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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輝：我的田園與江湖

作者：喬輝

　　按：英卓讀書會辛丑年末征文，主題為“田園與江湖”。春去秋來，喜得喬輝兄賜文，讀之喟嘆：人生不可捉摸，茫茫宇宙，聚散生死，片刻不息，何物能為吾有？筑園小倉之富，門種五柳之貧，隨處皆可讀書種菜，惟作莊子達觀而已矣。以下，Enjoy：

　　命題作文，難以下手，可見命題人的刁難與苛刻。

　　我的理解中，與田園與江湖一并談論的必須還有一個詞：廟堂。千年以來，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是讀書人的兩個端點，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般的順序是這樣：學而優則仕，后被貶出廟堂，開始江湖夜雨十年燈，再混不下去了，便給自己個臺階——田園將蕪，胡不歸？

一

　　還是先來厘清這幾個詞。

　　廟堂原指太廟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議事的地方后專指朝廷，即現在的所謂官場吧。竊以為，從政者亦有官、吏、奴的區別，按照當下吏制，真正能稱之為官的，須是正廳以上（正處可以稱作官的，只限于旗縣黨政正職，即古之縣太爺）。昔日，一哥們已居某廳辦公室主任之職，正處級，別人奉承，他自謙“我哪里是官，只是吏而已”，朋友調侃“你連吏都不是，最多算個奴，凈伺候人”，眾人擊節。

　　廟堂之高，高于上青天。多年低眉順眼、蟄伏攀爬、如履薄冰，由奴而吏，吏而官，結果，一入侯門深似海，噤若寒蟬、深居簡出，當年把酒言歡的哥們現如今難謀一面，更有甚者，鋃鐺入獄，刑期遙遙。原先羨慕從政的哥們，前呼后擁，手控萬千資源；現慶幸自己還是一介草民，無俸祿之在身，獨逍遙而自在。此節按下不表。

　　江湖，最早見于《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本指廣闊的江河、湖泊；后在中國文化中有多種引申，文正公《岳陽樓記》一曲絕響后，江湖大致是指民間社會（亦包括低級官場），一個與朝廷相對相生的概念，即文人失意于朝廷，遂以睥睨傲然之姿，逍遙于適性之所——再具象一點，小官員蘇軾“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東坡是江湖，布衣柳三變“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花街柳巷是江湖，老貢生蒲松齡“愛聽秋風鬼唱詩”的小茶館是江湖，青藤門下走狗鄭板橋“疑是民間疾苦聲”的衙齋也是江湖。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梁金古為扛鼎者的武俠小說肇始而逐漸風靡，江湖比較固定地特指——1986年金庸全集重版時在《金庸作品集序》中所表述的——古代的、沒有法治的、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社會。八九十年代，港臺武俠電影風行，李連杰版的《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令狐沖想退出江湖，任我行反問一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怎么退？”再加上古惑仔系列、賭神系列，江湖就被引申為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灰暗社會。

　　一路流變下來，今日之江湖，已生成為一個內涵生存狀態夾雜社會屬性的文化概念，譬如我們奔波打拼、憂患得失，或順風順水或疲憊掙扎的職場、生意場，既有具體場所，亦指生存狀態，正所謂一入江湖歲月催。

　　田園即為田野、園圃、鄉村。陶潛歸園而居，有田里的“草盛豆苗稀“，有村里的”曖曖墟里煙“，更有春耕時，坐車看見的草木，從冬天醒來郁郁蔥蔥，乘舟經過的泉潭，流水依舊。他說：“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彼煸谌f物自在從容的節律中，隨心而活。

二

　　若以人群劃分，廟堂即帝王將相；田園有土地的原住民，耕者，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產力，還有外來者，晉之陶淵明、臺灣《田園之秋》的陳冠學、《一九九八：二十四節氣》的葦岸、《瓦爾登湖》的梭羅；而大小官吏、詩人藝術家、三教九流、平民百姓，所有蕓蕓眾生，皆是江湖人。

　　其實，這只是為命題作文的大致分法，真正的時代大輪盤上，廟堂、江湖和田園，仕和隱、達和窮、入世和出世，伏藏和顯彰，往往交揉在一起，構成復雜立體的生存本身，哪里還分得清楚？

　　且看廟堂之上，立與廢、帝與后，玉斧燭影、梃擊紅丸，兔死烹走狗、杯酒釋兵權，哪一處不是江湖？更有古龍《陸小鳳傳奇》，“天外飛仙”葉孤城一劍西來，在紫禁之巔要取帝王之項上人頭并另易其主，民間亦有呂四娘誅殺雍正的傳說，廟堂與江湖息息相關。

　　田園之中，蟲鳴伴讀、清泉濯足也是少見的詩情畫意，更多的則是桑麻欠收蝗災稅患、分水爭田家長里短，凈是糊口事、煩心事和江湖事。

　　文章憎命達，酒池肉林、腦滿腸肥者固然寫不出錦繡文章，朝不保夕、吃上頓沒下頓也絕非文人本意。一丘常欲臥，三徑苦無資，想要歸隱都沒有路費，所以，“詩先窮而后工”，不過是文人餓著肚子寫作時聊以自慰的無奈之語罷了。

三

　　其實，廟堂和田園才是中國文人真正的兩極理想，而中間的江湖，則是他們的兩難——落魄江湖載酒行的職場打拼、人生漂泊，文人們既不愿意，又難舍棄，好歹還有五斗米的俸祿，如果連公務員待遇也沒了，不事稼穡、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如何解決一飲一啄。

