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中包公形象的人民性

 

作者：柳國隆

 

　　包公是我國古代眾口皆碑的清官之一。《宋史本傳》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可以說，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影響都沒有包公那樣廣泛。

　　包公第一次作為不朽的藝術形象為人民所喜愛，始于元朝。在流傳至今的一百七十種元雜劇中，單《元曲選》一書中所選的包公戲就有十種之多，在這些雜劇中，劇作家們用飽蘊熱情的筆塑造出一個鮮明的戲劇藝術形象——包公。今天，包拯已不再是一個戲劇人物形象，而成了一個象征——一個正義與真理，智慧與勇敢的象征。

　　過去曾有人認為：宣傳包公等這類歷史人物及其故事，“在客觀上是在宣傳一種單純的人治思想”。說這是“把希望寄托在‘清官’‘青天’等好干部身上，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距離上帝保佑不過是一步之遙’”。（《遼寧師范學院學報》）。也有人根據《陳州糶米》中包公的兩句唱詞：“他便是這打家的強賊，我便是那看家的惡狗！”斷定包公“還是將自己視為封建最高統治者的衛道士。”說《陳州糶米》中的包公“所以敢于去陳州懲治貪官污吏，也是依仗范仲淹討來的‘金牌勢劍’，仍沒有擺脫對皇權思想的依賴。”說《后庭花》《神奴兒》《盆兒鬼》“這類包公戲，憑借包公形象進行封建說教，極力渲染冤獄的殘酷，充斥陰森‘鬼氣’，它們應屬于封建糟粕，是不可取的”等。實情是否果真如此，本文擬就元代包公戲談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由元雜劇看包公形象產生的歷史環境

 

　　馬克思說：“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對當時人物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具備典型意義，即不能反映時代的精神……”包公作為元雜劇中的藝術形象，他究竟代表哪個階級和傾向，他究竟反映哪個階級的愿望？我們只有走進他生活的具體歷史時代，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包公（999-1062），名拯，字希仁，北宋廬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他二十八歲考取進士，歷任知縣、知州、按察御史、大理寺評事、天章閣待制、開封府知府之職，并出使過契丹，后被封為龍圖閣大學士。其事跡除見于《國史本傳》《宋史本傳》等史料外，還見于歐陽修《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朱熹《五朝會行錄》及宋人張田編撰的《包拯集》等書中。歷史上的包拯，首先是一個廉潔奉公的人。他為官三十多年，兩袖清風，《國史本傳》說他“性不茍合，末嘗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于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簡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宦時。”《包拯文集》中有包拯留給子孫的一爿碑文：“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歷史上的包拯還是一個不畏權貴、不徇私情、執法如山的人，他曾三次上書彈劾一貫以“國丈”自居的國蠹張堯佐，并拆了張堯佐在惠民河上的不合理建筑——青蓮池。他七彈身居江南西路轉運使要職的王逵，嚴懲了位極太常少卿的害民賊任弁。

　　歷史上的包拯，又是一個智勇超人，明斷若神的法官。《國史本傳》載：(包拯)“出知揚州天常縣，有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警服。”又“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數遇兇怪，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怪，毋得言。至旦，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雄州所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疆事乎？’拯毅然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當問涿州開門邪?’虜折不復言。”

　　這樣的一個膽識出眾的清官，必然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

　　總之元雜劇中的包公是劇作家們借鑒歷史上有關包拯傳聞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而成的。《盆兒鬼》雜劇中張敞古贊揚包公的一段話說：“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到晚時又把陰司斷，也曾三勘王家蝴蝶夢，也曾獨糶陳州老倉米，也曾智賺灰闌年少兒，也曾追還兩紙合同筆。”這說明在元代劇作家們創作包公劇以前，包公的故事已為多數人所熟悉了。

