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走近宋教仁

 

作者：倪章榮

 

　　是2010年的7月12日，上海在綿綿細雨中喧嘩。放棄去世博園湊熱鬧，從浦東乘地鐵來到閘北公園。去閘北公園是來前就在心里計劃好了的，也是今年與家人旅游選擇上海的主要原因。因為，在上海的閘北公園里，躺著一位我無比景仰的偉大人物，他的名字已經被許許多多的人遺忘了，然而，這幾年，我想走近他的愿望卻是那樣的強烈，強烈得不可抑制。

　　從地鐵口走向閘北公園的林蔭道上我才告訴家人，此來閘北是為了看看宋教仁的陵墓。當七歲的兒子問我宋教仁是什么人時，我不知道該怎么向他解釋，他畢竟太小了，我只是說：宋教仁是一位十分偉大的人物，你長大以后就知道了。兒子是一個善于聯想的家伙，他說出了一個大人物的名字，問我：難道比他還偉大？我說：在我的心里，宋教仁比很多大人物都要偉大得多。

　　與大上海的繁華、喧鬧和給人眼花繚亂的感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閘北公園是那樣的樸素、寧靜甚至有些冷清和凄涼。公園里游人稀少得可以忽略不計，我有點恍惚了，懷疑是否回到秦漢魏晉，又或是走進了某個原始村落，不免有些酸酸的感覺。宋教仁的陵墓就在公園的左手邊，距公園大門大約只是50米左右，我一路小跑至墓前。

　　多少個日夜魂牽夢縈，多少次夢里深情呼喚，先生，今天，我終于來到你面前了！

　　半拱形狀的墓地前有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西裝革履，風流倜儻，表現出政治家的氣質與男人的風度。墓前的石碑正面刻“漁父”兩字，系與國民黨政見相左的章太炎先生篆文手跡。背面刻著先生摯友于右任所書銘文: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

　　先生孤獨地臥倒于這個紙醉金迷的大都市的偏僻一隅，倒有綠樹、青草為伴，空氣還是清新得讓我羨慕，墓前亦少人打擾，只有兩個年老的婦人在津津有味地打羽毛球。確實是一個適合頤養的地方。然而，先生不是一個安于享樂之人，腦子里裝著的是整個中國的前途與命運，骨子里蘊藏著無限的為國家與民眾撲湯蹈火的勇氣。可惜，縱然先生志在鴻鵠，才高八斗，卻也只能躺在這厚厚的水泥地板下，放縱云卷浪涌，風肆雨掠。

　　一切，都定格在1913年3月22日清晨，一位剛剛升起于黑暗、專制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憲政之星，一個可以給蕓蕓眾生帶來光明的政治天才，在上海滬寧鐵路醫院殞落了，他的凋殞落始于兩日前的深夜從上海滬寧車站（今上海火車北站）的陰暗角落里飛來的三顆罪惡的子彈。是年，先生年僅32歲。

　　先生之死驚天動地，無論同志、朋友，還是對手、敵人，皆表達了或真或假的深切哀悼：遠在日本考察的孫中山在先生遇刺的當天就給國內發電報：“聞鈍初死，極悼。望黨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謀昭雪”；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得知先生死訊前后多次“慰令”、“慰電”、“慰唁”，稱宋：“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甚偉”、“學識冠時，為世推重”；北京政界及全國新聞界對先生遇刺極為震驚，發電發文深表關切；上海市民前往看望者絡繹不絕，先生的追悼大會盛況空前，據說有兩萬余人揮淚悼念先生。先生靈前堆滿政客名流的挽聯。孫中山：作公民保障，誰非后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湯化龍：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沉，號哭范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里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張子通：只身系安危，為先生哭，為吾黨哭，為民國哭；大名垂宇宙，是文學家，是道德家，是政治家。徐元章：融貫東西學理，調和南北黨爭，問如此奇才，古今有幾？道德發為文章，英雄造成時勢，痛橫來慘禍，天地不仁……

