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帖

 

作者：程遠

 

合社

 

　　樹基溝鎮有兩個商店，并排于鎮中心的公路北側，一為綜合商店，一為副食商店。兩店之間有一個鐵大門，門邊各立一個水泥柱，柱上刻了兩行凸起字，字是紅色，體是行楷：

 

　　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

 

　　這兩行字是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常見的吧？對了，那時商店還不叫商店，而叫合社，合作社的簡稱。

　　上哪去了，老王？

　　去合社打了一桶醬油。

　　就這樣。

　　應該說，合社是鎮上最為熱鬧的地方，特別是春節前夕，不僅大人們背著兜子提著籃子來這里采購，就是我們這些窮孩子，也要把一年中積攢的零錢悉數花掉。鞭炮，糖塊，小人書，恨不得一網打盡。那時很多東西都是憑票供應，香煙，白糖，雞蛋，棉花，布料，尤其是豬肉——合社的后院就是屠宰場，每逢節日，那里就會傳出瘆人的殺豬聲，人們在老遠都能聽到。這時，家里有肉票的會拿出來盤算一下，是否去割一塊解解饞。這個差事，通常也不交給小孩子，而是大人親自出馬。人群中，他們一邊用力地往前擠著，一邊滿臉堆笑央求手握砍刀的售貨員：要肥的，要肥的。為什么是肥的？因為肥肉不僅香，還能煉出油來。

　　小孩子們去副食商店，一般是給家里買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醬油，咸鹽，抑或是給大人打酒。說來這也是一個美差，因為剩余的零錢就可以自己留著或直接買糖塊吃了。當然，如果能有剩余的話。

　　我最愿意去的是綜合商店。

　　現在，我仍然能記起綜合商店里的商品布置。進門左側，是賣生產工具和廚具的，鍬、鎬、鋸、鉗子、鐮刀、菜刀、螺絲刀、掃帚、斫板、鐵鍋、瓷缸等等，應有盡有。右側是文化用品、洗漱用品、布匹、鞋帽及服裝。如你所知，我們的小學校在溝里的南山坡上，我們每次上學一般都走鐵道，待快到學校時再轉入苞米地里的小道，這樣就會近些。但放學，一定是走大道，也就是鎮上唯一的一條公路。大道經過合社，無論中午還是下午放學，我們都愿意鉆進綜合商店轉一圈，尤其是文化用品柜臺，即使兜里沒有錢，也會趴在那里看一會兒，發現有新到的小人書暫時買不起，心里就憋著一股勁兒，請售貨員給留著，等攢夠了錢再來買。小鎮不大，售貨員一般都認識。賣文化用品的那個青年婦女，還是我家鄰居，我叫金姐。那時，我喜歡寫毛筆字和畫畫，所以只要我買，一般搶手貨金姐都能給我留著，包括圖畫紙、水彩、鋼筆毛筆、墨汁，甚至看中的年畫。

　　有時去合社，也不一定就是要買什么緊要的東西，而是為了看墻上的廣告畫，這些畫，都與相應柜臺所賣的商品有關，比如賣魚的柜臺后面自然是魚，糖果的就是糖果，鍋碗瓢盆的就是鍋碗瓢盆，服裝鞋帽的就是服裝鞋帽，都是水粉畫。據說，這些畫是鎮上幾位美術工作者創作的，其中包括學校的美術老師和兩名高年級的學生，讓人好生羨慕。

　　我不僅熟悉賣文化用品的金姐，賣煙酒糖茶的楊哥，就是賣布匹的老鄭頭我也認識——當然，當面我并不會這樣稱呼人家，而是叫鄭大爺。據說老鄭頭不是本地人，甚至可能都不是東北人。印象中他經常戴一頂帽子，一雙眼睛深且大，用語文課本上的形容詞就是炯炯有神。我之所以對老鄭頭印象深刻，是因為四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們班來了一位新同學，班主任介紹說叫鄭金星。然后下課時，幾個男生就給鄭金星圍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地問這問那。