　　任何一部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都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產物。古代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必須是既形象的反映著生活，又形象的反映著自己對生活的認知和評價，這種認知與評價往往作為情感表現出來，作為道德情操表露出來。元代的劇作家們，寫包公戲的目的，絕不是單純撰寫歷史，更不是為歷史上的包公歌功頌德，樹碑立傳，而是在進行故事新編，是借古人的皮囊來抒寫自己的情感，是想通過包公這個歷史人物來寄托自己對現實社會的認知，抒發自己胸中郁郁不平之氣和民間不可言狀的痛苦之情，以表達自己強烈的愛憎。

　　據史書記載，有元一代，法令粗疏，“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歷代名臣奏議?關階夫奏》)元代的執法情況更糟，元代“取士用人，惟論根腳”(葉子奇《草木子》)。“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為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絕無者也。”(《元史?成宗紀二》)這些來自北方的統治者，雖則居官，終是不通文字，“使之為長官……寫七字，鉤不從右而從左轉。”(葉子奇《草木子》)以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晶聞錄》)元代的統治者為了滿足生活上的窮奢極欲，甚至把官吏橫征暴斂作為晉升的先決條件，凡理財官吏，惟能增課者是使，而不問其賢不肖(《元史?成宗紀一》)。又元蒙統治者為了保持蒙古人在種族階級中的優越地位，蓄意制造法律上的不平等：漢人毆傷蒙古人要判死刑，而蒙古人殺一漢人，其償僅與一驢相等。”(多桑《蒙古史》卷二章二頁)最高統治者既有意制造混亂，他的仆從也就只能亦步亦趨，而元代的社會黑暗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最高統治者慫恿支持下的蒙古貴族如此，那些州府縣的官吏和地方豪強也毫不遜色，他們狼狽為奸，魚肉人民，豪霸之家，以強凌弱，以眾害寡，妄興橫事，羅織平民，騙其家私，奪占妻女，甚則傷害性命，不可勝記。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受害的當然是手中既無權，又無錢的廣大人民，他們任意受人蹂躪，欲告無門，他們的妻女為人所奪，“有司弗敢詰，反詆告者罪。”(《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志銘》)更有甚者“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坐之。”元大德年間，全國揭出貪官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冤獄五千七百七十多件(《元史?成宗紀一》)的例證，更足以反映元代法制的混亂和人民的苦難。這種情況，除在元代包公劇中有直接的反映外，其它劇作中也有所提示，如《竇娥冤》《救孝子》里，近在城郊，兇徒白晝殺人；《緋衣夢》中繁華鬧市，強盜黑夜行兇；《馮玉蘭》中奪人妻子，害人性命的竟是打著擒拿賊寇旗號的巡江官船長官。正如無名氏的散曲《醉太平》中所揭示的那樣：“堂堂大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元雜劇中的包公，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知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元曲選》中的包公形象及這個形象所代表的意義了。

 

二、由元曲看包公形象的人民性

 

　　一般認為文學的人民性，就是文學和人民的聯系，也就是人民的斗爭生活、思想感情、利益愿望、理想要求在文學上的真實反映和具體表現。不同的時代、國家、人民有著不同的社會生活和利益訴求，因而反映在作品中的人民性，也就不盡相同。

　　在元代，由于異族統治者進人中原，廣大勞動人民從“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轉入“想做奴隸而不可得”悲慘境地，蒙古貴族的恣意橫行，既受法律的保護，地方豪強潑皮無賴的殺人放火，也得到官府的支持。無數善良無辜的人民慘遭迫害，他們欲告無門，沉冤難雪，他們如同旱天翹首望云霓一樣，熱切渴望出現敢于和蒙古貴族及壓迫人民的貪官污吏、地主豪強做斗爭的清官；一些“優而不仕”的劇作家們，懷著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對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想替自己，特別是替求告無門的人民鳴不平，使“幽冤得申，狡吏知懼。”但他們又不能直書其事，因為元朝的統治都早有規定：“凡妄撰詞曲，意圖犯上惡言處死刑；凡亂制詞曲，譏議他人處流刑；凡妄談禁書處徒刑。”于是，劇作家們便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借古諷今的傳統表現手法，在自己的作品中創造出一個公正廉明的清官——包公，并通過他與權貴顯要、貪官污吏的斗爭，對殘暴的統治者進行諷刺和鞭撻，為善良無辜的人民鳴不平。因此，元曲中的包公形象，是深植于元代社會生活土壤中的一朵藝術奇葩，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他在元代戲劇舞臺上的出現，對于幫助當時的廣大人民認識統治階級的罪惡，啟迪人民起來同壓迫他們的統治者進行斗爭，具有十分顯著的現實意義：

