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一步之遙

——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

 

作者：楚夢

 

好多年了，我一直把思考的觸角伸展到中國知識界，我想弄清楚，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是否存在過以及存在著知識分子階級（階層）。可是，我的結論十分不妙，中國根本沒有出現過所謂的知識分子階級或者說階層，甚至在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不曾產生過一個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盡管有人把中國知識分子的雛形追溯到五帝時代，連費正清這樣大名鼎鼎的學者也一直堅稱中國古代即有知識分子，但我仍然要說，中國漫長的古代社會沒有過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現代社會也不曾產生過知識分子階級（階層），除“五四”之外，甚至沒有出現過知識分子群體。

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一、什么是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一詞據說是19世紀中期俄國作家彼·德·鮑保雷金創造的。但我個人認為，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應該更加久遠。法國學者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撮才智出眾、道德高尚的“哲人之王”。他們人數不多，也無法以例行的方式培養出來。他們是能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尤其是“處于幾乎永遠反對現狀的狀態”，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才是他們的本色，他認為知識分子有如下三個顯著特征：1、它們是靜態的；2、者薩義德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對知識分子作了一個中肯的合乎實際的定義，他在《知識分子論》序言中說：“知識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余者’、攪擾現狀的人。”薩義德認為對知識分子而言，最該譴責的就是他們逃避政治的行為。他主張“要維持知識分子的相對獨立，就態度而言業余者比專業人士更好。”簡而言之，知識分子應該是獨立于政府和其他利益集中之外的、敢于把真相告訴大眾的一群人。陳寅恪先生有一句概括知識分子話很精確：“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

隨著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激烈論爭，知識分子一詞開始被廣泛運用。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特指那些勇于通過媒體發表自己政見的文人。他們可以是作家、哲學家、藝術家或大學教員，但他們為了捍衛正義、真理等普遍價值而走出自己的職業領域，利用自己的聲譽進行公共辯論。與專心于學術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同的是，知識分子是社會意識形態和文化的直接生產者，對公眾輿論發揮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盡管“知識分子”一詞19世紀中葉才出現，美國學者科塞認為知識分子出現的年代是十七世紀，法國學者還說知識分子是伴隨著法國德雷福斯事件而出現的一個獨立階層，但我認為，知識分子包括知識分子群體在西方早就存在，最早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應該是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希臘。其杰出代表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思多德等，正是他們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信仰與思辨理性的精神。信仰與思辨理性二者交融，共同形成對終極實體把握的精神力量，從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勇于探索、不畏強權的知識分子。他們從來不依附政府和某一個利益集團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張，更不會為了自身利益出賣良知。蘇格拉底寧愿飲鳩自盡也不愿違心認錯；布魯諾可以犧牲生命，就是不能承認“地心說”；左拉面對強大的政府和軍方毫不畏懼，對總統先生大聲呼叫《我控訴》；索爾仁尼琴不怕流放和殺頭，永不放棄揭露真相的信念。就連“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也能夠做到犧牲貴族身份和付出永遠不能與家人團圓的代價，誓死與堅持正義的丈夫們在一起。這就是人類社會為之驕傲的知識分子！當然，他們之所以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并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勇氣，在這個世界勇猛之人不勝枚舉，中國亦不乏這種英雄豪杰，許多人面對死亡面不改色心不跳。他們或為某一主人，或為某一組織、集團，或為家人朋友（像明朝的方孝儒就為了忠于自己的主子犧牲了自己家族和自己的學生八百多口人的性命），但他們卻并不是或者說事實上并不是為了大眾和真理。中國知識人做得比較好的也只是做了一個忠臣或諫臣。“士可殺不可侮”應該是每一個普通人的人格標準，而不是知識分子的特征。

 

二、他們不是知識分子

 

