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呼

——緬懷湖南省漢壽縣文化館館長、畫家劉金泉老師

 

作者：楊遠新

畫家劉金泉、攝影家蔣建華、理論家李揚中（從右至左）成功策展漢壽縣慶祝建國20周年合影（供圖：蔣文輝）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的稱謂已經變得眼花繚亂。我則仍堅持或稱同志，或稱職務。有一條底線我是必須堅持的，那就是無論對誰，我從不稱老板。我從骨子里生厭老板這個稱呼，覺得如果我稱對方老板，不是予對方以敬重，而恰恰相反，是往低里看了。我聽到別人稱老板，甚至有那么一絲絲肉麻的感覺。

我身為辦公一族，往往要打很多電話到別的辦公室，與人聯系溝通。有時第一響鈴拎話筒的，不一定是我要找的人。這時，我會習慣地說：您好！請某某同志接電話。很多次，我明顯地聽得見對方不屑地笑聲，繼而一聲提起嗓門的呼喚：某某同志，有同志電話找你!又隱約聽見：都什么年代了，這個人還稱你同志？!真的不懂味!接電話的朋友說:他這人是這樣,一旦習慣,就改不了了!

我的朋友沒說錯，我的確是習慣了。我17歲參加工作,對培養我的馮生敏、李揚中老師,與我父親年紀不相上下,我尊稱他們老師。而單位一把手劉金泉,一臉絡腮胡,我感覺他比我父親年紀大,加之平日里他無論對誰都是一臉笑容,特別是他為把我從農民招錄為國家干部,跑上跑下,忙前忙后,費了幾多心血,在我面前不僅沒有擺一點官架子，還對我格外親切,親切得如同自己家里人。于是,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就人前人后地稱呼他“劉伯”。第一次他聽到這稱呼,先是愣了一下,很快樂呵呵地答應了。第二次他聽到這稱呼,沉吟了一下,也答應了。第三次他聽到這稱呼,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沒有應允。那天是他領我到縣委會的小會議室,參加縣委機關的一個會議。

散會時,我對他招呼:“劉伯,走吧!”從縣委機關回到漢壽縣革命文化站,要經過一條約二三百米長的主干道,東側是一汪碧水,西側是縣體育場,一路上，他不像前面與我同行時那樣有說有笑,似乎在思考什么。我也就沒有打擾他,跟隨他靜靜地走,因為有春風撫摸,有春燕鳴囀,有春水歡跳,靜靜走過那二三百米,很舒適,很愜意，很快就回到了文化站那座白墻黑瓦的四合院。

回到單位,他對我說：“小楊,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蔽译S他走進辦公室,其實也是宿舍,一室兩用,前面半間辦公,后面半間住宿，一桌一椅，一床一柜。那時候的機關干部大都是這樣。他要我坐在椅子上,他自己坐在床沿。我發現他的臉色從未有過的嚴峻，一時間心里打起了小鼓,但又判斷不出原因。

他開門見山地對我說：“小楊，從今以后，你再不要稱我劉伯了?！蔽覇枺骸盀槭裁矗窟@錯了嗎？”他說：“錯倒沒有錯。因為我們是工作單位,你我之間是革命同事關系,所以你就不能稱我劉伯。你明白了嗎？”我點頭：“明白了!”他樂呵呵地笑了,每一根絡腮胡子伴隨起舞。他揮揮手：“你去吧!該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兼起居室,仰起頭,目光穿過窗戶,望著藍空中散步的云彩,對他的話想了又想,越想越臉紅,意識到自己渾身從里到外的農民意識,缺乏見識,沒有水平。我暗暗囑咐自己要盡快適應新的環境,增長見識,提高水平,再莫犯下這樣低級的錯誤。

我再次稱呼他,不是稱呼“劉伯”,而是響亮地發出“劉站長”的稱呼。令我意外的是,他瞪了我一眼。我發現他那雙眼睛大而亮,深而?,從未有過的威嚴。他又拍了拍我的肩,對我說：“你來一下!”