　　首先，元雜劇中的包公是一個剛正不阿，專門和“有勢力的官人卯酉”的人，一個疾惡如仇為民請命的人。《陳州糶米》中的劉得中、楊金吾，《生金閣》中的龐衙內，《魯齋郎》中的魯齋郎，《后庭花》中的趙廉訪夫人等，他們雖名姓各異，卻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與最高統治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是所謂的“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官府衙門不僅奈何他們不得，甚至他們連皇上的敕令都視同兒戲。劉得中、楊金吾仗著劉衙內的虎威，借陳州糶米之機，肆無忌憚的搜刮民財，擅改圣旨，用小斗量米，大秤秤銀，把摻著秕糠、砂石的粗米糶給掙扎在死亡線上的饑民，群眾稍為抵抗，便以“刁民”論處，用紫金錘打死，甚至還敢于把皇帝賜予的紫金錘拿到妓女家當酒資。

　　趙廉訪夫人張氏，皇上把翠鸞母子賜給趙忠不到三天，她就下令給她的爪牙“或者勒死，或者殺死，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另一個惡棍龐衙內生平見不得窮書生，但對窮書生的財寶和妻子卻垂涎三尺。他不僅奪了書生郭成寶的妻子，而且還令仆從鍘了郭成寶的頭，更有甚者，他還把同情郭成寶夫婦的老嬤嬤也反綁后投到八角琉璃井中。

　　為皇家掌管祭祀的魯齋郎，“他為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將妻女敢奪拿，將百姓敢踢踏。”“動不動挑人眼，剔人骨，剝人皮。”他憑著十兩銀子，三盅燒酒，就奪了銀匠李四的妻子，臨走還告訴李四：“你的渾家，我要帶往鄭州去也，你不揀哪個大衙門里告我去！”后來他又看中了鄭州六案都孔目張珪的妻子，便下令給張珪：“你近前將耳朵來，把你媳婦明日送到我宅子里來。”張珪迫于魯齋郎的權勢，倒賠妝奩把妻子送給魯齋郎。這一個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們，雖然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卻沒有人敢問。在他們身上集中地表現了元蒙統治者貪婪殘暴的本性，不但象陳州饑民張好古，御賜奴婢翠鸞，窮書生郭成寶，銀匠李四那樣處在社會下中層的人民一個個都成為他們的砧上肉，就是鄭州都孔目張珪那樣的下層官吏也難免做他們的釜中羹。

　　為了使專橫撥扈、惡貫滿盈的強盜罪有應得，劇作家們便在他們的雜劇里塑造出一個專門與“權豪勢要”做對頭的包公，他不畏強暴，堅持“殺人者償命，欠債者還錢”的法則，堅守“與一人分憂，為萬民除害”的信條，依靠自己手中的權力，依靠人民的信賴和支持，以非凡的毅力，超群的智慧，同劉得中、龐衙內、魯齋郎之流作殊死的較量。他不忍坐視權豪勢要之徒“將蕭何律做成衣，將罪犯滿身披”(《生金閣》)因而雖則已到暮景衰年，仍然“不辭年紀老，豈憚路途遙”，立志將那“害民的鷹鸇，一個個拿到前，勢劍上性命捐”。