　　哪來的新同學啊，讓我見見大石面唄？我調皮地說。

　　鄭金星沒吱聲，低著頭。

　　這時還在和我們班主任聊天的老鄭頭，就過來說：我告訴你什么叫做大石面，就是從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廟，廟前有塊大石頭，攏共有四個面……臭小子，你要是膽敢欺負俺家鄭金星，看我告訴你爸揍你不？

　　我當然不會欺負鄭金星。我怎么會是那樣的人呢。

　　相反，我和鄭金星很快就成為了好朋友，放學經常一起走。記得他家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上片，他的姐姐和姐夫在家開了一個服裝店，活做得好，頗受鎮上的人歡迎。記憶中我是去過他家幾次的，他也來過我家，比如晚上看電影，我總是去他家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中午放學，我倆在大道上玩啪嘰，一直玩到下午兩三點鐘，難分勝負。其實，前一天下過一場大雨，道上的坑凹處還汪著一灘攤黃水，我們只能挑干燥的幾小塊地兒玩。時有汽車跑過，濺我們一身泥水，未及撿起的啪嘰亦被碾在車輪底下。

　　鄭金星說，等太陽再熱些，就會把路面烤干了。

　　現在想來，那是我所有少年游戲中至今最為難忘的下午。沒有之一。

　　后來上初中的時候，鄭金星轉學去了外地——也許是回老家了吧？我們失去了聯系。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也離開了故鄉到一個更大的礦山上學、工作，有時也會回到樹基溝看望父母，這時的樹基溝已經撤鎮，變成了一個街道一個村落，也就是說繁華落盡，回到它的初始狀態。公路北側的合社雖然還在，甚至副食商店、綜合商店的牌匾換成了鏤空的鐵板字，但已然大門緊鎖，窗板關閉。只有副食商店把頭一角，尚留一個窗口，原來賣煙酒糖茶的楊哥在那里經營一些日常商品。人們去買東西，已不再稱合社，也不叫商店賣店，而直接說小楊家——小楊家新進了凍梨，花蓋兒的。

 

小館

 

　　小館就是飯館，位于合社側身。兩間草房，泥墻，幾扇木格窗子鑲嵌著小塊玻璃。高高的門檻，一只白熾燈泡從屋頂吊下來，昏黃的燈光照在屋地面的三張圓木桌上。

　　小館老板姓單，一個清瘦干凈的老頭，我們都叫他單大爺。

　　這是小鎮上唯一的一家飯館。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礦初期，單大爺就在此開辦了飯館，這很難得，因為那時全縣也沒有幾家，即使有也多是國營或公私聯營的。單大爺一家來自南方，相對于我們東北人自然有著活絡的商業頭腦。

　　小館除了做家常飯菜外，還兼做豆腐，且比很多專業豆腐坊做得都好，這不僅得益于我們這一方水土（做豆腐用的大豆都是當地農民自家種植的，沒有化肥等工業肥料。水，更是毫無污染的地下水——小館門前就有一口礦上打的深水井），更是靠單大爺精湛的手藝，無論做出來的是大豆腐、干豆腐，還是豆腐腦，十里八村無可比擬。當然做豆腐也是很辛苦的活計，通常都要在頭一天或更早的日子泡豆子，第二天凌晨兩點鐘開始用石磨碾磨，將豆漿和豆渣分離出來，豆漿還要加熱熬到滾開，再用豆包過濾一遍，如此這般才能使豆漿如牛奶一樣白嫩鮮香。做好的豆漿一部分賣，一部分點上鹵水不停地攪拌，保證豆漿不會凝結成腦。再有，就是潑豆腐，是否潑得均勻決定著干豆腐的薄厚，好的干豆腐，鋪在報紙上能看清下面的文字。如此繁復的工序，不能不讓人心生敬意。而為了次日繼續如上流程，單大爺和家人，還要及時將所有用具清洗干凈，晾干，以之保證不餿，沒有異味。

