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代州

作者：李曉東

 

        山西117個縣市區中，代縣可歸入最有名之列。其出名處，首先當然乃代王劉恒，即漢文帝之封地。漢初諸呂之亂后，劉室元氣大傷而又多人覬覦大位，滅呂第一功朱虛侯劉章驕橫跋扈，陳平、周勃等老臣，選中代王劉恒承繼大統。代國遠離長安，劉恒因而避免呂氏之亂中被殺的命運，性格謙遜寬厚，有容人之量，五讓天下，終于登基。劉恒在位24年，為政勤儉、輕傜薄賦、與民休息，開中國歷史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一個王朝建立初期，看似生機蓬勃，其實殺機四伏。“初代創業家”劉邦看透此規律，為避免“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局面重演，立“白馬之盟”。然依然難以阻止權力交替過程中的暴力與殺戮。代王因遠離權力爭奪的核心而幸存，又賴性情寬仁得位。之所以尚黃老，行寬仁之政，“無為而治”，應該從自身經歷中得出道理。其國名亦有深意——“代”。上古禪讓、夏之后世襲、秦欲千萬世卻二世而亂三世而亡、高祖退而求其次只要求“劉氏而王”，其實也很難永遠實現，權力在手，不過代天行狩耳。正因此，劉恒以出世之心、為入世之事，反而成為千古帝君楷模。

        其時，代王居晉陽，即今山西省會太原。可見，當時代國面積，較今之代縣，要大許多。今日代縣，乃隋開皇五年（585年），廢雁門郡，并改肆州為代州。而后，隋、唐、五代、宋、金等，雁門、代交替使用，直至元中統四年（1263年），取消雁門縣，直稱代州，名稱方定，間678年矣。而兩名混用，蓋著名的雁門關正在代縣境內。

        2015年賀歲片《天將雄獅》，將雁門關放在西域戈壁，不知誤把玉門當雁門，還是怎么回事。反正經過層層檢視，直到今依然未改。但可說明一件事，即雁門關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性。“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衡陽有“回雁峰”，寓意雁飛至此，再不往南。雁門關同義，雁到此關，不復北飛。當然，事實上大雁的活動空間要大很多，但“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寄托了中國人無數情思鴻雁的就在這南北一線間年年往返了。這往返，是故園之思、家國情懷的一次次強化。

        于是，雁門關的地位，在軍事和文化上，都不可取代。我們熟悉的楊家將故事，絕大多數的仗，都圍繞雁門關打的。今天幅員遼闊，雁門關已屬深入內地，然宋金時期，卻為戰事不絕、犬牙交錯之地，則雁門關之得失，關乎家國之存亡。最近一次發生于附近抵抗外敵的著名戰役，是忻口戰役，標志事件，則為八路軍奇襲陽明堡機場。

        因此，代縣，一直作為安邦定國、沙場血戰的重地，留在我的腦海里。近年才知，有“代縣作家群”存在。“華江師大作家群”早已為文壇知曉，作為校友，很有幾分自豪。然華東師大上承許杰、施蟄存、徐中玉、錢谷融諸先生衣缽，麗娃河穿過中國最美校園，小橋流水，江南文脈，自然靈氣氤氳。代縣雄關巨堡、武力巍峨，出生于此的作家們卻筆走靈秀、詩意盎然，其因為何？直到瞻仰代州文廟，答案自然分明。

        多年來，各種原因使然，足跡遍及東西南北，著名的文廟所見不少。兩度拜謁曲阜孔廟，衢州南孔圣地、北京國子監孔廟、天水孔廟，西部最雄偉的甘肅武威孔廟等，都多次駐足。尊孔崇教之目的一致，建筑各有千秋，然俱禮制莊嚴，文韻悠長。代州文廟，本位于代州古城之西南角，現縣城擴展，鱗鱗大廈之中，忽見一片開闊。

