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鍋”群英會
——屈家嶺遺址寶物探秘
作者:周麗
鍋,金旁,異體字之一“鬲”,許慎《說文解字》中曰其秦名土釜,今俗作鍋。土釜者,出於匋也,讀若過。鍋之實物一般圓形中凹,對現今的我們來說,當然是一種常見的烹煮食物或者燒水的金屬器具。民以食為天,自從遠古先民掌握運用了“火”,再通過“鍋”進行熟食革命,善待了人類的腸胃,人類體質無疑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從而大大促進了生命的進化,也讓人類不斷走向了更高階段的文明,可謂具有劃時代意義。
那么,新石器時代晚期屈家嶺遺址上的三苗先民們,用的是什么樣的鍋呢?在屈家嶺遺址博物館,當我們從眾多的石器、陶器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物中,近距離看見獨立展柜內一口巨型陶鍋,一定會驀然產生一種神奇的穿越感——仿佛五千年前創造屈家嶺文化的三苗先民們近在眼前,正圍著這口鍋大快朵頤地享用著他們的美食哩!
據張云鵬先生編寫的《京山屈家嶺》一書報告描述,屈家嶺遺址出土的這一口巨型陶鍋,屬屈家嶺文化時期,粗泥陶質,較軟,胎色褐黃,含有大量碎陶末。器型與現在的大鐵鍋相同。長唇外侈,壁上部作弧形內凹,中部有凸起的附加堆紋,下部內收構成圜底,底部下突呈乳頭狀。口沿滿飾雙人字形劃紋,壁中部附加堆紋為格形紋。手制。高33厘米,口徑86厘米,厚1.8~3厘米,容量為0.65立方米。
五千多年前,這口鍋是用來烹煮食物的嗎?煮食新石器時代晚期便已大量人工栽培種植、至今仍為優良品種的粳稻米?煮食那個時期已被先民們馴化的豬、雞等家禽家畜?抑或聚落先民們用箭鏃等工具捕獲回來的各種動物?還有先民們用自制的網具到青木河里捕捉回來的魚兒?有資深考古專家在分析比較我國同時期不同史前遺址出土的類似遺存后,不由驚嘆其為“天下第一鍋”。不言而喻,這當然是一個大團結式的炊煮器具。試想,在史前那樣一個時代,屈家嶺遺址上的三苗先民們僅憑磨制的石器、兼有少量木器和骨器,便開創了一段堪稱同時期典范的農業文明。這一口大陶鍋隨之出現,不能不令人嘖嘖稱奇,不能不令人遐想連篇。
那么,按圖索驥,或者睹物思人,我們不禁要問:何人才能掌管、使用這一巨型陶鍋呢?多少人可以同時享用這口大鍋所煮的食物?什么樣的情況下,才會用上這么一口大鍋來烹煮食物?根據其出土情況,專家們研究推測,這口鍋不太可能作冥器之用,應該是屈家嶺遺址遠古時代食物充足、社會繁榮、聚落強勢的一種象征。此陶鍋的用途或許不外乎以下幾種情形:
中心部落最高首領召集會議待客之用。屈家嶺遺址之所以成為屈家嶺文化的命名地,以其先進的稻作農業和和獨具特色的制陶業最富盛名。陶器的發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業的發達。成熟的農業社會可以穩定地解決大量人口的溫飽問題。毋容置疑,已經定居在屈家嶺遺址上的三苗先民們,其食物主要以稻米為主、粟米為輔,同時有少量飼養的家畜、家禽和采集狩獵所獲作為食物來源補充。在盤點2015年以來考古收獲時,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屈家嶺考古工作隊副隊長張德偉介紹,2020年在屈家嶺遺址點南部臺地保護大棚發掘區內,揭露了屈家嶺文化時期兩座平面結構均為3間的大型長方型房屋建筑F15和F18,同時還發現了可能屬于F18的附屬倉儲類建筑F17。建筑遺跡F15的3連間房屋面積分別為20平米、25平米和15平米,由外圍柱坑合圍的總面積約160平方米;建筑遺跡F18的3連間房屋面積分別為14平米、14平米、25平米,由廊道等附屬設施圍合的總面積約80平方米。有專家認為,這種住屋的空間布局,隱含著一種制度性的結構,居住在房屋內的人可能是一個親族團體,代表著一個大的家庭。