時下，我們的很多學者包括普通國民，在回顧和探對歷史的時候，總是喜歡提到“古代知識分子”，我不知道大家給中國古代的文人土大夫們冠以“古代知識分子”的美稱是不是受了余英時先生的影響，但“古代知識分子”這一名稱已經被廣泛認可并經常使用了。余英時先生認為西方知識分子產生于18－19世紀，而中國2500多年前就有了（《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余先生等人把中國古代的“士”等同于“知識分子”了。顯然，這是對“知識分子”的曲解，也將中國的士大夫們無限拔高了。

之所以說“士“和“士大夫”不同于“知識分子”，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是文化特征：西方知識分子總有一種對絕對終極的追求。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對正義之論，經典體現了西方知識分子的這一精神特質：“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這么說：“公正是一所永恒的學校，它不是一個行動的原則，它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是規范的，而非創造性的。”美國學者科塞在《理念人》的前言中，對知識分子是這樣定義的：“他們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搗亂分子”。還說“知識分子是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飯的人。”西方文化精神與西方知識分子之所以有如此特質，是與西方傳統文化是以基督教為主流密切相關的。基督教是在希臘文明解體之后，猶太教與希臘文明融合產生的宗教。由于基督教融合了猶太教與希臘精神并將其發揚光大，因而成為西方文化傳統的主流。西方文化的這一歷史傳統，鑄就了上述我們所言的西方文化與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西方的理性是一種對終極實體的思辨理性，故其信仰與理性二者密不可分，在對終極實體的把握過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形成西方特有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國人的理性并非如此，而是一種立足在內在信仰基礎上的實踐理性，而沒有西方特質的形而上學體系。因而，儒家（包括其他派別）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實用主義的，大多只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有利于為統治者和利益集團所用，他們與權力之間的關系，都是一種附庸關系。

其二是角色特征：西方知識分子包括古代知識分子皆與政府、權力集團、以信仰為特色的組織保持相當的距離，絕對不會成為其中的一員，從而形成了獨立的階層或階級。無論是古希臘城邦制時期，還是中世紀的黑暗統治時期，更不用說現代社會，西方的知識分子們一直對政府的不當行為進行批評、對弱勢者示以援手、對人類社會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成為政府、教會之外的另外一個力量集團。作為西方人的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一直是獨立于世俗王權并極力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基督教不僅發揮了對政府的監督與平衡作用，也為西方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成長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哈耶克所說：“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此后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作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通往奴役之路》）而中國的"士"卻緊緊依附于統治階級、利益集團和某些政治組織，并竭盡全力向階級、集團和組織靠攏，甚至將此作為奮斗目標，他們自覺充當統治者的工具、零件，其服務的對象只有統治階級，是統治階級、利益集團和政治組織的附屬品。從來沒有形成過獨立的階級或階層。孔子告誡弟子：汝為君子儒，勿為小人儒。于是，中國的"士"們只對統治者和統治集團負責，大眾利益與他們沒有關系。他們通過為權力服務來實現自己的價值或者說通過自己價值的實現更好地為權力服務。正因為孔孟的儒家學說是一種以實用為目的的投機理論，所以從漢武帝起即被歷代統治者看中，統治者需要的不是它的”學”，而是它的“術”，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已經說得很直白了。

由于中國的“士”所處文化理念的實用性和社會角色的獨特性，使得這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國，最終也沒有培育出一個知識階層甚至在漫長歲月里竟然沒有出現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有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是在信口雌黃，中國古代出現了那么多大文人，難道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孔丘、孟軻、屈原、陶潛、朱熹、魏源不是知識分子嗎？我的回答是：他們只是"士"而不是知識分子。

