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父親

 

作者：洪開第

 

時光荏苒，父親離開我們不知不覺己經一年了，我深深的懷念我的父親。父親身體一向很好，去年年底，他的本意是想去醫院作個簡單的體檢，調整一下血壓，好在春節兒孫們回家好好聚聚。沒有想到赤水突然大面積暴發新冠病毒而感染，不幸去世，終年99歲。

父親洪奠華一九二四年冬月（后為躲避抓壯丁改為一九二八年出生）出身在四川省合江縣先市場赤水河對面地名叫天堂溝的貧苦農民家庭。祖父洪文泉早年考入云南講武堂，后在軍閥石清陽部任參謀。一九二七年，父親三歲時祖父病逝于成都。在那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年代，父親小時候僅上過一年私塾和六年小學，后由于家庭環境所迫而失學，過早就開始謀生，承擔起家庭責任的重荷。小小年紀就上山拾柴，去田里挑水，在田間地頭幫祖母栽種蔬菜，在家里編扇子、打草鞋、洗衣服、打掃衛生等，還經常去河邊擺攤賣甘蔗、涼糕、水果和蔬菜。每逢趕場天還要背些祖母和曾祖母做的娃娃衣褲和鞋襪等手工小針線去河對面先市場去賣。

父親一家在農村沒有房子和土地，生活的艱難和貧苦是不言而喻的。當年家里有父親、祖母賈洪珍、曾祖母洪陳氏和孃孃洪麗華，他們在先市場赤水河對面農村住了十多年，搬了四次家，全靠租地主家的房子和士地過日子。先是在實錄場天堂溝租聶可平的房子和土地，搬到大田灣租陳雨皆的，在新房子租陳德昭的，最后在莊獨瓦房租陳桐柏的。父親一家當年是農村真正的“無產者”，按當地的話說，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

一九三九年底，父親剛滿十四歲，經表哥王明星介紹去瀘州大河街大同商號當學徒，猶如《三毛流浪記》中的主人翁小三毛一樣，每天總是天剛亮就要起來，忙著下鋪板，打開店門，打掃衛生，白天一整天都要忙著跑前跑后接待顧客，稍有空閑就練習寫字、打算盤，還要學習記賬，晚上還要?鋪板關店門。老板一家人吃飯或晚上打牌時，還要給他端茶送水、看小孩，牌局結束后，打掃完衛生，才能頂住大門鋪床睡覺，同時負責門市值守。父親當年人小身體單薄，真是吃夠了苦頭，飽嘗了生活的艱辛。三年的學徒過后，又去會津門萬利商號半學半幫三年，直到一九四六年二十歲以后，才出師門，獨立去福昌商號作為店員，一九四八年被派往重慶福昌商號任業務。

這段時間，正處于抗日戰爭時期，瀘州和重慶都多次遭到日本飛機的轟炸，父親親眼目睹了國家遭到外強的侵略蹂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老百姓家破人亡、民不卿生的悲慘生活，也看到了共產黨抗日救亡，救國救民，深得人心，受到廣大窮苦百姓的擁護和愛戴。從而，逐漸明白了共產黨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大救星。

解放后，福昌商號因老板陳樹榮成分劃為地主兼工商業，又是義字號哥老會的老大，被關押，福昌商號破產解體。

一九五〇年初，父親經王明星介紹到重慶志合鹽號搞業務，同年，被派往遵義分號任會計。那時，西南地區剛剛解放，但在偏遠的山區和交通道路險要、荒無人煙之處，還有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士匪出沒。父親到遵義鹽號后第一次從重慶押運兩車鹽巴到遵義，和同行以商運為主的二十多輛車子，跟隨在解放軍部隊后面，邊打邊走。加上給他們運鹽巴的貨車又是靠燒木炭作動力，車速不快，從重慶到遵義走了十二天。一路上的驚險和艱辛是父親一輩子都忘不掉的。

一九五一年初，遵義成立店員工會，父親參加了遵義鹽業店員工會。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新中國為鞏固政權，穩定社會，迅速恢復各行業的生產和經營，特別是財政金融秩序急需穩定和發展。在此情況下，父親經遵義店員工會介紹，遵義地區人事局批準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國人民銀行遵義中心支行參加了革命工作。

