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起“三大旗幟”，弘揚“三大文化”

 

作者：張雙鎖

 

　　莊浪是“羲皇故里”，也是“華胥故里”、“媧皇故里”，這不只是莊浪歷史文化的“三大旗幟”，而且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三大旗幟”；華胥文化、伏羲文化和女媧文化，這不只是莊浪的“三大文化”，而且是中華民族的“三大文化”。

　　我們能不能豎起“三大旗幟”，能不能弘揚“三大文化”？關鍵是要解決認識問題，而認識問題的核心是“三個明確”。

 

　　一、明確豎起“三大旗幟”

 

　　莊浪能不能豎起“三大旗幟”？在我看來，不僅能夠豎起來，而且能夠毫不含糊地豎起來。理由有兩點：

　　第一，我們有可靠的理論依據。“華胥故里”、“羲皇故里”和“媧皇故里”，這是同一問題的三個方面。核心是“羲皇故里”問題，只要明確了這一問題，其余問題可迎刃而解，因為華胥為伏羲、女媧的母親，而伏羲、女媧為兄妹，也是夫妻。

　　有關“羲皇故里”的文章多如牛毛，而進入國家專業期刊的則少之又少。據我所知，全國共有三篇：一是范三畏的《天水“羲皇故里”覓蹤》一文，發表于1997年第6期《文史知識》；二是我的《說“羲皇故里”》一文，發表于2018年第2期《華夏文化》；三是我的《“羲皇故里”考》一文，發表于2019年第14期《西部學刊》。范三畏認為，天水是“羲皇故里”；而我的“一說一考”認為，莊浪是“羲皇故里”。這兩種說法，哪一種對，哪一種錯，領導說了不算，專家說了不算，而是要經過實踐的不斷檢驗，這是真理標準問題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于別人的觀點我不作評論，我只說我自己的。我的《說“羲皇故里”》一文完成后，我深知在甘肅發表不了，在全國也發表不了，而只有通過中國歷史研究學會才有可能。于是我在網上搜到了中國歷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張豈之，此人原為西北大學校長，曾出版歷史專著40多部。在我看來，其人之膽識是可以信得過的。果然，當我的稿件發出一月之后，我就拿到了刊發該文的期刊。而我的《“羲皇故里”考》一文，稿件發出整整一年時間才拿到了刊發該文的期刊。這是為什么呢？按照慣例，稿件經三次內審過關后，在不能定奪的情況下，要外請三名專家審查簽字后才能發表。

　　據我所知，天水為“羲皇故里”的總設計師，是三所大學的三名教授。而當我的“一說一考”發表后，有一所大學摘掉了“羲皇故里研究所”的牌子，有一所大學摘掉了“羲皇故里研究院”的牌子。與此同時，有一個市的“伏羲文化研究會”的牌子也摘掉了，國家級的“中華伏羲文化研究會”的牌子也摘掉了。而大學論文網還將我的一篇文章列為碩士研究生論文的范文，有一篇列為研究生論文的范文。百度“羲皇故里”條目，打上“優質論文”標簽的，只有我的一篇文章……事實證明，我的學術觀點，初步經受住了學術界的檢驗。

　　第二，我們有可靠的政治依據。用普遍聯系的哲學觀點來說，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是“羲皇故里”這件事更不例外。正是出于這一考慮，我撰寫了《古老而神圣的朝那湫》一文，發表于2021年第6期《甘肅政協》。這本雜志是國內外公開發行的政治類專業期刊。這說明講莊浪為“三大故里”，在政治上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豎起“三大旗幟”呢？關鍵還是認識問題。莊浪籍著名學者蒙培元、徐光祖于2020年5月10日在《平涼日報》發表了《莊浪，一個神奇的地方》一文。其文曰：

