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不拔難為人（外二篇）

 

作者：池征遙

 

在閑聊中朋友告訴我一件事，要我去醫院看病時一定要帶足零錢。

他說：“一個月前去醫院看牙。沒有什么大毛病，都是退行性的老年病。枯木朽株，沒有什么用處了，拔掉就好了。就是拔牙的事情進行得很慢，時間拖到十二點多，但是一切平安。藥費手術費196塊，是在醫保中出的。搞笑的是，要另交九毛錢買一個針頭，這是不能從醫保中出的。掛號員說針頭九毛錢，我就遞給他一塊硬幣。她接過錢之后，向我擺擺手說聲‘好了’。我伸著手向她說，應該找我一毛錢呀？她不耐煩地說，沒零錢找，這是醫院的規定。”

他只好悻悻離去，心想“一毛錢雖少，但你不能就硬不給了！你這和攔路搶劫有什么不同？如果我少一毛錢，你絕對不會把東西給我的！唉，價值觀不同，只當奉獻做點好事吧！”

說來也巧，一個月后他的牙病又犯了，還得去這家醫院。當他去門診掛號時才發現自己犯了錯帶的錢不多不少正好缺一毛。因離家遠，來回公交要掏車費4元，打的要20元。他跟掛號員說了這些“能不能免了這一毛錢，或者先欠著下次來時補上。”掛號員聽了后，一臉不高興地說：“醫院有規定，不行的。如果病人都這樣醫院就虧大了，豈不成了慈善機構？”沒辦法，他只得放棄，怏怏道：“改曰再來吧！”

這件事讓我想起了成語“一毛不拔”的故事，醫院單方面這樣規定不就是“一毛不拔難為人嗎？”

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主張“兼愛”，反對戰爭。而與他相對的另一波人楊朱反對墨子的“兼愛”，主張”貴生”“重已”，即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

有一次，墨子的學生離滑厘問楊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處，你干不干？”楊朱答：“天下人的問題，決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決得了的！”離滑厘又說：”假使能的話，你愿意嗎？“楊朱默不作答。

后來孟子知道了，就此對楊朱和墨子展開了評論：“楊朱主張的是‘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張‘兼愛’，只要對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頭頂，走破了腳板，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再后來世人即以此比喻細小輕微的事物，連自己的一根汗毛也不肯拔下來給別人，形容為人極端吝嗇自私。

重溫“一毛不拔”的故事，心中還有疑惑，故而反問朋友道：“你認為醫院這么做這是為什么？在認知上怎么會有這么大的差距呢？是價值觀不同，還是？”我認為，此類單方不找零錢的規定或做法應休也！

 

我姐的米作坊

 

從1968年11月18日起，金沖歷史上第一次有了機器轟鳴聲，聲音很大，三里地外都能隱隱聽見。這是我家姐姐池家大小姐開的第一個加工大米的作坊開業了，這成為金沖亙古未有，聞所未聞的第一個專營稻米加工的場店。

我姐本來是縣重點中學老三屆畢業生，在縣城有戶口有工作，只因響應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主動要求下放到農村鍛煉才來到了金沖。之所以開米作坊也是事出有因。

那時生產隊還是集體所有制，我姐身邊已有二歲的女兒和半歲多的兒子，我們小哥倆都在上學，一家六口人只有姐夫一人掙工分分紅是掙不了多少錢的。在金沖我們算是有拖累、負擔較重的農戶。

窮則思變，她看中了加工稻米這個行當需求量大，掙錢來得快，發展空間也很大，所以未經工商管部門批準（當時也不知道這些），在隊里默認許可的情況下就聯系營銷商把米作坊辦起了。

說的準確些，這個米作坊現在只能屬于合伙經營性質，因為條件是營銷商出設備，我姐作為出資人出具閑置的一間堂屋做“廠房”，收益均分。技術保障由營銷商負責，勞務完全由我家提供。合作期暫訂兩年，兩年后視情況再作商訂。

按照營銷商的設計規劃很簡單也很容易操作，他們對堂屋略微進行了改造，在堂屋后墻上打鑿出了一個圓孔大洞，將電機設備放在墻外，通過傳送帶與放在堂屋正中的機斗連接就一切就緒了。

米作坊開張后，四面八方的農戶推著、挑著、扛著稻谷蜂涌而來，因為方圓五里就此一家最近。

我姐整天圍著機器轉，我和姐夫和我哥卻每天圍著我姐轉。一家人每天被粉塵充斥著，從頭到腳像個泥人似的，忙得翻了天。

我姐是個極有孝善之心的人，熱心便民，誠信無欺。每天機器會從鐵篩里撒漏下三五斤左右的米粒，她都詳細記錄在本子上，當下一次那家客戶再來時就給補上；每天積攢的稻糠有頭十斤之多，都分給了村里的農戶去喂豬養雞養鵝養鴨。小小作坊有大乾坤，越辦越紅火，村民叫好，名聲在外，招徠了十里八村的農戶，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關注。

半年后，公社工商所和大隊組成聯合調查組來到金沖稱姐的米作坊：“是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勒令馬上停運，并拿出隨身攜帶的封條和收據要封機罰款。這一下把我姐惹怒了，急得上前攔阻道：“什么尾巴我不懂，我現在肚子餓要吃飯，要吃飽還想要吃好的！如果是因未辦手續我可以補辦。你們別站著說話不腰痛，隨意封了我的作坊，如果要動真格的我就和你們拼了！”

