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站?俱樂部

——故鄉二題

 

作者：程遠

 

火車站

 

　　穿過北三家后嶺隧道，沿著蜿蜒的山腳，呼哧呼哧，小火車一路逶迤而上，途經二道溝、三道關、石頭人、土窩棚、南岔等站點，直至西溝溝里，22里路，行駛40分鐘。

　　西溝即樹基溝，一個礦山小鎮，隱沒于長白山余脈的褶皺里。與遼東大多數鄉鎮一樣，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可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上世紀30年代末，日本人和野在這里發現了礦藏，進行采掘，后交由日本駐清原縣株式會社管理，1949年東北全境解放，收為國有。

　　樹基溝共有三個采礦區，兩個在溝里北岔，一個在南岔。采礦區不通客車，只有運送礦石或物資的貨車到那里。鎮上的人乘坐小火車，都是在溝里門口的火車站上車。

　　起先，樹基溝到北三家，只是一條運送礦石和物資的專用線，后來為了方便沿線村莊的居民出行，設了若干站點，加了客車車廂，每天從溝里到北三家有兩趟車，上午7點一趟，下午1點一趟。返程到站時間分別為上午10點和下午3點。此外，每周一的早上5點，周六晚上7點，又各加了一趟客車接送外地通勤職工，所以每趟發車往往都是客貨兩用，即兩節客車廂加幾節貨車廂。前者好理解，就是電影《林海雪原》里的那種晃晃悠悠的綠皮車廂，后者，如果沒有工業經驗尤其是礦山生活過的人，也許不知道，它是一種鐵鑄的露天車斗，裝卸礦石和貨物時都由液壓杠桿指使，俗稱翻斗車。

　　我對小火車站最初的記憶是上世紀70年代，我上小學。那時雖然很少有乘坐小火車出行的機會，但每天上學放學都要經過那里，尤其是早上，會看到很多人在等車。車站立有一個簡易的由木頭搭起的棚架——其實在當時看來也并非簡易，它不僅可以防雨遮陽，棚下更有可以兩面觀看的畫廊，十余張五合板畫著彩色漫畫，多是鐮刀、斧頭、筆尖、墨水瓶、紅袖章、緊握的拳頭以及錐形高帽等等，人物眾多，造型夸張，有工農兵學商，有孔子，有林彪，后兩者被打上大大的紅×。這些畫都是由礦上宣傳組的幾位叔叔畫的，也有學校的美術老師。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那時我開始喜歡繪畫，練習毛筆字，每當上學放學，只要有時間，就會在車站打一站，圍繞這些畫看。此外，緊挨車站的礦部辦公室房頭，鎮政府門前的黑板報，甚至俱樂部的墻上，亦經常貼有白紙黑字的大字報，我雖然看不大懂，但愿意瀏覽那些龍飛鳳舞的字跡，往往邊看邊用手指在褲腿上比劃，仿佛臨摹古人的字帖。

　　這只是我自己的偏好。大多數人并不理會這些。盡管很多時候也是人山人海地圍觀，但他們是在搜尋誰誰的名字，犯了什么罪行，而非欣賞所謂的書畫藝術。

　　1976年之后，這些大字報逐漸消失殆盡。車站上的棚架，也變成了鑲有玻璃的櫥窗，不再有人寫字畫畫了，而是直接用圖釘按上一些畫報。《人民畫報》《民族畫報》《解放軍畫報》《工人畫報》《遼寧畫報》等等，都是我們日常難以見到的。這讓我們大開眼界。那時沒有電視，或者說電視還沒有普及到我們這些普通家庭之中，我們了解外面的世界，除了廣播電臺，就是父輩們偶爾從礦上帶回來的廢報紙，上面刊登的內容顯然已是舊聞。站臺櫥窗里的畫報，都是最新一期的，而且是彩色的。

　　小火車站除了這個簡易棚架外，沒有售票處，人們在上車前，售票員會一腳搭在車門口一腳踩在站臺的石階上賣票。票，就是那種面額2角錢的小紙條，一撕一張。如果和售票員熟悉，有時也是不用買票就能混上去的，甚至在小火車剛出車庫時，為了占座，就可以提前上車，當然，這要看你和司機或售票員的關系。

　　如果說小鎮最熱鬧的是節日，那么最能給節日帶來喜悅的就是那列小火車了。每當火車駛進鎮上的車站，就會有大爺大娘們走出家門，就會有漂亮的姑娘媳婦們迎接出來，就會有孩子們張張笑臉朗朗笑聲。旅人們更是不等車停穩，就從窗口收回手臂奔向站臺，熟悉的握著手，陌生的點著頭。親如兄弟，暖似一家。

　　1983年，我離開故鄉去外地讀書和工作，那時父母和弟弟還住在鎮上。每逢星期天或節假日，我一般都要乘星期六的晚車回家，星期一的早車返程，在家只有一整天的時間，幫助父母做些活計。每次晚上到家，母親總要把飯菜熱在鍋里，而周一早上4點鐘，我則要起床——尤其是冬天，外面還是漆黑一片，吃過母親做的早餐趕往車站，有時搭不到伴，自己從家里去車站就有些發怵，這時就要父親送，直到公路上有了人影，父親才轉頭回家。不知為什么，那時總是感覺天氣很冷，人們來到車站，有時凍得扛不住，就躲到車站對面的醫院走廊上，或是礦部辦公房的門洞里，等待車來。這時，不僅沒有了占座的欲望，就是有著空位人們肯定也不去坐，寧可跺著腳在地板上打轉。

