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有痕，青春無悔

 

作者：郭松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是宋代陳著的一句詩；青春歲月盡管不是一個人最成熟、最篤定的年代，卻是最黃金、最美好的年華。

每個人的青春，都是一座寶藏，隱藏著許多故事；上了一定年紀，再去回憶和回想，也是在重新發掘自己的人生體驗，再次審視自己的過去和過去的自己。

歲月宛如一首平常的歌，在時光的長河中悄然流淌、無聲無息。然而當我們回首往事時，那些曾經的青春年華，雖已被歲月的塵埃遮掩，卻依然在記憶深處熠熠生輝。

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印記，截留凹凸不平的歲月歷程，將時間向后位移四十多年，讓我們一起回到七八十年代，感懷曾經走過的心路歷程。

那是一個物資相對匱乏、人們思想相對單純的年代，一個讓人心生溫暖、親切的年代，也是一個讓人熱情洋溢、激情四射的年代。

那個年代，父母大都是裁縫。要是家里添置一臺縫紉機，父母似乎一刻也不想離開它。我覺得父母在縫紉上得到的溫暖，遠比我得到的溫暖要多；那個時候，冬天要寒冷得多，父母在一塊裁好的布料上，均勻地鋪上一朵朵棉花。

父母在棉花上有囤積癖，哥哥結婚的時候，婚床上都是高聳的新棉花被。這一直讓我搞不懂，簡直就是對棉花作物的圖騰崇拜。棉花其實不是花，而是花凋謝后的果實——棉桃。

那個時候，我們對棉花似乎沒啥感覺，喜歡一種叫“的確良”的面料，有棉質不具備的光澤和順滑。還有錦綸運動褲，大致分為紅藍兩種，飾有白色的邊款，穿的時候，會在褲管下面泄一點“春光”出來。當有人告訴我，老外都喜歡棉衣，喜歡自來舊，新褲子也要想辦法在上面弄些破洞，我不是嘲笑老外，而是嘲笑那個胡說八道的人，他曉得個屁！

有一年“六一”節，我穿過一件新襯衣——還是學校要舉行儀式，我纏著父母叫了一陣，才動了父母的惻隱之心，連忙去做了一件白襯衣。后來流行假領子，假領子不是假領子，領頭是真的，其他是空的。那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是對襯衣的概括和提煉，在窘迫的日子里，維持所謂的體面。因為是假領子，誰也不肯隨便把外套脫下來，哪怕彼此心知肚明，依然無法消解假領子背后的寒酸。

八十年代一度流行喇叭褲，遭到社會主流的排斥，甚至有人剪刀侍候，但終歸抵不過年輕人的認同。軍大衣在當時，可謂是頭面人物的標配，他們披著軍大衣，踱著方步，兩只手還撐著腰，任兩只空袖子蕩來蕩去，這似乎是威信的炫耀。他們的肩膀向后一挺，軍大衣掉將下來，掉下來沒有關系，自然有人及時接著。軍大衣披在我的身上，稍有不慎，就會要掉下來，似乎預示著不順的人生。

軍用品在當時有好的口碑，便宜，耐用，保暖，而且還不失腔調。見過人以穿軍用反毛皮鞋作為標配，以標榜心底的不羈。圍巾是另一時髦，是文藝青年的最愛，既有五四青年的文化底蘊，又有明朗、寬闊的氣息。電視劇《上海灘》曾風行一時，好像滿街都是圍巾，貌似誰都是許文強。在街上碰見圍著圍巾的小伙，都是一副“愛情好像來過”的樣子。

每當回憶起大學生活，同學們的一張張笑臉便浮現在眼前。也許是無解的緣分，讓我們偶遇求學路，抑或是逢時的天意，讓我們邂逅象牙塔。

1980年的9月，青春懵懂的我們，把夢想裝入行囊，從各省的城鎮、鄉村走向大成市，在川大的學生宿舍找到自己的房間，從此我們相伴四年，抒寫屬于我們的芳華。

那個時候，擁有作家、詩人的名頭，就像頭頂一個耀眼的光環，到哪里都受人敬重、被人膜拜。在沒有網絡，更沒有手機和微信的年代，那些在人生轉折處的文學作品，像燈塔一樣照亮我們的夢想。

那個時候，校園里文藝氛圍濃郁，男生披著飄飄長發，女生穿著夢的衣裳，每天哼著當時流行的歌曲，在寢室里討論朱熹的理學，王陽明的心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作為哲學系的學生，誰要是接不上話題，誰就會被不屑地瞄一眼。

