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大名人”為核心樹立廣州城市標高

——兼議標志性歷史人物對廣州學研究與利用的重要作用

 

作者：丘樹宏

 

　　序言

 

　　“城市學（urbanology）”，是以城市總體為研究對象，探討城市建設和發展中的各種宏觀的、綜合的戰略問題的學科。

 

　　以上這個定義無疑是正確的，但我同時認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學的研究核心也應該是人。城市學說到底就是人學，而通過研究城市的標志性人物，則可以找到一條研究這個城市的有效捷徑，我們可以從這些人物身上找到這個城市最核心、最具代表性的東西。廣州學，也應該同樣如此。

 

　　無論是經濟發展、城市建設，還是人文歷史方面，廣州無疑都可以說是世界級名城。然而，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來說，廣州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方面當然仍有不少問題，但在人文歷史方面的影響力卻更是差強人意。究其原因，并不是廣州缺乏這個方面的優勢，廣州的人文歷史資源之豐富和高端，在世界所有名城中都是排在最前列的，問題是廣州自身做得不夠。

 

　　因此建議：廣州要以偉人和名人形象為核心樹立城市標高。廣州的偉人眾多，國內外各界名人更是星空燦爛。具體是，以歷史上曾經在廣州長期居住、并從事過具體的職業，在中國以至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南越王趙佗、六祖惠能、偉人孫中山和毛澤東四位偉人和名人為點，然后貫穿起其他各界名人連成線和面，從物質的“形”、精神的“魂”方面進行全面而高端的戰略性策劃、規劃和部署、實施，五年內形成具完整系統的廣州城市人文標高，從而提升廣州的美譽度、知名度和文化軟實力與影響力。

           

　　“四大名人”簡述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四大名人”及其人文精神內核。

 

　　第一個名人：南越王趙佗。

 

　　兩千多年前，廣州是趙佗稱王之地。

 

　　趙佗的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他是中華統一英雄、嶺南人文始祖、海上絲路先驅。最重要的國家民族性貢獻是開發和保護中華國土；最重要的社會治理貢獻是“和輯百越”；最重要的人文貢獻是以中原文化開化南越、以海洋文化影響中原。

 

　　公元前214年趙佗以副將參與統一南越，并任龍川縣縣令；前206年，南海郡任囂病逝，趙佗受托稱王；漢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趙佗去世，享年約一百余歲，葬于番禺（今廣州）。趙佗死后，其后代續任了4代南越王至前111年，南越國被漢朝所滅。趙佗從前219年作為秦始皇攻打南越的50萬大軍的副帥，一直到漢武帝劉徹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去世，在政治上，趙佗實行郡國并行制，仿效漢朝制度，郡縣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實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確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實際統治。

 

　　在軍事上，趙佗設立將軍、左將軍和校尉制度，又分為步兵、舟步和騎兵，對號稱“帶甲百萬有余”的軍隊實行有效指揮和控制。

 

　　趙佗是中原先進耕作技術、打井灌溉技術和冶金、紡織技術的傳播者、推廣者。他和首批南遷的中原官民把中原耕牛犁田和使用鐵制農具的技術傳播到嶺南，極大的促進了嶺南農耕業的發展。

 

　　在經濟上，推廣使用鐵農具和耕牛，改變以前的“刀耕火種”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大量發展水稻、水果和畜牧業、漁業、制陶業、紡織業、造船業，并發展交通運輸和商業外貿，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日益改善。

 

　　他還出動官兵助民鑿井，修渠灌田，推進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趙佗在開發邊疆、傳播文明方面，是引導嶺南百越部落從原始氏族社會迅速走向文明時代的文化先驅和偉大政治家。

 

　　在文化上，首先是中原漢文字的使用，《粵記》說：“廣東之文始尉佗”，出土文物發現不少漢字。百越是一個能歌善舞的部落，有越舞和漢式舞。還有編鐘、銅樂器和各式飾畫、壁畫等。

 

　　在社會治理方面，趙佗非常重視“以詩書而化國俗”，利用中原先進的文化和倫理道德教化、誘導越人，教育他們贍養老弱、廢除群婚。還利用行政手段推廣中原漢字，教育越人“習漢字，學禮儀”，從而使“蠻夷漸見禮化“。迅速推動嶺南地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趙佗實行“和輯百越” 的政策，提倡中原人與嶺南人通婚，尊重嶺南人的風俗，促進融合和社會和睦發展。

 

　　嶺南百越部落的生活習慣、社會風俗與中原華夏部落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中原人歧視越人的不同習俗，就容易挫傷嶺南人民的感情。于是趙佗帶頭尊重和順從嶺南風俗習慣，例如他公開宣稱自己是“蠻夷大長老”，脫掉中原的官服，采用越人的服飾。

 

