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六病室門外發呆

——長篇小說《宿敵》后記

 

作者：石舟

 

寫完了《宿敵》后，感覺自己好像來到契柯夫筆下的第六病室門外不遠的地方，凝望著陰森的鋼鐵柵欄，偷聽著里邊病人們的喧鬧，一個人在默默發呆。我還在想什么呢？

 

我想起“起點”兩個字

 

我父親上過三個月私孰，認識的漢字不少，都是自學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我父親在家鄉一帶一個叫開府的地方當過聯村村長（據說相當于現在的鄉長），屬于國民黨陣營的一名小官。我們家是爺爺奶奶手上逃荒流落來此地的，很窮，在村子里一貫沒有什么地位，活得很卑微。因此，所有親戚朋友們，都特別看重父親的那個小官。父親認為小是小些，但畢竟也是一頂烏沙帽，因此也頗感驕傲。那時正處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為敵的時期。父親當然地也經常會面對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或拉攏或斗爭的各種復雜壓力。但父親始終依然故我，立場十分堅定。父親有一個結拜兄弟，在共產黨的部隊里任職（據說官至師長）。那時，那位兄弟多次找父親做工作，企圖策反父親站到共產黨立場上來。但是，父親直到成了階下囚都沒有絲毫動搖。

根據后來我對父親的了解，父親所以冥頑不化，并非是在堅守什么政治信仰。父親連三民主義也不甚了解，那來什么政治信仰。父親只是在根據他的父親母親也即我的爺爺奶奶教他的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來規范和約束自己，就是如他常說一句話：忠臣不侍二主。他要做忠臣。父親說他不是不知道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也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比國民黨要好很多，但是誰叫自己已經上到國民黨的船上了呢？一日為臣，終身為臣。他不能輕易改弦易轍。聽來很可悲，但我能理解老人家。

父親的思維有點像宋江，但沒有宋江靈活。宋江可以被“逼上梁山”，然后再接受朝庭招安。父親太僵化了。他只能一條路走到黑，做國民黨的殉葬人。

我母親不識字，卻記性特好，凡是看過的戲或聽過的書，都能記得個八九不離十。小時候，在冬天的一些夜晚，我和我哥躺進被窩里后，母親就常給我們講她記得的那些戲或書。也許是那時我還太小，也許是過去的時間太久了，總之母親講的那些戲或書，我現在基本上都記不得內容了。我只能依稀記得少數故事名字，比如《王寶釧》，比如《五女興唐傳》，比如《算糧登殿》、《貍貓換太子》、《楊家將》，等等。我還記得母親訓導我姐姐們時常說，王寶釧一十八年守寒窯什么什么的。而在訓導我和我哥時，就說，看人家岳飛小時候怎樣怎樣。

母親的故事，以及父親的人生經歷，無論多么粗糙簡單和不成休系，但客觀上都傳導給我一種做人做事的原則精神，比如忠孝，氣節，仁德，信義，善良，正直，勇敢，堅毅，擔當，等等。

我想，這些原則精神，大概應該就是我和我們這代人的精神起點。

 

我想起我們又一次遭到偷襲

 

鳥出窩后，羽翼還會繼續生長。人離開父母走入社會后，學習還會繼續。尤其會在各種社會風浪中，不可避免地吸收很多或好的或不好的思想和經驗。眾所周知，在那個我們不愿提及或是不堪回首的十年里，我們經歷了世所罕見的人生洗禮，曾經不斷地迷茫或者搖擺，有時甚至自相矛盾，進退失據……后來，當然是一切終于結束了。

話說三遍淡如水。關于這個話題，無數人說過無數遍了，我還是選擇閉嘴比較明智。

我們好像是返回到了起點。

我們趕上恢復高考，也加入了高考大軍。我們感覺自己和幾千年以來那些進京趕考的莘莘學子沒有什么兩樣。目的就是完成父母們的心愿，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報效國家，光宗耀祖。報效國家，就是在光宗耀祖。在父母們那里，這兩者從來都是一致的。

對于前面的十年，雖然感覺有些許荒唐，沒有什么效率，但我們也沒有后悔。我們還很年輕。失敗是成功之母。況且不經歷風雨哪能看見彩虹？我們以為自己的經歷已經夠豐富了，結累的經驗教訓也夠深刻的了。我們相信自己很成熟了。同時，我們也堅信，今后不論再遇到什么風潮，都不會像過去那樣沖動了，而是會冷靜思考，科學應對。

