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陶鑄在遼吉

 

收集整理人：江其田 

 

在吉林省白城市恢復恢復建設后的遼吉省委舊址紀念館里，筆者看到了陶鑄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遼吉省委、在白城子的紅色足跡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于是，寫下來這一篇文章，以饗讀者。

 

陶鑄（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又名陶際華，號劍寒，化名陶磊，湖南祁陽人，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1926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第四野戰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務。文革期間遭受迫害，1969年11月30日，因膽癌病，逝世于安徽省合肥市，享年61歲。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并給予高度評價。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致悼詞。

 

由于革命工作需要，陶鑄同志曾經在解放戰爭期間，曾經在遼吉省委書記。

 

那是 在日本投降后，東北境內有我黨的政權和軍隊，國民黨的政權和軍隊，還有前蘇聯的紅軍，情況千變萬化，形勢錯綜復雜。1946年初，國民黨反動勢力在東北挑起全面內戰，以重兵向解放區發動進攻。6月1日，根據黨中央的批示精神，東北局決定成立中共遼西省委、遼吉軍區和遼吉行政公署，先駐洮南天恩地局。9月，中共遼西省委在洮安縣（白城子，今白城市）改建為遼吉省委。遼吉省委、遼北省政府都曾駐在白城市，辦公舊址現在為白城鐵路工人文化宮和白城鐵路運輸法院、白城鐵路運輸檢察院。遼吉省委由陶鑄擔任書記，并兼任遼吉軍區政治委員，陳郁擔任副書記。當時遼吉省委設組織部、民運部、宣傳部，下設5個地委開展工作。二地委駐長嶺，三地委駐乾安、前郭旗，四地委駐洮南。與此同時，遼吉行政公署也遷至洮安縣。1947年2月，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撤消了遼吉行政公署，在洮安縣（白城子）成立遼北省政府，共轄39個縣、旗。省政府主席閻寶航，副主席朱其文，臨時參議會議長于文清。省政府下設衛生廳、教育廳、民政廳、財政廳、貿易管理局、糧食局、郵電管理局等行政機構，負責處理政府日常公務。 

 

遼吉省委、遼北省政府和遼吉軍區駐在洮安縣（白城子）時，以陶鑄、閻寶航、鄧華、聶鶴亭等人為首的遼吉解放區黨、政、軍領導，在黨中央和東北局西滿分局的領導下，正確地貫徹、執行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勝利地完成了建立民主政權和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貧苦勞動人民的翻身解放運動，及以參軍參戰、開展大生產為中心的支援解放戰爭運動和清剿土匪等革命斗爭，鞏固、擴大和發展了遼吉解放區，有效地治理了遼吉解放區的政治、經濟、軍事、交通、郵電等工作，勝利地完成了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歷史使命。同時還依據戰爭形勢的需要，成立了群眾團體組織，有遼北省榮譽軍人管理委員會、遼吉教育工作者聯合會、遼吉文藝工作者協會，還有婦女聯合會、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等。這些組織成立后都有力地配合、協助和支持了黨的各項革命事業，為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貢獻了力量。還成立了遼吉區防疫委員會，有效地防止了鼠疫的發生和蔓延，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在這期間，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的彭真、李富春、羅榮桓、林楓、蔡暢、黃克誠等領導同志，都曾親臨洮安，指導遼北解放區的各項工作。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決定廢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實行徹底平分土地。陶鑄同志作為遼吉省委書記參加了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的北滿書記聯席會議，會后遼吉省委向各縣市發出《重要通知》，要求在1948年春耕前完成平分土地任務。提出了首先滿足貧農要求，中農原則不動，徹底沒收地主、沒收富農土地的指導方針。1947年底，陶鑄在遼吉省委召開地委與直屬縣委書記會上作了《新形勢下新任務下的群眾運動》報告，明確指出：要以革命性的精神，徹底實現平分土地，把貧農路線真正貫徹到平分土地的每一個工作環節中去，進行以縣為面的大發動。1948年1月，平分土地工作全面展開。工作中，陶鑄同志親自下鄉與貧農群眾拉家常，宣傳土地政策，號召群眾發動起來。在平分土地中，先由貧農、軍烈屬挑好地，中農選二等地，富農優先于地主，挑壞地，邊遠地，零散地。相同成份還要比窮，比苦，比勤；看剝削程度，看斗爭表現，看人格，看階級立場。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使平分土地工作得到了很好落實，全區（當時白城所轄）有七十多萬人分到了土地1400多萬畝，人均近20畝，使全區真正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根本變革。但在運動后期也出現了“左”傾，打擊面過寬，侵犯了中農的利益，為此，陶鑄同志及時開展了糾偏反左工作，予以補償。 

