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母親到永遠
——寫在母親誕辰九十周年之際
作者:洪開第
世界上有一種愛,平凡而偉大,這種愛是無私的,高尚的,它的純真與甜美滋養著我,這就是母愛。母愛是溫暖的,是最值得我回憶的,是最讓我難以忘懷的。
今年是母親離開我們的第二十六個年頭了,也是母親誕辰九十周年的紀念日子。說句心里話,我和弟弟們,多年以來都是特別特別懷念母親的。母親生前樸實無華的種種往事,無時無刻不涌上我的心頭……
母親盧宗煊,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生在四川瀘縣(現瀘州市)城北小北門青龍嘴沱江邊一戶殷實的小手工業者(做粉筆的)家庭。家里外公盧大齋讀過幾年私塾,外婆何其榮,家庭婦女,沒有文化。家里在母親之前有一個哥哥,已上小學。老兩囗中年得一個寶貝女兒,十分高興,十分痛愛女兒。
母親從小天真可愛,聰明伶俐,深得外公、外婆和街坊鄰居喜歡。我舅舅十多歲時因病早逝,母親就成為家里的“獨生女”而倍受關愛。外公文化不高,但見過世面,思想開放,主張新學。因此母親到了讀書年齡就被外公送去讀瀘縣女子小學。母親由于上課用心聽講,勤奮好學,深得老師的喜愛和同學們們贊揚。小學畢業后,母親考入了瀘縣女中,從此學習更加努力認真,學習成績名列前茅。此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母親除完成各科學業外,還經常參加學校組織的宣傳活動,走上街頭演唱抗日歌曲,募捐抗日錢物,反對封建婚姻,提倡女權等。這些活動培養了她堅持原則,辦事認真,待人誠懇,好打抱不平的品格。成為女中班上學生的領頭羊,也是女子中學的校花。
女中畢業后,一九四九年初,經瀘縣城北大河街福昌商號老板陳樹榮保媒,介紹與父親洪奠華結為夫妻。
母親結婚后,一九五〇年隨父親來到了貴州遵義,由于有文化被推薦到老城居委會工作。一九五三年經組織介紹,母親被安排到遵義地區交通銀行財務科仼會計。母親在婚后幾十年的日子里與父親相敬如賓,相夫教子,把一個多子女的家庭管理成妻賢子孝、和陸鄰里、受人尊重的家庭。
我們家有兄弟七個,加上父母親和外公外婆共十一囗人。全憑父母親的工資過生活。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初國家遭受特大的自然災害、經濟困難時期,糧食緊張,油、肉、糖等副食品短缺。我家人均生活費僅十元不到。母親作為家庭主婦,為讓一家老小安全渡過生活困難關,付出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母親當年常打比喻說:一個人的嘴巴只有兩寸長,一家人的嘴巴加在一起就有一二尺。一日三餐,得要吃多少東西啊!糧食又緊張,錢又不夠用,真是難啊!
我記得那時家家戶戶用餐都是“兩稀一干”制,早晚吃稀飯,中午吃干飯。經濟條件好的在稀飯中放些紅苕、青菜、蘿卜等蔬萊,條件差的就到城附近的農村找些馬齒莧,鵝鵝腸、苦馬菜、地洋參、空筒菜、豆渣菜等野菜來煮稀飯。每天中午的干飯,縣直機關、居委會食堂和每個家庭都是按人頭蒸罐罐飯。
一九六二年春,我四弟洪流才七歲,正值長身體的年代。因長期吃不飽飯,營養嚴重不良,身體出現了浮腫現象。當時赤水從六〇年開始,出現了因沒糧食吃產生浮腫而死人的情況。這可急壞了母親,為此她經常背著我們流淚,一邊給四弟開來中藥和草藥熬制服用;另外每天中午吃飯時,在自己的罐罐中挑出一大塊飯給四弟吃,還告?外婆早晚吃稀飯時要給四弟適當照顧,直到身體恢復正常。
六二年秋天,我小學畢業后,在家等待上中學的通知。我和兩個住在一條街的同學相約,經母親同意后上天臺山撿柴。母親說給我包罐罐飯上山,我看見家里還有幾個縣委小食堂發給父親的黃荊籽餅子,我從未吃過,于是給母親要了四個黃荊籽餅子作午飯。
天不見亮我們就從城里動身,由于是困難時期,我從未吃過象黃荊籽餅子這樣的好東西,還沒走到華一紙廠,忍不住餅子的誘惑,就將餅子給兩位同學一人一個,我將剩下的兩個餅子幾囗就吃光了。
