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奴隸制社會，奴隸主之間的角斗，是通過自己的奴隸來進行的，賭注是女人、奴隸，或者金佩玉飾等貴重物品。雙方都把自己身強力壯的奴隸投放在無處可逃的格斗場，手持利刃，相互廝殺，以殺死對手為取勝者。這種角斗游戲，充滿了野蠻的血腥味，把好斗的人性中的獸性推到了極致，以至于出現了嗜血的角斗文化。古羅馬角斗場便是實證；據說，中國古代也有。

       奴隸制消亡以后，人類逐漸走向文明，但角斗游戲并沒有停止，只是不再使用人和利刃，而是轉移為虎豹獅犬的斗獸，后來又有了斗牛、斗雞；我國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有閑階級還沉迷起了斗蛐蛐兒。實際上，包括戰爭在內，無論何種方式的決斗游戲，都無不是人類好斗、嗜殺本性的體現。

       然而，當角斗的游戲，由獸禽取代了人，又由昆蟲取代了獸禽時，證明人的血性、勇敢、威猛、拼搏的因子卻在一步步退化，由陽剛轉為陰柔，由進取淪為頹廢，與生俱來不屈不撓的與大自然作斗爭、與敵對勢力相抗衡的尚武精神已經不復存在了。秦人的崛起，并最終一統天下，其精神是血與劍鑄就的，拋開“戰爭”與“和平”的概念性評判不論，單就進取而言，斗蛐蛐兒的小兒科游戲活動的興盛，的確可以證明一個王朝的覆滅理所當然。

       清代著名文言文小說家蒲松齡輯錄在《聊齋志異》中的到那篇小說《促織》，描寫的就是由斗蛐蛐兒生發出來的特定事件，通過成名一家的不幸遭遇，深刻揭示了為政者的貪婪、兇殘、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橫征暴斂的罪惡，表現了老百姓為生計奔波的勞苦、辛酸和艱難，寄托了作者對受盡欺凌和迫害的下層民眾的深切同情。

       文中關于促織的描寫，不僅顯示出作者出神入化的寫作才華，深刻的批判力和獨特的觀察視角，更顯示出他對促織的品種、生活習性了如指掌，具有熟稔的促織文化和知識。全篇敘事借物抒情，內涵更加豐富，社會意義更深一層。作品雖以明朝宣德年間為時代背景，講的是前朝的故事，但亦影射出滿清入駐中原之后，八旗子弟由英勇善戰到奢靡頹廢的蛻變，讓我們看到了斗蛐蛐兒這種游戲活動，遠遠超出了人們對“玩物喪志”危害性的認知。

       蛐蛐兒是蟋蟀的俗名，雖屬餐風食露的昆蟲，卻生性好動、好鳴、好斗。一只在大自然當中幾乎微不足道的小小的鳴蟲，竟然可以在中國歷史上如此活躍，是蟲子的幸運，還是歷史的不幸。而當這些演化成為一種文化時，是令人欣慰？還是令人心痛？也許蟲兒是幸福的，也許不是，尤其是當它的習性被人利用進一步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展現出一種“文化”形態之后，就不得不 令人深思，有種骨鯁在喉的感覺了。

       蟋蟀在很早以前就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觀察了。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詩經》中就有《蟋蟀》之篇，留下了“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類的詩句。 漢朝初期成書的《爾雅》，把蟋蟀釋解為蛬，亦寫作蛩，蛩是指蝗蟲一類的昆蟲。漢魏時期，人們稱蟋蟀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蝗蟲。魏晉時代，則常稱蟋蟀為促織，亦稱之為趨織。其音皆與今俗稱之名蛐蛐相近。促織、趨織、蛐蛐的得名，都是因為蟋蟀的鳴叫之聲而起的。從訓詁學角度考慮，促織、趨織、蛐蛐皆為同音轉化而來。

       人們從蟋蟀的得名可知，這小小昆蟲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興趣，起初并非因為它們好斗，而是由于它們那悅耳的音樂般的鳴叫聲。 蟋蟀的鳴叫聲在不同境遇的人們心目當中，往往能引起人們不同的感受。婦女們聽到蟋蟀的鳴叫聲，就會想到秋氣轉涼，仿佛蟋蟀的鳴叫聲是在催促她們趕緊織布，縫制寒衣了。深宮佳麗，異鄉游子聽到蟋蟀的鳴叫聲，就會感覺著其聲如泣如訴，切切凄凄。杜甫就曾經觸景生情的感嘆吟詠：“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

       五代人王仁裕所書寫的《開元天寶遺事》，書中說：“每至秋時，宮中婦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于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彼未祟櫸乃]《負曝雜錄》中說：“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風是否是從此開始的呢？他又說：“其來遠矣。”遠到何時？他沒有詳細解說。 