他領我走進他的辦公室兼臥室,這時他夫人楊老師在屋，手里飛針走線織毛衣。他要她出去一陣。楊老師美麗大方,善解人意,自然配合默契。房子里就剩下我倆。他先在床沿落座,示意我坐在椅子上。他依然是開門見山,不轉彎抹角,對我說：“我上次不是跟你講了嗎？你怎么還不改正對我的稱呼咧？”他說的益陽話柔綿,像溪水潺潺,即使是批評人的語氣，也感覺不到生畏和可怕。我回答：“我改正了呀？”他說：“你不是沒有改正嗎？”我爭辯：“我改了呀!我沒有稱呼你劉伯呀!”他問：“你稱呼我什么？”我理直氣壯地回答：“我稱呼你劉站長呀!”他拍了一掌床沿,說：“你錯了!”我問：“錯在哪里？”他說：“你我是平等的同事關系。你應該稱呼我同志！這才是革命隊伍中,最正確,最親切地稱呼。你明白嗎？”我回答：“我不明白!我在熊家鋪大隊工作時,對大隊黨支部書記鄧應林一直稱舅家公。只有走出熊家鋪，當著外人面，我才稱他鄧書記?！?/p>

他說：“你那是典型的農民意識,得馬上改改了。”我問：“怎么改？”他反問：“你調來這些天,聽到縣委會、革委會的干部職工，都是怎么稱呼白蓮清、何秋舫的嗎？”我回答：“這點我真的沒有注意。”他說：“你好好回想一下,我是怎么稱呼縣里這兩位最高領導的？”經他這么一點撥，我一下就想起來了,他稱呼縣委書記、武裝部政委白蓮清為“蓮清同志!”他稱呼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主任何秋舫為“秋舫同志!”當面，背面,人前，人后,都是這樣稱呼的。我又想起來了,在機關食堂用餐時,何秋舫同志與大家一起排隊,憑票打飯打菜,無論是男是女，無論年長年輕,都稱他“秋舫同志！”我問：“那我對你正確的稱呼是金泉同去？！”他說：“對呀!”我說：“那我喊不出口?！彼麊枺骸盀槭裁?？”我說：“論年齡、論資歷,論輩份,我都喊不出口。”他說：“你這個伢子呀，我跟你講來講去，你還是沒搞明白,在革命隊伍里,同志是最親切,最禮貌的稱呼?！彼Ａ送?又說：“稱同志，是有嚴格標準,有重大區分的。不是任何人,也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稱同志的?！蔽覇枺骸澳男┤丝梢苑Q同志呢？”他回答：“只有共產黨員、革命干部之間，才能相互稱同志。因為同志是平等的關系，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我點頭，記住了他的話。此后，我就一直稱呼他“金泉同志”。

不久,縣里組建創作組,因為沒有專門的編制,創作組成員從相關單位抽調,我是被抽調對象之一。劉金泉堅決不同意,與當時的領導文化組長、宣傳組長直接發生爭執：“楊遠新同志是我們從農民作者中發現的苗子,調來是協助馮生敏辦好《工農兵文藝》的。你們把他挖走了，我到哪里去找人？”他當然爭不過文化組長、宣傳組長。他一臉憋得通紅,根根絡腮胡子直立,氣呼呼地說：“那我找秋舫同志去評理!”他真的去找了何秋舫同志。但他回到文化站,沒有說找的結果。后來的事實映證：何秋舫同志對縣創作組的組建和各項工作,均高度重視,給予了許多特別的關愛。下級服從上級,這是那一輩人堅守的組織原則,也是優秀的個人品德。對于我抽調到縣創作組工作,他再也沒有講二話。但在后來發展我入黨的問題上,他則不予支持。我多次向創作組長曹逸興老師遞交入黨申請書?？陬^也強烈要求。就此，曹逸興老師與我正式談話：“你不要操之過急，要有耐心，要經得起組織的考驗?！?/p>

過了一段時間，他告訴我：你入黨必須經過文化站全體黨員會議討論通過，再由站黨支部書記簽字同意，站黨支部蓋章，再報文教局黨組織審批。我和文教局政工股長劉月彩同志，一起找了劉金泉，要他按照正常程序辦理。他堅守一條：楊遠新不在文化站工作,對他的現實表現我們不了解,無法討論他的入黨問題。劉月彩反復做他的工作，他說：“這不符合組織原則?！比魏稳烁v,他都是這個態度。

