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筆桿子”

 

作者：郭松

 

提及“筆桿子”這個詞時，它通常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一支筆手握的部分，支撐和掌握筆尖的部分，書寫和創(chuàng)作工具的部分。另一個是，比喻那些擅長文字表述，有出色寫作能力的人，尤其是以寫作為職業(yè)或主要工作的人。

一支筆能做什么？能有多大價值？其實，筆本身沒有多大價值，即便是一支“派克” 牌鋼筆，也不過幾百塊錢；筆桿只有幾寸長，被人稱為“寸管”，用來打狗不如一根棍棒，筆的價值在于它的使用價值，筆的力量在于使用它的人。

筆在有的人手里被用作刀槍，最長此道的首推明清官場的“師爺”，他們被稱為“刀筆吏”，他們大都是各級官府“一把手”的幕后智囊。而說起來，中國之大，到處人才，偏就紹興是出“師爺”的地方。

從數(shù)據(jù)上看，“無紹不成衙”，紹興在明清兩代，確實出師爺最多。乾隆年間出身紹興，寫出《雪鴻軒尺牘》的著名師爺龔未齋，就說“吾鄉(xiāng)之業(yè)于斯者，不啻萬家”，這形容挺嚇人的。甚至，他說去當師爺?shù)奶啵B興城都到了“不十稔而墟矣”，就是到了可演“空城計”的地步。

他這么說，也不算夸張。看明清兩代，紹興有名的文化人物，諸如徐文長、汪輝祖、章學誠、李慈銘等，起先不得志時，其實都做過師爺。后來到了民國，紹興就出兩種人才——“錢店官”與“師爺”?，錢店官?是從事兌換業(yè)務小型金融的。

魯迅就出身在“師爺之家”，他在的周氏家族中，他前后就有十多人當過師爺。魯迅的爺爺愛罵人，周作人說是“師爺學風”，魯迅后來成名了，也被稱有“師爺氣”，其文章也被稱是“刀筆吏”手法。

當官的要想在官場應對自如，最重要的就是聘請到一個好的師爺。曾國藩同太平軍交戰(zhàn)，累戰(zhàn)累敗，在給朝廷的奏章中他如實寫道：“臣累戰(zhàn)累敗……”他的師爺看后建議他改為“臣累敗累戰(zhàn)……”一字之改兩重天，曾國藩不但沒有受到朝廷責罰，而且還受到嘉獎。

毛澤東曾在一首詞里寫道：“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他作為人民軍隊的統(tǒng)帥，從秋收起義的槍聲到三大戰(zhàn)役的硝煙，經(jīng)歷過無數(shù)槍林彈雨。他雖然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一生從不配槍，相反他一生沒有離開筆桿子，在戎馬倥傯之間，戰(zhàn)場硝煙之余，他手不停揮，筆驚風雨。一首獨步千古的《沁園春·雪》，就讓將介石及其御用文人盡折腰。他用筆桿子草擬作戰(zhàn)命令，在西北坡指揮遼沈、平津、淮海戰(zhàn)役，談笑間就使數(shù)百萬國軍灰飛煙滅。

曾有作家寫過“以筆為旗”的文章，要將一支筆揮舞得像一面旗幟迎風招展，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在中華文化史上，有兩人能以筆為旗：一個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他說“文以載道”，舉起如椽大筆，一掃當時文壇的柔靡之風，以清新的文風別開生面。另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他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文學革命”為宣言，拉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掀起狂飆突進的文學改革運動。

我早年就跟文字結緣，大半生靠筆安身立命、養(yǎng)家糊口。很長一段時間，筆成了我的衣食父母。我喜歡聽筆尖在紙上劃動的沙沙聲，很多個夜晚，萬籟俱靜，同事們都睡了，我卻在燈光下，對著稿紙，寫下一頁頁文字。為了飯碗，我要寫許多我不情愿寫，又不得不寫的文字。但是文人積習，一天不摸筆，就像缺了點什么、魂不守舍。