　　轟，隆隆，火車啟動。車窗上暗白的霜花開始搖晃起來……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久，直到父親母親的家搬出鎮上。

　　如上所述，樹基溝火車站在溝里，鎮上主要機關場所一般都在那片，比如鎮政府，俱樂部，醫院，派出所，小學校，礦部辦公室，澡堂子，甚至忠字門都是設在鐵道與大道的交匯處，在站臺上一眼就能看見那兩個高高立起的鐵架子門柱，上面搭一弧形橫梁，中間兩面鑲有紅色五星。門柱上則是紅底黃字標語，什么內容已經忘記，大概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之類。我雖然生在文革期間，但記憶中卻不曾見過人們是如何在忠字門下手捧毛選舞之蹈之口中念念有詞的。但每每路過那里，還是會不由地聯想起電影中的某些鏡頭，盡管遙遠，亦如昨天。而忠字門，似乎也成為鎮上的一個標志性建筑，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哪個小伙子對姑娘說：今晚我在忠字門下等你，不見不散。

　　忠字門旁邊那趟白灰房里住著火車司機李云華，某年夏天，他用菜刀將他的妻子殺害，然后越過公路和車站，沿著鐵道線向溝里的礦區跑去，身后跟著持槍的礦上人保組長和一隊民兵。

　　人保組長喊：站住，再不站住就開槍了！

　　李云華束手就擒。

　　大人們說，李云華是一個挺老實的人，也很仁義。

　　我們礦上，至此少了一個好司機。

　　若干年后，樹基溝礦井關閉，大部分職工家屬遷往一個更大的礦山，只有不多的人還在這里居住。往日熱鬧繁華的礦山小鎮，那些原有的廠房，工業設施，包括本文記述的小火車站，連同兩條瘦瘦的鐵軌都已拆卸，毀掉，廢棄。不復存在。不復存在。

 

俱樂部

 

　　俱樂部是鎮上最大的房子，也是唯一的一座樓房，二層。這樣說，似乎也不確切。所謂二層不過是房內后半部分搭起的看臺，兩人多高，有點像人民大會堂的意思。人民大會堂是什么樣子？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我說的我們，是指劉波、孫朋、小胖，也就是我童年的幾個玩伴。

　　顧名思義，俱樂部是文化娛樂場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都很常見。我們鎮上的俱樂部經常演電影、二人轉、地方戲、評劇或革命樣板戲。電影一般是駐扎在附近莫日紅山上的部隊來放映的，他們和我們礦山是友好單位，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結對子，軍民一家，魚水情深。二人轉、地方戲大多來自開原縣民間曲藝團，評劇則是沈陽評劇團，無疑，這給一個偏僻的礦山小鎮帶來無限生機，尤其得到母親那些中老年婦女的喜愛。但這樣的演出似乎也不多，大多數還是礦山有關部門根據當前的形勢自我編排的革命樣板戲，隔三差五就要上演一番，盡管多是老生常談，也要組織各單位觀看。不過這樣也好，我們下午就不用上學了，去俱樂部看熱鬧總比坐在教室里發呆好啊！無論怎樣，我們都愿意跑上二樓，一邊觀看，一邊腳踏地板，仿佛踩著鼓點一般。

　　二樓是木制地板，樓梯也是，走上去咚咚作響。這種聲音讓我很是著迷。

　　有時，學校也要參加演出。記憶中我就曾與另外三名同學代表班級出過一個節目：三句半。其實，我是一個內向的孩子，從不愿意拋頭露面，但拗不過老師。老師說節目很簡單，你就等排在你前面的同學說完一句話，你接著說半句即可，其他不用管。于是，四個小屁孩戰戰兢兢地登上舞臺，每個同學手里各拿著一件東西——現在我已經記不清他們三個手里都拿了什么，我只記得我拿的是一面銅鑼和一個木錘，且排在最尾。當第三名同學說了一句什么話后，我使勁地敲了一下銅鑼，大聲喊道：

　　想——翻——案！

　　這是我第一次登臺演出——如果叫做演出的話。也一定是最后一次。那是1975年冬天。那一年還有一件事情發生在俱樂部：

　　2月4日，春寒料峭的夜晚，我裹著棉襖坐在俱樂部樓上第一排，二哥和三哥坐在我的身后。電影已經開演。什么名字現在記不清了，但我想，我一定是睜大眼睛、屏息靜氣地注視著前方，就像開學前的升旗儀式一樣。突然，地板搖晃起來，扭頭一看，四周一片慌亂。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叫道。燈光驟亮，晃得眼前那塊小小的銀幕看不清內容，樓道兩側則塞滿了人。這時，二哥一把提起我，跨過臺前的護欄，左手拽住欄桿，右手將我順至臺下的那個紅色立柱上——我滑了下來！緊接著是三哥二哥，以及更多的人。二哥辟開一條路，帶領我們擠到了門外。這時才知道，鎮上早已一片混亂，人聲嘈雜，雞飛狗跳，而昏暗的路燈下，我的雙手沾滿了紅色的油漆。次日早上，我們才知道，幾百公里外的海城市發生了7.3級強烈地震，波及到這里。于是，學校通知暫時停課，家家戶戶在屋外的菜園子里搭建防震棚，或是直接搬進倉房。