　　“晉代郭璞《山海經?海內東經》注文記載：‘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關于‘人文初祖’伏羲誕生地雷澤，西北師范大學上古學者范三畏教授多方考證，認為是今甘肅莊浪境內隴山（關山）桃木峰巔的朝那湫，此湫即漢代及以前《河圖》等古籍中記載的雷澤，亦即‘華胥氏履大人跡，生伏羲處’。伏羲在上古的莊浪雷澤孕育并誕生，成長于莊浪毗鄰的靜寧成紀，后其部族再徙于雷澤西去的60公里的秦安（該縣隴城鎮有女媧廟），三涉于去雷澤西南140公里的古郡秦州（該地有伏羲廟）。上古這樣一個由隴山腹地向渭河川原神奇般的播遷活動，被古代稱為‘成紀三遷’。”

　　這段論述，由于出自名人筆下，進而上升為官方意志，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成為莊浪輿論界的主旋律。但在筆者看來，這實在是一種誤導：（1）郭璞所言那是山東荷澤的雷澤，而不是莊浪的雷澤；何況其言本身有誤，因為荷澤雷澤那是《尚書?禹貢》“舜耕歷山，漁雷澤”之地，而不是《山海經》所載雷澤。（2）不可否認，《山海經》所載雷澤，是范三畏在郝懿行、袁珂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發現的，但范三畏所言伏羲誕生地那是天水，而不是莊浪，其《天水“羲皇故里”覓蹤》一文便是佐證。（3）歷史上確有“成紀三遷”之說，但那是指成紀縣治的三遷，而不是伏羲部落的三遷。由此看來，莊浪要豎起“三大旗幟”，任重而道遠。

 

　　二、明確“三大文化”的內涵

 

　　華胥文化、伏羲文化、女媧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本源文化。對其基本內涵，可作如下解

答。

　　（一）華胥文化。鄭河鄉上寨村的朝那湫，《山海經》稱之為雷澤，《拾遺記》稱之為華胥之洲，《列子》稱之為華胥之國。在上寨人看來，華胥就是他們的始祖母，于是村里騰出一大片土地，建廣場，塑雕像，頂禮膜拜。而歷史上的華胥，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這從一些古詩中，可窺其一斑。

　　乾隆《君子有所思行》說：“君子有所思，所思悠且遐。休哉渾噩風，軒轅一夢余。嗚呼斯世兮，何日成華胥。”顯然，在乾隆筆下，華胥是天下大治的象征。

　　《列子?黃帝》說：華胥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這說明作為部落首領的華胥，并不是靠什么特權來治理國家的，而是順應自然，以平等、自由的理念來治理國家的。對此軒轅黃帝就向往不已，以致“晝寢而夢”，而且還親自到華胥國遺址朝拜。《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西至于空桐，登雞頭。”空桐指平涼西部的崆峒山，為黃帝問道于廣成子之地。雞頭指雞頭山，亦稱峣山、奚山、幵（jian）頭山、笄頭山、薄落山和牽屯山，在寧夏涇源境內。其山與華胥國所在地甘肅莊浪桃木山一步鄰近，所以黃帝此行與朝拜華胥國密切相關。他以華胥為榜樣，“二十有八年”后，“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乾隆仍然以華胥為榜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假若拋棄了華胥呢？唐人李商隱有《思賢頓》說：“內殿張弦管，中原絕鼓鼙。舞成青海馬，斗殺汝南雞。不見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顯然，在李商隱筆下，華胥之道是治國理政之大道，不可或缺。李隆基為“開元盛世”的創造者，只因丟掉了“華胥夢”，而釀成了“安史之亂”，使大唐由盛轉衰。可誰知，安定后的大唐，再次“不見華胥夢”，而以弦管、舞馬和斗雞來粉飾太平。這就不禁令詩人慨嘆：難道說朝廷就沒有杰出的人才嗎？為什么再次興起奢靡之風呢？如此下去，即使有李愬那樣的人，可以“雪夜下蔡州”，又頂什么用呢！