可是，后來的事實證明，我們不是鋼鐵之軀。我們高估了自己。

我們再次遭到偷襲。

很可悲，在這次被偷襲中，我們又一次迷失了自己。

這是一個也許還需要再過很多年或者付出更多代價之后才可能得到一個明確定論的歷史事實。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國內外各種勢力有計劃地里迎外合之下，中國刮起了一場巨大的思想“旋風”（好像曾被定義為是新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之前的兩次：一次是全國解放，另一次是十年結束后的撥亂反正）。很不幸，我們又深深地被卷進去了。這是一場被稱作“藍色文明”的思想“旋風”。制造和主導“旋風”的人以及為“旋風”推波助瀾的人，現在雖然都已年老了一些，但首先是影響力還在，其次，他們的接班人早已成功接班，很多已經是國家各級各類文化藝術領域或其他領域的領導者角色，有權，有實力，有勢力。為什么說歷史需要很長時間的沉淀之后才是真正的歷史？您瞧這場“旋風”刮了幾十年了，至今都沒有消停，哪來時間和機會沉淀？于是，您現在還無法去評價其是非曲折？您也沒有資格去評價其是非曲折？

這場“旋風”的官方語言應該是——

 

我們經濟不行，科技不行，創造力不行，我們綿延五千年的歷史與文化，尤其不行！更遑論我們的父母教給我們的那些原則準則，那簡直就都是糟粕！

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價值的西方文明，才是人類最先進最偉大的文明。

我們唯有立刻向自己的傳統文化決別，真誠地擁抱西方，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走出陸地”，“邁向深藍”，“與國際接軌”，中國才有希望。

 

大意是這些。個人歸納，不一定準確。

總之，我們的心被這場思想“旋風”震憾了。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如果我們倘還熱愛自己的國家，倘還對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有一點責任感，我們還猶豫什么？還能猶豫嗎？還有時間猶豫嗎？

我們很快接受了“旋風”，融入到“旋風”之中。

這個“旋風”從地上地下，從兇猛到蜇伏，再到換裝出演，一刮就是幾十年，直至今天還沒有消停。

批判中國文化頌揚西方文化是“旋風”的總基調。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中國人甚至成了丑陋的存在。有人開始用電影批判中國，把中國描寫成地獄一般。有人則用小說專寫中國人的丑惡人性。好像我們中國人是人類中最丑陋最惡劣的那一部分。接著，我們的以惡心我們自己的電影得到西方的認可，有的在西方電影節中還成功獲獎。比如趙某編導的一部專寫中國老百姓到北京上訪以反映中國人權現實的記錄片《上訪》，就獲得夏威夷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電影。此外，我們的批判自己國家的制度和刻劃中國人丑陋人性的小說也受到了西方人的刮目相看。后來，我們似乎意識到光這樣似乎還不足以表達我們對西方的忠誠與熱愛。于是一位國人熟知的文化大師，受邀請赴西方參訪，回來后寫了一部散文集（書名國人都知道，何況我怕有人砸我腦袋這里從略），對西方大加贊賞。你可以找找書中對巴黎的一段描寫，其詞藻之華麗肉麻，對巴黎崇拜心情之深切，感覺作者差點就要對巴黎下跪了（最要命的是巴黎事實上真不是那樣美好）。接著，中國文學界文化界立刻把這本書捧為當代最偉大的“文學經典”。

忽然一陣電閃雷鳴，我們直接被驚傻了。

時代演變太快了。感覺差不多是迅雷不及掩耳之際，以蘇聯為中心的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坍塌了。世界風云突變。中國也經歷了一陣慘烈的陣痛（還好沒有坍塌），形勢瞬間逆轉。

傾刻之間，“旋風”與中國的現實變得不合時宜起來，甚至都有些水火不容了。“旋風”的領軍人物，旗手們，小羅羅們，不得不像烏龜一樣把腦袋縮回去，裝聾作啞，表面上盡可能地迎合現實，盡可能地忽略著“旋風”存在的事實，小心翼翼地往前推進著日子，沒有誰再斗膽公開提及那個轟動一時的電視片《河殤》，也沒有誰再斗膽提及某某作家某某教授某某專者撰寫的曾經是那么讓年輕人心潮彭湃的文章。那場“旋風”仿佛突然消失不見了，或者從來就不曾發生過。