上課、讀書之余，我們一起散步，一起鍛煉，一起看球賽，一起看電影……偶爾也結伴去女生宿舍串門，回來總是興奮、激動到半夜，自然也有一些類似“誰看上了誰”“誰給誰寫了紙條”什么的。

八0級的大學生，大多是六十年代出生的，缺少七七級、七八級被歷史改變命運的經歷，也許不夠深沉，但足夠活躍；也許歷練不多，但極少世故；各自在大學生活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定位自己的角色，在讀書和交往中追覓自己的偶像。

那是一個沉悶、枯燥氣息散去，思想與激情迸發的年代。久違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悄然化入生活，而集體主義成為向善、向上的精神階梯。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濃縮著時代激發出的精彩，也遺存著七十年代的印跡。

青春遇上軍裝，在最美的年華遇上軍裝，在我的眼里軍裝的綠色是最美的顏色；年少時看到穿軍裝的叔叔阿姨，就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和敬佩感；打我記事起，就對軍人非常崇敬，在心里就立下誓言，長大一定要成為一名軍人。當部隊到學校招錄大學生的時候，我就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了軍營。

1984年8月，我坐成昆線火車到了昆明。下車后吃了一碗米線，就趕到軍區后勤部干部處報到，調配干事說，剛來的大學生，都要到基層鍛煉，去開遠23分部吧，隨即給我辦了手續。我去南窯火車站取了行李，就趕到火北站，坐小火車去開遠。到了23分部干部科，科長說，“兩山”前線在打仗，去113兵站摔打一下，明天有去西疇新街的車，我給他們說一下，你搭他們的車去。

第二天，在去西疇新街的路上，擠滿了軍車民用車，沿途都是泥巴路，到處坑坑洼洼，只能走走停停。過了文山，發現民用車少了，一輛輛捂得嚴嚴實實的軍車呼嘯而過，那濺起的泥漿潑在戰士身上，他們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越來越多頭戴鋼盔、臂佩標識的戰士，警惕地守在各個路口，讓人感覺到一種嚴峻。

到了113兵站，我分在政治處，領到被服后，住進三人一間的牛毛氈平房。搞報道的王老兵、安老兵，大伙都稱他倆“戰士詩人”，他倆的詩歌，有的寫在煙盒上，有的出在板報上，像樣點的登在《國防報》上。政委聽說分來個地方大學生，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吩咐炊事班宰了一頭黑山羊、買了一捅苞谷酒，羊肉在滾鍋里翻騰，大伙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我經不住大伙勸酒，喝得酩酊大醉得。

第二天還沒來得及休整，就投入到緊張的搬運彈藥中，當天搬運下來，手掌磨出了血泡，腰酸背痛，骨頭像散了架似的。晚上放露天電影，是《高山下的花環》。軍務參謀整隊完畢后，各部隊拉歌，那歌聲一浪高過一浪，仿佛不是唱出來的，而是吼出來的，是樸實無華的吼，是地動山搖的吼，不需音色和技巧，卻十分注重氣勢，吼出軍人的雄性，吼出部隊的士氣。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被站長叫醒，讓跟他去老山前線走訪，空中飄著零星的水珠，說雨不是雨，說霧不是霧，看不清前方的路。為避免暴露，關閉了車燈，越往前走越緊張，直叫人憋出冷汗來。吉普車行駛不知多久，在一個山腳突然停下，站長說到了，上山的路只能自己走。打開車門一看，站著幾個干部，個個佩戴手槍，我兩只腳剛著地，車子呼一聲就隱蔽了。幾個干部發給我們鋼盔，其中一個給我們介紹情況。原來這里就是老山，位于麻栗坡船頭以西，是通往越西北的咽喉。雙方多次爭奪，整座山都被炮火燒成了焦土。一個干部提醒我們，上山時要跟著前面的腳印走，陣地上到處都是地雷。

我們一個跟著一個往上走，當走到一塊平地時，發現一個挨著一個的土洞。“這是‘貓耳洞’，戰士的宿營地。”經站崗戰士允許，我彎著腰走進其中一個，洞里腰不能伸直，只能像貓一樣蜷縮；四壁滲水，蚊蟲叮咬，有的戰士長了皰疹，或爛了襠；伸手摸了摸被墊都是潮的，稍用勁就會擠出水。我走出貓耳洞，問站崗的戰士：“現在最急需什么？”戰士說：“要是能配發防潮的被墊就好了。”

