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話劇史
作者:柳邦坤
一個人的話劇史,是一個普通人與話劇結緣的歷史。話劇藝術,對我而言,和她是有一段距離的,但在我的人生經歷中,又有許多時候,和她有著深深的緣分。
聽話劇
話劇,是舞臺藝術,需要走進劇場觀看,但受條件制約,我年少時更多的是通過聽,不能看到肢體語言,只能通過聽對白、獨白、旁白,來感受話劇的魅力,從這一點來看,話劇也可以稱之為語言藝術。
對話劇最初的認知,是從收音機里。也就是我對話劇最初的了解,對話劇這個藝術形式認知,是通過聽廣播。
小時候還沒有電視看,住在大森林里,也幾乎與舞臺劇無緣。
1970年代初期,家里買了收音機。收音機那時是緊俏物資,是“四大件”之一。說不上要等多久,供銷社才進貨,一次只進幾臺,無法正常售賣,擔心擠破柜臺,供銷社就采用抓鬮的形式,大人孩子起大早就到供銷社門前排隊,等到上班供銷社開門后,開始抓鬮,能抓到自然興高采烈。說是抓,實際是搶,就是把鬮拋起來,讓它四散開來,然后大人孩子就連骨碌帶爬地爭搶。忘記我們家是怎么搶到的,那次總共進了四臺,另外兩臺記得有同學照敏家、茂森大哥家搶到,還有一臺記不清是誰家搶到。收音機是上海產的工農兵牌,大大的,外殼是木制的,但做工很精致。抓到鬮后,再憑鬮進店里購買,然后一家人像是得到個寶貝一樣,前呼后擁著,都是由父親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不放心讓孩子拿。到家后興奮地拆封,進行調試。去山里砍伐一根又高又直的落葉松做天線,否則接收不到信號或信號差。
那個時候竟然可以收到好多電臺頻率,有中央臺、東北三省的省臺,還有幾個當時分屬黑龍江、吉林、遼寧的蒙古族盟臺,距離雖遠,但不知道為何信號特別清晰,如呼倫貝爾、哲里木等人民廣播電臺。信號最清晰的是蘇聯臺,對華中文廣播有莫斯科廣播電臺和紅旗廣播電臺。后來到廣電系統工作,聽主管技術的人說,當時我們有采取技術手段進行干擾。但不知為什么,即便有干擾,還是那么清晰,信號極強,收音機稍微開一點音量,聲音就特別大。當時都是偷偷聽,因為那是敵臺,就是在蘇聯的廣播節目里,我第一次聽到了巴金、老舍、曹禺、趙樹理、田間等作家、詩人的名字,我上小學不久,這些人都已被打倒,打成黑幫、黑線人物,作品也都被打成毒草,我也就無法看到他們的作品,也別說聽過他們的名字了。
那時播放最多的文藝節目是革命現代京劇、革命歌曲、廣播劇、電影錄音剪輯等,再有就是話劇的實況錄音。
最早聽到的一部話劇是反映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忘記話劇的名字了。當時的話劇,時代印記鮮明,會有表現兩條路線斗爭的內容,人物里會有反革命分子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文革”結束后,聽到的話劇逐漸多了起來,有“文革”前的作品,如《霓虹燈下的哨兵》,經常播放,聽過好多遍。有新排演的話劇,如《丹心譜》《報春花》《救救她》《于無聲處》《血,總是熱的》《陳毅市長》《姜花開了的時候》等,其中《丹心譜》是北京人藝新時期恢復話劇演出排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位酷愛話劇的醫務工作者蘇叔陽寫的劇本,由鄭榕、于是之等表演藝術家演出,我聽了多遍。《于無聲處》是上海業余作者宗福先的處女作也是成名作,“于無聲處聽驚雷”,這部話劇是振聾發聵之作。《陳毅市長》《假如我是真的》是沙葉新的作品。依稀記得《姜花開了的時候》,是表現解放戰爭的話劇。