　　其次，元雜劇中的包公，也是一個專一體察濫官污吏，與百姓伸冤理枉的人。他歷任廉能，明斷若神，象一面清凈無塵的“軒轅鏡”，照出了民間無限的痛苦，無告的冤屈，也照出了貪官污吏、地主豪強、潑皮無賴的貪婪殘暴、昏庸自私的丑惡靈魂。他是人民心目中一株獨立支撐的大樹，只有在它的下面，人民才有可能得到暫時的安寧。

　　《灰闌記》《神奴兒》等雜劇中，作者用冷峻的筆鋒，無情的嘲諷和鞭撻了一批貪婪殘暴、納賂受賄、昏庸無知的“官人”“外郎”，揭露了他們勾結地方豪強，潑皮無賴，一味制造冤假錯案，坑害善良人民的罪行，同時又用飽蘊熱情的筆，贊揚了明察暗訪專門替民間平反冤獄的包公。

　　《灰闌記》中的鄭州太守蘇順是一個“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的臭名昭著的模棱子。他連被告原告都分不清，但在告狀人講出“我是馬員外的大渾家”時，他立刻肅然起敬，連連道歉：“這等，夫人請起。”當祗從告訴他“俺們這里有幾貫錢的，人都稱他做員外，無過是個土財主，沒品質的”時，他又立刻扳起面孔說：“這等，著她跪下。”他對馬大娘子誣告張海棠“養著奸夫，藥殺親夫，強奪正妻所生之子”的話不知所云：“這婦人會說話，想是個久慣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說上許多，我一些也聽不懂，快去請外郎。”而這個外郎，卻恰好是馬大娘子的奸夫，合謀藥殺人，又合謀坐殺人罪于張海棠的趙令史。于是一樁因奸殺夫，強奪人子的罪便穩穩的扣在了張海棠的頭上。趙令史滿以為張被押到開封府之日，便是她人頭落地之時，他那里想到，開封府的包公，卻是個專門與百姓伸冤理枉的人。包公在接到鄭州申文后，立刻覺察到這公事恐有曖昧，他的根據是“奸夫尚末指實”。根據他積久的斷案經驗和人之常情，他進而推斷出“藥殺親夫，惡夫人也，常有這事；只是強奪正妻所生之子，是兒子怎么好強奪的？”在細心聽取張海棠的申訴后，他益發證實張的冤情是實，于是，他“暗地著人調取原告并證人來，以憑復勘”。但案情復雜，原告與鄭州官吏早串通一氣，而街坊鄰舍又因受賄不肯吐露真情。面對這種情況，他靈機一動，想出一個灰闌鑒母之計，馬大娘子不知就里，接連幾次從灰闌中拽出張海棠的兒子壽郎。于是，真相大白。包公抓住時機揭露她“要圖占馬均卿的家私，所以要強奪孩兒”的罪行，使奸婦淫夫無可置辯，俯首服法。《神奴兒》雜劇是又一曲包公昭雪冤獄的贊歌。劇中的包公在替李阿陳昭雪冤獄的同時，還強烈的揭露了“送了人”(宋了人)的外郎納賄受賄、扭直作曲的卑劣行徑：“只你這批頭棍，屈打死那平民，現如今暴骨停尸，是坐著那一款罪犯招因？小叔兒和嫂嫂干尋釁，令史每死也波錢親。背地里揣與些銀兩，休想哪正眼兒敢覷著原告人，我將你拔樹連根。”這段唱辭，不僅深刻地揭示了地方官府的內幕，而且突出表現了包公同貪官污吏絕不同流合污的斗爭精神，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愿望要求在包公身上的具體反映。