由于父親在舊社會飽嘗了人間的凄苦，新社會作了國家的主人，埋藏在心底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感恩、飽滿的工作熱情和求知欲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加上他以前從事過多年的商業經營和管理，特別是算盤打得又快又準，在銀行系統也小有名氣，出納、會計及菅理業務樣樣精通，很快就熟悉了銀行的各項業務，成為支行的業務骨干。一九五二年九月，父親被提任人民銀行遵義中心支行貨幣流通股股長（行政20級）。后來還分別擔任過中心支行的信貨股長和計劃股長(行政19級)。

那段時期，在父親的帶動下，中心支行掀起了認真學習業務的高潮，在貨幣流通管理股時期，培養了朱芬吉、張永銅、周輝富、唐友蛟、楊英等一大批干部，后來他們大多數都成為遵義地區各家銀行和縣級銀行的主要領導。父親在中心支行還積極參加解放初期“三反”“五反” 等各項政治運動，曾擔任查賬組組長，中心支行“打虎隊” 隊長和“三反”運動中臨時組建的遵義市第三法庭審判員。

一九五三年五月，經中心支行行長兌超眾和支行的老干部、警衛班班長王家良同志介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黨組織后，父親對工作更加認真負責，積極肯干。他尊重領導，團結同志，一心撲在工作上，每天工作都在十個小時以上，經常都是晚上十二點以后才回家，母親盧宗煊給他開玩笑，說他把家當成了旅館，每天都是早出晚歸，很少照顧到家庭和我們兄弟幾個，就連祖母過世，都是支行工會和同事們前來幫忙安葬的。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父親帶領銀行警衛班的保衛干部和一個排的解放軍戰士執行一項絕密任務，去省分行領取解放后國家發行的第一套新版人民幣運回遵義，經認真清點、分發，安全護送到各縣作首發之用。從此，人民幣替代舊幣進入市場流通。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父親又帶領銀行警衛班的保衛干部和幾十名解放軍戰士將銀行幾年來收換到的舊幣，武裝押運到廣場的后山。清山后，戰士們將整個山頭包圍戒嚴，將所有道路封閉后，焚燒舊幣，整整燒了兩天兩夜。至此，才園滿地完成了人民銀行五十年代發行新幣，銷毀舊幣兩大歷史任務。

一九五六年六月，父親被提任中心支行副行長（行政17級）。

一九五八年初，反“右”運動結朿后，基層不少干部被錯誤處理，為充實基層的領導，中共遵義地委號召地直機關的干部到邊遠地方工作，父親帶頭提出申請，經組織批準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調任赤水縣人民銀行任行長。就這樣母親帶著四個孩子(我和二弟洪開黔、三弟洪開健、四弟洪流)隨父親工作調動來到第二故鄉——赤水。母親因此還響應當時組織下放干部的號召，丟掉了遵義地區交通銀行作會計的工作，跟隨父親下放到了赤水。

一九五八年八月，父親因工作需要，調任赤水縣計委副主任（縣委副書記楊振霄兼任主任）。剛到計委上班就遇到華一紙廠搬遷赤水的大事。這是赤水歷史上從未建過的現代工廠。華一紙廠原在重慶沙坪壩嘉陵江邊，前身叫重慶中孚造紙股份公司，解放前叫華倫造紙廠，原屬西南局公安處管理。在那個年代，貴州自古以來基本上沒有什么工業，象華一紙廠這樣的大工廠遷來赤水，不僅是轟動赤水的大事，也是貴州的大事，連省政府分管領導都出面和四川重慶方面商議搬遷的事宜。

父親作為縣計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參加了華一紙廠搬遷建廠領導小組，擔任副指揮長，負責征地賠償、搬遷農戶、平場修建廠房等工作。經縣領導和華一廠領導及工程計技人員協商，廠址定在縣城東郊馬村沙灣一帶。那時赤水縣除赤桐公路外，還沒有修建其他公路，從縣城去馬村只有河邊纖夫拉船走的鵝卯石小道，由于行人稀少，荒得連絲茅草、蘆葦都高過頭頂。        