　　從大量的文字記載和出土文物說明，南越國是嶺南文明的奠基時期，趙佗創建南越國使嶺南社會經濟實現飛躍式的跨越發展，使嶺南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的分散的部落統治，一躍跨入封建社會的有序發展，為今后的歷史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趙佗從公元前219年作為秦始皇平定南越的50萬大軍的副帥，一直到公元前137年（漢武帝劉徹建元四年）去世，一共參與治理嶺南81年。其間由于他一直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促進了當地社會和諧，并把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帶到了南越之地，使南越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從目前考古的成果看，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趙佗《報文帝書》，是嶺南史上最早的文章，可見，嶺南文明除了是從秦統一嶺南、趙佗治理南越開始外，嶺南文化、嶺南文學也應該是從《報文帝書》開始。

 

　　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趙佗是南下干部第一人”。

 

　　第二個名人：六祖惠能。

 

　　廣州是惠能剃度受戒傳授禪法開基之地。

 

　　惠能的重要貢獻體現在：是佛教中國化的開山鼻祖，是禪宗六祖。

 

　　廣州光孝寺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從曇摩耶舍在此建寺講學以后，先后有許多名僧也來此傳教。例如南北朝梁朝時代，印度名僧智藥禪師途經西藏來廣州講學，并帶來一株菩提樹，栽在該寺的祭壇上。唐儀鳳元年（676），高僧慧能曾在該寺的菩提樹下受戒，開辟佛教南宗，稱“禪宗六祖”，為該寺增添了不朽的光彩。公元749年，唐代高僧鑒真第五次東渡日本時，被颶風吹至海南島，然后來廣州，也在此住過一個春天。

 

　　乾封二年（667）正月初八日，惠能到了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印宗正在講涅槃經，惠能在座下參聽。“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印宗非常欣奇，問起來，才知東山大法流傳嶺南的，就是這一位。于是非常慶幸，正月十五日普集四眾，由印宗親為惠能落發。二月初八日為惠能授具足戒。此時惠能30歲。惠能弘法伊始，便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頓悟禪，為嶺南佛教帶來了一股清新氣息，在當地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他作為五祖衣缽傳人的身份，更使他受到了廣州方面的敬重。

 

　　據毛澤東主席的秘書林克回憶，毛澤東曾經談到過慧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慧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

 

　　第三個名人：偉人孫中山。

 

　　廣州是孫中山的革命圣地。

 

　　孫中山是偉大的名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而具體對于廣州，是孫中山將廣州帶給世界、又將世界帶給廣州。

 

　　1886年秋，孫中山第一次來到廣州，進入博濟醫院學醫，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至今，醫院最顯眼的位置還立著“孫逸仙博士開始學醫及革命運動策源地”的紀念碑。

 

　　孫中山學習西醫，而民國時期盛行中醫，孫中山“中西結合”創立“東西藥局”。行醫期間，孫中山漸漸感受到“醫人”不如“醫國”。1894年，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了興中會，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第二年2月，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了興中會廣州分部，舊址為現廣州市青年文化宮大樓所在的“王氏書舍”。通過這一分部，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在廣州策劃了三次起義。雖然起義最終都以失敗告終，然而以王氏書舍為要地的廣州革命活動也有了據點，因而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1910年11月孫中山、黃興、趙聲等革命黨人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開庇能會議，決定再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黃興擔任總指揮，在越華路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1911年4月27日下午5時30分，黃興率130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中國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敢死隊突入總督署，總督張鳴岐逃走，起義軍焚毀總督署后，在東轅門外與水師提督李準派來彈壓起義的清軍短兵相接。起義軍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而不幸失敗。

 

　　起義失敗后，黃興負傷撤回香港，喻培倫、方聲洞，林覺民等革命志士犧牲，犧牲的中國同盟會會員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遺體由潘達微尋獲安葬于廣州紅花崗。潘達微將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這次起義因此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武昌起義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然而這一革命勝利果實卻被袁世凱竊取。為改變這種“名不副實”的局面，1917年7月，孫中山率領部分海軍南下，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設立大元帥府，并要求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開展武裝護法運動。雖然護法運動失敗，1923年孫中山又在原處建立革命政權，領導中國民主革命。

 

　　1924年1月24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廣州鐘樓召開期間，孫中山正式下令籌辦陸軍軍官學校，指定黃埔島上舊有的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原址為校舍，“黃埔軍校”由此創辦。1924年，孫中山先生親手將廣州地區多所高校整合創立國立廣東大學。學校于1926年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毛澤東和習近平主席在談到孔子的時候，都有“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樣的表述，說明孫中山與孔子一樣，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重要的兩個代表人。

 

　　第四個名人：偉人毛澤東。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在1949年與柳亞子的和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中，毛澤東追敘了二人在廣州共品佳茗的情景，寄托了他對在粵歲月的深厚感情。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主要有11次來到廣東。其中，多次適值中國社會轉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一是參加中共出任中央局秘書，積極主張國共合作。

 

　　廣州是國內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六個地區之一，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三大”閉幕后選舉產生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產生了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擔任秘書，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二是參與改組國民黨，力阻排共提案，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

 