　　再次，元雜劇中的包公，還是一個清廉無私，雍容大度，樂善好施，詼諧有趣，平易近人的忠厚長者。他對部下一視同仁，與下民和平相處。《陳州糶米》中，為查明案情，他帶著張千一路私訪。路上聽見張千在前面自言自語嘀咕著：要嚇唬人家，吃人家的“肥草雞兒，茶渾酒兒”，他就喊住張千，要給張千一件東西吃。張千左猜右想，不知道這位“一日三頓飯則吃落解粥”的包大人發了什么慈心，竟會拿好東西給自己吃。原來，包大人要他吃背上背著的那口勢劍，給他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他又一再吩咐張千“縱有人欺負我，打我，你也不要來勸”。這樣，他不僅跟在“放煙花”的驢屁股后跑了很多路，而且因拒絕吃妓女王粉蓮在劉得中處討來的賜于他的酒食而受了些吊拷之苦。包公性格上的這一特征在《生金閣》雜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下面的兩段對白：

　　【張千云】“店小二將酒來，我與相公遞一杯酒，(做跪送科云)相公一路風寒，孩兒每孝順的心，請滿飲一杯。

　　【正末云】孩兒也，大風大雪，你兩只腳伴著我這四支馬蹄子走，你先吃這盅酒者……

　　【張千云】相公，天道寒冷，熱熱的酒兒，請滿飲一杯。

　　【正末云】孩兒也，你一路上辛苦似我，這盅酒也是你吃……

　　【正末云】孩兒吃下這杯酒去，又與你添了一件錦搭褡么……

　　【張千云】孩兒每酒勾了，相公請飲一杯兒。

　　【正末云】張千可不道三杯和萬事，一醉解千愁。孩兒，我且不吃，一發等你吃了這盅湊個三杯……孩兒也，你連吃這幾盅，身上要溫和了，老夫一路上鞍馬勞倦，我有些腰疼，過來與我槌一槌背……”(14)

　　另一段寫包公為調查沒頭鬼案件與村老、張千發生的沖突：

　　【正末做扳老人科公】唱喏

　　【老人慌科云】哎呀，沒頭鬼又來了。

　　【做見正科云】呸!你道是沒頭鬼，原來是這個老弟子孩兒，則被你唬殺我也。

　　【張千云】休胡說，是包……包……包——

　　【正末云】包什么?

　　【張千云】眾老兒，我要買一包絲綿可有么?

　　【正末云】張千靠后

　　【老人云】那老子，你要替我唱喏，你也叫一聲：老人家，我唱喏哩，我們便知道了，要怎么不做聲，不做氣，猛可里從背后搬將我過來，唱上個喏，且是你這臉生的俊，把我們嚇這一跳.我把你個無分曉的老無知。

　　【張千云】這是龍……龍……龍——

　　【正末云】什么龍？

　　【張千云】我說你兩個敢有些聾。

　　【正末云】這廝靠后。

　　【老人云】我把你個老不死的老賊!

　　【張千云】這是圖……圖……圖——

　　【正末云】什么圖？你問你老人家，你卻才說有什么沒頭鬼……

　　【正末云】老夫不知，休怪休怪……(15)

　　這兩則妙趣橫生的對白，給我們塑造的包公象慈父般親切，像優伶般風趣、詼諧，他幾乎就是部下的良師益友。

 

三、“勢劍金牌”和“斷冤魂”

 

　　在前面提到的十本包公劇中，差不多每一本的前面都有：“因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賜勢劍金牌，著老夫先斬后奏。”一類的包公的自我表白。乍看起來，包公與權豪勢要貪官污吏斗爭的武器似乎是以“先斬后奏”為標志的勢劍金牌，對這個問題應怎么看，下面還以《陳州糶米》為例，作一簡單的分析。

　　同是敕賜作為“先斬后奏”權力標志的“紫金錘”和“勢劍金牌”，劉衙內替兒子請求它，是為懲治陳州的所謂刁民，以便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的打家劫舍。結果是：在他們用紫金錘把敢于揭露他們的“假公濟私”罪行的陳州饑民張好古擊得粉碎后，紫金錘便完成了它神圣使命，便被拿到妓女家抵償了風月債。