北京人藝復出后,那些“文革”前、新中國成立前創作的經典劇目陸續都復排了,有曹禺的《雷雨》《日出》,老舍的《龍須溝》《茶館》《駱駝祥子》,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電臺都播放了實況錄音。播放次數最多是《蔡文姬》,這也是我最喜歡聽的話劇,詩人郭沫若創作的話劇臺詞也如詩一樣優美。人藝的那些藝術家的把聲音演繹的那般爐火純青,惟妙惟肖,聽了真是享受。當時廣播電臺是播放演職員名字的,某某角色由某某扮演,因此記住了這些藝術家的名字:鄭榕、刁光覃、朱琳、藍天野、董行佶、于是之、童超、蘇民、英若誠……記得《蔡文姬》里的蔡文姬是朱琳扮演,刁光覃扮演曹操,董行佶扮演的是曹丕。刁光覃和朱琳是話劇伉儷,朱琳年少時曾在我后來工作的城市淮安讀書學習。導演最初是大名鼎鼎的焦菊隱,“文革”結束后復排是由演員改行做導演的蘇民導演(其子濮存昕堪稱子承父業)。朱琳、刁光覃等藝術家的聲音如同有一股魔力一般吸引我,讓我沉醉期間。也是在收音機里聽到由董行佶朗誦郭小川的詩歌作品《團泊洼的秋天》《昆侖山的演說》,百聽不厭。當時聽到董行佶朗誦《昆侖山的演說》,感覺他就是站在昆侖山上朗誦一樣,俯瞰八方,心懷寬廣,聲振寰宇。
說到話劇,北京人藝不能多說兩句,以后他們陸續推出《狗兒爺涅槃》《天下第一樓》《小井胡同》《窩頭會館》《玩家》《絕對信號》《北京大爺》《鳥人》等話劇,有的成為經典,經久不衰?,F在,還有了中國國家話劇院,因為是由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建而成,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歐陽予倩、廖承志、吳雪、舒強、金山、孫維世等藝術家們為劇院發展奠定了基礎,合并前的兩個院團和合并后的話劇院,也上演過許多經典劇目,如《抓壯丁》《李雙雙》《楓葉紅了的時候》《離婚了,就別來找我》《生死場》等,排演的國外劇目以蘇聯的話劇為多。國家話劇院也有名導如《白鹿原》的導演田沁鑫、《戀愛中的犀牛》的導演孟京輝等,許多當紅影視演員都出自這里。
國外的話劇聽到的少,話劇本來就是來源于西方,考入師范后,聽劉淳老師講《外國文學》,知道了西方的許多經典話劇如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莎翁的三大悲劇、三大喜劇,莫里哀的喜劇等,當然這是后話。廣播里聽到的最多的國外話劇是《伊索》,也是北京人藝排演的,1970年代末,廣播里經常播放,我也就聽過許多次,有些對白都記得清清楚楚,如伊索說的“去把大海喝干”,還有他講的狐貍與葡萄的故事等等。這個劇1959年首演,導演是陳颙,主要演員有呂齊、顧威、蘇民、呂恩等著名表演藝術家。1979年復排,我聽到的應該是復排的錄音。聽那精彩絕倫的聲音真猶如聽覺過年一樣,讓你無法想象藝術家們是怎么通過聲音就把人物的性格刻畫的入木三分,讓人沉醉。
還聽過幾部當時名字很有浪漫色彩的話劇,如《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雙人浪漫曲》,當時好像有實驗性質,覺得耳朵一新,喜歡這種探索,與以往的話劇形式不太一樣,比如《雙人浪漫曲》,是一部只有兩個人表演的話劇。
最初聽不慣話劇,特別是“文革”期間的話劇,比如前面提到聽的第一部關于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話劇,覺得話劇基本靠喊,吵的特別厲害,聽不清個數,亂糟糟的,沒有什么審美享受,及至聽了北京人藝的話劇后,才真正體會到話劇的藝術魅力?,F在想來,喊也正常,那時音響設備差,沒有胸麥,不大聲喊,下面的觀眾特別是后排的觀眾怎么能聽清?