先說孔子，把他那套實用主義的學說拋在一邊不說，就他的行為也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作為，整天奔走于各國政府之間，乞求接受自己的思想，幻想被政府雇用，可運氣一直不好，有人將他稱之為“喪家犬”，一個沒有骨頭的“喪家犬”能夠是知識分子嗎？一直被我們稱為“愛國英雄”的屈原，他所愛的“國”不過是楚國這樣一個諸侯小國，原先在政府服務，是既得集團中的一員，后因“奸臣”陷害，被頭頭踢除出局，于是便無法承受被拋棄的痛苦，當然也有自己的輔政理想沒有實現的失落，整天瘋瘋癲癲，最后投江而亡。一個把賭注押在政府（據說還是一個腐敗政府）上的人能稱為知識分子？至于陶淵明，即使將他曾為政府雇員的歷史忽略不計，就他整天自得其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對民眾疾苦漠不關心，完全沒有承擔一點知識分子的責任。不僅如此，眾多的文人一經入官場，便迅速進入“角色”，開始為非作歹的勾當。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詞好，人品卻成問題，他看不起浪跡于底層的柳永，對歐陽修以貌取人，科場做王安石的手腳，安插自家人等等。一心討好權貴想撈個一官半職的文人就更多了，如想靠張丞相的舟楫渡上宮廷的孟浩然 ，就連杜甫也不能免俗，八品官被罷之后，還致信皇帝：“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被很多知識分子拿來當作座右銘。其實，這往往正是中國士大夫懷才不遇的自嘆，反映了士大夫的一個基本心態：等待“明君賢主”的使用。他們不會象西方知識分子那樣，有一種成為社會獨立力量的強烈要求，甘愿充當別人的奴隸和工具。幾千年的漫長歷史舞臺上，曾留下無數文人士者的腳印。卻找不出一個能夠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

那么，中國現當代的那些“士”們是知識分子嗎？我的回答是：他們更不是。知識分子在我們的敘述中，不僅是個稱號、名頭，更多的是一個社會角色。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僅是指他所具有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其作為一個社群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的。班達說過：“知識分子的法則是，當全世界都匍匐在作為世界主宰的非正義之前時，他卻屹立不動，用人類的良心來反對它，這類值得我們尊敬的人有在愷撒面前毫不屈服的加圖和在拿破侖面前不愿喪失氣節的基督教的神甫們。”（《知識分子的背叛》）現在很多人習慣把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甚至不依靠體力勞動維生的人稱為知識分子，還有些有那么一些知識積累者自詡為知識分子，這讓人很不自在甚至說很尷尬。因為在現當代，我們的多數“士”們不僅沒有為正義、公平盡一份力，如同一個聾子和瞎子，還為虎作倀、自相殘殺，反右開始之后，我們很多的“士”們不是堅持正義與強權斗爭，而是互相算計，無中生有，無線上綱，將自己的同類甚至親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弄虛作假、顛倒黑白，使出渾身解數為利益集團說話，已經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有些被我們一直尊崇的“大師”級人物，離知識分子也還有一段距離。梁涑冥以敢于直諫著稱，也說了很多真話、直話，但他把自己放置于臣子的地位，自然只能乞求毛澤東的“雅量”了。黃炎掊是一個標準的“諫臣”，以和毛澤東的“窯洞夜談”聞名于世，后來他又向毛進言：集體領導中突出的個人威信，乃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據傳說，在中共高級統戰對象中，黃炎培是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的人。如果將這些人稱之為知識分子，那么真正的知識分子在九泉之下也不會安寧的。提出“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陳寅恪先生也不能算作嚴格意義的知識分子，盡管陳先生保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但自由思想卻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來。其實，他是有機會去表達的，但他放棄了。因為放棄自由表達，所以就放棄了作為知識分子的資格。相對于一個有獨立人格的文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因此，照薩義德和班達的標準，中國的知識分子非常稀少。在中國政府的許多重大政治和經濟產業政策上面，很少聽到知識人（我覺得這樣稱呼他們比較準確）的不同聲音。能夠聽到的基本上都是對權力意志合理化的各種闡釋。知識有時能夠帶來權力，很多知識分子也常常迷戀權力。盡管歷史證明，一旦知識人涉入政治領域，通常都是以災難告終，但我卻覺得，知識分子參與政治是必要的，甚至參加政府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有參與才可能有改變。其實，知識分子是無法割斷與政治的聯系的，獨立于政府之外，我的理解是指按自己的尺度去評判政府行為，并不是要求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不參政、更不是與政治脫離關系。政治也好，政府也好，都關系到全體民眾的利益。法國學者戴維.C沙爾克說：“在知識分子和參政之間曾經存在，可能現在仍然存在一種密切關系。” （《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但是，參與政治的方式應該是光明正大的，不是躲在后面做一些煽風點火的勾當；參加政府則應該參加那些合法的被大多數國民認可的政府，因為那樣的政府才不可能是屬于少數人的沙龍，才有你說話的自由。科塞對知識分子充滿了理解和尊重，他希望今天的知識分子在面對種種誘惑的時候，能繼續履行其與生俱來的批判職責，充當“民族的觸角”。所謂“民族的觸角”就是指在行為中勇于探索、維護公正。辛亥革命之后的二三十年間，中國曾經出現過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且形成了一個個小團體，但遠遠沒有成為階級或階層。當代中國，也不是沒有知識分子，只是為數太少，而且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專家、教授、學者、作家、科學家和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之人，但知識分子卻相當稀少。                   