　　唁電、挽聯、悼詞，絡繹不絕、鋪天蓋地，氣氛之濃烈、文字之凄美，足以感天動地。然而，無論真心假意，先生受之無愧。

　　十分慚愧，同為鄉黨，幾十年來，我對先生卻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個“議會迷”，只知道先生是一個背離正確道路的“罪人”，只知道先生死于袁世凱之手。真正認識先生，也不過十年時間，是廣泛的閱讀讓我的心中有了一個全新的“宋教仁”，我堅信，這個全新的“宋教仁”才是真正的宋教仁。從此，先生讓我魂牽夢縈，景仰之情與日俱增，我曾經在各種場合表達我對先生的敬愛和崇拜，亦不遺余力地宣傳先生之基本思想，可是應和者寥寥。好幾次，回到常德的時候，我都想到先生之出生地走走，我的老家離桃源縣不過百余公里，可是，朋友每每告之，已無蹤跡可循，先生之祖屋早已蕩然無存。不僅無跡可循，先生之英名，其家鄉桃源縣，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好多次，我與鄉人談到宋教仁時，鄉人皆是一臉的茫然。一年前，聽說桃源縣準備修建先生紀念館，聽后大喜，認為此乃功德無量之舉也。盡管因其漂泊在外，沒能來桃源縣一覓先生當年足跡，但走近先生，走進先生內心世界的愿望卻是日甚一日，不可遏制。

　　我知道，先生是一個為政治而生之人，早年便志存高遠，欲解國家于危難，救民眾于水火。22歲時，先生東渡日本，尋求救國救民之策。當時之日本，是進步人士心向往之的樂土，亦是革命黨人的根據地和避難所。不管以后的日本做了多少傷天害理之事，但那時候，她還是一個開放、開明的社會，很多的西方文明皆由日本這個中轉站，通過我們的仁人志士傳入國土，就連我們現在使用的很多日常用語、專業術語，也是日本人的功勞。可以這么說，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火焰是從日本點燃的。進入東京政法大學和早稻田大學之后，先生認真研修西方憲政學說，大膽倡導民族革命，極力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1907年，先生前往東北領導反滿革命時，得知日本欲尋找借口吞并位于長白山之中國領土間島（將間島偷換為朝鮮領土），于是全力以赴，查閱資料，尋找證據，終于寫出了轟動一時的《間島問題》，成為清政府與日本就間島問題談判的重要籌碼，保護了國土的完整。參加同盟會之后，先生始終以一個戰士的身份投身到轟轟烈烈的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之中。對于孫中山的暴力革命主張，先生基本上是贊同的，因為這是非常時期，但先生的革命不僅僅是為了推翻一個政權，而是為了建設，為了給億萬民眾帶來福祉。先生精通法律，對民主憲政情有獨鐘，一直渴望讓這塊古老的東方土地上生活的億萬同胞，享受現代政治文明的成果。因此，革命勝利之后，先生便堅決主張三權分立，實行透明政治，為實行限制總統權力的內閣制奔走呼號，親手制訂了此后成為中國憲法藍本的《鄂州約法》，因與孫中山及革命黨內部很多人意見相左，被人懷疑有當總理的野心，為臨時政府起草的憲政大綱亦被無情退回；為國家大局計，作為北上迎接袁世凱到南京任職的成員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北京兵變之后，根據當時的局勢，改變初衷，贊成政府定都北京，被人指責為“袁世凱的說客”并遭到毆打；先生贊成“革命功成革命黨消”之主張，并深諳政治之道，懂得現代政治的妥協、包容，知道求同存異的重要性，在缺少同盟會高層有力支持的情況下，克服千難萬險，聯合統一共和黨等五個小黨，將具有濃厚幫會性質的同盟會改造成現代政黨——國民黨，并使國民黨成為中國第一大政黨。在該黨理事長孫中山拒不就職的情況下，先生成為代理理事長，勇敢地負責起國民黨的組織、建設工作，并領導國民黨取得了國會選舉的勝利，使該黨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黨。先生躊躇滿志，欲行政黨內閣之實，“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其設想之美好、用心之良苦，日月可鑒。可卻因此遭人嫉恨，導致矛盾、誤解、誹謗、陷害，乃至招來殺身之禍。先生離去之后，曾有人這樣評價民國革命元勛：孫中山系哲學家、黃興系實干家，宋教仁則是真正的政治家。這個評價是相當中肯的，政治家不僅需要勇氣、謀略，還應該不能缺少責任和良心，而且政治應該是光明正大的。可是，在中國歷史上、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政治就是陰謀詭計，就是不擇手段，就是勝王敗寇，甚至就是戰爭和屠殺。其實政治家是應該有“野心”的,試想,一個不想或者說不敢當總統當總理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政治家還算政治家嗎?沒有施政機會他如何實施自己的抱負施展自己的才能?如何將自己的政治設想付諸實踐?與一些政治野心家不同的是，先生之“野心”不是不擇手段，而是以遵守游戲規則為前提。先生欲行政黨內閣，并不是為了國民黨長期把持統治地位，更不是讓自己爬上高位后實行獨裁。先生是為了中國有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政治環境，為了提高政府效率，更好地服務民眾。令我不解的是,很多人在先生生前故后一直拿先生的“野心”做文章，乃至多年之后，戴季陶等人還誣陷先生為國民黨的第一大罪人。即便一些先生的研究者，面對先生的“野心”時，也顧左右而言他，似乎先生有“野心”是很不光彩的。先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既有勇氣、謀略又有責任、良心的政治家，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立場包括“野心”。面對一些人的指責和非議，先生回答說：“蓋為國服務，本非權力，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荀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并態度堅決地表示：“吾人素來作事，不存權利之見，亦不畏強硬反對，吾惟行吾之素。”先生前往北京欲組政黨內閣之時，友人一再提醒：鋒芒太露，恐有奸人陷害，先生毫不畏懼：“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并力赴之。”