 

歷史上，遼吉是鼠疫流行地區，國際上也將這個地區列入“險區”。特別是日本“731”部隊在敗退之前曾大量把帶有鼠疫菌的活體老鼠投放東北各地，造成東北地區鼠疫橫行。由于日軍“731”部隊培育的鼠疫菌感染性強，流傳面廣，更具有發病快，死亡快的特點，令人心驚，常常是一個人得上，全家甚至全屯遭到傳染死亡。當時人們描述鼠疫流行的慘狀：“東老鼠，西老鼠，人見死鼠如見虎，死鼠不幾日，人死為圻堵。盡死人，莫問數，月色慘淡愁云護，三人行來十步遠，忽有兩人橫截路。尸骨滿地人煙無，田間無人收禾谷……”自從1910年至1949年間，遼吉地區就發生特大鼠疫災害達五次之多，其中重大鼠疫災害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日偽統治時期的一九四一年，當時死亡人數多達五萬之眾。 

 

1947年6月15日，陶鑄率遼吉省委從白城子來到八面城，當時，三江口地區發生特大鼠疫，陶鑄在電告東北局的同時，親率省委一班人火速趕到三江口疫區。當時，有過幾次鼠疫經驗的醫生曾多次來拜見陶鑄。他們向陶鑄介紹了1941年日偽時期遼吉地區發生嚴重肺鼠疫，當時一些村子同時發生鼠疫。日本關東軍為控制鼠疫傳播和蔓延，派出大批軍警封鎖甚至毀滅正在發生鼠疫的城鎮和村屯。日本人甚至只要發現某一屯中有少數人染患了肺鼠疫，就不惜動用大批軍警嚴密封鎖，然后放火焚燒整個村屯。一旦發現跑出來的人，不論是否染患肺鼠疫，一律架起機槍掃射屠殺。他們向陶鑄提出建議，依照當年日本關東軍在遼吉和東北三省控制鼠疫災情蔓延的做法，火速封鎖災情嚴重的村屯，挖斷公路，切斷四洮鐵路和火焚重點鼠疫區。陶鑄聽后當即拒絕，并義正詞嚴地表示：“我們是共產黨的軍隊，如果我們也那樣做，又和日偽反動派有什么區別呢？” 

 

陶鑄在鼠疫災情蔓延最嚴重時期，率領遼吉軍區干部和我軍防疫醫療隊進入災區。同時發動大批群眾和民兵，及時組成了搶救隊。他一面依靠我軍醫療力量和藥品搶救疫民，一面緊急疏散尚未受到鼠疫波及的附近村屯群眾轉移。對于已因鼠疫喪生的群眾，則火速組織干部群眾進行就地掩埋，消滅鼠疫的傳染源。陶鑄將生死置之度外，親自帶領干部在鼠疫區工作，當時一些領導和同志們勸陶鑄退出疫區，他卻說：“我到東北來是準備獻出一切的，如果我犧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寫上‘共產黨員陶鑄’幾個字，我就別無所求了。”由于陶鑄決策果斷，措施及時，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肺鼠疫的擴展和傳播。 

 