　　包公去陳州“考察官吏，安撫黎民時，也請求勢劍金牌，這是因為他擔心倘有權豪勢要之徒，難以處治，著老夫怎處？”因此他在取得和劉楊二賊所持的“紫金錘”相抗衡的“勢劍金牌”后，大喜過忘，情不自禁地唱道：“謝圣人肯把黎民求救，這劍也到陳州怎肯干休，敢著你吃會夾生人肉，哎，看那個無知禽獸，我只待先斬了這逆臣頭。”于是他在清查了楊劉二人在陳州的犯罪情形后，立刻將他們處死，為陳州百姓報了仇。再者，斬劉楊二人，并非最高統者的本意。否則，劉衙內就不可能從皇帝那里替犯法的兒子討得一份赦書，至于《魯齋郎》中包公斬魯齋郎，《蝴蝶夢》中包公釋放打死葛皇親的王氏兄弟，那更是皇上不允許的。因此，他只能或靠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偷梁換柱，以“魚齊即”代“魯齋郎”申報朝廷，以掩皇上的耳目；或李代桃僵，讓偷馬賊趙頑驢抵葛彪的命，以釋放被中牟縣令問成死罪的王氏兄弟。因此我們說，單憑包公的勢劍金牌同權豪勢要作斗爭這一點是不能得出“這是對皇權思想的依賴”這一結論的。

　　同樣，對于包公的勘斷“冤魂”，我們也不能片面的加以否定。我們說“屈鬼”“冤魂”本身是不平現實的產物。包公戲中的鬼魂是人間地獄造成的，是黑暗殘酷現實的標志。撰寫包公戲的作家們要用自己的創作干預現實，這才創作出眾多的鬼魂形象。《生金閣》《盆兒鬼》雜劇中作者讓被惡霸龐衙內的劫賊盆罐趙殺害了郭成寶，楊國用死后化為厲鬼。就是要表明，被迫害者無法雪洗自己的血海深仇，他們死不瞑目。《后庭花》《神奴兒》劇中的翠鸞和神奴兒的魂兒，作者給它們賦予了人的思想感情：多情、溫柔，同時也表現出婦女和小孩性格中缺乏反抗性的一面，根本就沒有充滿陰森鬼氣的成分。包公讓這些屈鬼冤魂陳訴冤屈，并為他們一一平反，仍然是廣大人民的愿望理想所在，既不是在“極力渲染冤獄的殘酷”，更不是什么“距離上帝保佑只不過是一步之遙”。

　　另外，我們也應看到，包公的斷冤鬼冤魂也是劇情發展的需要。像《后庭花》中所寫的謀殺案，包公問來問去，不僅“一樁事問成兩樁事”而“連累著七八十家”況又“無頭無尾”，真正的殺人兇犯趙廉訪夫人又逍遙法外，連包公也不敢捋她的虎須。這種連“佛也理會不下”的公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果沒有翠鸞魂靈贈給秀才的一首《后庭花》詞作勘察案情的依據，那么案情的結束就令人不可思議了。其它如《盆兒鬼》《神奴兒》那樣殺人滅跡的事件，如果不是魂靈直接出面質對，罪犯也絕不會俯首認罪。這樣的描寫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包公形象的藝術性，但并不能就此證明作家們是在借包公進行封建說教，更不能把以上包公戲統統當成封建糟粕予以否定。

　　總之，包拯作為一個清正廉明、秉公執法者的形象，宋史有傳，并且宋金時代在廣大人民中已廣為傳送。至元代，經過人們口碑相傳，文人的加工改造、集中提煉、具體化、形象化，包公已成為清官的典型代表。元之后，明代發展為傳奇地方戲、公案小說，清代發展為長篇小說，如《三俠五義》等，包公形象已有了廣泛的人民性。

 

　　作者簡介：柳國隆，甘肅省平涼市莊浪縣一中語文高（特）級教師，已退休。曾在全國“華夏杯”“圣陶杯”寫作大賽中分別獲得一等獎，三等獎；作品曾入選《全國中小學生讀寫叢書》《中國教育二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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