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打工者的聲音

 

作者：郭松

 

在生命的旅途中，總會遇見各種各樣的人，生活中有人富也有人窮，無論富貴還是貧窮，無論顯貴還是卑微，都應該平等對待。總有一些人為了討生活，迫不得已離開家鄉，在外做最臟最累的活，為了給家里補貼省吃儉用。

誰都想家誰都想家人，但生活總讓那些打工者有家不能回，每天心里都掛念著家人，一年365天只能過節時相聚。他們聽說可以視頻聊天了，為了沒回家也能跟家人“見面”，花大半個月薪水買了個手機，討教怎樣才能跟家人視頻聊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鄉關系的轉變,數以億計的打工者離開家鄉,進入城市,做著在底層卻不可忽略的工作。許多打工者“白天是機器人,晚上是木頭人”,“怕加班,更怕下班,業余時間無從打發”,“除承受教育與現實嚴重錯位的創痛外,還承受著另一種特殊的內傷:壓抑、不公、屈辱、迷惘以及不安全感。” (“打工詩人”羅德遠語)

“打工者 是我 他 你或者應該如被本地人/喚著撈仔撈妹一樣/帶著夢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撈來撈去/撈到的是幾張薄薄的鈔票/和日漸退去的青春……”(鄭小瓊《打工,一個滄桑的詞》)“南方出租屋/蚊子是先我而至的住客/黑暗中/讓我的血液再次鮮活……與我同室而居的蚊子/溫暖了我寂寞的心靈。” (羅德遠《與一只蚊子同室而居》)

和這些哀怨的文字相比,“團結一心跟他干!團結一心跟他干!條件一個——結工錢!條件一個——結工錢……”“打開我的胸膛/看到老板的心更黑/打開我的胸膛/揭穿虛偽和權威”，孫恒的歌曲《開胸驗肺》更像一把利劍,直指打工者的不公正待遇。打工者由于在受教育方面的缺失、所處的較為底層的社會、經濟地位,在某些精英階層面前,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應有的關注。“我們希望能改善生存環境,更希望得到鼓勵、認可,而非排擠和偏見。”“打工詩人”何真宗說。

打工者有著不一樣的煙火人間，看似平凡無奇的底層生活，卻以獨有的堅韌與溫暖，編織出一幅幅動人心魄的畫卷。

《在菜場，在人間》是一本寫一群平凡菜場小販的炙熱生活的書，也是一本講貼地而活的生之樂趣的書。作者是一邊擺攤一邊寫作，被稱“菜場女作家”的陳慧。她的前半生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幼年被送養；少年生病；青年遠嫁；中年離異。一個底層女人的不幸，似乎都發生在她身上。好在為了討生活，在菜場擺攤的日子里，她白天擺攤，夜里寫作，在充滿煙火氣的菜場里找到了救贖。

《時代的眾生百態》收錄了陳年喜21篇原味散文。寫了一群平凡而樸素的打工者的故事。他們是爆破工、運石工、鄉村木匠、農夫、農婦、小作坊老板……作者在地下開山炸石，在煙塵和轟鳴中養家糊口，在工棚和山野中寫詩，記錄命運的爆裂和寂靜。他們雖歷經生活的磨礪，卻淳樸而硬扎，沉靜地訴說關于親情、愛情、死亡、欲望的生活……這是一本生活的書，生活是什么樣子？我的感覺是，除了綿長、無處不在的風，其余都是塵埃，人們在其中奔突，努力站穩，但更多是東倒西歪。

《最后的棒棒》講述的是，何苦2014年從部隊轉業之后，走進重慶市渝中區五一路自力巷53號，成為臥底棒棒；這本書記錄了“山城棒棒”這個特殊勞動群體的工作和生活狀況，解放碑自力巷53號生活著許多棒棒，各有各的“生活麻辣燙”，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聚集在一起的棒棒，自然有摩擦、有規則。分居的夫妻，組合的家庭，留守的兒童，堵之不盡的群租房……許多真實而棘手的社會問題在書里真實呈現。

人類留下了豐厚的歷史記載，但大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風、軍事人物的金戈鐵馬，抑或精英階層的思想。難怪梁啟超在《新史學》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譜而已”，歷史記載都是“相斫書”“墓志銘”“紀念碑”“蠟人院”。很長一段時間，歷史學家都不愿眼光向下，瞥一眼底層的打工者。

但是，沒有打工者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便無法理解不同時代價值觀的變遷，以及國家的政策對個人的影響。正如布羅代爾所說，變革是由社會決定的，不了解社會狀況，便不能理解變革。故而20世紀以來，社會史、日常生活史、微觀史等接連出現，渴望聽聽打工者的聲音。

