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王源泉老師

 

作者：王昌宇

 

　　1958年，我考上赤水一中普通高中班。雖然赤水一中高中班都是錄取本校的初中生，新同學組合，又是一番景象。這些同學我們都熟，還是沒有原初中同班的同學那樣親密。初中五個班250人，經中考這一淘汰，只收了文、理、普3個班120人。原初三（1）班的同學卻只有十多個在同一班了。盡管不是一個班來的，大家都很和諧，因為，我們還要一起生活三年，又要經過高考挑選，是否還能在一起那就很難說了。特別是同姓的，更為親近。在家里經常都聽大人說：“一筆難寫個‘王’字。”“五百年前是一家，不同祖宗亦同華。”在安排座次時，我和原初中三（3）班的王逢辰女同學座一方，她肯幫助人，不多言不多語，學習還不錯。她比我大，我叫她大姐，她也很樂意。她說她家在赤水沒親人，就認了我這個弟弟了。

 

　　高中部的任課教師我們都不很熟悉。20世紀50年代，赤中上高中課的教師與上初中課的教師是分開了的。初中教師從初一教到初三后，又倒轉來教初一，高中也是如此。于是，初、高中老師就自然地分開了。

 

　　那時老師戴的是藍底白字的金屬校牌，學生是黃底紅字的金屬校牌。在街上碰見別藍底白字校牌的人，大約隔10米左右就站在側面，微笑注視著藍底白字校牌的人，等藍底白字校牌的人走到近1 米時，與佩戴藍底白字校牌的人行鞠躬禮，隨之問候。早上說“老師早”，其余時間說：“老師好！”仍在原地站立，等藍底白字校牌的人行走與自已平行后，才能離開原地前行。那時我們認為藍底白字校牌的人麻煩，很少去打聽其藍底白字校牌的人的情況。所以，只認校牌來認定師長，很多叫不出名字。對于很少上街的老師，就更搞不清楚了。

 

　　老師的辦公室更不能進，一般是值周交作業或犯了錯誤，才進辦公室。教師食堂和學生食堂分開了的，教師食堂更不可亂進。一天，搞勞動回來吃晚飯遲了，只有飯，沒有菜。我舀了一碗飯，見教師食堂開著的，想去“打游擊”，剛到食堂門口，發現有幾個老師還在吃。我就收腳回來。一位老師問：“你找什么？！”我沒說話，看清楚這位老師嘴右上角有顆大黑痣，他用“官腔”（后來叫普通話）問：“是不是要吃菜，來，我們一起吃。”正中下懷，我便進了教師食堂，同他一起吃了一頓很好吃的菜，非常感激那位嘴右上角有顆大黑痣的老師對我的理解。但不知道他的姓名，那時就餐是不準講話的，所以沒問。這是1955年讀初一上時的事，后來便慢慢地忘記了。

 

　　我們班上第一節《三角》課，上講臺來的任課老師正是那嘴右上角有顆大黑痣的老師。穿一件洗得在發白的藍色三個兜的學生服，封領扣系得緊緊的。剪個平頭，胡子刮的很干凈，使之嘴右上角有顆大黑痣就顯得更黑，還有些發亮。班長一聲“起立！”我們刷的一下站起來，齊聲：“老師好！”他掃視同學們一周，當他的眼光碰擊著我時，感覺像傳電般的溫暖，但又那么嚴肅、認真。隨后，他很認真的鞠了個躬，用很標準的普通話回應了一句：“同學們好！”稍候，他自我介紹：“我叫王源泉，是大夏大學返上海自愿留下來任教的。我講的是北方話，同學們有聽不懂的，請提問，我一定耐心給同學們解答。”他開講了：“現在我們重溫初中的平面幾何中圓。”他開始作圖，“以O為圓心，以R長為半徑劃的一個圓——”圓字拖得很長。邊念，邊用拇指按住圓心，中指與食指夾根粉筆，反復幾下，一個圓就成了。我第一次看見不用圓規畫圓的人，并畫得這樣標準。講課通俗易懂，語言抑揚頓挫。他把例題講完，把公式證明完，后面的作業就迎刃而解了。我非常敬佩這位王老師，加上初一時“打游擊”，得到他的寬容和理解，更是從心底里服了。

 