不知從什么時候,收音機聽的少了,后來就基本不聽了,也許是電視的出現與普及帶來的沖擊。這樣,聽話劇就成了往事。也不知后來廣播電臺里,還播不播話劇了。
看話劇
第一次看話劇,是在大森林深處,那是“文革”初期的一個冬天。黑河地區文工團來林區演出話劇《槐樹莊》,這部話劇也是“文革”前的創作,但也許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斗爭,沒有被打入冷宮。
也沒有像樣的劇場,是在條件簡陋的職工大食堂里演的,與城里的劇場不可同日而語,也沒有大幕、燈光效果,道具也擺不開,可見專業文藝團體下鄉演出,是要克服許多困難的。當時年紀小,別的內容沒怎么記住,倒是記住了劇中一位叫崔老坤的人物,然后小伙伴把這個名字安在一位高一年級的同學頭上,并且一直被叫了很久。
第二次看話劇是1975年或是1976年,當時我正在縣林中上高中,林中設置在古驛道其中的一個驛站二站,演出是在三站,當時那里有駐軍部隊。沈陽軍區政治部宣傳隊(1977年7月撤銷宣傳隊,成立沈陽軍區政治部話劇團)下連隊慰問演出,當然也演給老百姓,這樣就在三站的一處空地搭了簡易舞臺。學校組織集體去觀看,班主任楊小慧老師帶我們班,蔡建錚老師帶另外一個班級。師生坐兩掛馬車,趕了三四十里路去觀看話劇。
話劇的名字還記憶猶新,叫《蘋果樹下》,是表現遼沈戰役期間,戰士們路過蘋果園,又餓又渴,但就是沒有一個人摘下來吃,表現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戰士秋毫無犯、模范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故事,詮釋當時我們熟知的一段毛澤東主席的話: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可打遼沈戰役的時候,我們的戰士一個也不吃。
應該是獨幕話劇,記得這是一部男人戲,好像沒有女性形象。戲里是否有表現軍人與百姓的魚水深情、老百姓送蘋果給戰士們的情節,忘記了。用兩臺打開車廂板、銜接到一起的解放牌軍用卡車做舞臺,舞臺高,雖然由部隊指戰員和當地老百姓組成的觀眾人數多,但不存在遮擋視線的問題。
看完話劇,我們依舊是坐馬車,再趕幾十里路返回,到學校已是午夜了。
這是第一次看到較為高水準的話劇演出,不是在劇場里,是在露天觀看,因此難以忘懷。
粉碎“四人幫”后,在黑河工人文化宮看過一次話劇,是《報春花》,還是《救救她》?記不太清楚了,是黑河地區文工團排演的,這是第一次在正規的劇場里觀看話劇。
再一次看話劇,是在北京。是1990年代初,當時在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一次去京參加新華社《半月談》雜志舉辦的通訊員培訓班,學習之余的一個晚上,雜志社安排我們一行坐車到了一個劇場看話劇。事先也沒有明確告訴我們去哪里,看什么劇目,進去之后才知道,我們來到的是著名的北京人藝劇場,在這里觀看我向往已久的北京人藝的精彩演出,讓我興奮莫名。當晚演出的是《李白》,是剛剛推出不久的一部話劇。我在收音機里熟悉的北京人藝的藝術家們,就這樣神奇地出現在我面前,在人藝劇場觀看北京人藝藝術家的演出,這對于已習慣了在廣播里聽他們演出的我來說,簡直如同夢里。
從劇場里發的一個宣傳折頁上得知,《李白》是郭啟宏編劇,蘇民導演,是北京人藝重點打造的劇目。由濮存昕主演,他飾演李白,劇中演員還有當時尚不出名的陳小藝。濮存昕把李白狂放、浪漫的詩人氣質,呈現的淋漓盡致。我是第一次在劇場里,享受了一次高水準視聽盛宴。