“旋風”不得不蜇伏于地下。

一個可悲的真實是，沒有任何人出面解釋“旋風”怎么了，也沒有任何力量或任何思想家（在當時，國際輿論絕對由西方掌控，中國的國家機器層面的輿論力量十分薄弱而且被西方死死壓制著，客觀上在中國還不具備產生新的能夠站在歷史正確一邊的思想家的土壤環境）從意識形態層面對“旋風”進行任何角度的研究或梳理分析。現在看來，這應該是當時的國家層面的一種嚴重失責（客觀講政治家從來無法取代思想家的工作）。

“旋風”將往何處去？

 

我想“旋風”怎么就搖身一變成了鐘馗？

 

歷史有時會十分滑稽，讓人哭笑不得。

現在回頭看去，我們應該明白，那場“旋風”，本質上是西方人操縱的顛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陰謀的一部分，只是我們這個民族根基過于深厚，他們成功摧毀了東歐眾多社會主義國家，卻無法撼動我們。

但是西方亡我之心未死。承擔亡我職責的“旋風”一方面在地下繼續對我們進行文化滲透，一方面乘我們改革開放打開國門的機會，把爪牙偷偷伸進經濟領域甚至政治領域。我們加入了WTO，與西方建立了各種合作。當時的我們，由于經濟落后，國力薄弱，極需發展經濟，強身健體，更重要的是我們從西方的虛情假意中發現了一個繼洋務運動之后又一次師夷長技的歷史性機遇。我們動心了。所謂富貴險中求。我們決定“引狼入室”“與狼共舞”以師夷長技，完成洋務運動未竟之事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沒有追到地下對“藍色文明”“旋風”進行窮追猛打（亦或是心中也暗自以為西方文明真的優于我們自己的本土文明），而是默認其搖身一變成為我們實施師夷長技的思想驅動力（表面的官方語言“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內涵不詳）。

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戰略好像應該沒錯。但是，我們明明知道這里的鐘馗不是我們自己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也明明知道不是什么好鳥，能借助嗎？敢借助嗎？

人窮志短。就摸著石頭且走且看吧（足見沒有正確思想引領的實踐有多恐怖）。

現在我們應當明白了，為什么我們沒有從國家意識形態層面，沒有對“旋風”進行任何定義，為什么直至今天，都沒有任何人哪怕是很小聲地談論一下《河殤》及其那一批著名專家撰寫的闡述《河殤》的著作或文章。

“旋風”當然樂得我們這樣，他們的心里似乎在說：既然你能借我明修棧道，那我也不客氣了，我就借你暗度陳倉了（如此說法韓信可能會感到莫名其妙）！

抗戰時期，我們也曾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過民族統一戰線，但是，我們有毛澤東思想，我們有獨立自主的堅定原則，我們在黨的理想目標上從來沒任何人任何力量左右過。那時，我們為了抗日大計，確實也借助過國民黨之鐘馗。可是，國民黨畢竟是中國的。而現在這個“旋風”鐘馗，是西方亡我之刀，太危險點了吧？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回，我們師夷長技的戰略大獲成功。我們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旋風”也魔鬼上身似的在中國的思想文化界深深地扎根了。

從賬面上，西方人意識到他們被我們利用了。

奧巴馬不無氣憤地說，中國人偷了美國人的早餐。

特朗普，之后的拜登，以及再往后某某美國總統，接連不斷的對我們耍流氓企圖遏殺我人怕是躲不過去了。

很顯然，這注定是一場無可避免的東西方文明的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紀大決戰，我們沒有退路，我們必須像抗美援朝時一樣全體人民上下一心，方可取勝。可是，我們突然發現，我們的團隊里怎么會有那么多像韮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的貪官？怎么會有哪么多國內國外的明里暗里的漢奸？怎么會有抓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國間諜？

掣肘我們的當然還不僅這些。

 

我想這一回的積重難返恐怕真是難返了

 

一個民族的整體的思想和精神風貌，都會或深或淺地體現在這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之中。

打開各類影視網站看看吧！打開廣電局不斷發布的經審核通過的電影及電視劇目錄看看吧！打開各種文學網站看看吧！如果你倘有一點民族良心，你會大吃一驚，天哪！我們還想借助文學藝術來凝聚我們的民族精神呢，可是文學藝術卻都在用豐乳肥臂刺激我們的感官，或用仙俠鬼怪電影逗我們玩。什么時候他媽變成這樣了？