這種親族團體往往代表著聚落很強的凝聚力,換一句話說,很可能是部落首領或者權貴家庭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更能說明問題:一般先民家庭尚且能夠居住在這樣的房屋內,部落首領或者權貴家族的住房應為更高等級。由此,大鍋會不會作為部落首領大家庭日常私用呢?好象不太可能。撰寫《屈家嶺文化》一書的作者張緒球先生前幾年在接受《荊門日報》采訪時說,“這些大型陶器在成型和燒制方面都是很困難的,需要有成熟的經驗才能做好。這么大的鍋,肯定不是日常生活的炊具,因為用這種大鍋做飯,一次可供幾十人用餐。”屈家嶺遺址是一個以屈家嶺遺址點為核心,包括殷家嶺、鐘家嶺、冢子壩、楊灣、土地山、毛嶺、大禾場、九畝堰等十二處遺址點在內的新石器時代大型環壕聚落遺址群,在青木河與青木垱河中間及兩岸,這些遺址點相對分散,且功能分布上已經出現專業化的社會分工。中心聚落的頭領定期不定期召集“中層干部”以上的會議,安排生產,商議大事、急事,就會用上這口大鍋招待大小首領。這一方面說明定居農業的發達保證了先民們食物的充足,另一方面也說明社會結構出現權力集中、社會階層分化,同時還有物資分配的不均等現象。
中心聚落大型生產勞動時公共烹煮之用。屈家嶺遺址多年的考古,揭露了距今約5900年的油子嶺文化時期至距今約4200年的石家河文化時期的多處居住類遺存,專家們結合房址規模與布局判斷,這片土地上有史前先民們的一般居住區,也有中心聚落的居住區。連間房F18旁邊發現了可能的糧倉F17,F15連間房東部還揭露了一處小型室外廣場類設施(紅燒土類遺跡),總面積約120平方米。這說明屈家嶺遺址上的先民們以成熟的技術大規模種稻谷,促進了人口的發達和人體素質的增強。反過來,以人作為唯一主體的生產力之發達,又更加促進了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有大量的余糧保存下來,社會出現分工,便會出現權力統領與組織協調,便會有規模化的聚集性公共活動。不難想象,在五千年以前,靠天吃飯種地的先民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必定積累了一定的農事經驗并掌握了一些氣候、天象規律,盡管是磨制的生產工具,但畢竟使用的是石器,集中精壯勞力搶種、搶收是必不可少的;修筑既能排灌又能防御的大型環壕或者水利溝渠等,需要組織大量勞力非一朝一夕投入工事中;修建那個時候的紅燒土房(也可看作是那個時候的“水泥”地面、“水泥”墻體,因為埋于地底保持了五千年尚未分化,堪比水泥結實)也需要很多人分工配合。等等情形,都是使力氣或者有技術的能人集中突擊性干活,必定都會用上這口大陶鍋供多人同時吃飯。這種親近又團結的方式,便逐漸形成一種中心聚落與附屬聚落的層級關系,也強化了部落首領的權威,由此便出現了史前社會早期政治的萌芽形態。歸“口”管理一詞,可不是后人憑空捏造。
中心聚落神秘的祭祀之用。旅加學者廖平原先生在談到世界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時認為,定居生產的農耕文明是一種集中復雜化的成熟文明。一個史前文化遺址,只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聚居才能構成從量變到質變的文明轉化。湖南洞庭湖平原與湖北的江漢平原很可能就是文明發源地。屈家嶺文化顯然不是初始狀態,而是成熟狀態。到過屈家嶺遺址博物館參觀的人,我們再從屈家嶺遺址出土的筒形器、四耳器等出土情況及大量相關器物來看,屈家嶺遺址自距今約5900年的油子嶺文化時期,無疑已經出現了有先民精神信仰的祭祀活動。考古專家們分析判斷得出與學術界完全一致的意見:它們只能是屈家嶺原始宗教活動的遺物。