　　誠如孫中山所言，先生是這片國土上為憲政流血第一人，遇刺之后，還念念不忘民主憲政，先生口述，黃興代筆的給袁世凱的電報，讀后讓人潸然淚下：“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權利之見存。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是先生讓中國政治面目一新，是先生讓中國人享受現代政治文明的恩惠成為可能，亦是先生給中國民眾以無限的希望與念想。先生被害，使民主憲政之路充滿坎坷與荊棘，雖經仁人志士十余年不懈努力，可終因沒有先生那樣品德與才干皆佳之政治奇才及其他種種原因，最終功敗垂成。先生被害，其直接惡果就是導致“二次革命”的發生和南北分裂，使新生的共和國呈四分五裂的局面。華夏民族因為先生之被害，進入漫長的暗無天日的時期。

　　先生之死，是還在襁褓中的民國的巨大悲劇，亦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縱觀先生生前死后，就其責任、品德、能力，有誰能與其比肩？我常生無限悲哀：天不佑我華夏子孫，假使能給我們多生一個宋教仁該多好啊。于是，常常陷入毫無意義的假設中不能自拔。我假設那罪惡的一槍沒有射中先生或先生中彈之后能夠起死回生，則，民主憲政很有可能在這塊古老而落后的土地上成為現實，南北戰爭就有可能不會發生，軍閥割據的局面也很有可能不會形成，無數無辜生命就不會白白犧牲，民不聊生的慘狀也便沒有可能。

　　先生之死，讓國民黨和大多數國民將矛頭直指袁世凱，可是，真的是袁世凱嗎？自然，袁世凱有很多除掉先生的理由，比如先生的政黨內閣將威脅袁的權力甚至地位，可是，對袁構成威脅的也不僅僅先生一人啊，更為重要的是，時直今日，也沒有找到確鑿的證據表明袁是幕后真兇，由于越來越多的史料的披露，倒是革命黨內同志、朋友的嫌疑越來越重。亦不排除第三股力量對先生下手。遺憾的是，當時的一些風云人物竟然沒有根據已經掌握的線索查出這起驚天血案的主使。欣慰的是，那些直接行兇者一個個都得到了報應。也許先生罹難將會是一個永遠也無法扯清的迷團，留給世上有心人探究、思考。

　　我想，我是沒辦法走進先生的內心世界的。先生是那樣的出類拔萃，鶴立雞群，先生是那樣的博大精深、寬厚仁慈，先生的思想深度、政治能量，豈是我等蕓蕓眾生能夠揣摩的？我尤有盡量地靠近先生，感受一點點先生當年的睿智和艱辛。

　　佇立先生墓上，我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細雨浸濕了我的衣服，感覺涼意陣陣，可眼中卻還有熱淚流出。如果先生靈魂有知，當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們的政治太殘酷陰暗太觸目驚心了，北美英裔人為什么能夠容忍華盛頓、麥迪遜、富蘭克林等離經叛道，而人口數倍于美、歷史無比悠久的泱泱大國，怎么就不能讓一個真正為民眾利益而奮斗的宋教仁存在呢？時至今日，我們幾乎天天都有這樣那樣的紀念、研討，可是卻沒有任何時候組織過對先生的紀念、研討。先生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是華夏民族的驕傲，先生的名字成為這個短命共和國最為光輝燦爛的記憶。很多的時候，宋教仁三個字都是我聊以自慰的強心劑，我甚至覺得，如果國家需要有標簽的話，宋教仁就是中國最好的標簽了，因為先生可以為國家增無數的色添無數的光。可是，我們的很多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卻不知道宋教仁為何人？悲夫？

　　先生以其道德操守、責任良心和卓越的政治才能，為國人建造了一座高聳云天的紀念碑。我堅信，先生是不朽的，只要中國存在一天，人類存在一天！

 

　　（作于2010年7月30日）

 

　　（倪章榮，筆名楚夢。）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