在中國，知識分子成了“稀有動物”，然而，這并不說明知識分子就是完美無缺的，他們不是神仙，不是圣人，不是苦行僧，也有缺點、錯誤甚至卑鄙下流的行為，英國人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書，就對盧梭、托爾斯泰等享譽全球的大知識分子的陰暗心理、可恥行為進行了無情揭露和批判。但盧梭等人仍然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在公共事務和事關人類命運的問題上發出了自由的聲音、表達了公正的立場，還因為他們沒有忘記或者說沒有完全忘記“頭頂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語）

 

三、僅有一步之遙

 

如果有人問我，“士”或者說“知識人”與“知識分子”之間還有多少距離，我會回答說：僅有一步之遙。

中國的“士”與“知識分子”之間表層上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知識面廣，具有某些方面的專業技能，有自己的見解，有體面的工作，受到大眾尊敬等等。他們中的很多人只要敢于往前再走一步就成為知識分子了。然而，這看似不大的一步卻異常艱難，中國的少數（多數圍繞在權力周圍）“士”們基本上只是在邊緣徘徊，他們既想讓良心安寧或者留下一個好名聲又缺少跨躍過去的勇氣。因為跨過去之后就意味著荊棘遍地甚至萬丈深淵，而他們的后面則是綠草鮮花、美酒佳肴。跨過去就必須脫胎換骨，獲得的和即將獲得的既得利益也必須完全拋棄。如今的一些中國知識人充其量也只是現代的“士”，文化的身體的原因，都讓他們無法放棄既得利益的。可是，他們卻又十分看重“士”或者“知識分子”之類的身份，而在中國要獲得這個身份認同最好的方式是被“招安”。如果說他們在被“招安”前尚有一些真知灼見和責任感的話，那么，一旦被“招安”，他們就會不斷修改自己的真知灼見，以求符合主流要求，或許他們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有一些“出格”之舉，其目的是為了最終能夠被“招安”。他們十年寒窗，吃過無數的苦，對于一些問題也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但這種認識是模糊的，隨時會發生更改和變化，只是，更改和變化的條件不是認識的深入，而是現實的需要。他們不可能對世界進行深入研究，更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公開自己的思想。他們是在壓制自己的“不切時宜”的思想的過程中，讓自己逐步變成白癡和御用工具。如果說他們中的部分人過去曾經是知識分子的話，顯然，他們已經背叛了“知識分子”，正如班達所說的“知識分子的背叛行徑在于接受了非知識分子的實踐價值。知識分子如果還保持節操，他可以接受的惟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為它以及它的主要價值（個人自由、正義和真理）都不是實踐的。”（《知識分子的背叛》）你能說，上個世紀五十時代初期，我們的一些大知識人在組織還沒有對他們進行大規模清剿的時候，就痛哭流涕說自己幾十年的著書立說都是廢紙一堆、要脫胎換骨全部都是假話嗎？這就是中國的知識人，他們對自己從來都是缺少把握的，他們根據政治形勢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包括不斷地肯定和否定自己。所以，有些人在被迫害致死的時候還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有些人從牢房出來之后就諄諄告誡世人，不要計較過去，要向前看。中國的知識人除了竭盡全力為利益集團服務之外，就是喊幾句空洞漂亮的口號，將子虛烏有的東西描繪得美妙無比，比如：我們將來的社會如何平等、美好之類，并煞有介事地號召民眾開展思想解放。博蘭尼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如若思想和理性自身空無一物，要求思想解放將毫無意義。”（《自由的邏輯》）而我們的“士”或知識人卻在長期從事著毫無意義的工作。誠然，對自己的背叛并不只有中國的“知識分子”，西方也不例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就對1840至1940年間德國知識分子的背叛進行了嚴厲批判：“后來，德國的學者和科學家們，除了少數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統治者。這種作風在國家社會主義興起的全部歷史中是最令人沮喪、令人感到可恥的一幕。”博蘭尼在《自由的邏輯》中也對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一些科學家為迎合政府主張放棄基本科學態度，實施所謂的“植物雜交”的荒唐行為也進行深入剖析，認為這些人已經喪失了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立場。唯一區別在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背叛更普通、更經常、更徹底。

