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篇巨制.資治通鑒

 

作者/池征遙

 

三十年前，我從新華書店花巨資預(yù)約訂購了新版本《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成了我家藏中的一寶。那時在職忙于工作，也只是養(yǎng)眼而已，偶爾興致翻一翻，“婆娑其間，掇其香以嗅，擷其穎以玩”，與妻與子分享共勉，并舉其篇要在報上連載，眾人皆言有收獲。2012年9月13日，我妻突發(fā)腦動脈血管瘤破裂沉疴不起，我退居二線忙于她的病榻前，因此長達十年之久，再沒有觸碰過。五年前，因一次搬家，失了寶物，長嗟短嘆，留下惋惜和遺憾。來到西安后，兒知我心，花千元從網(wǎng)上買了一套文白對照版本，自是歡喜，雖我等已遠離社會舞臺，但每消遣品讀都會感覺如與古人交耳充滿了樂趣。

《通鑒》乃我國現(xiàn)存編年體史書之最大者，正如史學(xué)家李丹慧所言，其立編年體通史之規(guī)模，年經(jīng)事緯，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雖不憚?wù)饕妨希瑓s并無駢拇枝指、附贅懸疣之繁，所謂登高望之，旗整轍清。

《通鑒》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終五代周世宗顯德六年（959），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跡，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另《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總?cè)傥迨木恚兮湃f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議、筆記、文集、譜錄、墓志、碑傳、行狀，雜史諸書凡三百馀種，于盈積簡牘之中，抉擿幽隱，校計毫厘。其中賢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將懦夫、志士小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guī)，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jié)，叩函發(fā)帙，靡不具焉，堪稱巨制。

觀前人之所為作，可謂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呂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司馬遷腐刑，乃顯《史記》。司馬光雖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亦以泥守舊制而離朝廷，投閑置散，由居廟堂之高，轉(zhuǎn)處江湖之遠，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專注于治史，得以成就《通鑒》。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是北宋陜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xiāng)人，世稱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學(xué)家和史學(xué)家，精通文學(xué)、經(jīng)學(xué)、哲學(xué)乃至醫(yī)學(xué)，并留下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xué)經(jīng)》《易說》等著作。

他于宗寶元初年中進士甲科，后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英宗時為龍圖閣直學(xué)士，曾于治平年間進《通志》八卷，記戰(zhàn)國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賞識，受命再編《歷代君臣事跡》。遂設(shè)局于崇文院，選劉恕、劉攽、范祖禹等人為同修官，始協(xié)力傾心于編纂。神宗即位，以其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賜名為《資治通鑒》。時司馬光以反王安石變法故，堅辭樞密副使之職，出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隨后改判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載，六任冗官，書局自隨，沉精積思于《通鑒》之編寫，不舍晝夜，終至元豐七年（1084）告竣，呈帝御覽，因遷資政殿學(xué)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司馬光應(yīng)召入京，走馬還朝，于元祐元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盡廢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時。但為相八月，一病辭世。

司馬光著《通鑒》之由，其一在于“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乃“刪削冗長，舉撮機要”，纂一部編年通史；其二則在于“鑒前世之興衰，考當(dāng)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窮探治亂之跡，上助圣明之鑒＂。乃“專取關(guān)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故司馬光以其記歷代治亂興亡之跡，供皇帝閱讀，助人主辨所謂是非之志，雖違離闕庭，區(qū)區(qū)之心卻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十九載之精力，盡于此書。

《通鑒》著眼于為政得失之道，擇收我國古代政治史料，剪裁運化，系而統(tǒng)之，警戒后世，仍堪鏡考。

世之研究司馬光《資治通鑒》者眾多，各類注疏之中，尤以南宋史學(xué)家胡三省耗時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鑒音注》、《通鑒釋文辨誤》為著。其將注釋及司馬光《通鑒考異》融入《通鑒》原文之下，成為今日流傳之本。而觀《通鑒》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鏤板，元祐七年刻竣。時隔數(shù)載，以哲宗親政時及徽宗崇寧年間恢復(fù)新法故，司馬光身后一度罹“追貶”等厄運，《通鑒》書板亦險遭毀壞。此后，《通鑒》以本書、目錄、考異、點校、注釋、詳節(jié)、要覽、選本等諸多名目刊刻出版，綿綿不絕。計南宋以來，有監(jiān)本、馀姚官刻本等二十馀種；終元一朝，又見張氏晦明軒刻本、興文署本凡十種；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槧十馀種，每二十馀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飛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種；民國初創(chuàng)，即有涵芬樓鉛印本、《百衲本宋本資治通鑒》等七種；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6年以來，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裝點校本、中華書局之平裝點校本等數(shù)種。中華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鈺所撰之《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訂成果，謹(jǐn)于校勘，當(dāng)為今世之佳本。