為了紀念北京人藝建院65周年,話劇《李白》于2017年(適逢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4月12日再登首都劇場,依舊是濮存昕主演,主演還有龔麗君,不過蘇民導演已于2016年8月28日辭世,父子搭檔演繹同一部話劇的佳話已然成為絕響。《李白》首演是1991年,到今年4月14號的演出,已經上演200場,我當年看到的不知是第幾場?《李白》成為《雷雨》《蔡文姬》《茶館》后,北京人藝當之無愧的看家戲。
此后,就再也沒有機會走進劇場觀看話劇,因我在的小城,地區文工團早已改成市民族歌舞團,以演出歌舞節目為主,不再排演話劇,后來又改成人民藝術劇院。有一年倒是排了一部話劇《北疆哨位》,是表現“黑河好八連”指戰員戍邊的故事,不過編劇、導演、主演都是外請的,是為了評獎而創作,好像是要沖一沖國家的文華獎,最終也未能如愿。當時我在電視臺工作,臺里派盧衛國去給錄制視頻版,制作完成后我看了一遍,但也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收音機里聽不到話劇了,但隨著電視的登堂入室,通過電視,觀看話劇成為必然,在電視上看過《茶館》《雷雨》《日出》《萬水千山》《霓虹燈下的哨兵》等話劇。不過,現在電視上也看不到播放話劇了。
時隔多年,這年的4月,再度走進劇場,是剛剛落成不久的大劇院,看了開心麻花劇團演出的舞臺劇《李茶的姑媽》,屬于喜劇或滑稽劇,宣傳推介說它是爆笑喜劇。舞臺劇和話劇應該還是有一點區別的吧,不然它為什么不叫話劇?我理解話劇是以對話為主,舞臺劇側重表演,除了對話,還可以歌、可以舞。不管怎么說,這是繼話劇《李白》之后,我第一次到劇場看劇,一轉眼二十五六年了。次年,又看了開心麻花劇團演出的舞臺劇《羞羞的鐵拳》。我所在的運河城市的大劇院,堪稱高大上,歸屬北京保利劇院旗下,經常會有音樂會、歌劇、話劇、戲劇等高雅藝術演出,這是送到家門口的藝術演出,有機會還真得多進劇院,多看看話劇。
演話劇
曾經演過兩次話劇,都是做主演。
排節目次數已經無法說清,那時各單位都有文藝宣傳隊,從小學到中學再到高中畢業參加工作最初的幾年,也是文藝宣傳隊的一員,演過無數次節目,節目多是表演唱、三句半、對口詞、山東柳琴、天津快板、小合唱、大合唱等形式,排練和參演話劇的機會較少。
第一次是在童年時代,林區排演一個控訴舊社會的小話劇,我上小學二三年級,被安排扮演話劇小主人公。同學劉志堅的父親劉錫坤是副書記,他在抗美援朝時,是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個師演出隊的隊員,他扮演我父親,我演的是一個叫占魁的窮苦孩子。當時正搞“不忘階級苦”活動,記得一位叫×占魁(姓什么忘記了,山東、河北哪個省人也忘記了,記得是關內北方的一個省份)的人,在報上發表了他童年受苦受難經歷的文章,也被編入學習材料里,我們都學過,故事感人,看了讓人無比痛恨萬惡的舊社會。林區里的文化人把這一真人真事改編成小話劇,同學志堅的父親是林區主管宣傳方面工作的領導,自然是組織者,加上他在志愿軍做過文藝工作,是內行,負責話劇排練,用今天的話來說他應該也是導演。依稀記得他指導還不到10歲的我,怎么來演好小占魁。話劇的具體情節都記不大清楚了,但第一次登臺演話劇而且還是個悲劇,還是有一些印象的。