說到筆桿子是工具，想到常說的“囑筆作文”，這是古人的一種謙虛說法。意思是有人囑咐筆桿子寫什么，它就會寫什么，而且能寫得很好，只要是有“囑”。還有個意思是自謙，不過是發(fā)揮了筆的作用；文章好，不是寫得好，而是“囑”好，是“筆”好。

如果這是說書法我認可，一只好筆寫出來的字就不一樣。但仍需人來操弄，筆桿子是不可能自己跳出筆筒寫點什么的。在很多時候，囫圇著稱筆桿子，不過是一個廉價指代。說其廉價，是因為有些號稱筆桿子，或以筆桿子自居的文人，表現(xiàn)出一種依附性和投機性。

筆桿子在常人手里，在戰(zhàn)士、勇士手里，甚至在偉人手里，能寫出事理明白，文字通暢、振聾發(fā)聵，指引道路，催人奮進的好文章。真正的筆桿子，應該是那些有一腔文人骨氣的人，不應該滿足于被“囑”，去寫一些花團錦簇、空洞無物、不知所云的文章。

魏巍是一位拿槍的詩人，又是一位拿筆的戰(zhàn)士，在紀念抗美援朝勝利時他曾寫過一首詩，“中華好兒女，何懼風雪狂，一戰(zhàn)驚天下，大敗獸中王”。而有的政客卻有契訶夫筆下變色龍的特征，變色龍已成為現(xiàn)實生活中某些善于察顏觀色，投機鉆營的人的代名詞。如果拿筆的人都不顧廉恥，那社會還有多大希望！

曾聽一朋友在酒桌上說，寫文章靠筆桿子，劃拳喝酒靠二桿子。玩筆桿子一般認為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誰說書生百無一用?項羽之所以未成帝業(yè)，只做了個西楚霸王，就因為他剛愎自用，不重視筆桿子。而劉邦知人善用，人盡其才。一統(tǒng)天下后，對功臣們論功行賞；蕭何一直做軍師，是劉邦謀臣，劉邦封蕭何為郡侯；食邑封賞的很多，有些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武將頗為不滿。劉邦說,狩獵時追殺野兔的是獵狗，而發(fā)現(xiàn)野兔蹤跡，指令獵狗出擊的是人。我們能夠捕獲獵物，諸位正如獵狗的功勞，而蕭何是人的功勞！劉邦這樣比喻，使那些武將們十分尷尬；他們被堅執(zhí)兵，攻城略地，出生入死，自認為勞苦功高，在主子心中卻充其量是“功狗”。

劉邦流氓出身，然而“盜亦有道”，一番“人狗論”，暗合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道理。劉邦一向器重謀士，他評價張良“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客觀地說，劉邦是真正懂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人。僅此一點,他成帝業(yè)在情理之中。　

回到現(xiàn)實，不禁感慨，看身邊發(fā)跡的，幾個有文，幾個有武？有人感慨說，啥槍桿子、筆桿子，還不如二桿子。看那些黑社會的人,打架斗毆，欺男霸女,綁架勒索，殺人放火；看那些奸商，心黑臉厚，下手重，使勁給官員送錢，空手套白狼從銀行套出貸款，欠農(nóng)民工工資；看那些貪官，貪污受賄，吃喝嫖賭，瞞上欺下，買官賣官，敗壞黨風......好了,打住。這些也許只是轉(zhuǎn)型期社會的癰疽。不久的將來，商場二桿子、官場二桿子也許還有，但他們不會大行其道。

從事寫作的人，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寫公文材料的；第二類是寫文學作品的；第三類是既寫公文材料，偶爾也寫文學作品的。我參加工作幾十年來，寫過很多公文材料，也寫過一些散文詩歌。寫文學作品跟寫公文材料相比，跨度大、差別大。無論寫什么，都還有學習提高的空間。