我們在返回兵站的途中，去野戰醫療所了解情況，看見有的戰士斷了腿，有的沒了胳膊，有的眼睛被炸瞎。一個要做截肢手術，仰臥在床上，兩腿被繃帶綁住，兩手拽住鐵欄桿，嘴里咬著軍帽，豆大的汗珠往下流，我頓時有暈倒的感覺，護士趕緊扶我走出帳篷，幾分鐘后緩過來，醫生說：“你頭冒冷汗，臉色蒼白，是暈血。”回到兵站后，我顧不上休息，把走訪了解的情況作了匯總，形成解決部隊急需的報告層報上級機關。

半年以后，我調到分部宣傳科當干事。1987年，考上貴大哲學系研究生，經過三年深造回到分部組織科當干事。1992年，23分部與昆辦合并，組建新的22分部，我來到新分部組織科當干事。

有時為了趕材料，在電腦屏幕前一坐就十來個小時，像一尊雕塑似的，有過兩天兩夜沒合眼的經歷。時常感到老火，剛開始，不會寫，老火；會寫了，材料太多，寫不完，老火；領導要求高，三番五次交不了差，老火……

在我記憶中，材料就沒有斷過，上一個材料還沒脫手，下一個材料就來了。材料堆在一起，就想著加班加點，早點完成任務，別誤事。有時會走火入魔，吃飯時心不在焉，甚至呆若木雞；上廁所時，忙著苦思冥想，只是順帶蹲個馬桶。有時若有所思，呆眉癡眼，走路不看路。

有個晚上，我在辦公室寫材料，政委見我熬夜確實辛苦，就叫人拿來兩條煙給我，讓我感到十分意外，甚至有點受寵若驚。寫材料多年了，第一次享受到如此待遇，第一次因寫材料感到被人尊重。

寫材料算不上一碗強飯，但算得上一碗硬飯，不是誰都可以端起這個飯碗的。政委說：寫材料須有三個素質：一是文字功底，二是好的悟性，三是能吃苦。我的文字功底、好的悟性、能吃苦，首長都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不久便提升我任組織科長。

每次寫政委的講話稿，領導給我布置任務時都說，一定要站在政委的高度來思考問題，這樣一來，我的壓力就大了。論身高，跟政委差距不大，論職務、論水平，就沒法比了。但恭敬不如從命，我硬著頭皮“當”政委，絞盡腦汁“當”政委。

每次政委在大會上講話時，我都坐在會議室的角落，聽到會場響起一次又一次掌聲，內心充滿驕傲和自豪。我在心里默默地問自己，這稿子是我寫的？怎么寫得這么好？

過了一年多，我被成都軍區辦公室看中，調我去政研室當研究員，主要是編《政工簡報》，寫一些或小或大的材料，參與寫過軍區領導的講話稿。又過了一年多，提升我任直工處長。直工處雜事多，疲于應付，或是沒有干好，或是不會來事，當了一年多處長，就調回昆明22分部，在政治部當副主任了。

記得有一次，我提前幾天把稿子交給首長，首長說，還有幾天時間，再修改修改。我認真修改后，又拿去，首長說，還有時間，再修改一下。后來，一位有經驗的領導狡靈地一笑，說不要提前交稿，卡著時間點交稿，就省事多了。

后來的日子里，看著寫材料的年輕人，我會想起曾經的自己。別人寫的材料，不管寫得好不好，幾乎都是一稿通過，剩下的事情，刪減什么、增加什么，調整什么，都是我自己的事。我覺得，應該善待寫材料的，寫材料出身的，更應該善待寫材料的。

寫材料的椅子，不如沙發舒服，不如轉椅有范，但跟板凳馬扎比，就好多了。從實用的角度說，寫材料和種莊稼、做豆腐、扛水泥一樣，都是一個飯碗。不同的是，其它行當有可能干一輩子，而寫材料一般不會干一輩子。再說了，扛鋼筋背水泥很累，但總得有人干。大小機關，是個單位，就有材料，就離不開寫材料的。

一個人上了年紀，會覺得所有的經歷都是有意思的，也是有用處的。用一位寫材料出身、現已退休的老領導的話說，對有才氣又沒有背景的年輕人來說，寫材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寫材料的，慢慢熬出頭，熬個一官半職，就可以步入所謂的仕途了。

這么看來，寫材料沒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沒有想象的那么差。寫材料，累是累點，苦是苦點，但對一部分人來說，能走上這條路，也算是一種幸運。在這條路上受過的累，吃過的苦，出過的力，都會在一個地方，變成一處風景。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現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