我這樣的一介小民無法用文字去描述或概括這樣一個太復雜也太令人心碎的現實存在，我只能管中窺豹說出一點我看到的。

有一位中國電影界領導（也是一位眾所周知的一線大枷級演員）在一所大學作演講，在演講人與聽眾互動環節，演講人問一位同學說，你對那部中國電影印象最深？那位同學說，我從來不看中國電影，我只看外國電影。這時，演講人突然一臉愕然（雖然她是演員，但這一刻的愕然絕不是裝出來，而是真的被震憾了），那神情好像在說，你小子怎么會如此不愛國呢？演講人的這一愕然，深深刺痛了我。我立刻看出來，她只是聽清了那位同學的字面意思，絲毫沒有明白那位同學字面下的真正內涵。這一點也恰好完全明證明了她對中國電影當下的現實狀態的理解是多么的膚淺，甚至多么的無知。看完這個視頻，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想，作為中國電影的領軍人物，都持如此一種認知，中國電影還有未來嗎？

我不敢說國產電影全是垃圾。因為的確也有好的，甚至是優秀的作品。比如馮小剛導演的《唐山大地震》等，比如陳道明主演的《康熙王朝》等，比如近時播出的《追光的日子》《到有風的地方》等等。但是，從總體看，我十分認同那位同學的對中國電影的基本判斷。

我還看到有人曾問《戰狼》中的一位主演，意思好像是說你的打斗動作雖然好看，但太過了，太夸張了，一點也不具有真實感。這位主演說（非原話，是原意），西方電影中有這樣的情況，我們為什么不可以有？你也太雙標了吧？聽到這里，我又被驚呆了。一個差點要被大家稱作民族英雄的演員，居然這樣回答問題，太不可思議了。你可以講的理由太多太多了，你那怕強詞奪理，胡說八道，你也不能拿西方電影來作比較。因為比如人家再問你，西方電影難道就是你對電影的判斷標準嗎？你該怎么回答？

當然，話說回來，如果這位主演真把西方電影當作判斷標準，他也不會作出那么愚蠢的回答。他是根本就不懂電影，包括西方電影。

人們看電影或欣賞電影，感官層面會是一種被刺激，故事層面會是一種被吸引，思想層面會是一種心靈的被觸動。電影如果僅僅只有感官刺激，沒有故事的吸引和思想的觸動，那和打游戲有什么區別？某種意義上說，戰爭除了動作，更應該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比如《靜靜的頓河》里，白軍把紅軍圍了，喊，交槍不殺！紅軍把槍交了，結果白軍還是把紅軍都打死了。這是俄羅斯人的戰爭文化。比如《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對孟獲七擒七縱，則是中國的戰爭文化。那位同學的意思，是你不能把戰爭成搞成游戲，如果你只對感官負責，那是對戰爭的一種曲解，是對英雄的一種褻瀆。《偉大的轉折》中，那種接近真實的戰斗場景，紅軍成片倒下的壯烈，四渡赤水的偉大智慧，毛主席被推為領導前的艱難博弈，那才是真正可以撼動人心的藝術作品。

可惜他連那位同學的話都沒有弄懂。看出來你也真沒辦法弄懂。

我說一個傷心的事情。

網上看到，一年輕人因為自己沒錢買高價票去某演出現場一睹某明星的尊容，竟然偷走父親在醫院急需做手術救命的錢。

我說一個惡心的事情。

如果大家不太健忘，都應該記得2023年春晚上相聲演員岳某某吧。那是什么狗屁相聲？從內容到表演，還有比這更惡心的事嗎？可是，據說有還贏得無數粉絲的追捧膜拜。

我不由得想到1906年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和一群中國人一起觀看一個幻燈片的事情（當看到幻燈片中有一個中國人在被日軍抓捕，大家竟然還能夠津津有味的繼續），又想起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城時，一些中國人竟然拿著梯子給入侵者帶路，幫他們翻越城墻打砸搶……。

我不敢說那位偷父親救命錢的人以及岳某某在春晚說相聲獲得掌聲的情狀是一種國恥，因為我怕有人會砸我的腦袋。但我又該說什么好呢？

紙質小說書紙質文學刊物越來越孤獨了（絕沒有孤傲），也越來越艱難了（好像只有茍且偷生一條路了）。在工作間隙的某個地方，在公園的條椅上，在地鐵的走廊里，在電梯上，中國人在手機上追捧的小說是起點中文，是番茄，是飛盧，是七貓中文，是……。那些所謂的網絡小說，要么是村長與寡婦調情，要么是老板與女秘書私會，要么就是仙俠鬼盜，要么是……與網絡電影一樣，這些所謂小說，早已與藝術無關，只能給人一種動物意義上的初級快感。