一代偉人毛澤東，酷愛《通鑒》。通讀窮一十七遍，至?xí)摎埰疲詯鄄会尵恚已悦孔x一遍都獲益匪淺。遂廣為推薦，又教讀于左右，批點于卷帙，循循導(dǎo)啟，不厭碎煩。

毛澤東之讀《通鑒》，釋其起于三家分晉，寓意在“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也”，可謂開宗明義，鑒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論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筆言事，粉飾當(dāng)朝，所謂“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倡以立論疑古，讀書不可盡信，不可囿于人言；評其戰(zhàn)爭史筆，潑灑打天下、守天下之跡，乃政治之繼續(xù)，要在取舍治亂得失，上助君王之鑒；議其褒貶明主昏君，贊前者之治國之道、用人之術(shù)，警后者之庸聵乏能，誤國誤民。凡此種種，述論尤多。究見其熟讀《通鑒》，旨在以史為鏡，借鑒前人得失，用古為今。

一部《資治通鑒》，既以其內(nèi)容之博大精深，錄事之求實考信，兼收并蓄，拾遺補闕，而成為學(xué)史、研史者不可不讀之書；又以其考評前世之興衰得失,鏡鑒于后人,有資于治道,而成為領(lǐng)導(dǎo)國家者不可不讀之書;更以其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啟發(fā)思想,指導(dǎo)人生,而成為普通人眾不可不讀之書。惟其舉要若此，方為天地間不可闕如之書。

毛澤東曾言，歷史不可割斷。從孔夫子至孫中山，當(dāng)總結(jié)之，以承繼此份珍貴遺產(chǎn)，其對于指導(dǎo)今世，會有裨益。

《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被歷代學(xué)者評價為“最好的經(jīng)世治國之書”，固有人指出“不知《通鑒》者何以理政”？它以時間為線索，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史事，脈絡(luò)清晰，文辭精妙，意境深遠，不愧為歷史名著，中國古代歷史最為悠久、最有傳播價值的經(jīng)典史書文學(xué)體裁之一。但也有人稱之為“玩權(quán)謀耍手段的終極教科書”。它位居珍貴遺產(chǎn)之首列，名副其實。

七歲時“司馬光砸缸”救人，就顯示了他的聰明才智。他在官場上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生忠于君王，剛正不阿、不畏權(quán)貴，為百姓和國家做出了很大貢獻。去世后，宋哲宗予他太師、溫國公的封號，賜“文正”謚號。并欽命大學(xué)士蘇軾撰文、書丹，親自篆額“忠清粹德之碑”，官建碑樓。這在歷史上極為罕見，是對他個人品德和成就的認(rèn)可和肯定。

然《通鑒》成書時近千年，其文字畢竟古樸，又兼記載彌繁，以至古人讀之，尚感入海算沙，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常發(fā)山峨海茫之嘆，更何況今人礙于其言辭之澀、學(xué)識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勢必困于讀通，艱于理解。司馬光亦曾自言：修《通鑒》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以學(xué)者尚不易卒讀，遑論大眾。《通鑒》今譯本則滿足了大眾需求。

李丹慧言，大凡本固則末茂，源浚則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話文全譯《資治通鑒》，使人人能得而讀之，為各階各層提供探賾索隱，致遠鉤深之機，當(dāng)可助人辨興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樹為人之本，立報國之節(jié)，知其利害，曉其善惡，追覽既往，奮揚開來，對我華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遺產(chǎn)，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民族精神，多了一分思索。

司馬光纂《通鑒》，以儒家正統(tǒng)思想提綱挈領(lǐng)，勢所必然。其臣光曰“類史論總約二百馀處，精華糟粕雜于其間。”《通鑒》之今譯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讀通讀懂之中，條分縷析，批判繼承，棄其糟粕，揚其精華，推陳出新，對我華夏千年之優(yōu)秀傳統(tǒng)，萬年之文明古國，增了一份愛心。

悠悠華夏歷史，結(jié)晶文化遺產(chǎn)，多如高原決水、汗牛充棟，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但愿我們還能看到有更多的專家學(xué)者效力于此項宏偉事業(yè)，以聚纖塵而成就泰山之巍峨，匯細流而成就江海之深遠，不斷取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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