　　小館的豆腐總是供不應求，如果誰家用量大，還要提前預訂。人們去買豆腐往往也不說買，而是說揀，揀塊豆腐。

　　小館除了單大爺外，還有一個廚師好像姓修。他炒的菜十分好吃，尤其四喜丸子、紅燒排骨、醋溜肥腸、爆炒腰花，被鎮上的人稱為四絕菜，只是我們這些小孩子很少吃到，除非家里來了重要客人，母親才會打發我們去買兩樣，然后用飯盒裝回家來，謂之待且（音qiě）。再有，就是小館同合社一樣，都是處在鎮中心廣場的邊緣，是人們閑時扎堆的地方，尤其是傍晚，與礦上結為友好單位的莫日紅山上的部隊，經常下來放映電影，我們這些孩子早早地去廣場占位置，如果兜里有錢，電影開演前就去小館買瓶汽水或一袋瓜子。大些的，已經開始偷著抽煙，他們合伙買一盒過濾嘴香煙。那時好像正流行大生產、銀象和船牌香煙，很多人雖不抽煙，卻愿意收藏煙盒，一張張夾在書本里。

　　小館雖然對外開放，但大多數是公家來了客人才在此招待，比如礦上鎮里工廠學校醫院派出所，接待上級部門檢查工作什么的。再就是礦上一些住獨身的工人，包括外地分配來的大學生，星期天休班或者是剛從礦井里上來，三五結伴到小館改善一下伙食，這時，自然要喝上幾杯酒的，如此，小館也就成了一個歡樂的場所。有時，從中午一直喝到下午兩三點鐘也不肯散去。如果是集日，一些遠近的村民，當他們把帶來的山貨、農具，或是自家產的蔬菜、瓜果梨桃賣出去，換了錢，也會踅進小館飽食一頓。單大爺和善，無論你是吃一碗米飯，還是兩個饅頭幾個包子，都會免費給你上一碗高湯，撒上蔥花和香菜。

　　樹基溝鎮最繁華時期有著上萬人口，各色人等形成一個小小的社會，且分若干幫派。其中礦山子弟一派，當地原住民也就是村民一派，再有就是一些外地來的下鄉知識青年，十分抱團。應該說，大多數日子，上述幾股勢力都能夠和平相處，其間也不乏沾親帶故，比如礦上男青年娶了村里女青年，等等。幾股勢力都有自己的頭頭，我們礦上的青年就以李長友、楊柏樹最為知名，而不遠的清原縣城則有楊光和小付。

　　那時流行一句順口溜：（社會上打架誰最厲害？）清原楊光小付，樹基溝長友柏樹。

　　不用說，這四位在當地好使。

　　楊光小付我不認識，柏樹就住我家鄰居，我平時叫他三哥。長友是我一位要好同學的二哥，我自然也跟著叫二哥，其實他還有一個外號：二驢子。此人仗義，也很血性。我之所以這樣饒舌，其實我要說的是如下這個事情：

　　一次，二驢子從外地辦事乘坐礦山的小火車回來，因為是下午三點多鐘，過了午飯點，他就和同行的一個伙伴來到小館。這時，正有一幫附近的知青聚在小館吃喝，顯然已是酒酣耳熱。也許他們不認識二驢子，也許認識，仗著酒勁而沒當回事，或是其它什么原因，總之他們彼此發生了口角，繼而動起武來。據說二驢子的同伴膽小，沒敢抻手，只有二驢子一人對打六七個小子，在被人用隨身攜帶的刮刀刺破胳膊后，仍然去院子里操起一把鐵鍬，將對方劈倒三四……當時我正在同學家玩，得知他們打架的消息后，一溜跑到小館，見二驢子倚靠墻上，滿身泥血。

