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壓蛤蟆 憋屈一生

 

作者：郭偉

 

　　“石壓蛤蟆”是黃廷堅對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7月28日）書法的調(diào)侃性評語，也是抓其住書法特征最確切的說法，生動形象，十分傳神，被后世書法界廣泛認同。

　　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實，字也如其人。蘇體字頭向右上傾斜，字腳向左下延伸，外形幾成扁平結(jié)構(gòu)，似乎有無形而又強大的外力向內(nèi)施壓。但筆力千鈞，筆劃剛健，似覺顫顫巍巍，負重煢立，有所扭曲而寧斷勿彎。黃廷堅一語成讖，蘇軾的字體正好也是蘇軾波瀾壯闊、才華蓋世、卻又顛沛流離、漂泊無定的一生，最真實、貼切的寫照。

　　蘇軾當年初出茅廬，參加題目為《刑賞忠厚之至論》的殿試，其策論一炮走紅，名震京師，譽滿天下。隨后，各類詩文逐步出爐，聲浪一浪高過一浪，繼歐公（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之后，三十多歲便登上了文壇領袖的高峰。

　　殿試一結(jié)束，宋仁宗便欣喜道：“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即指德才兼?zhèn)涞奶K軾、蘇轍兄弟倆。這個發(fā)現(xiàn)似乎為積貧積弱的宋末帶來一絲希望的曙光。

　　這個發(fā)現(xiàn)，說明求才若渴的仁宗的確有識人之明，也有愛才之心和指示皇子皇孫重用之意。但是，正是對蘇軾兄弟的驚奇發(fā)現(xiàn)和提前許愿，把基調(diào)定得“太高”（從其才能上講并不高，但對當朝論資排輩的權(quán)貴而言，卻是一種巨大的壓力），而且超前公之于眾，大木干云，樹大招風，賢人遭忌。而且“君子可欺以其方”，個個權(quán)臣，人人自危，摩拳擦掌，處處設防，處處挖坑，千方百計為蘇軾一生從政設置障礙。

　　“石壓蛤蟆”，正是在有限的空間內(nèi)，最大限度地、藝術化地展示其政治天賦。同時，蘇軾一生正像石壓蛤蟆蓄積著巨大的張力，卻沒時間、沒地方、沒舞臺、沒觀眾得以正常釋放和發(fā)揮。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代皇帝都過于輕率——不是迫于朝臣壓力，就是個人目光短淺，心胸狹窄，總是聽信朝臣進言——蘇軾生性狂放，激越冒進，屢改律例，作事尚欠穩(wěn)妥，不夠成熟，需要在基層歷練歷練，需進深入了解民情，逐步積累行政經(jīng)驗等為由，排斥在朝庭之外。

　　蘇軾既不贊同元豐黨魁王安石高舉“熙寧變法”的大旗，加重人民負擔，增加貪官盤剝百姓的機會；又反對元祐派思想保守，裹足不前。實質(zhì)上蘇軾屬于比較穩(wěn)妥的中立派，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實事求是，破除陳規(guī)陋習，堅持辯證施治的代表。而現(xiàn)實卻是“老鼠鉆風箱，兩頭受氣”，兩邊不討好，使蘇軾的政治環(huán)境非常尷尬。

　　不論是世界觀還是方法論，都必須堅持“一分為二”。方法不是萬能的良藥——良策，宜防其負面作用；劣法，也可取其有益部分。

　　再者，蘇軾天性梗直，雖一心為民，卻常常違反“祖制”，破壞“規(guī)矩”，據(jù)實切實而行之有效的行政作風，這讓很多同僚很受傷，他們趕不上步伐便咆哮不休，處處掣肘，嫉妒、誣陷、歪曲蘇軾所取得的政績。同時蘇軾不管時間，不分場地，不分對象，不顧他人感受，嚴口剛牙，義正辭嚴，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幫權(quán)貴小人，致使自己不斷遭受政治打擊迫害，多次遷貶，甚至一路外遷，四次貶降。逐步發(fā)展到雖當官而無簽字權(quán)，雖任事卻被監(jiān)視居住——相當于監(jiān)外管制和勞教。

　　再則，蘇軾剛剛學成出山，起步就授予翰林學士，可就從這關鍵時刻開始，母父先后不幸亡故，共守孝53個月。這是封建禮教造成的人事浪費，不表。“不怕賊偷，只怕賊惦記。”蘇軾常不在朝，朝內(nèi)卻有人時刻妒忌著。奸佞小人一有時機便不斷升級構(gòu)陷和打壓伎倆，生怕蘇軾長成參天大木。

　　蘇軾豈能時刻專注并嚴密防范那群小人作祟？1079年，蘇軾任湖州知州不到三個月，在沈括曾經(jīng)撿舉揭發(fā)的基礎上，王珪為蘇軾量身定制了史上第一個文字獄——“烏臺詩案”，眾多阿諛之徒極盡誹謗污諂之能事，指責蘇軾以“文字毀謗君相”，作詩諷刺新法（“攻擊變法”、“諷刺青苗法”、“諷刺鹽法”），無端支離曲解詩文，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最終判決他“諷刺新黨、詆毀新政”，從7月28日被捕，8月18日收監(jiān)入獄至11月30日出獄，蘇軾在獄103天中受到死罪一般的非人待遇。先后多次蒙冤于“欺師滅祖，欺君之罪”、“欺君污圣，大逆不道，法合處死”之險。千年難遇的一代文學巨星，隨時可能由屈打成招的酷刑“失手”處死或被暗殺而隕落，最后僥幸被貶謫黃州，任團練副使了事。