中國的出版社（指大部分而非全部）在干什么呢？在忙著賣書號（利用可憐的一點專業權威欺蒙作者以茍延殘喘），美名其曰叫有償出書。

中國的文學雜志社（指大部分而非全部）在干什么呢？在忙著賣版面（網上征稿公司多如牛毛，但基本都是二道販子，他們的目標客戶要么是因申請評職稱急需發表文章者，要么是想拿錢買發表文章的沽名釣譽者），只要你給錢，狗屎我也可以給你發表出來。

很多年前，積重難返這個詞在撥亂反正時曾經很熱。現在再拿出這個詞來，你會覺得很無力，甚至很絕望。

那么，我們的所謂嚴肅文學又是怎樣一種狀況呢？

先賣個關子。

 

我想起了一本好書強烈建議您買來看看

 

因為，你看了這本書，你就可以對中國的所謂嚴肅文學有一個新的認知了。

這本書叫《誰在導演世界》，作者叫邊芹。

邊先生應該也是在“藍色文明”的感召下，像抗日戰爭時期大城市的知識青年擁向延安一樣去到法國的（這種比喻是不恰當，但準確），并且在法國定居下來，一住就是三十年。如果國內有人只去了一趟或幾趟法國，就想說自己很了解法國，那我勸他最好閉嘴。

不是三天，不是三個月，也不是三年，而是三十年。

我選擇相信在法國觀察了三十年的邊芹。

我現在如果直接說《誰在導演世界》中寫了些什么，我怕沒有人相信。那我就抄錄幾段《中國青年報》記者蔣肖斌先生于 2013年12月17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10 版的《<誰在導演世界>尋找幕后操控者》一文的幾段文字吧（我強調蔣肖斌這幾段文字只是介紹了書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內容）——

 

邊芹寫諾貝爾文學獎，扯下其所謂的“世界性”面具。2006年，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為什么備受青睞？事實上，那幾年在西方得勢的亞美尼亞移民，正利用攥在手里的經濟、輿論與政治大權，為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的歷史宿怨最終定性。帕慕克在此關頭選擇了西方立場，于是，一表態立馬得獎。

書中還記錄了瑞典學院常務秘書霍雷思·恩達爾今年的一個言論：“有一個事實是無法逃避的，那就是歐洲永遠是文學世界的中心。”邊芹說，西方利益永遠是諾貝爾獎的中心，就是這么直白。

邊芹寫戛納電影節，這個高舉“藝術”旗幟的電影圣殿卻原來也是另有千秋。“戛納電影節的實際控制人是一個‘國際’私營組織，只不過選在法國辦而已，而且聰明地將法國政府、法國媒體和法國品牌的利益與自己捆綁在一起。”

邊芹發現，在戛納電影節，或者絕大部分西方主流的電影節上，“第一世界”的選片越來越向大眾電影靠攏，使電影節成為歐美片商的廣告廊。而“第三世界”的選片卻日益承擔國際政治斗爭的使命。“當死亡在歐美電影中是個人悲劇，到了其他國家就變成——甚至必須變成——社會或體制的因素。這是電影節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確’”。

邊芹指出，讓國人看清世界現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那么多迷魂湯煮得熱氣騰騰，有那么多煙霧彈放得漫天多彩，整個文化處于不見硝煙的包圍戰中，有幾人瞥見文化戰陣間‘細節武器’的征伐？”

自從中國人有了閑錢，巴黎的奢侈品店就有了裝修費用。邊芹犀利地寫道：“在集體中毒的狀態下，一些與奢侈毫不沾邊、只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日用品牌，包裝一番，也能在中國市場牟取暴利。”不僅如此，奢侈品還逐漸掌握了國人的價值判斷，即，“奢侈品始終把人維持在乞丐狀態，卻給他做皇帝的錯覺”。

 