　　在中共三大統一黨內意見后，1924年1月20日，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國民黨一大，參與改組國民黨，并在改組工作中起到了積極作用，受到孫中山的關注。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其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提名交付大會表決的候選人名單中就有毛澤東。他最終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三是主持第六屆農講所，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毛澤東很早就關注并研究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共產黨人彭湃等倡議，以國民黨名義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兼任第五屆的教員。1926年5月3日，隨著全國農民運動迅猛發展，為了迎接北伐戰爭，國共兩黨在廣東繼續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任所長。農講所可以說是國共合作的一個典范，更讓毛澤東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四是解放后率先在廣州提出引進外資。

 

　　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澤東第三次來廣東視察。當時毛澤東正在起草被稱為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開篇之作的《論十大關系》，其中有涉及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和利用外資的問題。廣東毗鄰港澳，屬于面向資本主義的前沿，毛主席來到廣東，就有研究利用外資構想的意味。

 

　　此次毛澤東在廣東視察近一個月，召開了二十次座談會，率先提出了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來利用外資的構想。

 

　　五是領導粵湘浙三省調研，在廣東總結三年經濟困難經驗教訓。

 

　　1961年初，為了總結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提出并直接領導了粵湘浙三省的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在廣東的這次調研，是對八屆九中全會上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落實情況的視察。

 

　　2月13日抵達廣州后，毛澤東為了系統地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各種問題，從2月下旬開始組織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并決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掛帥。

 

　　1961年3月10日至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華東、中南、西南三個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在會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之后，毛澤東又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3月15日至23日），主要研究解決農村工作中的問題。他特別要求與會同志要討論來自廣東等地基層干部的意見。會議通過了“農業六十條”。條例的出臺確定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公社新體制，部分地克服了人民公社體制內生產隊之間和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使全國農村工作、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逐漸走出低谷。

 

　　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在廣州的三次活動，尤其是關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農民革命運動的實踐，成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源頭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八次南下廣東，多次暢游珠江，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正是在廣東，他作出了有關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諸多決策。可以說，毛澤東有關中國革命、建設的思想，很多與廣東息息相關，既充分肯定和直接促進了廣東的建設，更對全國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借鑒、指導和引導作用。

 

　　結語

 

　　趙佗的時代是兩千多年前的公元前，在他逝世一千多百年后出現了六祖惠能，再一千多年后又出現了孫中山、毛澤東，而且廣州都是四位名人最早的“創業”之地。在這四位名人生活的兩千多年時空里，廣州也出現了許許多多的各界名人，可謂是星空燦爛，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們這四個人，他們構建起了廣州人文歷史的金三角，串起了廣州城市精神的主脈絡。

　　不管是趙佗、惠能，還是孫中山、毛澤東，他們的人文特質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咸淡水文化”，即：既有豐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又有異域的海洋文化，并將兩種文化融會貫通成一種嶄新的文化。這，正是廣州文化的核心標志和靈魂所在。

 

　　最后，談一談如何以四大名人為標高，創建廣州城市形象品牌工程。

 

　　“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主要包括政治紀念、學術研究、社會運作和成果利用四個方面。

 

　　首先，要在廣州市層面申請“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工程”立項，并爭取上升為廣東省文化項目和國家文化工程。

 

　　其次，制訂實施專項方案，包括組織架構、規劃方案、財政支持等等。包括以上所說政治紀念、學術研究和社會運作、成果利用四個方面。

 

　　再次，規劃實施廣州四大名人城市形象品牌“六個一”系列工程，即：編印出版一系列學術研究叢書；創作一系列文藝作品，包括主題歌曲、專題片、影視作品等；編印一系列教科書；設計制作和建設一系列標志性紀念物；組織一系列主題活動和項目；制作和制造一系列文創產品。

 

　　一個城市的身軀是高樓大廈，產業經濟是城市的血肉，而人物，尤其是標志性歷史人物，則是城市的核心和靈魂。一個擁有偉大的人物、擁有偉大的思想，尤其是通過這些偉大人物、偉大思想發生過偉大事件的城市，就有可能產生偉大的城市學。廣州完全具備這些特質和條件。當然，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這些標志性歷史人物的前后左右，還有一大批各類重要的歷史人物，與這些人物共同的時空里，還站著這個城市的廣大人民，我們在以標志性歷史人物為經緯研究廣州學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了他們的存在、他們各自的角色貢獻，是他們構成了這些名人成長的水土和背景。這，才是完全意義的城市學。

 

　　而作為社會科學的城市學學術成果，則需要通過富有創意和卓有成效的利用和運作，轉化為文化軟實力和城市精神、轉化為產業經濟硬實力和后人學習的標榜，進而成為城市強大的競爭力，這，才是作為一個城市的城市學所追求的最終目標。

 

2017年10月29日一稿

2020年5月29日二稿

2021年1月14日三稿

2022年2月24日四稿

 

　　參考文獻：

　　1、百度 百科。

　　2.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3.高世琦編著：《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世紀歷程》，黨建讀物出版社2014年版。

　　4.王國梁主編：《中共名人在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2016年6月8日南方日報：《飲茶粵海未能忘 擊水珠江遏飛舟——中國革命建設關鍵時刻，毛澤東先后11次南下廣東》。（記者駱驍驊 實習生 蔡旭珠 賴盼聞 張雪君）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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