公文材料應該符合“頭兒”的想法。材料是以單位名義寫的，有時還要通過“頭兒”的嘴巴念出來。誰都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蟲，誰都難以知道他的想法，除非他明明白白地將他的想法說出來。揣摩“頭兒”的心思，摸清“頭兒”的意圖，是一件難事。有個朋友講了個笑話：某單位一個“大老粗”似的領導，對下屬代擬的講話稿不滿意，要求下屬修改。下屬小心翼翼地問，需要改哪些地方，怎么修改？這個領導回答“我不懂應該改哪里，怎么改，我只知道這不是我要的講話稿！”假設遇到這樣的“頭兒”，做下屬的可就難辦了。

寫材料應當結合工作實際。這就要求寫材料的人吃透上清，了解下情；但寫材料的很少到基層或一線調(diào)研，大都通過查閱資料、電話溝通等了解情況，能選取的素材是極其有限的。通常上級單位要起草材料時，都會事先要求下級單位提供材料，從下級單位材料中擇取相關的內(nèi)容；某些業(yè)務性較強的材料，需要業(yè)務部門先擬出初稿，再經(jīng)寫材料的人潤色。這既是慣例，也是規(guī)律。但有的“頭兒”不按套路出牌，直接點名某人寫，還說“別的人不會寫，寫不了”。聽到這種“贊譽”，頭疼不已。

公文材料講究文體正確、格式規(guī)范、語言簡練。特別是典型經(jīng)驗類的材料，既要求標題上“夠搶眼”，又要求內(nèi)容上“講干貨”，還要求經(jīng)驗上“有創(chuàng)新”。每次寫這些材料，都撓破頭皮、絞盡腦汁。有時候，好不容易想出對仗工整且與內(nèi)容匹配的一級標題，“頭兒”審閱時直接刪減或增加小標題文字，導致一級標題字數(shù)不一致，讓人看了就想吐；有時候，“頭兒”修改某些語句，用了完完全全的口語，這些口語又與整篇材料的語言風格不一致……這時候，是最郁悶的時候。后來學乖了，照著“頭兒”修改手跡清樣就是——畢竟“頭兒”滿意才是硬道理。

在我看來，寫材料是苦差事，而且不見得結果有多好，正如有人調(diào)侃的“材料寫得好，加班加到老”“就算材料寫得再好，也不如提包的提拔早”。有一次，我去一單位找一秘書送材料，無意聽見那單位的“頭兒”訓斥他：“你說，你除了會寫點材料，還會干什么？！”據(jù)我所知，這位秘書不僅材料寫得好，其他能力也強，同事關系和群眾口碑都好。我想，可能是這秘書有時給人以性格內(nèi)向、沉默寡言的印象，不如個別專職提包人員那么靈活乖巧聽話，那么深諳人情世故。

與寫公文材料相比，寫文學作品就輕松多了，畢竟是以個人名義發(fā)表，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想什么時候?qū)懢褪裁磿r候?qū)懀雽懯裁磧?nèi)容就寫什么內(nèi)容。而內(nèi)容方面，可以寫焚香、對弈、品茗、聽雨、賞雪、候月、酌酒、蒔花、尋幽、撫琴等事情，也可以寫焚琴煮鶴、苔上鋪席、斫卻垂楊、石筍系馬、月下把火等事情；前提是不違反黨紀法規(guī)，不涉及政治方面的敏感話題。平臺方面，可以將作品投往報紙，也可以投往網(wǎng)絡。報紙版面有限，登載比較難，那就投往網(wǎng)絡的文學平臺。

我還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而奇怪的現(xiàn)象：一些單位“寫手”或“筆桿子”可以在幾小時內(nèi)代擬出講話稿，但是很少見他們以個人名義發(fā)表文學作品，哪怕是短篇幅的“豆腐塊”作品；而一些“非寫手”或“非筆桿子”卻常在各種報刊發(fā)表文學作品，甚至出版一些文學作品集；但他們寫的材料被單位“頭兒”改得面目全非，偶爾還會被罵得劈頭蓋臉。我時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些寫材料寫得好的人為何很少寫文學作品，而一些寫文學作品寫得好的人為何寫不好材料？是否兩者關注的重點不一樣，一個更加關注外部世界，一個更加關注內(nèi)心世界？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現(xiàn)居云南昆明，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fā)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