　　人們將二驢子和受傷的知青送進了礦上的醫院。

　　若干年后，聽同學說二驢子死了，但不是因為打架，而是自己用雷管崩死了自己。這讓我很難過。二驢子對我挺好，他曾經鼓勵我說：喜歡畫畫，就應該堅持下去。

　　當然，這都是題外話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單大爺不再經營飯館，舉家遷回了南方。飯館由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學家接了下來。那時我已初中畢業，去一個更大的礦山上學和工作，雖然也經常回到故鄉小鎮，但也很少去小館。記憶中，有那么兩三次，是帶了外地朋友回老家玩，然后去小館吃喝一頓，無論給多少錢，女同學不僅不在意，還會給加幾道菜。再后來，隨著小鎮人口的逐漸減少，女同學也關閉了小館。

　　想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糧站

 

　　同合社一樣，糧站也是國營單位，且整個鎮上只有一個。因為位于我家房后，靠近公路邊，我家通常也被叫作糧站前白房。白房，就是白灰抹面的房子。

　　如果不走鐵道，走公路，我每天上下學都要經過糧站，都要側頭目睹那些涂著黃油漆的窗板和門板。上學時間，它們還沒有開啟，那些窗板上就異常醒目地寫著幾個紅色大字：以糧為鋼，鋼舉目張。不知何意。中午放學，這些窗板已經拉開，門板亦是豎立兩旁，人們進進出出，或提油或扛米或背面。米是高粱米，面是苞米面蕎麥面，至于大米白面都是稀罕的東西，不到過年不會輕易領取。那是一個計劃經濟的時代，也是一個票證無所不在的時代，很多商品都是憑票定量供應，面額不等，品類繁多。最常見的就是糧票、油票、肉票和布票。糧票又分粗糧票和細糧票，前者多，后者少，平均下來，每人每月也就30斤左右——這當然不夠吃，于是就有很多工人偷著去礦區的邊邊角角開墾荒地，謂之種小股地。這在當時，是違法犯紀的行為，弄不好給你戴一頂投機倒把的帽子也說不定。

　　我見過的小面額糧票有半兩的，也有5錢的，還有1錢的。1錢，也就是5克，能買到什么呢？恐怕只能是不滿一口的小餅干吧！

　　那時，人們將這些票證都小心翼翼地夾在毛主席語錄或存糧折里，生怕弄丟和損壞。后來存糧折又衍變為城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封面或扉頁上印著如下字句：

 

　　備戰、備荒、為人民。

　　厲行節約，嚴禁浪費糧食。

　　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記得那時還流行這樣一首打油詩，寫在糧站里的一面墻上：

 

　　家家戶戶節約糧，勤儉持家好風尚。

　　頓飯節約一把米，手里有糧心不慌。

　　節約儲糧為革命，無荒無戰不動用。

　　平時存好戰備糧，消滅帝修狗豺狼。

 

　　顯然，這是那個時代的特色。

　　有一年糧站擴建，筑一道長方形的大大的院墻，學校號召學生參加義務勞動，兩人一組，用土籃子運送礦山的小火車從鐵道上翻倒下來的石頭。雖然有些累，但興致卻高，尤其我們幾個住在糧站前白房的孩子，因為這道墻砌好后，也成了我們幾家后園的圍墻，這就如同給自己家干活一樣，而無形之中，似乎與糧站的關系也進了一層。大人們，有時就會隔墻招呼糧站的工作人員，問什么什么糧食來沒，多少錢一斤，甚至委托他們，進糧的時候給帶上一些，畢竟他們有渠道，只要不是細糧，一般都成。

　　糧站的負責人姓范，人很溫和，父輩們都管他叫小范。糧站小范。

　　我們叫范叔。

　　記憶中，在我居住生活了十五六年的樹基溝鎮，并未發生多少嚴重的自然災害。1976年海城大地震曾波及這里，除人心惶惶外，也沒造成什么后果。水災倒是發生過。那時候，總覺得夏天多雨，連綿十幾天，甚至數十天。無疑，這將給農民的收成造成嚴重影響，即使我們工人戶也心生厭煩。雨不停，出不了門，母親就從廚房拿起一把菜刀向門前的柵欄下使勁擲去，據說這樣老天爺才會眨動眼皮，驅云止雨。如果湊巧，雨停了，或是漸漸地小了，我們就會沖出房門，看從我家菜園邊流下來的山水，如何涌進糧站圍墻的排水溝，又如何將之灌滿，溢到公路上。這時，糧站職工和范叔就要用鐵鍬、筢子，疏通水溝，打撈那些順水而下的柴禾、家什和各種垃圾。