　　有鑒于此，清代皇室成員書諴，親自踐行“華胥夢”。其《讀嵩山夢游天壽山歌次韻即寄》說：“煙霞鑄顏氣鑄骨，一遨一戲含沖融。黃帝得此游華胥，至今湯穆余淳風。”在書諴看來，大自然才是最美的，人的靈性是從大自然得來的。像漢代的“商山四皓”，雖處江湖之遠，卻照樣可以為穩固朝政、安定社會作出貢獻。要使天下大治，“湯穆淳風”，還得像黃帝那樣，以華胥為榜樣。書諴其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戒奢靡之風，他主動放棄優越的貴族生活，親自種糧種菜，自食其力。

　　明人王世貞《寓懷》說：“大禹迷終北，黃帝游華胥。化城高天表，古莽西南隅。陰陽亡交氣，民人恒晏愉。乃知八極外，至樂故有余。”在王世貞看來，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作為一代君王或臣子，要站得高，看得遠，像大禹探終北之國，黃帝效華胥之國那樣，來治理國家。而不能老是把眼睛盯在廟堂之上，爾虞我詐，勾心斗角。所謂“冥心超形外，冀得恣所如”，才是治國理政的大境界！

　　明人戚繼光《讀劉使君詩遂為即寄》說：“地憶桃源勝，亭開雉堞長。虛星侵幾榻，古調出絲簧。但得華胥樂，無論太守章。”在抗倭之戰中，戚繼光屢建奇功。在他看來，功成名就之后，與其住著華麗的高樓，聽絲簧古調，還不如返撲歸真，得“華胥之樂”。

　　宋人陸游《稽山農》“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懷氏之民，可以為吾友”；蘇軾《桃源憶故人》“華胥夢斷人何處，聽得鶯啼紅樹”；黃庭堅《醉落魄?一斛珠》“陶陶兀兀。尊前是我華胥國”，又何嘗不是返撲歸真的注腳。就是羨慕榮華富貴的明人邊貢，在《愛日樓為錢水部作》中，也把“和氣通華胥”作為別樣景致。

　　（二）伏羲文化。伏羲的祖居地和誕生地在鄭河鄉上寨村的朝那湫。他生活于新石器時代早期，這一時期我國正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時期。有關伏羲的記載，散見于《莊子》《列子》《管子》等先秦典籍之中。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僅以“余聞先之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之句，一筆帶過。而西晉史學家皇甫謐《帝王世紀》則有比較系統的記載，其中對伏羲歷史功績的記載共有六個方面。

　　畫八卦。《帝王世紀》說：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里的八卦指先天八卦，包括天、地、山、澤、水、火、風、雷八個方面。核心內容是：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說宇宙從混沌的太極中產生出來，進而分化就有了兩儀——陰與陽（天、地）。再分化就有了四象——太陰、太陽、少陰、少陽（春、夏、秋、冬）。再分化就有了八卦。顯然這是伏羲時代的哲學觀，它以太極、兩儀、四象和八卦為體系來觀察世界。

　　如此美妙的哲學體系是怎樣提出來的？答曰：這是古人師法自然的產物，社會實踐的結晶。比方說太極圖的來源就與朝那湫有關。太極圖是陰與陽對立統一的一個圖標，其陰來源于后湫，其陽來源于前湫，其圖標則來源于后湫的狀似彎月。

　　朝那湫為白堊紀火山噴發所形成的兩個高山湖泊。因其水淵通地脈，又與汭河之源在巖石間相通，故而從古到今“不涸不溢”。后湫狀似彎月，水面20余畝，其水碧綠灰暗，給人一種含蓄內斂的感覺。前湫形如臥蠶，水面30余畝，其水清澈透亮，給人一種熱情奔放的感覺。有詩曰：雙湫儼若夫與妻，醉生夢死不知年。這便是伏羲創造太極圖的原型所在。