筒形器被認為是一種巨型陶祖,歡慶豐收時,或者選定的吉日,在神秘的祭祀活動中,人們有組織地大量聚集在一起,按照一種隆重的儀式進行祭祀,意在通靈天地四方,乞求祖先賜福免災,保佑部落子孫繁衍、族群興旺。那么,他們飼養的家豬或者捕獲回來的其它大型動物,就有可能作為最好的禮物放進如此巨大的陶鍋里,擺在祭臺上敬奉給祖先和神靈。祭祀結束后,人們架起這口大陶鍋,燃起熊熊的火焰烹煮大量的食物。祭祀之后,留下來進餐的至少是聚落的大小頭領與一些生產勞動能手和能征善戰的精英。盛大的活動,盛大的聚會,他們圍著這口大陶鍋,一邊享用美酒美食,一邊載歌載舞,從而激發出一種共同的精神力量,不斷地將屈家嶺遺址的繁榮興盛推向一個又一個高度。
中心聚落非比尋常的會盟待客之用。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鼎盛時期。長江中游、漢水之東的屈家嶺遺址所在地,當一個史前大型聚落遺址群發展到經常以遺址核心區為中心產生一些聚會,還可能與強勢擴張后不同文化圈異族部落頭領間相互交往、物物交換、文化交流有關。有專家根據黃河流域屈家嶺文化遺存分布的特點和遺存性質內涵并結合地理條件分析,認為屈家嶺文化向北漸漸擴張有一個基本明晰的線路圖:首先由屈家嶺文化中心分布區即江漢平原的屈家嶺一帶,越過大洪山、荊山向北通過“隨棗走廊”到達隨州、棗陽地區,沿漢水向上到達宜城、襄樊、房縣一帶的鄂北地區,向東到達大別山腳下的麻城、羅田一線,這就打開了由江漢平原通向南陽盆地的缺口,屈家嶺文化便以不可阻擋之勢挺進到豫西南地區,其勢力占據該地以后,就打開了向中原、關中傳播的大門,進而向北到洛陽、鄭州一帶的伊洛地區和黃河中游的兩岸。另一方面,屈家嶺文化到達以前的上述地區,本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區,也是北方華夏部落集團的勢力范圍。中原華夏集團文化在南下的過程中,勢必與三苗集團文化產生矛盾。據大量史記性文字資料反映,這兩個集團之間的戰事交鋒可謂勢均力敵、曠日持久,兩個集團在不斷碰撞的形勢下,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也在加快進行。屈家嶺遺址是屈家嶺文化的一個代表性遺址,處于兩個文化集團南北交匯地帶,無論是各路英雄征戰出發前聚集領命聽令,還是北方文化集團鄰近的聚落頭領帶隊前來進行談判或物質文化交流,這一口巨型陶鍋都可能是一種為征戰將領壯行或者接納四方賓客來此會盟的歷史見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彭小軍于2020年3月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說,“中國70年來的考古研究證明,長江中游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有一段時期足以和當時的黃河流域、長江下游文化媲美,這就是距今5100—4500年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屈家嶺文化主導完成了長江中游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實現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化的空前統一和繁榮。它西入關中,北進河洛,挺進淮河,為史前中國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貢獻了獨特的力量。”
總之,這可是一口不同尋常的陶鍋。屈家嶺遺址博物館內目前展陳的這口鍋只是復制品,真品早已被國家博物館收藏,足見其稀罕,足顯其價值之寶貴!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