       現在有些昆蟲學家、文化史家，認為斗蟋蟀當始之于唐朝的開元、天寶年以前，雖然沒見什么書中說過，但也未必民間就沒有這種事情。因為從當時長安斗蟋蟀的盛況來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內發展起來的一種民俗游戲。因此可以說，斗蟋蟀迄今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最著名的時代。那個時候，斗蟋蟀已經不僅是限于京師，也不僅是限于貴族豪門，一些市民百姓，甚至就連一些僧尼閑來無事也喜歡斗蟋蟀取樂。相傳，活佛濟公就曾經為了自己養的一只名叫鐵槍的大蟋蟀死了而倍感傷心，并為之安葬，還作悼詞、祭文以作紀念。甚至一些喜歡養蟋蟀的人，蟋蟀死了之后，把養蟋蟀的用具都一起埋葬。

       據說，南宋將亡之際的權相賈似道，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關于蟋蟀研究的專門著作《促織經》，這本書堪稱是中國昆蟲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洞倏椊洝吩缫呀浭?，現在見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續增本。全書洋洋萬言，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喂養、斗勝、醫傷、治病、繁殖蟋蟀的方式方法，對于昆蟲學史的研究，亦不失為是一份難得的史料。 

       賈似道的《促織經》問世以后，明清兩代有關蟋蟀的專著又相繼出過多部。例如明代劉侗著的《促織志》，清代石蓮寫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編輯的《蟋蟀譜》等等，等等。這些著作，大都是以賈似道的《促織經》為基礎而編寫成的。近代李石孫、徐元禮等人又編輯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譜》，全書十二卷，為盆圖一卷，卷首一卷，譜十卷。這本書的內容，仍然是沒有突破前人的窠臼。 

       明清兩代歷時五百四十多年，斗蟋蟀之風經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間最為盛，因為其間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歲歲有征，民不堪擾。北京斗蟋蟀之風可謂是源遠流長，在明清時期的一些文獻當中都有記載。例如，明朝袁氏的《畜促織》中說：“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鼻宄藰s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中講：“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貯以精瓷盆盂，賭斗角勝，有價值數十金者，為市易之?！?nbsp;

       清朝的王公貴族，是在入關后才開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師就架設起寬大的棚場，開局斗蟋蟀賭博。牽頭的是織造府，因蟋蟀有促織之名，也就隸屬于他們的管轄范圍之內了?？椩旄l表告示規條，興師動眾，北京城則成了一座以斗蟋蟀賭博為樂的大賭城。

       解放前，北平廟會上的蟋蟀市場，攤販少則幾十，多則數百，人來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天，京郊周圍田地、草叢、亂石堆和廢墟當中，撲捉蟋蟀的人，老少皆有，成群結伙，興致之濃，不亞于打獵和釣魚。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大多數都是屬于游樂性質的。據一些北京老人們回憶說，早年規定以二十四罐為一桌，即一組。斗前先比較雙方蟋蟀的體型大小，如同現在的拳擊比賽，不是同一等級的不相斗，蟋蟀的個頭大小相當才能放入盆中一決雌雄。斗蟋蟀多數以月餅、花糕、水果等食品為賭注，勝利一方的主人及圍觀者均可以大飽口福，以求一樂。 

       斗蟋蟀的游戲大約從唐朝開始，一直延續到近代。由于眾所周知的社會原因，前幾十年，社會上斗蟋蟀的游戲幾乎漸近絕跡。自從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近幾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娛樂活動的多樣化，民間斗蟋蟀的古老風俗又復發起來了。據說，上海已經出現了幾萬人參與的蟋蟀市場，天津、濟南等地的一些城市也都先后建立起了蟋蟀協會，組織斗蟋蟀大賽，斗蟋蟀已經不是少數人賺錢賭博的手段了。

       蟋蟀文化，說到底不是蟋蟀的文化，而是人類歷史的社會文化，如何看待這種社會文化，反映的是人們如何看待歷史。中國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是一個富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蟋蟀文化作為華夏古老的文化之一，有它的起源和發展史，歷經千年而不衰，自然也就有它存在的社會理由、市場需求，以及一定的藝術價值和審美情趣。

       人是好玩的動物。問題不在玩本身，而在于怎樣玩，玩什么。任何一種游戲娛樂活動，譬如釣魚、養鳥、種花、棋牌、飲樂、飼養寵物等，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民眾多彩生活的一部分，或可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俗文化吧。

       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的教訓往往是可以借鑒的。歸結到斗蛐蛐兒的問題上，作為小眾性、有閑階層的消遣、消費并無不可，哪怕這部分人走向消沉，也沒多大關系；而一旦成為大眾時尚、普遍流行，尤其為青年人所沉迷、樂此不疲，就很成問題——正如網吧游戲的出現，毀了許多本可以“成龍成鳳”的青少年一樣，實在堪憂！

       作者簡介：婁炳成，男，甘肅省隴南市人大常委會退休干部，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曾擔任過隴南地區文聯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等職，從事文學創作近50年，在報刊雜志、文學網站發表小說、散文、戲劇、紅學評論、文藝評論等作品300萬字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