中午兩位同學和我都把柴捆好后開始吃包的午飯,他們也要我和他們一起吃。我見他們包的飯不多,不忍心吃,就說我還飽著呢。
午飯后我們挑柴下山,由于餓著肚子,體力不支,開始還和他們一道下山,后來越來越走不動。同學們只好先走,并告?我回城后馬上通知我媽來接我。
就這樣我邊走邊歇稍,直到天完全黑了,估計是晚上八點過鐘,我母親才趕到天臺山下把我接到,并抱住我的頭失聲痛哭。最后我和母親你一肩我一肩,一步一挪地直到晚上十一點過,才將柴擔回家。從此,母親就再也不讓我上天臺山撿柴了。
在六十年代,還有幾件讓我刻骨銘心的事,一輩子都忘不了。時間也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和文革中。那是我們家幾弟兄逐慚長大,家庭的開支也逐慚增加,父母都是靠工資生活的,沒有多的經濟來源。為節約家庭的開支,母親花五毛錢買了一把處理的理發剪。當時理發店理發才一毛柒分錢一個頭。母親每月為父親和七個兒子理發,一理就是幾十年。
我們家從六十年代初就住在縣委政府大院。房子是木柱串架的泥夾壁。夾壁是用楠竹和綿竹編的,再用稻草作草筋伴黃泥來糊,連白灰都沒有上。我們在這里住了近二十年,每年都用舊報子加米湯裱糊一次。住宿的條件雖然差,但大院的發小們親密無間,每天都在一起做家庭作業,打鬧玩耍。
在那些年頭,每到學校開學,每個孩子的學費和書本費雖然不多,就十元八元,少的才五、六塊錢,但加到一起,得要好幾十元錢,給家庭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每學期的學費都是母親在平時的生活費中積攢起來,有時候不夠也要向單位的朋友借錢交學費。最難忘的是六五年春季開學,那時,母親肚子里還懷著家里最小的兄弟,身體十分虛弱,無賴之下去了醫院,背著父親和家里的人賣了400CC鮮血,抽完血后暈倒在醫院,醫院立即打電活通知父親,父親趕到醫院和母親抱頭痛哭。當時在場的許多人知道情況后都留下了同情的眼淚。
現在每當我看到母親一九六五年春節,縣機關文工團成功演出歌劇《江姐》后演職員的合影照,都忍不住潸然淚下。按年齡計算,母親當年才三十二歲,正是女人花容月貌,盡顯風韻的黃金年齡。但照片中母親是那么的憔悴,面色蒼白,顴骨凸出,身體是那樣的瘦弱,表情也顯得那么的無賴。
一九六七年赤水文革武斗期間,父母親叫我去昆明姑爺劉憶慈處躲武斗。返赤時從昆明背回一大包姑爺、孃孃、表哥、表妹穿過的舊衣褲,我們幾弟兄按身體個頭分穿到無法縫補。最困難時的夏天,母親只好每天叫我們早點洗完澡上床睡覺后,她再給我們洗上學穿的衣褲,一直忙到半夜。第二天早上讓我們每人都穿上干凈的衣服去學校上課。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瘋狂的年代,父親作為走資派曾關過牛棚(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挨過批斗。父親曾被造反派的毒打,被皮鞋踢斷了幾根脅骨。父親回家后,母親連忙給他拿藥療傷,并詢問打人的是些什么人。父親雖被布條蒙著眼晴,但聽說話聲也知道是些什么人。但怕母親那嫉惡如仇的個性和我們幾弟兄鬧事,一直不肯說出真相。母親多次詢問無果,每天含著眼淚用跌打損傷藥酒給父親擦腰,還用酒吞服三七粉,三個月后身體才逐漸恢復。
文化大革命中還有一件亊也讓我難以忘懷,就是當時紅大院的用電是辦公室行政科在管理。每家每個電燈泡都是貼上了封條。我家廚房的燈泡燒壞后,因辦公室上班不正常,無人前來換燈泡,我們就到街上門市部買了兩個燈泡回來,一個十五瓦,平時廚房作照明用,另一個六十瓦,作臨時提供我們寫大字報用(那時赤水正是大嗚大放大字報時期),使用時間都很短。不到一個月,機關行政科一位“紅色尖兵”造反派來查電燈泡。說我家私自換照明燈泡,打了一個單子,要我們補交六十瓦燈泡幾年的電費二百多元,這在當時可是個不小的數字啊。母親不服,認為是造反派組織的人亂干,沒有實事求是地處理電費,要找行政科的人說理。母親也為此哭過多次。當時,正值文革時期,縣機關處于癱瘓狀態,造反派作主。母親在父親的再三勸說下,最后還是找財政局的袁允成、計委的吳大明、稅務局的張世隆、法院的蘭院長等老同志借錢開了電費。