　　而四象、八卦所指，既是伏羲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物，又是對其生存與發展影響最大的事物。也正是這些事物，構成了伏羲人最基本的物質世界。如四象，那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標志著當時人類對時間認識的最高水平。而八卦，則是一個空間概念，它標志著當時人類對空間認識的最高水平。而這兩個方面構成了伏羲人的時空觀，亦即生存觀和世界觀。民謠說：“湫頭兩朵云，隴右千山雨。朝那一杯水，汭河萬里源。”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八卦就像它的母體朝那湫一樣，永不干涸，永不外溢，永不褪色。

　　造書契。《莊子》說：昔者“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就是說人類最初是以結繩記事的。《易經?系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此圣人指伏羲而言，書契指以八卦為代表的刻符文字而言。而《帝王世紀》則說得更清楚：伏羲“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就是說伏羲上觀日月星辰的天象，下觀地上物類的法則，看到鳥獸的紋理隨著地形地貌的變化而變化，近則取之于身，遠則取之于物，于是創造出了刻符文字，以代結繩記事。

　　刻符文字亦稱八卦文字，它以刻畫符號為特征。于省吾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郭沫若認為：它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西安半坡、甘肅馬家窯等地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量的刻符文字。這種文字最遠可上溯到7800年以前，如距朝那湫不到30公里的秦安大地灣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大批的刻符文字。這在一定意義上佐證了伏羲造書契的歷史必然性。史稱蒼頡為“漢字之祖”，其實真正的“漢字之祖”還是伏羲，蒼頡只是漢字的整理者和推進者而已。

　　充庖廚。先民最早的食物，是野生植物的籽粒、果品和根、莖、葉。《帝王世紀》說：

　　伏羲“取犧牲以充庖廚，以食天下，故號庖犧氏，是為犧皇。”就是說伏羲別稱犧皇，號為庖犧氏，那是因其取犧牲為食材，進一步解決了世人吃飯問題而得到的美譽。由此而論，先民食肉當為伏羲首創，這對于改善食品結構和增強人的體質來說，無疑是一大歷史功績。與此相應，要食肉就要火烤，這在人類已經學會用火的情況下，當在情理之中。古稱伏羲為庖犧、炮犧，當與其制作熟肉有關。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伏羲被世人譽為中華民族“熟食之神”。

　　進一步講，要食肉就要漁獵。《尸子?君治》說：“宓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漢書?律歷志》說：伏羲“作網罟以田獵。”這說明漁獵亦為伏羲首創。與此相應，既然有漁獵，養殖業的興起當是必然的。唐人成玄英《莊子?注》說：“伏羲，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謂之伏犧也。”南宋羅蘋《路史?注》說：“史傳或謂服牛乘馬，因號伏羲。”可以推想，伏羲人最先馴養的家畜當為豬、羊和鹿，其次有牛、驢和馬等。因為這些食草動物，相對于那些食肉動物來說，性情比較溫和，適宜人工飼養。所以人們可以把獵獲的大獸、死獸最先食用，把獵獲的小獸、活獸豢養起來，待急之用。久而久之，養殖業便悄然興起。而由單一的素食，到葷素并食；由單一的采集，到漁獵、養殖和采集并舉，這既是對食物結構的變革，又是對產業結構的變革。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伏羲被世人譽為“食物之神”。

　　制嫁娶。華胥為伏羲的母親。從莊浪朝那湫歷史上最早的祭祀活動“履跡”來說，華胥時代，中華民族的婚姻制度已具雛形：那時雖然為群婚制，兒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進入婚育年齡的青春少女，并不是隨便可以與男子交合的，而只有通過“履跡”這種儀式，才可以與男子交合。它的重要意義是，可以有效地保障未成年女子的身心健康。

