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與做人

 

作者：柳國隆

 

一個作家人品不佳甚至太差，縱然寫出好文章，也會拒讀者于千里之外；這種因“人”廢“言”的事雖失之偏激，卻也無可厚非。

其實，“人”與“文”的關系，遠勝于此。

作家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擔負著以知識教人，更以德育人的重任，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發(fā)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個社會世風淳正，欣欣向榮，作家功不可沒；反之，“真風告逝，大偽斯興”，腐敗頹廢，諸多“靈魂工程師”們也難辭其咎。中國古代許多聰明的統(tǒng)治者不僅推崇某一種學說成就自己治國化民之目的，而且通過觀“樂”（如吳公子季禮）、采“風”（如漢武帝）來了解世態(tài)民情，考察政治的效果，以便進一步制定相應的矯俗安民之措施。所謂“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而一些立志“力挽頹風”“致君堯舜”的大賢更是把端正文風，視為自己畢生的事業(yè)。被后世譽為“至圣”的孔子，不僅自著《春秋》以“寓褒貶，別善惡”，使“亂臣賊子懼”；而且從古詩三千余篇中，悉心篩選出“可施與禮義”的三百零五篇，編成《詩經(jīng)》，以饗后人,以正世風。這種說法后世雖有異議，但從孔子對《詩經(jīng)》的諸多評論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樂操士風，不忘舊也”等論述中，我們亦不難看出這位名副其實的大教育家對“立言（作文）”是何等的看重。

“文以載道”（韓愈），“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言必中當世之過”（蘇軾）；以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表達對現(xiàn)實生活的獨特感受，從而幫助讀者明辨是非，自覺追求真理和知識，端心正念，洗凈心垢，是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即便是初學寫作的人，也應把“旗幟鮮明地稱贊應該稱贊的東西，旗幟鮮明地反對應該反對的東西”，作為對文章觀點的基本要求。否則不僅無法承擔“鑄造靈魂”的重任，反而會褻瀆甚至玷污他人原本純潔的靈魂。魯迅斥責流言制造者為“有些人盲目地追隨某些明星或權威，而不去思考背后的真相或意義，這種行為真是可悲而又可嘆”，但誰又能否認，一個社會世風日下，人心詭譎，與諸多精神鴉片的制造者不無關系呢？姑且置那些為自己 “活得瀟灑，多掙幾個稿費”而一味迎合世俗口味，恣意兜售殺盜淫妄精神垃圾的作家于弗論，就連眼下被國人視為“大”作家的人，有時也難免將“一團廢紙”（專家評《廢都》）扔給讀者，使那些深愛其作品的人——尤其是涉世未深，不懂“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長痰瘤”（袁枚《隨園詩話》）的青少年備受侵害。

錢鐘書生前恥于文人為伍，必為學者才與之結(jié)交，倒不是因為文人胸無點墨，而是他們“無行”，用魯迅的話說叫“無特操”“什么也不信從”，一個自身無堅貞操守，又“什么也不信從”的人，又豈能引導別人信什么？而一篇文章如不表現(xiàn)真善美，縱有華麗的辭藻，又豈能發(fā)揮潛移默化、助人為善之目的？科舉時代許多狀元文章，之所以大都沒能流傳后世，正是因為這些文章往往只有阿諛奉承之辭，而缺乏實事求是之意。個別流傳后世的如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畢竟是有著巨大人格力量的金石之作。

“文章千古事”，“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古人將寫文章視為大事，認為只有德才兼?zhèn)湔卟拍墚敶酥厝危挥绕鋸娬{(diào)為文者不但要對自己的聲譽負責，更要對讀者負責，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以防以訛傳訛，延禍子孫，故孔子提倡“行（品德）有余力，則以學文”。強調(diào)為文之前，必先修身養(yǎng)性,盡可能做一個能辨清是非曲直的“明白人”；為文之時，也必字字推敲見功夫，如李賀之“嘔心瀝血”，韓愈之“刳肝以為紙，瀝血以書辭”，《歸彭城》；賈島之“吟安一個字，拈斷數(shù)莖須”，《苦吟》“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題詩后》；以便對自己講的每一句話都負責到底，決不干欺世盜名之事。

“人品”與“文品”之關系，正如“源”與“流”之關系，“源”一旦被污染，“流”的純潔便無從說起，用受污之流，去灌溉他人心田，又豈能育真理之苗，滋智慧之果？再進一步說一篇好文章首先應該是有健康內(nèi)容的文章，是作者道德、智慧心地流出的一股清泉，雖不一定清香四溢，卻清徹明亮，潤澤心田。而內(nèi)容健康的第一要素在于真實，唯其真實，才能在讀者心中喚起廣泛共鳴。一部《詩經(jīng)》之所以開我國現(xiàn)實主義文學先河，是因為其“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真實；一部《論語》雖經(jīng)歷坎坷而終未消亡，是因為它記錄了圣人的不妄之言；《紅樓夢》“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托爾斯泰被列寧稱為“俄國十月革命的鏡子”；巴爾扎克被恩格斯譽為“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家”……縱觀古今中外許多傳世精品,即使是古代神話，用馬克思的說法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而要表現(xiàn)真實，作家必須是“務求真是”且勇于探索，敢于堅持真理。大作家之所以能獨具慧眼，道人之所未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從不憑想當然選取素材，更不靠拾人牙慧獲得靈感，而是致力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發(fā)現(xiàn)出美來”（羅丹語）。這種從深入觀察并在體驗生活中獲得真知灼見，才是他們作品能振聾發(fā)聵的關鍵。

作家的人品不僅直接影響其文章高下，也關系到文風的形成。由賢良方正的人品所產(chǎn)生的公正的審美觀、人生觀往往決定其采用進步或浪漫主義或現(xiàn)實主義的文風，而消極頹廢、虛假做作、醉生夢死的世界觀往往促成輕靡浮艷、夸夸其談的文風。中國歷史上幾次大的詩文革新運動，如“新樂府運動”、“唐宋古文運動”等無一不是端正詩風、文風的運動，是健康文風同頹廢文風的較量，說具體點，是偉大作者的偉大人格，同無行文人的頹廢人格的較量；如沒這種矯枉，就不會有積極向上的文風，也就無法形成淳樸親善積極向上的世風。孔孟的賢良方正，屈原的端直純潔，司馬遷的秉筆直書，陶淵明的樸素自然，李白的積極浪漫，杜甫的沉郁頓挫，蘇軾、辛棄疾的俊逸豪放，乃至古今中外的一切文章大家，他們或剛直不阿，或純樸善良，或曠達飄逸的人品不僅為其文章內(nèi)容注入了理性的光輝，成為“以言教人”的典范，也形成了各自健康向上的文風，使其為文不僅收到以內(nèi)容教人，以藝術感人的雙重效果。可見，孔子所提倡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乃是為文者必須恪守的道德準則。

當?shù)赖禄拢里L日下，人心焦慮，文風不樸之際，復議人品、文品與世態(tài)人情之關系，重申“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使諸多為文者真正發(fā)揮“鑄造人類靈魂”的作用，以化民心，以正世風，為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貢獻，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簡介：柳國隆，甘肅省平?jīng)鍪星f浪縣一中語文高（特）級教師，已退休。曾在全國“華夏杯”“圣陶杯”寫作大賽中分別獲得一等獎，三等獎；作品曾入選《全國中小學生讀寫叢書》《中國教育二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及作家網(wǎng)、大公網(wǎng)、鳳凰網(wǎ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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