。接下來，就是充滿希望的等待。
 
　　2015 年 1 月 23 日，自治區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的文件（內機編辦發［2015］37 號）送達內蒙古文聯。文件名稱為“關于自治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所屬事業單位分類意見的批復”。全文如下：
 
　　自治區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1］5 號） 和《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自治區編辦關于全區事業單位分類意見的通知》（內政辦發［2013］53 號）精神，經自治區編委 2015 年第一次會議研究同意，現就你會所屬 4 個事業單位的類別批復如下：
 
　　公益一類事業單位 4 個
　　文聯機關事務服務中心
　　《草原》雜志社
　　《花的原野》雜志社
　　內蒙古美術館
 
　　內蒙古自治區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
　　2015 年 1 月 23 日
 
　　除了上述三件主要工作以外，還有幾件工作順帶著也說一說。一是雜志先后獲得首屆和第二屆內蒙古出版（期刊）獎；2009 年 12 月獲得由中國期刊協會和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頒發的“新中國 60 年有影響力的期刊”稱號。二是在 2008 年 12 月，經自治區機構編制委員會批復，《草原》編輯部更名為《草原》雜志社。由“編輯部”改為“雜志社”，不僅規范了名稱，刊物的性質和地位也相應提升。三是在 2009 年 12 月，由我們申請，經自治區新聞出版局審批，雜志從月刊變更為半月刊，2010 年起實行。文學雜志從月刊改為半月刊， 是全國文學期刊發展變化的一個大趨勢，比如《人民文學》《詩刊》就是這樣，全國各省區的文學期刊也大部分采取這種形式。得到批復后，在我的主導下，經文聯黨組研究確定， 用下半月創辦了兩個新雜志：一是《文藝論壇》，交由文藝理論研究室（文藝評論家協會） 編輯出版；一是《新劇本》，交由電影家協會和電視藝術家協會編輯出版。兩個雜志填補了內蒙古文藝事業中的兩個空缺：一是文藝評論，文藝理論；一是電影電視劇本和影視理論。兩個雜志對內蒙古的文藝評論、影視劇本創作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2002 年、2007 年的兩次經費申請，2011 年的差額轉全額工作，其艱難程度不言而喻， 其間的辛苦更是一言難盡，這件事情以我一己之力也無法完成，期間任建、賈翠霞、劉廣燕等同志在繁忙的編輯工作之外，都付出了各自的努力。《草原》作為自治區的最高文學雜志，它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是巨大的。當我們發出呼吁之聲，伸出求助之手的時候，那么多的朋友、老作家、自治區領導毫不猶豫、義不容辭地幫助我們，讓人感念。
 
　　文章寫到這里，似乎該收尾了，忽然想到在跑經費、跑一類公益事業的過程中經歷的一些事情，20 年過去，依然歷歷在目，不能忘卻，那就索性順手寫下來，做為正文之外的“花絮”，聊供閱讀者一哂。
 
　　陳書記寫信。2004 年的四五月間，陳光林書記打電話，想看看內蒙古老詩人的詩歌。我從書架上找了賈漫、巴·布林貝赫、安謐、陳廣斌、趙健雄等人的詩歌集，送到了陳書記辦公室。陳書記很高興，關于內蒙古文學和詩歌，聊了很長時間。他又問：雜志最近的經費情況如何？我如實告訴陳書記，并不寬裕。因為雖然有兩年前的每年 50 萬元的增加， 但除了人員費用以及必要的辦刊費用外，所剩無幾，文學活動的舉辦受到很大制約。陳書記沒再說話，提起筆來給財政廳張華副廳長寫了一封信，信很簡短，就是希望自治區財政給《草原》一點支持。陳書記囑托我帶上信親自去找張廳長。我拿了信，辭別陳書記，出來蹬了自行車喜不自禁地往單位（原組織部招待所）走，快穿越新華大街的時候，回頭一看夾在后座上的信封不見了，嚇一大跳。急忙掉頭原路往回走，一邊走一邊瞅，在舊黨委（青城巷）南側門外黨委印刷廠附近的路上找到了信封，信封上已經碾壓了兩三道自行車轍印。讀者諸君如果想知道這封信價值幾何，告訴你，40 萬。
 
　　蘇日娜捐款。老朋友蘇日娜得悉我出任《草原》主編，第一時間發來信息表示祝賀。不久，在一個文學活動上見著她，我正為經費問題愁苦不堪，她看出來了，旋鼓勵我“開弓沒有回頭箭”“不可輕言放棄”云云。過兩天，會計告訴我，蘇日娜老師給刊物捐了兩千元錢。我 8 月份接手《草原》的時候，賬上也只有兩千元。
 
　　云老改稿。老作家聯名向儲波書記上書的時候，云老就對賈漫起草的文稿仔細閱讀并加以修改。2011 年老作家聯名向胡春華書記、烏蘭部長上書，文稿是我起草的。云老詳細看了稿子，一邊看一邊修改。八十余歲的老人，那種認真又吃力的狀態，我當時就特別感動。不合適處刪除，言不盡意處則添加。云老不僅自己首先簽了名，還在末尾把敖德斯爾、扎拉嘎胡、超克圖納仁、賈漫、楊嘯幾位老作家的名字也寫上，提示我們請這些作家也要簽名。這份珍貴的資料留在了雜志社。翻開云老修改的這份文件的末尾，發現我當時曾提筆寫下了這樣幾句：此為云老修改稿，并在文末提出簽名的老作家名單。捧讀此稿，情不自禁， 淚為之出。

　　楊書記題詞。2006 年 4 月，《草原》舉辦出刊 500 期紀念活動。我們請求布赫、烏云其木格兩位國家領導人以及中國作協高洪波副主席、自治區領導楊利民、陳光林、連輯和云照光等部分老作家題詞祝賀。布赫、烏云其木格兩位副委員長的題詞是通過自治區政府辦公廳轉交給我們的。楊利民副書記、陳光林副書記、連輯副主席以及老作家的題詞則是我親自登門求取。這天，孫伏龍同志打電話給我：尚主編，楊書記的題詞快寫好了，你過來取一下吧。我趕緊跑到自治區黨委的書記辦公樓，伏龍同志領我到了楊書記辦公室。楊書記正給辦公桌上剛寫好的題詞鈴印。一張整幅宣紙，八個行楷大字：文學殿堂，作家搖籃。筆墨酣暢，遒勁有力。地上還鋪陳著好幾張寫著同樣內容的宣紙。楊書記說：多寫了幾張， 貴榮你自己挑選吧。我挑選的結果是，哪一張都舍不得放棄，都想拿。于是我說：楊書記， 給您留一張，別的我都想拿走呢。楊書記爽快地笑著說：好，都拿走，回去你們自己挑選去。辭別楊書記出來，伏龍跟我說：寫了一上午。
 
　　2020 年 7 月 12 日寫于冰廬
 
　　原載于《草原》
 
　　作者簡介：
 
　　尚貴榮，漢族，1960年3月出生于鄂托克旗。畢業于遼寧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創作。內蒙古文聯副主席、黨組成員。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出版有《流浪的云霓》（散文）、《當代散文詩人十五家》（多人集）、《爸爸手記》（隨筆）、《野馬西風》（散文隨筆）、《塞外隨筆》、《冰廬文鈔》（文學評論）、《冰廬雜記》（散文隨筆）、《羯族梟雄石勒》（歷史小說）等。
 
來源：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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