　　到了伏羲時代，上述婚姻制度又極大地推進了一步。《帝王世紀》說：伏羲“制嫁娶之禮。”由此而論嫁娶之禮當為伏羲首創，男女婚姻只有通過嫁與娶才可算數。按照《世本》的說法，還要“以儷皮為聘禮”。顯然這是族外婚的肇啟，對偶婚的萌芽，它打破了母系氏族社會的血緣婚、族內婚，進而為家庭制度的建立創造了必要條件。正如東漢史學家班固《白虎通義》所言，是伏羲“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這對于人倫之禮的形成和人口的優生優育來說，無疑是一大歷史功績。

　　制九針。上古時代，人民少而禽獸眾多，加之多種疾病和自然災害，人的壽命是很短的。

　　《帝王世紀》說：伏羲“乃嘗味百藥，制九針，以拯夭枉焉。”由此而論伏羲不僅發明了用中草藥治病救人的方法，而且發明了用針灸治病救人的方法。這對于減少因疾病而帶來的痛苦和過早死亡，進而延長人的壽命，無疑是一大歷史功績。史稱神農為醫藥創始人，這種說法有違常理。因為牧業先于農業，牧羊人對草木的認知程度，莊稼人是望塵莫及的。由此而論醫藥創始人當為伏羲，而神農當有杰出貢獻而已。史稱皇甫謐為“針灸鼻祖”，鼻祖者為創始人之意，由此而論“針灸鼻祖”當為伏羲，而皇甫謐則為針灸學的推進者、完善者和集大成者而已。

　　作瑟。按理來說音樂應當是很早就出現的，如江河湖海之聲，鳥獸蟲魚之聲，風雨雷電之聲，雖來自天然，卻有節奏，有旋律，此謂之天籟之音。人們起初用嘴摸仿，進而用器物摸仿，于是音樂和樂器便隨之而生。但作為瑟這種樂器卻是伏羲發明的。《帝王世紀》說：伏羲“作瑟三十六弦，長八尺一寸。”這不能不說它是伏羲對人類音樂文化的一大歷史功績。當今以弦為特征的樂器如板胡、二胡、馬頭琴、小提琴等，均當由瑟演變而來。由此而論伏羲當為“弦樂之祖”。

　　（三）女媧文化。女媧為華胥的女兒，誕生于鄭河鄉上寨村，與伏羲為兄妹，也是夫妻。對這種關系，古今之人有的遮掩，有的改裁，總認為有違人倫之禮。其實這是我國母系氏族社會群婚制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必經階段，大可不必“為尊者諱”，只要放在那個特定時代就行了。所謂人倫之禮，那是伏羲首創的,豈能跨越時代而論？

　　《水經注?渭水》說：“庖羲之后，有帝女媧，與神農為三皇矣。”由此可見女媧是繼伏羲而王天下的，為三皇之一，為中華民族第一位女皇。對其歷史功績，古籍是以神話形式記載的，對此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解讀。

　　女媧補天。《淮南子?覽冥訓》說：“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焱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于是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揭開神話的面紗，所謂補天，并不是說真個就去補什么天，而是領導人民治理洪水。時至今日，每當陰雨連綿，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災難時，關山一帶的村民并不說雨；而是說“老天爺啊，你這該死的老天爺，你還要不要人活！”這就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天。上古時代，地廣人稀，森林密布，雨量充沛，時常發生特大洪澇災害，有其客觀必然性。而大災之后，如山洪引起的滑山走坡，雷電引起的森林大火，以及群獸出沒食人——這不是“天塌下來了”嗎？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代人皇的女媧，不顧個人安危，勇敢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洪救災的斗爭，這不是補天是什么？

　　摶土造人。《風俗通義》說：“俗說天地開辟，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打開神話的外殼，從中可以得出三條結論：中華民族是從無到有的；中華民族的起源與黃土有關；女媧時代鼓勵人口繁殖。