　　如果不漲水，平時這條水溝是可以放紙船的。母親也常來洗衣服。

　　糧站不同于合社和小館，不買糧的時候我們很少去玩，即便圍墻里面是一個空闊的場地，可以踢球，但不進糧時，那個對開的大鐵門總是關閉，只留一個小門出入。那時整個鎮上只有幾部電話，分別安在坑口辦公室、商店、學校、醫院和糧站，總機就是礦上的交換臺，無論從哪里來的電話都要通過交換臺轉接，但你知道，交換臺是工作要地，不是誰都可以去的。所以，對于我們這些居住在糧站下片的居民，糧站這部電話就顯得尤為珍貴。

　　那時，哥哥們都已參加工作，在樹基溝坑口的上級單位，也就是一個叫做紅透山的更大的礦山，如果有什么急事，哥哥們給家里打電話，就要通過總機轉到糧站，這時，范叔就會在后院喊：老程家來電話啦！我們再沿著糧站圍墻邊上的胡同跑去接聽。有時接到，有時卻接不到，因為時間長了，總機那邊就會把電話掛了——畢竟是礦山專線，不能總占。

　　除了電話，鎮上的幾個主要單位還各有一臺電視機，就是現在經常用來懷舊的那種12吋黑白電視機。這可是個新鮮事物。那個年代，我們除了看過電影外（大多是露天電影），一個能夠從塑料盒子中冒出聲音和畫面的東西，怎么說都是一件令人驚訝和興奮的事情。

　　所以每當晚飯后，糧站附近的居民如果沒事，就都愛去看電視。

　　糧站的電視放在房頭的一間辦公室里，打更的老孫頭有鑰匙。此人脾氣很倔，因其滿頭白發，人們私下里就叫他孫白毛子。一般情況下，大人們去看，老孫頭會給面子，畢竟一個鎮上的老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但如果只是我們這些孩子想看，次數多了，老孫頭就會很不耐煩，甚至干脆天一擦黑，就將鐵門鎖死，無論我們在外面怎樣熱烈地喊孫大爺，怎樣使出吃奶力氣搖晃大門，就是不開，急了，還會丟出一二塊磚頭——我們當中不知哪一個喊了老孫頭的外號，而讓他十分氣憤。至于磚頭是否砸破頭皮還是在鐵門的欄桿上擦出火星，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晚的電視甭想看了，盡管門縫里飄出《上海灘》的主題歌：

　　浪奔浪流，萬里濤濤江水永不休…… 

　　看不成電視，仍不想回家，我們就圍攏在糧站前的路燈下，仰頭看那繞著路燈胡亂飛舞的蛾子，或是在燈下下棋，玩撲克，講故事。偶爾也會有誰家的姑娘和誰家小伙子走過，手拉手，向暗處去。

 

　　（原載《鴨綠江》文學月刊2022年第5期）

 

　　作者簡介：

　　程遠，自由寫作者，鞍與筆文旅工作室創辦人。現居沈陽。文學作品散見于《山西文學》《福建文學》《北方文學》《鴨綠江》《小說林》《草原》《西湖》《芒種》《滿族文學》《散文百家》《江蘇散文》《當代中國生態文學讀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國文化報》《解放日報》等全國數十種報刊，部分作品在報紙連載、開設專欄、收入年選或獲獎。主要作品：《底層的珍珠》《向著災區走——5.12汶川大地震日記》。執編散文隨筆集《活著，走著想著》獲遼寧省首屆最美圖書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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