平時文靜嫻熟、膽小怕事、話語不多的她，此時竟然像一頭母獅怒吼說出了這些話，讓在場的人大吃一驚。其中有人說：“你一個年紀輕輕有文化的人怎有這么大的膽量，敢說這樣的話？！”他們一時感到束手無策，只留下一句話：“限你一個月內拆除！”暫且作罷，揚長而去。

從此我姐說的這些話成了天大的經典笑話。不知怎么傳到了公社革委會和我父親曾經工作過的老單位縣委組織部。他們派來了一位和我父親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做說服動員工作，我姐礙于臉面馬上停了機，交出了米作坊。但后來組織上出于教學需要，安排她做了一名鄉村民辦教師。

遠在西藏的家父知道后馬上來信說了他的觀點，他說：“對于這件事是有不同看法的，也許有個過程。你們要正確對待，但眼下你們要按政策規定辦，不能給當地政府添麻煩。”父親還說：“生活有困難是暫時的，我們要勇于面對。從現在起每月給你們15元補貼，希望有所幫助渡過難關。”

米作坊機器撤掉后，村里再也聽不到震耳欲聾的聲音了。外界評論很多，左鄰右舍卻這樣說：“這事好與不好只有天曉得，但我們知道以后再要加工稻米，可就要長途跋涉到十里以外的鎮上去趕集了！”

 

名醫潘一刀

 

蘭大二醫院有位傳奇式人物，他就是內神經一科教授級主任醫師潘亞文。因為醫術高超，口碑在外，被患者尊稱為“潘一刀”。

在我眼里他就是品德高尚的仁者，是扁鵲神醫、華佗再世。

10年前，我妻突發腦動脈血管瘤破裂，在當地一所軍醫院動了手術，因搶救滯后，雖下得了手術臺，但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幾乎成了植物人。沒多久，她又雪上加霜并發糖尿病腦積水，頭部腫的像個大氣球，需要做分流手術。主治醫師說：“看她這種情況再治療已經意義不大，生存期頂多也就二三年吧！”

為了讓妻子還能生存下去，從安全起見，我慕名推上她來到了蘭醫二院，在內神一科找到了當時的潘一刀：“主任這是我們的見面禮三千塊錢，請您收下我妻。希望在您這里為我妻做腦積水手術，還請您費心擔待。”

潘一刀詳細看了一下病歷說： “病的不輕啊！如果再不及時做分流手術就會壓迫腦神經，危及生命，甚至于死亡！”并埋怨到：“為何不早點來？”

我說：“事發時家人都不在她的身邊，發現時已經有些時候了，是朋友就近送往那家醫院的。到了那家醫院四個小時后才上手術臺！”

潘一刀聽后說：“原來這樣！”他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說，隨手把錢放回到了我的手上：“您這錢不論多少都不能收，這是醫德也是行規。作為醫生救死扶傷給患者看病，天經地義，法理所在，不用客氣。”

我一時被感動的不知說什么好，吭吭哧哧地說：“那您是同意收下她給她動手術了嗎？”

潘一刀微笑著說：“看你緊張的樣子，不要害怕，我收下她了。這對我來說是個小手術，很簡單。”隨后他打通了有關電話，給我聯系辦理了入院手續。

盡管潘一刀這樣說這樣做了，我還是覺得禮未送到，心里不踏實，又在原來基礎上加了兩千塊錢，當晚找上了他的家門，說明來意，并將五千塊錢送到了他老伴的手上。自以為了事，心中竊喜。

誰知潘一刀知情后，于第二天一大早由主治醫師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不容分說，就把那些錢原封不動地塞進了我的手上，態度非常嚴肅認真而又非常堅決地說：“病人家屬，這錢絕對是不能收的，收了就失去了醫者的良心。你妻前期看病肯定花了不少錢，這些錢你留著急用，我們不差你這錢。”

回到妻子的病床前，我拍著自己的腦袋，感到無奈又無助，嘖怪自己：“嘴真笨不會說話也不會辦事，連這點錢都送不出去，真對不起你呀我可憐的妻子！”

第二天一大早，主治醫師通知我：“潘主任為您妻子動手術的方案已經做好了，明天早上七點進手術室，手術時長大約45分鐘至一個小時左右，你們不用擔心，由潘主任主刀，是不會出現問題的。您的任務就是配合完成好。”

聽到這個消息我高興的不得了：“這下可保險放心了！”

但我始終想著要表達對潘一刀的感激之情，又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了一千塊錢，這樣有六千塊錢了，再一次來到潘一刀辦公室，把錢放到他辦公桌上轉身就走。沒想到潘一刀眼疾手快，一下拉住我，滿臉怒氣地說道：“你這是干啥你知道嗎？你這是在行賄犯法，在拉我下水！你再這樣就影響到我的正常工作了，我就不給你妻做手術了！”

羞愧的我，又一次退出潘一刀的辦公室，自言自語道：“天下還有這樣的好人！真是一位有情有義，有血有肉，肝膽照人的名醫！”

按照原定計劃安排，在隔天的凌晨6點我妻就被推進了手術室，約過一個小時就做完了手術。毋庸置疑，手術非常順利，非常成功！十天以后，主治醫師通知我：“你們可以出院了！”

此后我妻安然若夢，至今轉眼又活過了十余年。

 

【作者簡介】池征遙，筆名水也，男，漢族，1956年生人。有在西藏、甘肅及非洲工作經歷。退休前為《甘肅建設報》社長，現定居西安。擁有專業高級職稱。長期以來與文字為伍，尤其酷愛文學藝術，且多有文章發表在國家、地方刊物，獲得過眾多獎譽。被多個國家級媒體評聘為評論員、研究員、文化學者、文學領域優質作者，入選中國名人錄和世界文化名人名典。出版發行過專著專集。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