　　海城南臺公社是父親的老家，所以在接下來的幾天里，父親天天去郵局給爺爺發電報，直到等來平安的消息。

　　現在想來，那幾年不知為什么發生了很多事情，熱熱鬧鬧或凄凄慘慘。一會兒反擊右傾翻案風，一會兒堅決擁護英明領袖華主席。夜里睡著睡著，就會被一陣喧鬧的鑼鼓聲吵醒，急忙套上衣褲跑到街上，隨便從哪個人的手里接過一面小彩旗，在響亮的口號聲中，不住地揮舞著。此外，俱樂部還經常召開地痞流氓批判大會，將那些留著長發、穿著喇叭褲的青年男女趕往臺上，當著成百上千的觀眾，剃去長發，剪掉褲腿，其中有些就是哥哥的同學，或我們的鄰居。而最為悲傷的日子無疑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當鎮上的人們從廣播喇叭中聽到這一消息時，無不震驚和悲痛，感覺天就要塌了下來。之后，俱樂部舞臺中央擺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巨幅遺像，兩旁松柏挺立，花圈簇擁。我們知道，這時的俱樂部就不宜叫俱樂部了，而是稱作奠堂。

　　其實，對于我們這些懵懂的孩子，以上種種并非多么重要，甚至不如一張電影票。

　　鎮上的俱樂部把守謹嚴，幾個看門大漢總是唬著一張黑臉。那時，電影票緊張，除了少數拿出來售賣外，很多都是單位發放，但很少能輪到我們這些普通家庭。看不到電影，窮小子們就想出了一個辦法：鉆地道。所謂地道就是通往俱樂部里面的供水供暖管道，雖不是很寬敞，但仍可容下我們點燃油氈紙，彎腰潛行。當然成功率很低，因為時間長了，俱樂部的工作人員已經知道哪幾塊地板松動，不是用鋼釘封死，就是故意用腳踩在上面，久久不動地方。

　　鉆地道這招不靈，想看電影就只有畫電影票了。

　　這倒是我的強項。

　　小胖的爸爸是中學校長，每當鎮上放映電影都能領到贈票，小胖就會拿票給我們看，頗有顯擺的意思。這時，我雖眼盯著票，心里卻是一陣默記。少傾回家，找出春節時剪掛帖剩下的彩紙，悄悄來到房后（不敢讓父母知道），將彩紙裁成電影票大小，再用鋼筆畫了邊框寫了字號。沒有印章，就臨時找塊籮卜刻上當場有效的字樣，沾了印水按上，然后會劉波和孫朋去碰運氣。有一次，正趕上劉波家來了親戚，一時走不開，就只好揣著電影票蹲在他家屋地。記得當時，那個親戚給了劉波幾塊糖后（當然我和孫朋也借光分到兩塊），就和劉嬸拉起家常，問劉嬸身體如何工作如何。劉嬸回答身體還行，只是工作有些累，在學校后勤燒鍋爐。那個親戚很會說話，安慰道：慢慢干吧，以后也許能熬個副校長呢！

　　后來在去電影院的路上，我對劉波說：等你媽當上副校長，你家也能領到贈票啦！劉波白了我一眼。

　　由于那天我們出來得晚，電影已經開演，俱樂部周圍有群沒票的半大小子擁前擠后，他們或趴窗戶或守門口。費了很大勁，我們才敲開門。檢票員接過票，仔細端詳了一會兒，突然將票撕碎，摔在我們臉上，罵道：小癟犢子竟敢拿假票唬弄，找揍是吧？！引得那群小子一陣哄笑，我和劉波孫朋只好做鼠輩，遁去。

　　再后來，劉嬸依然在學校燒鍋爐，直至我們初中畢業。

　　上世紀70年代后期，俱樂部就很少使用了，偶爾走過那里，只會看到墻上用白油漆寫的幾個大字：抓革命，促生產。再有，就是門前廣場上那個立著的孤單的旗桿。

 

　　（原載《天津文學》2022年第7期）

 

　　作者簡介：

　　程遠，自由寫作者，鞍與筆文旅工作室創辦人。文學作品散見于《山西文學》《福建文學》《北方文學》《鴨綠江》《小說林》《草原》《西湖》《芒種》《滿族文學》《散文百家》《當代中國生態文學讀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國文化報》《解放日報》等全國數十種報刊，部分作品在報紙連載、開設專欄、收入年選或獲獎。著有非虛構文本《底層的珍珠》。執編散文隨筆集《活著，走著想著》獲遼寧省首屆最美圖書獎。現居沈陽。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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