我家幾弟兄從小就在父母親的嚴格教育和要求下,從不搞特殊。在學校時按時完成學校的學習任務和參加勞動外,回家要完成當天的家庭作業,還要協助母親和外婆,力所能及地參加家務勞動。我從小不到十歲就和二兄弟到北門河里抬水回家,十來歲能擔小桶就每天下河擔水回家,學校放假期間,到公路上錘過石子;給泥工師傅挑過灰桶、拋過磚頭上樓;去風溪修大堰、給土城石工班當過副工;去葫市和農民一起上山扛過楠竹。
家里其他幾個小兄弟星期天不管是到華一摟煤灰、挑煤灰,還是在家打炭粑、搞衛生等。我們幾弟兄平時還要幫助家里煮飯、洗菜、帶小兄弟等等。四兄弟洪流十四歲就到建工隊當學徒做泥水工。
按照傳統的分工,在一個家庭中,男人主外,女人主內。我母親嫁給父親后幾十年的生活中,總是以父親的工作為重,積極支持父親工作,主動挑起家庭重擔。特別是在五、六十年代,領導干部工作調動,不象現在這樣要同時商調愛人的工作。而是將愛人作下放處理,到當地后重新找工作。父親從遵義調到赤水,母親就丟掉了在遵義地區交通銀行搞財務的工作。到赤水后,去赤水華一紙廠(馬村)代辦過儲蓄、郵政等,后又被下放,最后安排到城關衛生所(現中醫院)仼會計。其間,母親還多次在家待過業。
在文化大革命那個“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動亂時期,農村規定農民趕場,由三天一場改為十天一場,有的鄉鎮還半月趕一次場。老百姓平時不是場期連雞鴨蔬萊水果都不準買賣。否則就要沒收,叫割資本主的尾巴。
在城里也不例外。由于家庭經濟緊張,母親曾應朋友之邀,利用星期天和平時的晚上作臨時工,幫別人紡棕繩來貼補家里的經濟開支。那時母親白天在單位上班,晚上去西門城門外打工紡棕繩,每天晚上都要干到深更半夜。雙手傷痕累累,長期用膠布貼著。由于紡繩一站就是五、六個小時,母親的雙腳經常都是水腫的,身體嚴重透支。我那時已十多歲了,母親為子女的付出,我看在眼里,同時也在我大腦里烙下了深深的烙印。沒干多久,被工商部門叫停,為了支持父親的工作,后來母親也再沒有去參與紡棕繩了。
八十年代初,由遵義地區落實政策辦公室通過調查,恢復母親的公職,安排在遵義地區財政局作退休處理。地區財政局還給母親發來財政部門的統一作裝,逢年過節還給母親送來糖果等慰問品。此時,我們幾個大的兄弟都參加了工作,有的還走上了所在單位的領導崗位。我們先后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這段時間是母親最開心的時刻。她經常自豪地穿著財政制服出席朋友間的聚會,制服代表她在解放初期參加新中國金觸工作的歷史,得到了組織上的認可。因此,臉上總是掛著開心的笑容。
當今社會家庭只要有一個孫子,男女雙方的老人都圍著轉,幫助看管,輔導學習,料理家務。老人們都成了“研究生”。
在六十年代,由于我家弟兄多,年齡跨度大,六十年代讀高中、初中、小學、幼兒園都有,管理難度之大是難以想象的。當然母親也有她的管理方法,就是讓我們幾弟兄大的幫小的,包括輔導檢查作業和生活管理。這樣我家七個弟兄在學習和家庭生活中,一個都沒有落下,學習成績和家庭勞動,行為規范方面都得到學校老師、同學和街坊鄰居的稱贊。
母親當然是最辛苦的,每天起早摸黑,要忙于工作,安排料理家務,還要應付那個動蕩的年代。家里小孩逐漸長大,要上學,要吃飯穿衣,家里經濟又十分緊張。
母親每天既要去中醫院上班,還要用大量的精力管理我們。學習不能遲到早退,上課要求用心聽講,回家要按時完成家庭作業。夏天還要教育我們不能偷著下河游泳。生活上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飯,油鹽柴米,買進買出,穿衣穿鞋,人親客往全靠母親安排。
一天到晚,母親都忙不過來,后來體弱多病,也是這個年代身體嚴重透支埋下的病根。