當時，東北局批準了陶鑄關于盡快解決鼠疫疫苗的請示報告，并撥款東北幣十萬元，在陶鑄的具體領導下，在白城子火速建成了一座專門生產鼠疫疫苗的制藥廠，日夜研制和生產了二十九號鼠疫疫苗。 1947年7月12日第一批疫苗運到三江口，有人主張讓陶鑄和遼吉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先行注射，可是陶鑄再次作出先群眾后干部的注射程序。最終這次波及遼吉地區的肺鼠疫災情在7月下旬即得到徹底的控制，并沒像國民黨希望的那樣，波及到整個東北三省，更沒有影響遼沈戰役的全面勝利。 

 

陶鑄同志逝世后，黨和國家給于他很高的歷史評價。

 

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陶鑄同志清正廉潔，艱苦樸素，時刻關心干部群眾的疾苦。在懷念陶鑄同志的歌曲《常相憶》中，他的老部下、詞作者劉異云深情寫道：“同吃野苦菜，身披戰士衣。”歌詞正是對陶鑄同志艱苦奮斗作風的真實寫照。他在東北3年，冬天始終穿一件普通的日本棉軍大衣，總務科同志幾次想為他換換，而他總是把為他準備的大衣送給過路的干部或比他條件差的同志，而他仍穿著那件舊軍大衣，直至東北解放。毛衣、鋼筆經常被他送給需要的同志。無論走到哪里他都是和干部戰士一起吃、住，他常講：“只有同人民群眾同生死共患難，才能筑起新的長城。”在他的帶動下，黨員領導干部大大發揚了艱苦奮斗作風。繁重的工作任務，艱苦的斗爭環境使陶鑄身患肺病，經常咯血，但他將個人身體健康置之度外，經常抱病工作，不病倒了決不休息。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有些干部也患有肺病，陶鑄同志對這些干部的病都非常掛念，常常關照秘書處同志要對一些身體不好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顧。他曾親自為呂明仁、許立群等同志找大夫，安排治療。他常常把組織上為給他治病從敵占區買到的一些在當時頗為難得的藥品如磺胺制劑、盤尼西林等送給其他患病的同志，陶鑄同志這種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的事例很多很多，至今一些老同志談論起來還感動不已。

 

陶鑄同志一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表現出共產黨人所具有的堅定的革命意志和頑強的拼搏精神，正如在他的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于惡劣環境。”他始終以革命為重，以事業為重，轉戰大江南北，北上遼吉，南進福建，立下了赫赫戰功，做出了杰出貢獻。 

 

陶鑄同志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艱苦奮斗數十年，建立了重要的歷史功績。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的光輝業績和崇高風范。

 

陶鑄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黨的事業，歷經磨難，百折不回。在大革命失敗時，他堅信革命必將勝利，毅然投入到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在身陷囹圄時，他大義凜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于惡劣環境。陶鑄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革命理想的忠貞不渝，使陶鑄同志無怨無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

 

陶鑄同志具有坦蕩、寬闊的胸懷。他勇于探索，善于創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設的規律，在不少問題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見和建議。在革命隊伍內部，同志之間，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錯誤，追求真理，并對在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主動作自我批評。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造成國民經濟三年嚴重困難的根本原因，要嚴肅認真地從領導工作的缺點中去查找。他在廣東的群眾大會上公開指出：搞“反瞞產”，使群眾餓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實事求是過日子。陶鑄同志說過：要培養高尚的情操，就要丟掉一切私有觀念，與自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徹底決裂；要有堅強的革命毅力和“韌性”；要有豐厚的勞動人民的感情。這樣的歷練和修養，成就了陶鑄同志曠達的人生，也給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樹立了崇高的榜樣。　

 

陶鑄同志當年在遼吉省委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激勵著東北、乃至全國人民。

 

作者簡介：江其田，吉林省白城市國土資源局退休；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吉林省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中國國土資源作家協會會員；吉林省作家協會會員；白城市作家協會文學評論委員會主任、名譽主席；白城市政協文史專員；大安市政協文史專員。

創作體裁以散文為主，兼寫雜文、隨筆、詩歌。研究國學、史學。出版散文集《其田其文》。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