導致中國的“士”或者說“知識人”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中的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很多人都說中國文化的特點是集體主義和包容意識，這是對中國文化的天大誤會和有意誤讀。所謂集體主義不過是權力擁有者和政治上搶占先機者，讓他人犧牲個人利益的借口。所謂包容更是騙無知者的把戲，二千多年了，除了儒法那幾套招數，還容忍過其他嗎？正因為中國文化的極度自私，才產生了一批又一批沒有骨氣、沒有思想、沒有責任心的“士”。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現代文人也要千方百計靠攏、討好權力中心，并以此為榮。而西方文人不這樣，他們要么出身貴族，要么是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經濟上的獨立是他們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的基礎。中國的情況很特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皇權統領一切。但話又說回來，造成中國皇權無限膨脹的根源不就是那些文人和“士”的思想和鼓噪嗎？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士人們在傳統政治文化的熏陶和養育下，逐漸形成了“士“特有的主體性和依附性兼而有之的“從屬參與”。中國“士”不能等于知識分子關鍵在于他們有極強的依附性——這是或為奴才或為人、或為士或為知識分子的一個分水嶺。

最后，我想用俄國十二月黨人妻子們的故事作為文章的結尾：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他們的妻子與“罪犯丈夫”斷絕關系，為此他還專門修改了沙皇法律不準貴族離婚的條款：只要哪一位貴婦提出離婚，法院立即給予批準。出人意料的是，絕大多數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堅決要求隨同丈夫一起流放西伯利亞！迫于情勢，尼古拉一世不得不答應了她們的要求。但政府緊接著又頒布了一項緊急法令，對她們作出了限制：凡愿意跟隨丈夫流放西伯利亞的妻子，將不得攜帶子女，不得再返回家鄉城市，并永久取消貴族特權。這一法令的頒行，無異于釜底抽薪，這就意味著：這些端莊、雍容、高貴的女性將永遠離開金碧輝煌的宮殿，離開襁褓中的孩子和親人，告別昔日的富足與優裕！但是，沒有幾個妻子不是選擇與丈夫流放西伯尼亞，因為她們都是一群知識分子，還有很多是法國人，甚至與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只是情人關系。

     

主要參考書籍：

（美）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3月）

（法）班達《知識分子的背叛》（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4月）

（英）約翰遜《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英）博蘭尼《自由的邏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美）科塞《理念人》（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1月）

（法）西里內利  編《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8月）

（美）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吉林出版社，2008年4月）

（美）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風雪中那美麗的堅守》（《讀者參考叢書》76）

 

（原載《粵海風》2012年第五期）

 

 作者簡介：楚夢，本名倪章榮，湖南人。作家，文史學者。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