        日已向西，雖處夏日，亦沐浴一陣清涼。走在巨磚鋪就的廟前廣場上，想起圣人“吾與點也”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我們讀了這么多年的書，又職業從事文化工作，是否達到如此境界呢？一行六七人徐徐向前，到門樓下仰觀，見“欞星門”三字，未標明何人所書，溫柔敦厚，與杭州靈隱寺“云林禪寺”四字風格絕似，后者乃乾隆御筆。

        查代州文廟歷史，始建于唐。距此不遠，同屬忻州市的五臺山佛光寺，唐代木結構建筑，完好保存至今，大樹作礎，巨木為梁，推動寺門，仿佛聽到1500余年歲月流轉、風云際會的回聲。唐興起于太原，對山西的建設投資自然擴大，儒釋相通，佛光寺與代州文廟，比鄰而居。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文廟毀于戰火。可見，如無意外事件，山西古建筑的長期保存，是規律而非特例。佛光寺正因地處五臺山之南臺，無僧居住、知者甚少，得以長存。《莊子·逍遙游》中，因無用而逃于斧斤的大木，在山西成了現實版。因此，儒釋道三者，在忻州融合為一。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知州李元鳳倡議捐款重建，明洪武二年（1369年）建成。元明迭代、江山易主，代州文廟的建設卻沒有中斷，而且進展可謂迅速。雖然歷史不能細看，但真理往往存于細節之中。孔子“匹夫而為萬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中華文明之所以一脈垂傳至今，正因文化不隨政治變化而變化，“城頭變幻大王旗”，王換了，旗幟卻始終如一。放眼世界古今，唯中國自伏羲起，累積形成一種政治、經濟、文化“三元共治”的國家治理模式，文人政治、農業經濟、儒家文化，讓這個超大型國家在近代以前，長期處于世界高峰。明清兩代，文廟各有修繕擴展。同治年間，太平天國運動、英法聯軍入侵，清王朝已風雨飄搖，卻依然用兩年時間大修代州文廟。“欞星門”三字，應為當時所書，是否取法“十全老人”之遺墨，雖未考證，也在情理之中。其他補綴，始終不絕，廟內在石碑，刻字“西鄉陽明堡朝議大夫劉址捐錢壹萬吊”落款“光緒五年孟夏月”。

        門樓斗拱結構，一中兩側，三門錯落，檐角翼然，六柱五層樓閣，巍峨之“巍”，即指此類。樣式與曲阜孔府不同，卻似甘肅天水伏羲廟。藍閣紅門，亦相一致。兩地相距遙遠，文脈上卻一線傳承。孔子之理想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文王遠追的，便是太昊伏羲。“文王拘而演周易”，將伏羲的先天八卦兩兩相疊，推演至六十四卦，伏羲廟大殿天花板，即繪六十四卦全圖。“孔子喜易，晚而讀易，韋編三絕”，都證明著至圣先師亦有師。先秦百家爭鳴，儒學并非一起始就稱顯著，之所以最終“獨尊”，蓋因其學步的，正是一畫開天、肇啟文明的伏羲。伏羲廟門樓有匾“開天立極”“與天地準”，儒學把握住了中華文明的正根正脈，守正創新，探索到中華文明的根脈、正源，才獲得最強大生命力。

        欞星門向里，正對萬仞坊，坊上有書“萬仞宮墻”。孔府筑城以護廟，城墻有字“萬仞宮墻”，萬仞者，非墻本身，寓意儒學也。代州文廟規模當然不及孔府，亦無護廟之城，以坊載四字，既慕孔府正根，亦標示出肅穆莊重。欞星門之名，亦源出孔府。欞星者，靈星也，即天田星。劉邦即位，為風調雨順、年景豐稔，命祭天田星為祭天第一要事。至宋，儒家將孔子與天相配，祭孔即如祭天，故入孔府之門名欞星門。唐以降千余年，不知多少士子、官員、百姓，從欞星門下經過，拜向文廟大殿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