此后，我便向劉金泉遞交入黨申請書。他對我坦率而誠懇地說：“我不是對你個人有意見?！蔽颐靼?他是與創作組長曹逸興老師叫板,不該抽調他的人。他對我說：“他曹逸興可以培養出作家,我劉金泉就難道培養不出作家？當初發現你的時候,他干什么去了？只要你回到文化站,我就馬上發展你入黨。”

此時在我心里,劉金泉、曹逸興、特別是馮生敏,還有李揚中、蔣建華、陳鑒銘都是我的恩人,都對我有知遇之恩。我能怪誰？我對誰都不能怪,除了感恩,還是感恩。我相信組織上一定會把這事妥善地解決。

過了很多日子，我的同鄉、高中同學、老朋友，這時也是我的鄰居周國忠，他是縣委辦的干部、縣委通訊組成員，還擔任共青團漢壽縣委常委，他倒替我著急了。他找到曹逸興老師，談了我追求入黨的決心，也強調了年輕人入黨的意義。

周國忠（右）楊遠新于1975年合影（供圖：楊遠明）

還有我初中的學長、知心朋友、縣財貿辦的干部劉云迪，也為此專門找了曹逸興老師，一是了解真實情況，二是建議曹老師下大力氣培養我入黨。

劉云迪（曾任張家界市地稅局局長、湖南省地稅廳副廳級領導）近照（供圖：郭冬霜）

曹逸興老師對他倆說，他在不斷地往上面遞報告,要求給縣創作組單獨列編。他說：“只要創作組單獨列編，小楊的入黨問題就好解決了?！钡驗槭荏w制限制,一直無法從根本上落實縣創作組單獨列編的問題。

不過，這期間盡管我不在文化站上班,長時間被安排在屈原故里滄港公社捕撈大隊體驗漁民生活,但劉金泉對我生活上、工作上，做到了無微不至的關愛。他分給了我辦公桌椅,和生活用品架子床、臉盆架等。特別是每年的春節物資照常發給。

尤其令我難忘的是，1979年10月我結婚時,他組織文化館的全體老師，每個人湊一份禮金,購買一套嶄新的生活用品,他率領馮生敏、蔣建華、陳小云幾位老師,送到縣委機關西棟平房05號我的辦公室兼宿舍，給簡陋的婚房增添了喜氣。我和妻子陳雙娥既感動,又自責,禁不住落下了眼淚。因為我當時并沒有主動向他報告結婚的事，是他聽人說起,反倒主動地組織單位的老師們,上門為我倆祝賀新婚之喜。

楊遠新、陳雙娥結婚照（供圖：楊遠明）

第二天,我和陳雙娥上文化館,邀請他和馮生敏、蔣建華、陳小云、曾湘沅、余仲瑾、游進仙等全體老師,到漢壽大飯店聚餐。他和老師們都高低不肯,說：“不吃比吃了更有意義!”

工作上,他也對我全力支持。因為領導安排我在漁村體驗生活的同時,還規定我要承擔抓好滄港公社捕撈大隊的漁民文化活動,這就在很多方面需要文化站的幫助扶持。我提出需要什么,他從不講二話。例如我提出為捕撈大隊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解決化妝用品，他立馬表態,要我自己采購,憑發票到文化館報銷。雖然捕撈大隊領導不愿意，說他們不缺少那幾個錢。但劉金泉的態度是真誠的。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我要向地區和省里的報刊、廣播電視投稿,他將自己熟悉的編輯朋友都一一介紹給我。

《滄浪》創刊號（供圖：胡詩詞）

后來到了1983年，全國上下實行新一輪機構改革,縣委借此機會恢復了縣文聯。組織上安排我到縣文聯工作。我提議創辦《滄浪》文學期刊，得到縣文聯專職副主席陳定熙的高度重視,在縣委宣傳部的大力支持下，請著名作家陳伯吹題寫刊名,請浩然等作家支持作品,請未央、謝璞、金振林、鄔朝祝、劉霄、蘇叔遷、易爾康、張安民等作家題詞，請文化館青年畫家余仲瑾老師設計封面。我上門請劉金泉為其中的一部中篇小說和兩個短篇小說題圖插畫。他問我封面是誰設計的。我如實告訴了他。我腦海里迅速反應,他是不是覺得只請他題圖插畫,不請他設計封面,是小瞧了他，有可能會拒絕我的要求。但事情的發展卻不像我想的那樣,他連聲贊揚下屬余仲瑾,繪畫水平高,而且現代審美意識強。稱贊我找人找對了。說著，他爽快地接過了我遞上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稿,他問我具體交稿的時間。我講了最后的期限。他說：“你提前五天,準時來取。”