常建華的《眾生百態》，主要圍繞剃頭匠、木匠、鐵匠、篾匠、豆腐鋪與酒腐店經營者、挖煤者、茶山經營者、演戲優伶等行業展開，考察打工者的人際關系、經濟糾紛、生活矛盾等。清代的剃頭匠年齡多在30歲以上，最大者近60歲，且幾乎都在外地謀生，父母亡故的較多，屬于孤獨之人。清代的剃頭服務，主要有為客人梳辮剃頭、攪剃耳竅，剃頭幫工每月工錢大約四五百文。銅盆剃刀是他們的謀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現時，也常會成為作案工具。

木匠、鐵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職業，他們需要租賃店鋪經營，故而很多案件都是與房東發生糾紛，也有與雇主之間因工錢產生糾紛。與剃頭匠相比，木匠喜歡將斧子別在腰里，鐵匠接觸用具更多，篾匠常備篾刀，都容易因激動而殺人。城市里的木匠行業即有了行規，限制同行競爭，出現了本地保護政策，通過對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規銀來減少競爭。

王笛《街頭文化》說：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文明觀念的滲入，在精英階層眼中，打工人變成卑下、愚昧、空虛、不誠實的代表。就以成都為例，通過公共空間來看近代大眾生活的轉型。在《街頭文化》中，也記錄了近代精英階層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空間，讓他們脫離愚昧走向文明。

針對拜佛燒香、過年貼門神等迷信行為，精英階層在報紙上叩問為何一年比一年窮，原因是他們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專敬鬼神；當他們看到許多店鋪因價格問題產生糾紛，店主態度惡劣，就專門介紹西方的商業經營之道。四川勸業道甚至發布公告，明令店主不能回絕顧客開價，要端茶上煙。在此以前，茶館主要是“聊天”和“講理”的地方，是民眾自我評判是非之地，人們有了口角就會相約到茶鋪來爭吵，由中間人分辨是非。如果雙方都不愿認輸，甚至會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丟板凳，等到見了血，才會報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現之后，明令取締“吃講茶”，聊天被精英階層看成是散布謠言、制造事端。

我們不否認，在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精英階層對打工者生存空間的管理過于一廂情愿。但反過來我們也能看到，當打工者無法表達需求的時候，就喪失了與精英階層和管理者協商、博弈的機會。皮瓦克《庶民能說話嗎》一文認為，庶民是無法自我表達的，因為他們已經被消費主義觀念滲透，庶民在其中喪失了自身。學者在裁剪資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內容，其目的是反映國家和社會變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識的體現。在史料中留下記載的底層民眾，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現的，被記載的也多是一些極端經歷。而記錄者的眼光也會造成一些民眾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館里，大多數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國觀察者留下的史料，記述的多是民眾打架事例。

當然，底層民眾在歷史中缺少聲音，還有一個原因，古代民眾識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記錄，如自述、日記等，也不被重視，沒有發表的機會。當下，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漸有了機會和路徑進行表達。

《我的皮村兄妹》，袁凌花了七年時間，與13位打工者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勞動，記錄他們的人生和遭遇。月嫂史魚琴身患癌癥，還有個長期患病無法工作的老公，她在養病期間寫小說，真實記錄自己的過往。她告誡自己：“趕快寫，哪怕死了，寫出來就沒有遺憾了。”同心二手商店店員小海，因為所住地方的公廁無人清理，蒼蠅橫飛，他寫下《尹各莊的蒼蠅淪陷了》。

當然打工者的聲音，還存在著諸多困境，比如他們只能寫自己經歷過的事，詩歌和散文在寫作技巧上還有差距。但我們能看到，如今的打工者已經在努力說自己。千百年來，無數底層人來到世界，又匆匆離開，如同流星劃過不留下半點痕跡。現在，他們已在努力自己說話，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困境。

耳朵，是專司聽的，還有兩個。耳朵不像眼睛，主人不想看了就合住；也不像嘴巴，主人不想說了就閉上。耳朵呢主人管不住，只要醒著就聽，不管主人愿聽不愿聽它都聽，不論是什么聲音，也不管聲音的好壞，只要有聲音它就聽。

有什么聽什么就得了，可它偏偏不，總想聽點真的才覺得過癮。它不僅愛聽吹捧自己的，還愛聽點聽竊竊之語。耳朵為何要生兩個？是怕人們多了歡樂，故意給人們添些煩惱？求教智者，智者笑曰：“汝不聞‘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進來了，又出去了，就沒煩惱了。”

人們似乎早已習慣了揀好的聽，哪怕到了焦頭爛額的地步，人們也不忘記揀好的聽。仔仔細細想想，人長兩只耳朵，是因為“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才能正確認識事物；只相信單方面的話，會因片面信息而導致錯誤判斷。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現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