有一個十分詭異的情況不知大家意識到沒的。為什么西方人唯獨只對我們惡心自己國家和人民的電影和小說是那樣的情有獨衷？而他們的作家藝術家為什么從來不去創作惡心他們自己國家的作品？也從來不去寫西方的廢都？也不去寫他們的姐妹們的豐乳肥臂？也不去專寫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惡？我讀西方作品的確不多，但從我所讀到的所有西方名著中，從來沒有看到過。

再說電影，從《泰坦尼克號》《桂河大橋》，到現在央六或是網絡上播放的一些西方的電影，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有一部是批判西方制度和惡心西方人性的作品。相反，我從西方的小說中和電影中，所看到的一些價值觀念，仍然是忠誠，正直，公平，正義，善良，勇敢，擔當，忠于國家，等等（《桂河大橋》中機器一般刻板的軍人形象我任何時候想起都會很震憾。我也永遠無法忘記《泰坦尼克號》上樂隊隊員們在面臨死亡時拼命保持一種紳士式的從容姿態鏡頭）。這些價值觀念居然和我從父母那里學到的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則差不了多少。

我有時會想，西方的作家藝術家們，難道都偷聽過我母親講的故事？

且聽邊芹怎么說——

 

“2006年，土耳其作家奧罕·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為什么備受青睞？事實上，那幾年在西方得勢的亞美尼亞移民，正利用攥在手里的經濟、輿論與政治大權，為土耳其人與亞美尼亞人的歷史宿怨最終定性。帕慕克在此關頭選擇了西方立場，于是，一表態立馬得獎。”

“第一世界”的選片越來越向大眾電影靠攏，使電影節成為歐美片商的廣告廊。而“第三世界”的選片卻日益承擔國際政治斗爭的使命。“當死亡在歐美電影中是個人悲劇，到了其他國家就變成——甚至必須變成——社會或體制的因素。這是電影節牢不可破的‘政治正確’”。

 

話到這里，我恍然有點明白，鴉片戰爭在世界史上不可謂不是一個重大事件，但是，除了雨果先生有過一句公道話之外，我沒有在任何一部西方的電影或小說看到過任何描述（我承認我讀書少，看得電影更少，我太孤陋寡聞了）。原來他們的創作也是有國界的，基于他們的國家利益，該寫什么不該寫什么，他們心里很清楚。只有中國的作家藝術家必須承擔為西方國際政治斗爭服務的使命，否則西方人就不喜歡了，也更不會給你什么大獎了。

我想新冠疫情如果不是最先爆發在武漢，而是在西方的任何一個自詡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絕不會有任何西方作家膽敢寫什么日記來記錄疫情的情狀（《誰在導演世界》講得非常透徹）。但事實是發生在了被西方稱為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國，中國作家方先生寫出了著名的《方方日記》，而且很快在西方出版大賣。對于這件事，我只看到民間有反對聲音，卻沒看到國家管理文化藝術的機關單位有什么表態（天知道是忠實于言論自由還是一種實質上的一種縱容與支持）。政策層面的寬容似乎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最詭異的是民間的反對聲浪那么高，但是幾乎知識界，中國的作家藝術家卻一律禁聲。

事實再一次證明，中國作家的作品包括他們可憐的言論都必須承擔為西方國際政治斗爭服務的使命。

我聽說，一位著名作家寫過一部批判中國土改的長篇小說，但沒有發表出來。這位作家創作土改小說，肯定是基于西方關于“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創作的——容我先喘口氣——真是太幼稚了。如果私有財產真的神圣不可侵犯，那中國的數不清的寶貝陳列在西方的各大搏物館里是怎么回事？是那些寶貝自己長了腿腳或者翅膀嗎？如果私有財產真的神圣不可侵犯，阿富汗存在美國的可憐巴巴的幾十億資產為什么回不到阿富汗手里？那可是全世界最窮國家呀，作為全世界錢最多的國家，你搶誰的錢不可以？為什么偏搶阿富汗的錢？你他媽下得去手嗎？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本來就是富人為了保護自己財產而設計的約束別人的準則或紀律。試問富人們，你敢說你的那些所謂私有財產是從哪來的？你敢說真的是你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一分一分賺來的嗎？如果你尚有一點做人的良知，我量你不敢！馬克思先生早就把這個謎局撕破了。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農民通過辛苦勞動為地主創造的財產部分地再回到農民手中，何錯之有？何罪之有？請問在美國硅谷銀行存了巨款的中國富人們為什么不去向美國政府示威？你們啞吧了嗎？

 

我想我的普世價值觀究竟是什么？

 