一九八一年冬,我愛人朱潤芬因患重病,由我護送到遵義治病。住院三個多月,家里留下兩個小孩,當時都才只有幾歲,全由母親幫助看管。母親還多次買雞鴨請人帶到遵義,幫助愛人恢復身體。一百多個日夜要花費母親多少心血,這些情景,歷歷在目,我至今難忘。
一九八六年,中央電視臺播出動畫片《葫蘆兄弟》,母親特別喜歡,多次和我們一起觀看,并多次對我們兄弟說,要我們學習葫蘆兄弟,兄弟間一定要齊心協力,要團結,要互相幫助。
母親在赤水生活了幾十年,無論是單位的領導、同志,還是朋友、鄰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家有四個兄弟當過知青。不免會給家里帶來不少農村的客人,盡管當時家里的經濟并不寬松,有時吃飯時家里來了農村的客人,母親都會用好菜好飯招待農村的來客,客人走后,我們自家人再作點簡單的飯萊填下肚子。
母親還有一副菩薩心腸,樂于助人。在文革期間,我高中的好友、同學王澤飛,因早年父母雙亡,患神經衰弱癥,加上營養不良,經常頭暈,身體十分虛弱。母親知道后,就叫我家二兄弟洪開黔帶著幾個弟弟去東門王爺廟前堆放青杠柴里,去找銀耳。拿回家后烤干。經常買些豬腦花、雞蛋等,加上銀耳,再放點枸杞、紅棗和冰糖蒸好后,叫王澤飛到家來吃,給他補腦和身體,直到病情好轉。還有一位是二弟當知青下鄉的復興大寨垻生產隊的陳一珍大姐,當年體弱多病,專門進城拜母親作保媽。母親帶著她到縣醫院作全面檢查,找醫生給她看病開藥治療到身體完全康復。如今陳大姐己兒孫滿堂,和我家保持關系到現在。
母親喜歡參加文藝活動,當年凡是赤水縣的大型文藝演出,都離不開母親的參與。六十年代縣文工團演出的大型話劇《江姐》《劉四姐》現代京劇《沙家浜》等,母親在劇組給演員化妝,還要承擔服裝、道具等劇務工作。母親還和大家處得很好,劇組里老的叫她盧三姐,年齡小的也親切地叫她盧三嬢。大家在一起排練和演出,歡聲笑語,其樂無窮。在文化大革命中縣機關各系統、各學校、各鄉鎮都成立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經常搞匯演,母親可是最忙最受歡迎的。她幫過城關、旺隆、大同、復興、赤中、中醫院等許多宣傳隊化過妝。還幫助城關鎮等宣傳隊搞過道具和服裝。
一九九六年六月,母親所患的糖尿病,已經到了晚期。但得知幺兄弟洪峰患上嚴重肝病,不顧自己嚴重的病情,硬拖著病體和父親一道送幺兄弟到昆明軍區醫院檢查。母親每天都和父親一道去醫院聯系醫生,幫助辦理手續,過問檢查結果。
直到經昆明軍區醫院全面檢查,確診幺兄弟得的是急性肝炎并提出治療方案后母親才放心地返回赤水。
一九九七年初,母親的病情加重,糖尿病并發癥嚴重,心腦血管、賢臟功能不全,多次去重慶治病,我們七個兄弟分別陪同她前去,父親每次都是全程陪同,形影不離。一九九七年農歷七月十三日,母親終因重病纏身,駕鶴西去。享年六十五歲。
母親的逝世,使父親和我們一家悲痛萬分。母親辛苦了一輩子,為我們家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她沒有享受到國家改革開放的新成果,也沒有看到我們家進入小康,過著幸福的生活。
十月胎恩重,三生報答輕。我要感恩母親,因為母親給了我的生命,撫育我長大成人,為我構筑舒適溫暖的家。從呱呱墜地到咿呀學語,從入學升學到擇業擇偶,母親的無私關愛陪伴了我生命每一個階段。
母親的點點滴滴,既平凡又偉大,經常在我腦海中浮現。她的一生,體現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她的一生,給我留下了無窮財富;她的一生,像明亮的臘燭,照亮了他人,燃燒了自己。
母親雖然己逝去,但她生前勤奮工作,辦事認真,堅持原則,勤儉持家,和陸鄰里,嫉惡如仇,樂于助人的品德,讓我難以忘懷。母親是我們記憶中最美的風景。母親是流在我心里的一條河,綿延不斷,永遠流淌。
母親!這輩子做您的兒子,是我的緣份,但我沒有做夠,我央求您下輩子還做我的母親。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