第二次演話劇,是上九年級(即高中二年級,當時是九年一貫制)時,劇名是《抗寒的種子》,表現江南一帶的一所農業院校培育良種的故事,是緊跟當時形勢之作,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提倡開門辦學,劇中有兩條路線的斗爭。我扮演主人公,是按照當時的“三突出”創作原則塑造的一位“反潮流”的大學生。導演是才華橫溢的吳守垣老師,他當時教我們物理和化學,也是一個文藝青年??釔蹟z影的他還拍了劇照,多年以后在一位女同學那里見到過,把我拍的又高又大,大家眾星捧月一樣把我圍在中間,我在那里慷慨陳詞。只是遺憾,又過了幾年,再去找這張照片,想要來留存,結果照片已經丟了,不由得扼腕長嘆,再后來問詢吳老師和其他參演話劇的同學,都沒有找到這張照片。一個少年時代參加話劇實踐的歷史瞬間的憑據找尋不到了,有點小遺憾。
《抗寒的種子》的話劇劇本,發表在當時出版的一本碩果僅存的文學雜志《朝霞》上,雜志主辦地是上海。學校訂了《朝霞》,老師們就是在其中一期雜志上看到這個劇本,就下決心排練出來,那時我對話劇表演,可謂一竅不通。
以后粉碎“四人幫”,話劇舞臺異彩紛呈,文藝宣傳隊成為過去時,我就再也沒有登臺演過話劇。
前些年,黑龍江的話劇在全國還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不少作品還在全國獲獎,有《地質師》《半江瑟瑟半江紅》《淘金大船》《風刮卜奎》等。其中大慶的楊利民編劇的話劇作品獲獎最多,《淘金大船》是從黑河考入省藝校編劇班的上海知青梁國偉編劇的。哈爾濱話劇院還是很有實力的,排了很多大型中外話劇,還出了杜雨露、程昱、彭玉等后來在全國有影響的話劇表演藝術家,不過后來他們都轉行拍影視劇了。
有一年,哈爾濱話劇院排演索??死账沟膽颉栋蔡岣昴罚瑥闹醒霊騽W院請來了羅錦麟老師來給導演,他是坐火車由京去哈,我恰巧與他在一個臥鋪車廂,而且是對面鋪,從上車到車廂熄燈,與他聊了很久,獲益匪淺,他也對我頗多褒獎,我還跟他提出考他們學校讀研的請求,當然一面之緣,不免唐突。第二天清晨到哈爾濱車站后,他被哈爾濱話劇院的人接走了。到哈是來導演《安提戈涅》,也是隨后在《黑龍江日報》看到該話劇的演出廣告才知曉的。后來再一次去北京,到中央民族大學看我的同學張林剛,晚間在他家小聚。那時他家住筒子樓,鄰里相處和諧,同學請來鄰居一起喝酒,鄰居女主人與我同學夫婦是同事,鄰居女主人的夫君劉偉老師在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任教,教學之余也導演過電視劇、話劇等,記得他告訴我他導演的作品有《單家橋的閑言碎語》。席間我跟他說起此前在火車上與羅錦麟老師的邂逅,他告訴我羅老師是他們系主任,羅主任的父親是莎士比亞翻譯大家羅念生先生。那時沒有百度,對人的了解渠道少。原來如此,我在火車上巧遇的是名門之后,中戲重要系的領導。羅錦麟本身也是戲劇導演藝術家,戲劇泰斗,特別擅長導演古希臘戲劇,被譽為“希臘文化大使”,當然,這些榮譽頭銜是近些年才了解到的。
這一次邂逅,也是我萌生專業去從事話劇之夢想的由頭,當然由于種種原因,最后沒有痛下決心奔話劇而去。
話劇,雖沒有改變我的人生,但通過聽話劇,使我感受到了話劇獨特的魅力,給我帶來許多藝術的啟蒙。話劇,可以說給我的人生提亮了色彩。
我恍然走進劇場里,觀賞話劇《人生》或《平凡的世界》,坐在座位上,靜靜地等待著開演。
大幕徐徐展開……
(本文選自作者的散文集《分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