　　黃土高原，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它以黃河中上游為主，西起祁連山，東至太行山，北到長城，南達秦嶺，包括青海、甘肅、寧夏、內蒙、陜西和山西六省區的一些地方。試問這里最初是什么樣子呢？答曰：到處都是石山，不見草木，不見牛羊，不見人煙。那么這里的黃土是怎么來的？答曰：那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大風從中東、蒙古的戈壁沙漠吹來的。這是科學考察得出的結論。試看黃土高原，它從西北到東南，黃土顆粒越來越細，黃土層越來越薄，而且其礦物成份與當地基巖相異卻與中東、蒙古的戈壁沙漠相同。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黃土高原形成的歷史。而女媧摶土造人，正是這一歷史的投影。就是說黃土高原，只因有了黃土，才有草木，才有牛羊，才有人煙。

　　與此同時，由于上古時代人口特別稀少，女媧作為一代人皇，必然會采取多種措施，鼓勵人口繁殖。地處葫蘆河流域的吳家溝遺址、徐家碾遺址、大地灣遺址，距今5000——7800年，其間出土的陶器上，就繪有不少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這是母系氏族社會與父系氏族社會交替演進的標志，是古人生殖崇拜的產物。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女媧時代鼓勵人口繁殖的歷史必然性。

　　女媒。上古時代，中華民族婚姻制度的三部曲：一是履跡。這是古人的一種祭祀活動，是青春少女初試人倫的一種儀式，也是中華民族婚姻制度的雛形。二是嫁娶。伏羲首創聘婚制，已改族內婚為族外婚，打破了血緣婚的陋習。三是女媒。《風俗通義》說：“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這說明媒妁制度是女媧創立的。歷史上所謂“無媒不聘，無媒不嫁”的婚俗，婚配當遵“媒妁之言”的婚俗，均當由此而來。由此而論，“媒妁之祖”的桂冠非女媧莫屬。

　　婚姻制度是人類社會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制度。透過現象看本質，媒妁制度的重要意義，一是監督婚配年齡，不到婚齡的男女青年，不得結婚。二是監督血緣關系，如有血緣關系的男女青年，不得結婚。可以說女媒是對履跡和嫁娶制度的完善，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婚姻監督法，也是中華民族人治與法治有機結合的典范。

　　保胎。南宋羅泌《路史?后紀二》說：女媧“以其載媒，是以后世有國，是祀為高禖之神。”高禖之神是我國古代宗教信仰中掌管婚姻、生育之神。在女媧的祖居地和誕生地莊浪朝那湫，從漢代起就建有女媧祠，至今依然為當地民眾祈求婚姻、祈求兒女的地方。《淮南子?說林訓》說：“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這里的黃帝為女媧的九世孫，上駢、桑林為上古之神。從醫學角度講，這段話是說胎兒在母體中發育過程的。若以婦女經期每月為28天來計算，十月懷胎，一個胎兒在母體中的孕育周期通常為280天，它可分為四個結段，每個階段便是70天，此即為“七十化”之意。于此聯想到《山海經?大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之語，亦當與婦女懷孕和保胎有關。由此而論，孕婦保胎之法當為女媧首創。這對于人類的繁衍和發展來說，無疑是一大歷史功績。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女媧被世人譽為“中華民族之母”。

　　制笙簧。樂器是音樂發展的必然產物。女媧時代已有伏羲發明的瑟。《世本》說：“女媧作笙簧。”由此而論，笙簧這種樂器當為女媧發明。古人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笙簧這種樂器所用原材料為葫蘆和竹子，制作時只要掏空葫蘆，在其中安放一個或幾個竹管即可。這種樂器聲音清脆、嘹亮、悅耳，至今廣泛流傳。它取材方便，工藝簡單，深受普通民眾的青睞。可以推想，笙簧的發明，對于那時人們單調的文化生活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地處葫蘆河流域的莊浪、靜寧和秦安，是華胥、伏羲和女媧長期生活過的地方。作為笙簧這種樂器，在史前文化遺址中不可能保存下來。但陶質樂器如鼓、鈴、哨、塤等，在葫蘆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遺址中卻比比皆是，而且其造型之獨特，裝飾之精美，令人驚嘆。古往今來，以管為特征的樂器如陶塤、笛子、嗩吶、長短號等，均當由此演變而來。由此而論，女媧當為“管樂之祖”。

