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

 

作者：羅里寧

 

（一）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爾一個哲學命題。思是人的本性，更是人存在的意義。人而不思，枉為人也。哲學家的思，自然和一般人的思不一樣。笛卡爾的思，很重要的一個成果是寫出了一本哲學著作《談談方法》，以半自傳的方式，深入淺出地論述了自己的新的哲學方法及形成過程。他在書中提出了研究問題的方法步驟，和一些方法規則，以及由這些方法規則引導出的行為準則。這本書被公認為近代哲學的宣言書，樹起了理性主義認識論的大旗。

　　馬克思更是一位很善于思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還不到三十歲，就以《哲學的貧困》反駁歐洲思想界當時的權威蒲魯東，指出他的《貧困的哲學》存在的問題，成為轟動思想界的一件大事，然后又和恩格斯為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共產黨宣言》，成為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志。思，成就了馬克思的偉大。

　　不同層面的人，有不同的思。偉大人物之外，普通人最常思的，是三餐的事。三餐當然是人所需要的，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但如果僅僅是三餐的事，其它動物也會思，人和其它動物最大的區別，在于人不只是滿足于物質生活，三餐之外，還有許多別的動物不會思也思不著的重要的事情要思。其它動物或許也有它們的思，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們是怎樣思的，——就算它們會吧，它們的思也肯定沒有人的思那么復雜，那么深刻，否則統治地球的，就有可能是其它某個動物種類，而不是人。

　　思，是人類頭腦活躍的表現，是促進人類文明的原動力。沒有思，人類或許還停留在茹毛飲血的那個階段。就和其它動物一樣。

 

（二）

 

　　偶爾聽到議論，說新聞和通訊沒有文學性，可讀性不強。我于這些是外行，不敢發表意見。我個人喜歡讀點隨筆之類的小東西，也聽到過有人說隨筆沒有文學性，雖然并不以為然，但也不便說什么。——隨筆好像是個外來詞，英法等國，就不少文學大師寫過隨筆。我孤陋寡聞，所知者，如《蒙田隨筆》《培根隨筆》《伊利亞隨筆》《四季隨筆》等。不知道西方有沒有散文這個概念，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雨果散文》《卡夫卡散文》，多是從他們的政論演說、日記書信中選出。中國是散文大國，唐宋八大家，就以散文而名，盡管他們也都是詩詞大家。散文是有文學性的，西方的隨筆大概有點類似于我國的散文，想來也應該是有文學性的。

　　現在再回到新聞和通訊與文學性這個話題上。我對此雖是外行，但在一些資料上也了解到，新聞和通訊的本質是新聞，文學作品的本質是文學。新聞和通訊講究真實性，文學作品講究文學性。新聞和通訊按理說應該是客觀的，而文學作品加入作者的主觀因素較多。但在實際操作中，哪個新聞記者敢說自己寫的新聞和通訊沒有一點點自己主觀的、想象的成分呢？新聞和通訊要寫得既客觀真實又好看，有時候也會運用一些文學作品的寫法，如果寫出的東西如記流水賬般干巴巴的，就不能感動人，也沒有人愛看。

　　散文的概念，《辭海》認為：中國六朝以來，為區別韻文與駢文，把凡不押韻、不重排偶的散體文章（包括經傳史書），統稱“散文”。后又泛指詩歌以外的所有文學體裁。我們暫且不鉆進概念去，許多著名作家都寫過新聞和通訊，國外的不說，海明威就到過戰爭前線去采寫新聞和通訊，我國如巴金、徐遲、魏巍等作家，也都寫過新聞和通訊，誰又能說他們寫的那些東西沒有文學性呢？

　　文體的爭論，有時不必那么較真，更沒必要爭的面紅耳赤，假如你是個寫作者，不論寫的什么文體，只要認真寫，寫得好看，總是會有讀者的，讀者終歸也還是要看作品的質量的。

 

（三）

 

　　好像是馮驥才先生說的：“作家的良心在筆里。”我覺得這話說的很在理——作家的良心就是通過自己的筆掏給讀者的。

　　作家的良心在筆里，不在筆里又在哪里？寫什么和怎么寫，不都是憑良心下筆的嗎？有人在這些個問題上，總是圍繞在作家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揭露上兜圈圈，設法模糊一些東西，讓人無所適從。有人為了上稿，使用各種手段，巴結有上稿權力的人，為所謂順時順事去編造一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以為自己在踐行“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更有人把一些現成的資料“改編”成自己的“文學作品”。這樣的行為，作者的良心又在哪里？

　　“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骯臟、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只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以寫作為生，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

　　“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絕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

　　這是王小波關于寫作的兩段話，大概也有“作家的良心在筆里”這樣的意思在里面吧。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