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塊字與中國文化

 

作者：倪章榮

 

　　中國文化亦有很多人稱之為東方文化（其實這樣稱呼有些牽強，有些人比如美國學者薩義德的東方文化的定義就不包含中國文化乃至遠東文化），無疑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她歷史少悠久（一說為三千多年，一說為五千多年），因為她影響廣泛（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皆為這種文化所支配）。可是，當人類進入到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之后，基于中國文化帶來的可怕的客觀現實，對中國文化的質疑之聲時時可聞，然而，絕大多數人給出了藥方還是恢復傳統文化或者正確理解傳統文化，其中最主要的觀點是：用所謂真正的儒家思想建立中國的價值體系，比如靠對儒家思想進行現實主義解讀的于丹等人。于是，就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對儒家思想的批判，認為之所以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道德、不能進步全在于儒家文化的毒害，比如江西南昌的黎鳴先生。當然，也有人認為是中國兩千多年“形儒實法”的專制制度。但是，我卻認為，導致中國人道德淪喪、固步自封、自相殘殺、冥頑不化的根源不在“儒”、不在“法”，也不在其他的“家”，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諸子百家也好，都只是中國文化的病灶而不是病根，其病根在于以中國人確切說是漢族人自以為是的文字的羈絆。

　　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大逆不道”的結論呢？

　　一直以來，我對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持有堅決的批判態度，也曾以為正是儒家思想和在儒家思想掩護下的法家主張禍害了中國，禍害了中國人，導致了中國幾千年的虛偽的實用主義的文化體系（我和大多數人的不同觀點是：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的三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根基是“儒釋道”，我卻認為“釋”也好、“道”也好，都沒有形成對中國文化的根本影響，且“道”“釋”無論在主張上多么地大相徑庭，但實質上都沒有動搖其固有的價值體系和文化觀念甚至還為其所用，中國文化母體其實是“儒”“法”兩家）,近年來，我才突然發現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其他“家”也好，都不是中國文化產生、鞏固、繁衍的根基，根基在于中國文字即漢字。

　　漢字具有典型的象形文字特點，又有會意、諧音等功能，其產生的過程沒法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與其生產、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應該說中國古人是相當聰明的，那么多筆畫繁雜、歧義紛呈的文字的產生和發展，需要怎樣的智慧和毅力？當中國人發明了漢字并被廣泛運用的時候，其高興和得意的狀況是可以想象的，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一直沉浸在自我陶醉、自娛自樂之中不能自抜。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斯、穆恩、韋蘭在其合著的《世界史》中，曾這樣分析中國文字：“這個文字系統，從前是，現在仍然是，對中國的一個巨大障礙，因為成千上萬的不同字，都要會讀、會寫，是很困難的。”中國人太容易滿足太自以為是了，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視其他民族為蠻族，不肯與他族交流更不用說學習了。正是中國人的自以為是，導致了這個龐大的民族與世界的隔絕，《世界史》繼續說：“假如中國在周朝時代和近東有更多的貿易往來，一種簡單的字母體系可能會被采用。”所以，同是古文明發源地的兩河流域和埃圾最終都摒棄了他們千辛萬苦發明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而中國人卻死死抱住方塊字不放。正是一個又一個的方塊字限制了中國人的思維，形成了中國保守的、落后的、利己主義的文化體系。

　　儒家學說也好、法家學說也好、道家學說也好、釋家學說也好、墨家學說也好，從根本上來說，都沒有完全擺脫現實和利益的束縛，盡管老莊的道家學說有那么一點“出格”，“道”出了某些事實真相（我同意費正清先生關于道家思想具有某種形而上的意義的觀點），比如承認個體的渺小、人與天（自然）保持一致的重要性（萬物皆一），揭露儒家學說的荒唐，批評統治者的殘暴等，但她卻走向了神秘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泥淖，老莊極力混淆是非，什么“彼出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認為善惡之分是人類悲慘境遇的根源，主張“無為而治”，蔑視知識，稱贊農夫不用轆轤汲水而寧愿用肩背手提取水的行為，最終也只能造就幾個與世隔絕的“采菊之士”、“竹林飲者”，客觀上縱容了儒家思想和專制制度。我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沒有哲學的國家，道家思想有那么一點哲學的味道，但并不是真正的哲學，胡適先生關于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的觀點我是不敢茍同的，哲學不僅僅是研究人生問題，西方哲學家對于形而上的思考和對絕對終極的追求已經為哲學做出了定義（關于“中國的哲學”問題，我將另文探討）。沒有哲學就給實用主義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但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或者說主宰的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民眾的漠然、無知。以至于儒家思想的病灶輕而易舉地寄托于中國人靈魂內，成為協助統治者奴役民眾的工具（有人說這是統治者歪曲和改造了儒家學說，這是無力的辯解）。前面已經說過，儒家思想“一統天下”主要是因為“民眾的漠然、無知”，中國民眾為什么會“漠然、無知”了呢？中國人不是很聰明的嗎？我的理解是：方塊字起了關鍵的作用。