華一紙廠從一九五八年九月提出工廠由重慶搬到赤水開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試車投產，僅用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而且是在沒有公路，工地上沒有車輛運輸和任何機器設備的情況下，用人工開山破石填土，肩挑背馱，用木架車推拉搬運來完成平場建廠的。父親每天在工地上和華一紙廠廠長梁光財（老紅軍）、副廠長吳占民等領導和基建辦的工程技術人員聯系，協調并及時解決基建中遇到的問題，保證施工按計劃進行。每天父親都要很晚才能步行回家，好在那時母親也由于組織上的照顧，安排去馬村工地上擔任銀行儲蓄和郵局的代辦員，經常陪伴父親早出晚歸，每天步行馬村往返，渡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家里我們兄弟幾個，每天只能由外婆照顧起居。在那個“同火箭賽跑，向時間宣戰”“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年代，華一紙廠從開工建設到竣工投產僅用了一年零二個月時間，真正創造了赤水歷史上搬遷建廠的歷史記錄，是赤水“大躍進”留下的成果。

凡經歷和知道這些事的親歷者、見證者的后代們，談到這些存封已久的往事，都由衷地為前輩們的創業精神感到驕傲和自豪。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父親在中共赤水縣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赤水縣委委員。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史稱“三年困難時期”。在這一時期，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既有天災，也有人禍。天災主要是旱災，人禍則是多方面的，“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各級干部盛行浮夸風，虛報糧食產量，上級按照虛報產量，按比例征購糧食，造成農村普遍缺糧。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共遵義地委委員、地委財貿政治部部長楊春榮（后任地委副書記），根據赤水上報糧食大幅度增產的報表，經地委安排，帶著秘書王朝清，來赤水調糧。

父親當年十月剛好從縣計委調縣委財貿政治部任部長。縣委王臨池書記安排縣委財貿政治部接待楊部長和王秘書，并讓父親轉告楊部長，赤水有的是糧食（據說赤水當年上報地區糧食產量是三千六百多萬斤），主要是省輪船公司的運糧船需要排隊。這樣父親每天陪楊部長跑輪船公司銜接用船計劃，縣委又通知省輪船公司黨委龐合春書記，要求他配合縣委給楊部長講用船的計劃已安排到年底了。一個周后，楊部長在赤水等待調整船運計劃，閑著無事，就叫父親陪他們到附近的農村轉轉，幾天后發現農村缺糧。回城找王書記，王書記不在，楊部長找不到王書記，結果把氣發在父親身上，大罵父親說“你洪奠華我把你提得上來，也把你拿得下去”等等，罵完后才慢慢消了氣。因楊部長是父親在地區工作時的老領導，父親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擔任遵義市第三法庭審判員時，楊部長就是他的庭長。父親只好將赤水農村當年并未增產，而是減產的情況如實向楊部長作了匯報，第二天楊部長才帶著王秘書空手返回了遵義。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父親在中共赤水縣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赤水縣委委員。

一九六〇年二月，在中共赤水縣委二屆二次會議期間，中共貴州省委秘書長史丙銘打電話通知縣委，說據四川省委通報赤水復興有一批災民，逃荒到了四川合江縣的車輞境內，要求赤水縣委馬上派人去車輞做好群眾工作，把他們接回赤水?？h委書記王臨池當即安排，由縣委財貿政治部牽頭，組織相關部門去車輞接人。這樣就由父親負責，組織了邱維新（縣監委副書記）、李久云（縣糧食局局長）、黃仁益（復興區委組織委員）帶上錢和糧票，帶著手電筒步行去車輞接人，在四川省合江縣車輞公社黨政領導和干部的幫助下，勸說災民連夜返回赤水，第二天天亮后才將這100多災民帶回了赤水。