西方人把他們嘴巴里（請注意是他們嘴巴里的而不是別人的嘴巴里）的自由、民主、人權視為普世價值。

在資訊飛速發展的當下，那怕是在邊遠山區的農村的古樹下乘涼聊天的大爺大娘們，那怕是在城市腳手架上揮汗砌磚的農民工們，其實早都把西方人的普世價值看明白了（唯獨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很多作家藝術家們沒看明白——不，是不愿意看明白）。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自由？

西方嘴巴里的自由就是西方人掠奪全世界自由。比如美國人印美元收割各國財富，比如美國人搶劫敘利亞石油……

西方的嘴巴里自由就是西方人說謊要自由。比如早些年他們把尼泊爾警察毆打老百姓的照片標注成是中國西藏警察毆打老百姓，比如早些年他們把北京車站自動測溫設備照片標注成東京車站，比如他說我們的新疆有強迫勞動的事情……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民主？

西方嘴巴里的民主就是你不聽我的話我就揍你。比如伊拉克剛打算買賣石油棄用美元結算，美國人就拿一小瓶洗衣粉作為化學武器之證據摧毀伊拉克。比如利比亞，比如敘利亞，也都因為一樣的原因遭到美國人狂轟爛炸……

什么是西方嘴巴里的人權？

西方嘴巴里的人權就是為了自身利益可以肆意剝奪別人的包括生命權在內的一切權利。美國人在全球所有具有戰略意義的海峽、港口都有美軍基地。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他們想打誰就打誰，想要誰命就要誰命。全世界的戰火幾乎都是美國人點燃的，全世界的數以千萬的難民都是拜美國人所賜……

西方人嘴巴里倡導的普世價值從來都是西方的資本、政客，以及由資本、政客豢養的鷹犬媒體對付全世界的武器。

那么，是不是整個人類真的沒有一個統一的價值判斷基準呢？

我個人以為還沒有那樣悲觀。

我們試著把全世界（包括西方毆美國家，東亞國家，拉美國家，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好像我唯一不想把我們自己包括進來，那是因為我還在猶豫，我不想欺騙自己）那怕只是當下的電影和小說都拿出來好好研讀一下，你一定會發現，其實，所有作家藝術家們的良心都還在，他們在作品中倡導的價值幾乎差不多都還是忠誠，正直，公平，正義，善良，勇敢，擔當，忠于國家，等等（印度的電影尤其絕對正向）。我現在可以確認，那些非我們國家的作家藝術家們，他們并沒有偷聽包括我媽媽在內的中國媽媽們講的故事。他們自己也都有媽媽。他們的媽媽與我們的媽媽一樣，都會給自己的孩子們講故事。那故事的內容也許千差萬別，但所蘊含的教人向上的思想理念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這個世界倘還有普世價值的存在，那一定是全人類的媽媽們對她們的孩子們的最真誠的祝愿與祝福。

……

 

因為我在《宿敵》中寫到幾位偉大的媽媽，原諒我現在說到什么事都不由得會扯上媽媽。

我認為，一個作家眼中只有善，其心未必真善；但眼中只有惡，其心必定不善。一個正常的有良心作家的作品中，不都是善，更不都是惡，而是有善，也有惡，是善與惡的博弈，以及從博弈中給出世人一份揚善抑惡的參考。這話聽起來有點老舊，但我一直是這樣認為的，我也會一直遵從這樣的觀點去寫作。

我慶幸自己比安德烈·葉菲梅奇·拉京先生要幸運一些，因為首先是我所處的時代與他那個時代畢竟大不相同，而且看樣子現實的時與勢好像正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當然，不管最終我會不會被拉進第六病室，至少我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了。

我還在發呆。

我還在想。

我知道米蘭·昆德拉心中的上帝一定在笑我。

 

2023年9月10日

 

石舟創作簡歷

陸續在《人民文學》《青年文學》《小說》《北京文學》《北方文學》《山西文學》《黃河》《當代作家》等多家文學刊物，《呂梁文學》等多家地方性文學內刊，以及《中國文學》《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發表或轉載中、短篇小說50余部、篇，出版《石舟小說自選集》，長篇小說，《白天》。出版應用類圖書《客家人蕭法剛》等人物傳記 20 余部，出版《懸崖邊的辯護》《向公平出發》《中國大律師經典案例》等律師案例20 余部。創作電影劇本《石頭剪刀布》等10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