　　有一天，他講課正講在高潮處，突然停下來了，臉色蒼白，額上微微冒出虛汗，腳有點顫抖。王老師病了。一位同學端了板凳來（那時講臺上不放凳子的，就是說老師不能坐著講課）讓王老師坐下，我去請校醫周為東先生，說王源泉老師病了。周先生說：“是不是有人在唱歌？”我想了想，沒注意，都去認真聽王老師講課去了。周先生肯定地說：“一定有人在唱《流浪三部曲》，王老師是難民，一聽到這首歌，就要崩潰。”啊！好像校門口那個鐵匠王斌在唱。傳到教學樓聲音非常微弱了，我們幾乎沒聽見，王老師卻很敏感。大家把王老師扶回寢室，周先生像給了葡萄糖兌的開水給他吃，說：“沒關系，吃點開水就好了。”那節課后半節作業，教室靜得像沒有人一樣。是不是都和我一樣，邊做作業，邊想，日本侵略者給中國人犯下的罪行，在每個中國人的心目中，特別是受害最深的敵占區人民心目中，是永遠抹不掉的，也是不可原諒的。那天晚自習，王老師來把那節課重新講一遍，并說對不起同學們。

 

　　一天，王逢辰說，她媽媽病了，昨晚上沒睡好覺。她用萬金油抹在人中、太陽穴堅持上課。王逢辰學習踏實，她所得的分數全是她用時間磨出來的。這天正好是王源泉老師上第4節課，快到中午，人也正是疲憊的時候。她的上眼皮老是往下垂，還是竭力支撐，硬強著認真聽課的樣子。還是被王老師發現了，他邊走邊講，走到我的課桌前，在課桌上敲了一下，提起王逢辰注意。王逢辰疏松的眼睛一鼓，腰桿硬了一下，打起了精神。她實在太疲倦了，簡直支持不住了，一分神，頭就啄下去了。這時，王老師大吼一聲：“王逢辰站起來！”聲音非常嚴厲。王逢辰一驚，唰的一下站了起來。我們驚奇地看著王老師，今天咋哪？他平時對同學和藹可親，循循善誘的教風，溫暖慈祥面容到哪里去了。眼睛像要爆出來，動也不動盯著王逢辰，嘴皮在抖動，很長時間沒講話，真有點嚇人。少頃，王老師緩過神來，面對大家，用緩和而沉重的聲音說：“同學們！有這樣好的學習環境，大家應該認真學習，用優異成績向祖國回報。現在，國家體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設人才，國家才能不斷的強大，國家強大了才不受人欺侮。”停了會兒，他擺了幾下頭，放低了聲調，一字一句地說：“家－破－人－亡，才－知－落－后－挨－打。”緩了一下又說：“亡－國－奴－的－日－子－不－好－過。”說著，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王逢辰也哭成了淚人，離開了座位，在課桌旁跪下，淚目向著王老師說：“爸，我錯了。”我站了起來，看全班同學鴉雀無聲都站了起來，看著父女倆，心中重溫著：“有這樣好的學習環境，大家應該認真學習，用優異成績向祖國回報。現在，國家體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設人才，國家才能不斷的強大，國家強大了才不受人欺侮。”久久在我的耳邊縈繞。

 

　　后來與王逢辰的擺談中才知道她爸是華北人，日本鬼子占領了他的家鄉，燒了他的房屋，家人四處逃亡，生死不明。王老師無家可歸，隨大夏大學西遷，結了婚，生了她。東奔西走，輾轉四處，到了赤水。抗戰勝利，大夏大學遷回上海，他怕再折騰。加上無家可歸，認為赤水是個好地方，才留了下來。解放了，她爸一直在打聽老家的情況，與當地政府、有關系的朋友、親人寫了信函，未見回音。沒聯系到親人。他爸的朋友和同志，有好多都聯系上了親人，陸陸續續都歸根了。他爸近段時間非常郁悶。

 

　　1959年的一天，王逢辰告訴我，老家的政府來函，說爺爺還活著，只是傷了一條腿。爸爸決定回去敬孝，他高興了一陣子，不知怎么搞的，這幾天又陰沉下來了。不日就要啟程，他在家中收拾行李。但他不愿意老師和同學們與他送行。他說：“生離比死別更痛苦，不愿大家經受這次可以避免痛苦。王逢辰說著，一臉的凄楚。我安慰她，你應該高興，你們終于團圓了。

 

　　王老師就這樣悄悄地走了，他以自己的心為圓心，用半個中國的距離為半徑，經過漫長的16年，才把全家團圓的夢畫圓了。他語重心長的呼喊：“家－破－人－亡，才－知－落－后－挨－打。” “亡－國－奴－的－日－子－不－好－過。”一直在我的耳邊回響，鞭策著我們一代人，為全國人民安居樂業而努力學習，為祖國繁榮富強而奮發圖強。

 

　　六十多年了，國家強盛，國防強大，人民富裕，安居樂業的今天。王老師的話猶在耳邊回響：“國家體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設人才，國家才能不斷的強大，國家強大了才不受人欺侮。”

 

　　王老師，你還好嗎？我想你了！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