災民返回赤水后，縣委王臨池書記馬上安排，組織相關部門和干部去災情較為嚴重的復興和天臺調查，父親帶人去了復興區，縣委福利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長李登倫去了天臺公社。父親他們沿著赤水河邊的小路剛進復興境內的金紅生產隊，就發現了死人。到復興后，父親馬上打電話給區委書記馬華仁，要他立即帶干部下鄉去看一看災情。然后父親去了災情嚴重的凱旋公社，發現的確因缺糧引起身體浮腫病了很多人，死人也不少，有的農家死來連一個活人都沒有剩。父親當即打電話向縣委王臨池書記匯報了情況。王書記說:“老洪啊，你是從地區下來的，不了解農村的情況，糧食農村是有的，說沒有糧，是富裕農民在搞鬼。我馬上派張所成副縣長來處理?！睆埜笨h長到凱旋后指示，要父親找幾家富裕農民，挖地三尺也要把糧食找出來。父親也按照張副縣長的指示，就在公社附近找到王丙章等幾個富裕農民家挖了幾天，也沒有找到一粒糧食。張副縣長回赤水后也沒有消息。在此情況下，父親看見每天都在死人，而且災情越來越嚴重，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就立即打電話向遵義地委副書記耿煥民匯報了赤水農村農民缺糧，災情嚴重，己經開始大量死人的情況，請領導考慮開倉放糧救人。幾天后，縣委接到地委通知，同意赤水開倉放糧救災。第二天，赤水就在復興區凱旋公社首批開始開倉放糧救災。農村災民每人每天供應4兩糧食（十六位秤的四兩，相當于現在秤的二兩五）。

四月二十一日，縣委召開全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地委工作組通報了他們在赤水農村看到浮腫病和死人的情況，并提出“為什么死人都不管，不上報”的問題。

幾個月后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共遵義地委派副專員劉鳳嗚到赤水協助縣委書記處工作，并兼任書記處第一書記。劉鳳嗚書記到赤水后，住在縣城十字口“厚誠旅館”，連辦公室都沒有進，就直奔災區，一個人早出晚歸到各區鄉農村調查，確認災情嚴重，決定繼續向全縣農村受災的地方開倉放糧，緩解農村災民因缺糧斷糧浮腫而死亡的現象。同時，劉書記還指示，在受災嚴重的區社臨時抽調醫務人員開辦醫院，為災民醫治浮腫，恢復他們的身體健康。因此，父親在凱旋時，就從縣衛生科抽調副科長王宗倫（后任縣衛生局副局長、縣（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和華一紙廠一位女醫生到凱旋辦了很長時間的醫院。與此同時，縣委劉鳳鳴書記還抽調大批干部下鄉，發動農民恢復耕種，狠抓農業生產自救，幫助農民，特別是災民渡過了困難時期。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六至二十二日，中共赤水縣委召開擴大會議，認真學習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和貴州省委擴大會議精神，開展反“五風”（一平二調、瞎指揮、強迫命令、虛報浮夸、特殊化）運動。對縣委主要負責人王臨池的家長式作風，弄虛作假搞高估產、浮夸風，大收社員自留地刮“共產風”等錯誤進行了揭發批判。會議還提出了干部轉變作風的“八條紀律”。地委書記連治潔親自到會，聽取了意見。

一九六一年春夏后，全縣農村的糧食、生豬、蔬菜生產得到恢復，災民們成群結隊，敲鑼打鼓到凱旋和其他救災工作隊住地和區鄉公社所在地，磕頭作揖感謝共產黨放糧救災，感謝縣委的正確領導，感恩劉鳳嗚書記，稱他為“劉清官”“劉青天”。

一九六一年七月，王臨池調離赤水，省委組織部再次任命劉鳳嗚為中共赤水縣委書記，中共赤水縣委第一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親也同全國的領導干部一樣，受到沖擊和迫害，關過牛棚，接受過批判，還被造反派打傷過。在那個動亂浩劫的年代，他負責過知青安置辦公室工作，擔任過縣財政局長和物資局局長。文化大革命后，任過縣商業局局長、縣人民政府副縣長、縣政協副主席、馬合公路建設指揮部黨委書記等職。父親始終對黨無限忠誠，保持工作熱情，對工作一絲不茍，敢于堅持原則；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團結同志，努力創新，工作成績凸顯。

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負責知青安置辦公室時，以身作則，不搞特殊，要求我們兄弟幾個要帶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我們一家人二十年來，再困難都從來沒有分離過，當年農村的艱苦、 ，一下子要將幾個孩子的戶口下到農村當知青，母親接連幾天茶不思飯不吃，整天都在流淚。在此情況下，父親始終堅持耐心地說服母親，要我們帶頭上山下鄉。母親同意后，我和二弟在整個機關大院都還沒人報名下鄉的情況下，首批報名上山下鄉到天臺公社五桂橋和復興公社大寨壩當了知青。