此后,我就為編輯《滄浪》創刊號忙乎去了,心里只惦記著他給出的取畫時間。令我驚訝和感動的是,不到約定的時間,他提前兩天,親自送到了我家里。從縣城東南端的文化館,到縣城西北端的漢壽縣供銷社,步行單程起碼二十五分鐘以上,他身為長者,居為領導,能如此禮遇待我，只要是稍懂感情的人,都會被打動得無地自容。我挽留他喝杯酒再回。陳雙娥趕緊生火,拉開了

油爆花生米的架勢。他的喜好就是油炸花生米下酒。香煙他是絕對不抽的。對于我和陳雙娥的挽留，他高低不依,放下他作的題圖和插畫,出門,下樓,連連揮手道別。

劉金泉題圖題字（供圖：胡詩詞）

我跑步追至縣供銷社機關大門口,與他握別。他留給我一句話：“你和定熙同去看了,如果覺得不滿意,告訴我一聲,我可以修改,也可以重新再畫,直到你們滿意為止?！?/p>

此情、此景、此話,一直鐫刻我心靈深處。

后來我離開漢壽,調省城工作時,沒有去向他道別,現在想來十分后悔,十分自責，怨自己年輕不懂禮。更加令我后悔的是,大約2003年,我從公安廳人口管理總隊,抽調到公安廳政治部工作,每天從位于火星鎮的總隊小院，步行至位于八一路110號的廳機關大院上班。

其中有一天,我沿著八一路北側,從東向西行進,當走到富麗華大酒店門前時,我發現街道對面的人行道上有一個熟悉的身影,我定睛一看,那就是劉金泉館長。我趕忙橫穿八一路,從西向東追上去,追了約百米,我超越他,張開雙手，攔在他面前,向他發出招呼：“金泉同志,您好啊!”

他認出了我,樂呵呵地大笑,花白的絡腮胡連連躍動。他問：“遠新同志,你還好吧？”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回答：“鞋好襪子爛!”他問：“你這是什么意思？難道過得不好嗎？”老領導面前不說假。我向他簡單講了因創作長篇紀實小說《紅顏貪官》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聽得很認真,聽完哈哈一笑說：“這不正好證明了《紅顏貪官》的價值嗎?你如果不寫這樣的作品,不受到這樣的委屈,你就不算真正的作家。我相信《紅顏貪官》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如果下次再版,你不嫌棄,由我來配畫。”

他一席話,把我淤積心頭的苦惱,驅趕得煙消云散。這席話,成為我人生后半場前進的力量。也正如他所言,《紅顏貪官》后來僅僅改了一個書名《花開花落》,得到了再版的機會。可我未能請到他插畫,留下無盡的遺憾!

 

2024年1月21日12時18分草于蒙特利爾18195號

2024年1月25日11時05分改于蒙特利爾18195號

本文作者楊遠新近照（供圖：陳雙娥）

 

【作者簡介】

楊遠新，湖南漢壽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湖南省公安廳高級一級警長、三級警監。出版有18卷本880萬字《楊遠新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春柳湖》（全四部）《愛海恨涯》《紅顏貪官》《百變神探》，兒童長篇小說《歡笑的碧蓮河》《險走洞庭湖》《霧過洞庭湖》《孤膽邱克》，兒童中短篇小說集《落空的晚宴》，長篇報告文學《內地刑警與香港警方聯合大行動》《創造奇跡的人們》《奇人帥孟奇》《縣委書記的15個日日夜夜》，長篇紀實文學《生死賭注》《生死抵押》《生死游戲》。散文《我的祖母》被編入大學教材。作品曾獲國家圖書獎、公安部金盾文學獎、湖南首屆文藝創作獎、湖南首屆兒童文學獎等?！洞毫罚ㄈ牟浚┤雵谑粚妹┒芪膶W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