　　蘇軾從政就開始輾轉(zhuǎn)，在先后貶黃州、汝州、惠州、儋州（汝州還沒來得及到任）四州，先后知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八州及其它區(qū)縣任職中，經(jīng)常親力親為，并帶領百姓重修杭州六井、治理西湖，修建抗洪大堤，抗旱抗洪、蝗災、饑荒和瘟疫，官辦流民移民村，為國自墾屯兵，清剿匪患、抗擊梁太后犯境，創(chuàng)辦救兒院（涵蓋撫養(yǎng)救助、醫(yī)療服務、培養(yǎng)教育的綜合功能性機構(gòu)）、興辦公立醫(yī)院，荒島授學，指導農(nóng)耕畜牧，移風易俗……搞出那么多可圈可點，可歌可泣的偉大政績，可謂政聲煊赫，卻迭遭群狼無端圍攻。特別是烏臺詩案之后，一直稱之為罪臣，四次被迫監(jiān)視居住，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平反昭雪，恢復官職，重新投入工作。因而蘇軾除了在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等領域的崇高、卓越建樹外，基本上沒有在國家管理層面上充分發(fā)揮其政治才能——沒有機會建立全局性、持久性、高屋建瓴的大政方針政策和措施，并予實施。

　　朝廷如果真想重用蘇軾，應該貶黜小人，授以大權(quán)和尚方寶劍，努力協(xié)同元豐黨元祐黨熙豐黨、朔黨洛黨蜀黨、新黨舊黨、變法黨保守黨的力量，排除干擾，取長補短，對癥下藥，堅持實干興幫，大步奔向富民強國。這樣的話，看似“百年無事”實質(zhì)上面臨重重危機的宋朝，可能峰回路轉(zhuǎn)，茍延國祚，至少不致受西夏撮爾小族屢犯邊境，招致“永樂兵敗”之恥；契丹割地求和之痛。

　　皇帝為何不追究沈括、王珪、李定、呂惠卿、舒亶、何正臣、李宜之、張璪、皇甫僎等一干小人制造“烏臺詩案”，殘害忠良之罪呢？不予追究呂誨、胡宿、劉摯、王巖叟、蔡確、章惇、蔡京等人節(jié)外生枝之誹謗，歪曲事實，羅織罪名，忌賢妒能的責任呢？作為首相的韓琦主事不公，兩面三刀，幾次推波助瀾，軟刀殺人，差點把蘇軾推上斷頭臺。綜上，一是三人成虎，偏聽偏信；二是玩弄政治平衡術；三是放不下皇家的面子。最終機關算盡，反而丟了“卿卿江山”。

　　五代皇帝如走馬燈，一晃而過。王安石、司馬光乃巨儒君子，曾為宰輔，不是冒進就是保守，都有失于偏頗。隨之皇朝迭啟奸佞當政，小人當?shù)溃w全面腐敗，難以換血以治，起死回生。王安石、歐陽修、范鎮(zhèn)、趙抃、司馬光、王詵、王鞏等一干忠臣干吏在朝，人少勢弱，終竟正難壓邪；仁宗皇帝及其曹皇后、英宗的高皇后、神宗的向皇后等皇權(quán)舵手多次極力施恩，終竟沒能保全蘇軾，沒能提拔到位并充分發(fā)揮其政治上的聰明才智。

　　蘇軾很欣賞王朝云對自己的評價，“不合時宜”。蘇軾剛直不阿，不屈不撓，卻也單打獨斗，獨木難支，撓撓易折，難以抵擋一波一波又一波群狼的狂吠和圍攻，且又心力交瘁，疲于內(nèi)耗。實在是因厭惡官場的烏煙瘴氣，污泥濁水，黑白顛倒，陰毒險惡，蘇軾只得多次請求外放，為民干點實事，至少可以造福一方百姓，才因禍得福，也為后人批量造就了浪漫豪放，千古絕唱的詩詞歌賦和美文及精美書畫作品。

　　“物靜權(quán)正，水靜鑒真，心靜智明。”也喜得蘇軾具有良好品德修養(yǎng)，心態(tài)良好，樂觀豁達，光明磊落，敢想敢說敢作，堪稱君子，堪為帝師，才得到近六十五歲壽延，否則可能等不到退休便因慘遭政治毒手而英年早逝了。蘇軾雖與王安石、司馬光等對立兩派代表人物，政見不合，但相互尊重，相互欣賞，互稱君子。尤其是第蘇軾十多歲的王安石，非常自謙且看重蘇軾這個人天縱之才，曾稱贊道“不知更幾百年才出如此人物。”可惜蘇軾一生“一帝師而三尚書，八知州而四貶四安置”，一直被外環(huán)境壓抑束縛著，被高尚的品格自內(nèi)克制著，頻繁轉(zhuǎn)崗，背井離鄉(xiāng)，生活艱辛，不得舒展其心智，大展其才華。

　　蘇東坡天資聰惠，性情豪邁。在仕途上是坎坷的一生，憋屈的一生，頻繁遷徙的一生，迭遭輾軋的一生，命途多舛的一生，也是光耀日月，名垂華夏的一生，雖沒有走向預期的政治高度，而在文學上早已登上神壇，名滿天下，穩(wěn)坐數(shù)百年文壇領袖之寶座。其書法字體乃一副清瘦模樣，形體變而骨相不變，形挫頓而神飽滿，終以“天下第三行書”的《黃州寒食帖》譽滿天下，流芳千古，也充分映證“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乃千古絕唱。

 

（2023-8-3-11時）

 

　　郭偉，四川省作協(xi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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