兩年后，三弟和五弟（洪專）又先后去了大同區寶源公社、旺隆區龍巖公社農村插隊當知青。

父親在物資局工作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物資饋乏、生活緊張，父親帶領干部職工，親自到遵義、貴陽、重慶、瀘州等地釆購鋼筋、水泥、炸藥等緊俏物資，以滿足市場需求，特別是農村興修水利建設的需要。同時，在機關搞作風整頓，嚴格建材供應的審批制度，緊俏物資一律由物資局提出方案，報送縣生產指揮部審批后執行，杜絕了當年盛行的以“緊俏”商品換“緊俏”商品，以飯局換鋼材的不正之風。

父親在縣商業局工作時期，發動各大公司，集體商店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一是以公司為單位，和銀行配合搞清產核資，追回公司多年來業務往來中的在途資金；清理追回單位干部職工的長期欠款；清點各公司的庫存商品，一次性處理多年的積壓商品，甩掉包袱，盤活資金。二是在縣內經常舉辦大型商品展銷會，邀請四川合江、納溪、敘永、瀘州、習水等縣市的商業各大公司和基層供銷社來赤水交流商品。

展銷會期間，赤水縣城萬人空巷、人山 人海，加上晚上開辦夜市，更是熱鬧非凡。市場出現從未有過的活躍和繁↘榮，從而激發了商業職工的經營積極性，又滿足了廣大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實現了購銷兩旺，當年上繳國家稅利200多萬元。同吋，大力培養年青干部，報經縣委批準，一次就提撥了三位副局長。

父親在政府工作期間，不管是分管財貿，還是分管體制改革方面的工作，他總是兢兢業業，腳踏實地，從不馬虎。

特別是在當年交通不便，下鄉全靠步行的情況下，他曾經陪同劉鳳嗚書記到過二郎壩、蕨基埧調研農村水利建設；和萬方德縣長一起爬過寶源的桓山，進過大壩山的黃連溝；同財辦的柳志明主任上過元厚的虎頭山、五星大隊；修建馬合公路時經常步行去官渡的長嵌溝檢查工程進度和質量。有一次和周育禮等同志暴雨后去長嵌溝檢查安全，突遇塌方，上百方土石從懸巖上垮下來將父親他們一行人分為兩段，一塊數十方的巨石伴著大小石塊和泥土從父親身邊掠過，沖向溝底，巨石從父親身邊經過時人和巨石的相距不到兩米。

幾十年來，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和“農業學大寨”的年代，父親幾乎每年都要下區鄉擔任工作隊長，在農村住上幾個月，幾乎走遍了赤水的山山水水。

一九八九年底，父親光榮退休。一九九一年初，父親被融通城市信用社聘為顧問，后當選為理事長。工作到一九九八年底滿七十四歲后，經多次要求才辭職回家休息。

幾十年來，父親無論在什么單位工作，他都總是按照自己的人生信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黨性原則，遵循為人民服務宗旨，時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黨員，認真工作，不圖虛名、實事求是，高調做事，低調做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工作業績回報黨和人民；工作中他既能堅持原則，又很講究方法，為人謙虛謹慎，善于團結同志，關心和重視對年青干部的培養，深受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贏得廣大干部群眾的稱贊和敬重。

在家里，父親是嚴父，一向對子女嚴格要求。他經常教育我們說:黨培養了我幾十年，為人民服好務，為黨努力工作，為群眾謀利造福是我們共產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和義務……。

我們家兄弟七個，從小讀書，長大成人，工作中能各盡其責，為黨、為國、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和貢獻，離不開父母的諄諄教誨和單位領導及同志們的培養。如果沒有父親嚴格的教育，母親嚴格的管理，就不可能有今天各自的工作成績和老百姓良好的口碑。

父親晚年到九十多歲，仍耳聰目明，思維敏捷，開心健談，仍然關心國家大事，民生大事，關心赤水經濟社會發展和黨委政府的工作。還經常關心兒孫們的進步成長，這是家 庭之幸，兒孫之福。

父親的突然離去讓我感到無盡的惋惜和遺憾。

斗轉星移，轉眼間父親己經離開我們一周年了。這一年來，我們無時天刻不在想念父親，翻開幾十年來他和家人的留影，感概萬干，淚水漣漣。那些無盡的溫暖回憶，宛如燦爛星河，永遠在我們的心空中熠熠閃爍。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