 

　　三、明確“三大文化”的重要意義

 

　　中華民族從何說起呢？就從華胥說起。所謂“華夏”，所謂“中華民族”，其“華”字就取自華胥。華胥，不只是上寨人的始祖母，而且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始祖母。羌族為伏羲部落的后裔，氐族為女媧部落的后裔。氐羌民族進入中原者，到夏代演變為華夏民族，到漢代演變為漢族；而進入邊陲之地者，演變為眾多的少數民族，如羌族至今仍存，氐族則在歷代民族大融合中消失。就是說，華胥、伏羲、女媧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老祖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阜城門外，有座明代創建的帝王廟，廟中塑著從傳說時代到清朝乾隆年間的著名帝王188位，其中就有伏羲、女媧。

　　人類社會是極其漫長的。從神話傳說到文字記載，中華民族最早的、功績最大的、世人公認的歷史人物，首推華胥、伏羲、女媧。史稱華胥為始祖母；史稱伏羲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史稱女媧為“三皇之一”、“民族之母”，足見其歷史地位之崇高。可以說華胥、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如果沒有華胥、伏羲、女媧，所謂“中華民族”就無從談起。

　　華胥、伏羲、女媧一生充滿了創造、奉獻與和諧精神。她們從關山之巔到葫蘆河流域，從渭河之濱到中原大地，最后定都陳地（今河南淮陽），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先進文化、先進技術和先進生產力。列子說華胥為“天下大治”的象征，司馬遷說伏羲“至純厚”，皇甫謐、司馬貞說伏羲“有圣德”；許慎說女媧為“神圣女”，這是歷史的結論。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風吹不倒，雨打不敗，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創造、奉獻與和諧精神。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華胥、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華胥、伏羲、女媧所開創的，有物質文明方面的內容，也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內容。從華胥履跡，到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充庖廚、制嫁娶、制九針和作瑟，到女媧治理洪水、發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創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無不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智慧，無不閃爍著中華文明的光芒。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華胥、伏羲、女媧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

　　社會生產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動。華胥為什么要定都朝那湫？因為這里有茂密的森林，廣闊的草場，甜美的天池，有利于社會生產。從伏羲“興漁獵”到“伏牛乘馬”，這說明中華民族的狩獵、漁業和飼養業是伏羲開創的。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媧，古之神圣女，化萬物者也。”這說明女媧的歷史功績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對社會生產的貢獻。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華胥、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社會生產的先行者。

　　社會生活是人類一切活動的歸宿。華胥履跡，那是中華民族的第一場婚禮儀式，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充庖廚、制嫁娶、制九針和作瑟，到女媧發展人口、制定媒妁制度、創立保胎之法和制作笙簧，既包含了食物方面的內容，又包含了婚姻方面的內容，也包含了醫療和文化方面的內容。而這些方面，無不說明她們對人類社會生活的關注。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華胥、伏羲、女媧是中華民族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革者。

　　有人以“神話傳說不是歷史，歷史不是神話傳說”的謬論，否定華胥、伏羲、女媧的歷史地位，這是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是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背道而馳的。神話傳說，是中華民族的群體記憶，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寶藏。它就像一顆顆青皮核桃，只要剝掉它的皮，砸開它的殼，歷史真相便會嫣然再現于我們面前。

 

　　作者簡介：張雙鎖（1958——），男，漢族，甘肅莊浪人，大學文化。原莊浪縣調研室主任、體改辦主任、經貿局長、科技局長。研究方向：地方文史。作品散見于《甘肅文史》《文史雜志》《科學?經濟?社會》等刊。曾獲中央政研室征文優秀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