　　中國的方塊字的基本構件是條條框框，每個字都離不開條條框框的掌控，絕大多數的中國字都是由兩個和兩個以上的字組成，形成挾持和控制的格局，比如一個回家的“回”字就是小口（個體）被大口（有話語權的統治集團）套住，回家之后其行為也不能逾規越矩。中國字還存在意思含混、似是而非的毛病，給民眾理解帶來困難，也給別有用心者有可乘之機。老莊哲學，兩個西方人的翻譯可能是完全對立的意思表述；有人為了替孔子辯護，說“唯小人與女子難養”的女子是指某幾個人，有人甚至說“女子”就是“汝”，我們上小學時老師給我們講標點符號的重要性時所舉的“行人等不得在此大小便”之類例子也很有代表性。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文字之外的其他文字都是由獨立的平行的字母組成，意思表達清晰，基本上不會產生歧意。中國字不僅有條條框框，有含混不清，還有挾持和控制，其實這就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呈現，思想被禁錮、壓制，如同籠子里的獅子，你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淪為表演的道具。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時間久了之后，便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勇氣、失去了思想，任憑別人擺布。因為失去了活力、勇氣、思想，所以中國的思想家也好、思想也好，總是在那些固有的條條框框里打轉轉，都在做削足適履的勾當，沒有人有過破繭而出的努力，普通民眾就更不用說了，統治集團說好就好，統治集團說行就行。結果是思想家和思想只能為統治集團服務，并竭盡全力為其服務。如孔子作司寇僅七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有人問他為什么把少正卯殺了。孔子數了他的三大罪：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二、其談說足以飾袤熒眾。三、其強御足以反是獨立。拿今天的話說，就是結黨營私、妖言惑眾、混淆是非。也就是所謂的“思想罪”。

　　思想家們都赤膊上陣了，普通民眾就更不用說。因為思維模式的限制，中國人便只會在小圈子里打轉，也便習慣并善于窩里斗；因為無知，所以既容易馴服也容易鼓動。這也是中國盛產奴才和流氓的原因。一句子虛烏有的“耕者有其田”之類的許諾，便能讓萬千人把屠刀舉向與自己無冤無仇的同胞。從陳勝吳廣開始所謂“農民起義”便此起彼伏，雖說絕大多數都以失敗告終，但也有成功的例子，可那些為主人出生入死、殺人如麻的“功臣”們有幾個到頭來不是被他們的主人除掉？問題是，盡管有前車之鑒，但一旦有野心家舉事，我們的民眾總是蜂擁而上。原因何在？在于我們的文化，在于我們文化培養出的投機心態、從眾心態、僥幸心態以及圖一時快活的享樂心態。至于靠“兄弟”們出生入死終于爬上皇位的帝王們為什么對“兄弟”痛下殺手？根源也在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告訴他們必須以自我為中心，是中國文化告訴他們絕對不能與任何人分享權力哪怕是自己的親兄弟，是中國文化告訴他們不能相信任何人。中國幾千年的兄弟相煎、手足相殘，其禍根在中國文化。有人說中國人（指漢民族）從來沒有侵略別國的歷史，因為中國人愛好和平。這是對中國歷史、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天大誤解，我多次說過，任何大國都是侵略的產物，古代中國也不例外，近代之后的中國人之所以不像歐洲列強一樣侵略他國，并不是因為愛好和平，而是他們覺得侵略別國風險太大，還不如在自家殺人越貨有把握。現實利益主宰了中國人的行為，要不，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為何對自家人如此殘忍？有確鑿證據證明，自有史以來，中國人發動的對自家人的戰爭頻率最快，死傷最多，中國人對于自家人的殺戮手段最為殘忍和血腥。

　　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其責任仍然在中國文化。以前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如此龐大、歷史如此攸久的民族沒有自己的宗教迷惑不解，后來才知道這也“得益”于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一統”觀念，不僅阻礙了各民族的相互的交流和學習，也阻礙了文化的融合和宗教的誕生，因為中國人尤其是統治集團不需要其他文化打擾他們的生活，更不需要宗教對于政治的監督了。引進的佛教也都是經過改造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為政權服務的東西。而之所以中國會產生如此的文化，完全是方塊字的“功勞”。

　　方塊字準確地讓是方塊字帶來的思維定式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讓本來很聰明的一個民族逐漸變得愚鈍了，變得不思進取沒有探索精神了，于是心懷叵測之人便興風作浪，弄出一些奴役人、摧殘人的文化來，強迫民眾接受。近代以來，也有人提出向西方學習，但大多都是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種觀念支配下，其學習也不過是急功近利的行為，這就是之所以外國人的吸毒、同性戀之類的東西能夠很快在我們國土生根發芽，他們對于真理的追求、對于正義的堅持被我們拒之門外的原因。

　　青少年時代，看到“五四”先賢們廢除漢字的主張時，認為他們的認識過于偏頗、思想過于激進，現在才知道，他們是一群先知先覺者，他們看清了中國文化的本質，試圖為中國人做一件有益于千秋萬代的事，但是，他們失敗了。他們的失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否則，中國就不是中國了。我知道漢字是中國文化的病根，但我不知道我們的文化應該如何改進，全盤西化似乎不現實，拋開利益集團的因素不說，國人的自尊心也不答應。可是，我也不贊成一些人重新尋找中國文化源頭比如黎鳴先生等人的從老莊著作里挖掘“文化”的主張，老莊的東西也好，其他諸子百家的東西也好，都不足以撐起文化的大傘。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人自以為是的文化觀念，如同阿Q一樣，現在潦倒了沒什么，以前曾經闊過（以前是不是闊過，是怎樣的一種“闊”，還不好說），究竟應該建設怎樣的中國文化、怎樣建設中國文化，我想，這應該是我們的全體國人特別是知識人的神圣使命。我特別渴望中國能出現更多的知識分子，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階層，那樣，我們就有了希望。

 

　　倪章榮，筆名楚夢，湖南人。作家、文史學者。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