　　比如陶淵明，其曾祖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祖父、父親均作過太守。到他時，家道中落，他的理想便是做大官，“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最后做到彭澤縣令，讓他下決心辭官的是一次公務接待，上級來督查，同事告訴他須穿戴工整，恭恭敬敬去迎——折騰來折騰去，還以為自己當官了，這不還是個奴嗎？遂甩下一句“不為五斗米折腰”，掛冠而去。

　　但陶郎退出江湖歸隱田園，是有資本的——他有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他有奴役，“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他有庫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他衣食足所以有閑情，“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如此看來，陶家仍是百足大蟲，若無家業根基，陶淵明黔面朝地黑手扶犁、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斷難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情致。

　　歷史往往就那么奇妙，與范蠡、陶潛“歸隱路”恰恰相反的是一條由隱及仕的“上升直通車”。

　　姜子牙在渭水之磻溪垂釣，用的是直鉤,直鉤者，非釣魚，乃釣人也，他終于等來周文王，遂拜國師。諸葛亮躬耕隴畝，細讀三國“三顧茅廬”段落，會發現，徐庶向劉備推介孔明先生之后，司馬徽、吟詩的農夫、童子、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其弟諸葛均，岳父黃承彥都是他的“托”，孔明嘴上說“茍全性命、不求聞達”，但他早設好了套，步步深入，引劉備頻繁三顧，吊足其胃口，只為抬高身價。

　　當然，也有“演砸”的，孟浩然早年有志用世，應進士舉不第，便欲走“終南捷徑”。傳說王維曾邀其入內署，適逢玄宗至，孟驚避床下。王維不敢隱瞞，據實奏聞，玄宗命出見。孟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之句，玄宗不悅：“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

　　求做奴隸而不得，孟浩然“后漫游吳越，窮極山水之勝”，真的做了隱士。

四

　　當代也有隱士。

　　上世紀七十年代，臺灣人陳冠學歸園而居，過上最傳統的農人生活，“兩甲旱田，一楹瓦屋，一頭牛，一條狗，一只貓，一對雞”。他會在雨后，穿過番薯地，到番麥田，看夢卿鳥身上黑色的夏羽，捉幾只在啃食嫩葉的綠金龜；在傍晚，開始聽土蜢的夜鳴；然后，在鈴蟲幽幽的夜吟聲里沉沉睡去。他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他“仿佛聽見時間的腳步聲從身邊過去，那不只是時間，更是四季的流轉，自然的氣息?！?/span>

　　近幾十年，隨著全球城市化進程加速，田園日漸式微。城市化是文明發展的必然，遑論樓群、大數據、地鐵飛機、集約化工業，單單下水道、洗衣機、天然氣管道，便解放了人類多少時間和精力。人類越趨向城市，田園便越稀缺。一是由于人類“越稀缺越向往”的心理使然，二是現代人因空前競爭而引發的焦慮不安、迷茫困頓、信仰缺失、挫敗感無限加劇，再加上文人對田園生活的理想化、虛幻化的描述——心有所往，歸去來兮。不如歸園去，愿一壺茶、一張琴、一溪云，不負此景，不負此身。

　　于是，成千上萬人奔赴田園山林，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在一部關于中國“尋隱之旅”的《空谷幽蘭》中描述，如陳冠學真隱者，鳳毛麟角，但與他想象大相徑庭的是，絕大多數隱士絕不浪漫閑逸，他們的處所并不是“在云中，在松下，在塵世外”，相反，他們過著最為原始的日子，忍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和貧寒。

　　還有一位進終南山采訪者看到，每個隱修者都在自己的茅蓬周圍開墾了小塊土地，種植蔬菜、瓜果，依靠辛苦勞作而生活。除了能從自然中獲取食物，他們生活所需的油鹽、米面、衣被，則主要來自周邊山民的布施，或山外親朋好友的供給。更有游客，順手采走了隱士賴以生存的果蔬，隱士們不得不將居所搬得更偏僻更人跡罕至，他們的生活亦更加困難。

　　隱士們終于知道，世上沒有桃花源。于是，每年有很多人住進終南山，又有很多人離開終南山。

五

　　南懷瑾講過一段話，菩薩永遠是教化人家，“乃至示現種種形相”，這就要看《華嚴經》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事跡，善財參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識，有做屠夫的，有做皇帝的，有做妓女的，有做比丘的，有做比丘尼的，有賣唱的，也有修外道的。真正的佛法不拘于形式，并不一定非要剃個光頭，披個袈裟，敲個木魚。

　　歸隱亦如是。關鍵是要弄清歸隱的目的，如果只是為穿件長袍蓄個胡子，裝神弄鬼沽名釣譽，在城市是失敗者，在田園依然是落魄人。

　　魚之樂，我之樂，各得其樂。所以，人生既可義無反顧地奔赴田園，亦可在繁雜鬧市中參法悟道，取舍之道，完全在己。

　　其實，田園并不遙遠。

　　宇萍的相機是田園，四章的咖啡是田園，袁春的燒烤是田園，杰鋒兄案牘勞形之余寫下的文字也是田園。更有隔壁老王，城南十里，置平房十間，桃李枝繁果碩，菜蔬一應俱全，公務之暇，周末雙休，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可獨享寧靜，亦可聚飲達旦，真正實現了都市人的田園夢！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心靈無限貼近四季與自然，是田園；聽風雨觀晦朔諳柴米鐘詩酒，肉體無限享受真實而具體的生活，這也是田園吧。

　　田園就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