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云南陸軍講武堂

 

作者：郭松

 

在昆明中心承華圃，翠湖西岸，西鄰錢局街，北鄰倉園巷，南鄰云南革命軍事館，坐落著一所百年軍校舊址——云南陸軍講武堂。

雖經百年風雨和戰火洗禮，但講武堂的建筑仍保存完整，明黃色磚木結構四合院二層樓房，由東南西北四座走馬轉角樓組成，各樓之間有通廊；南樓、北樓是當年學員宿舍，南樓中間是閱兵樓，東樓是教職工辦公室，西樓是學員教室。

講武堂創辦之初，只是一所培養中下層軍官的軍事學堂，但在當時的軍事學校中因系統正規，逐漸發展為規模較大、成績顯著、聲名遠播的軍事學堂，被視為滇軍軍官和云南民主革命的搖籃，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近代軍事史和革命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

清末，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與法英殖民地接壤，由于商埠的開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區。清政府為編練新軍，在各地創辦軍事學校，云南也開辦了武備學堂、新操學堂、陸軍小學堂、陸軍速成學堂，但在學制、課程、師資方面相對落后，辦學規模、辦學周期方面相對不足，不能滿足培訓新軍的要求，云南藩臺沈秉堃幾經奏請清政府，獲準創辦云南講武堂。

講武堂于1907年破土動工，1909年全面落成，占地面積7萬多平米。建成后之前開辦的武備學堂、陸軍小學堂、陸軍速成學堂歸并講武堂。講武堂西面為練兵大操場，東面為各種建筑設施；現存的主樓、大課堂（禮堂）和兵器庫，占地面積近3萬6千平米的，俗稱走馬轉角樓。

講武堂于1909年中秋節，正式迎來首批學員，這批學生中，有朱德、朱培德、范石生等后來的名將。講武堂建校伊始，立校訓“堅忍刻苦”警醒師生，以“民族氣節”為宗旨，提倡“軍人武德”。前期設步兵、炮兵、騎兵、工兵、輜重五種兵科，后期增設飛行及空降兵科；學習地形學、筑城學、兵器學、軍制學，還學習步兵操典、射擊教范、陣中勤務、野外演習、英文或法文等，仿效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每天上課 6小時，上操 2小時，早晨有跑步，晚上有自習，不時有緊急集合。

護國運動時期，講武堂為川軍辦速成班兩期，培養軍官 400多人。這一時期，講武堂師生策劃并領導云南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影響越來越大，先后在貴陽、瀘州、韶關、廣州、徐州等地設分校，開國內軍事學校在外省設分校之先河。這一時期，共辦16期，學生4千多人；有華僑學生 500余人，朝鮮學生 30余人，越南學生 70余人；葉劍英、魯道源、安恩溥、馬瑛、曾恕懷、王甲本、崔庸健等，均為這一時期的學生。

1909年至1928年，講武堂共辦19期，每期一年半至兩年，學員達 4000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通告各省不再自辦軍事學校，云南講武堂名稱隨即取消，但省主席龍云繼續以講武堂為基地，以辦“教導團”、“軍官團”的名義繼續辦學。講武堂于1935年改為“黃埔軍校昆明分校”；1929年至 1935年間，共辦3期，學員3千多人；經呈準，這3期“軍官團”、“教導團”列為云南講武堂20、21、22期。加上這3期，講武堂共辦22期，培養學員 9000余名。

云南講武堂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與黃埔軍校、保定軍校并稱“近代中國三大軍事家搖籃”。講武堂人才輩出，后來擔任上將以上的有18人，少將以上的近百人，省長以上的有 14人；新式滇軍80%-90%團以上軍官，都由講武堂師生構成，營連排軍官幾乎都由講武堂師生構成。

從講武堂走出的愛國將士中，有原緬邦最高軍事委員會史文主席吳奈溫將軍，原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原朝鮮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崔庸鍵大將。國內的將級軍官數以百計，其中元帥有2人，上將有10多人。在教官學員中，有李根源、唐繼堯、羅佩金、李烈鈞、顧品珍以及貴州省主席兼黔軍總司令盧燾，曾任北伐軍總參謀長、江西省主席的朱培德，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陸軍大學校長楊杰，云南省主席龍云、盧漢；熱河省主席孫渡等；還有在東北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周保中將軍，在云南起義和剿匪戰斗中作出貢獻的朱家壁將軍等一批共產黨人。更值得贊譽的是，講武堂為新中國培養了兩位元帥，即朱德與葉劍英。

在抗日戰爭時期，講武堂畢業生紛紛率部奔赴抗日前線，軍長曾萬鐘、孫渡、盧漢、王甲本、楊宏光，在中條山會戰、臺兒莊會戰、湘桂戰役、江西戰役、長沙會戰等重大戰役中，帶領官兵浴血奮戰，殺敵報國。軍長唐淮源、王甲本，師長寸性奇，旅長陳中書，團長尉遲毓鳴、黃仙谷、薛金吾、潘爾伯、董文英等血灑疆場，壯烈殉國。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參謀長葉劍英，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領導八路軍和抗日聯軍同日寇進行艱苦頑強的斗爭。解放戰爭中，不少講武堂將領率部起義，講武堂畢業生中，許多人也及時明辨是非，率部投入到革命洪流中；領導長春起義的六十軍軍長曾澤生，領導云南起義的盧漢，第九十三軍軍長龍澤匯、第七十四軍軍長余建勛等，對促進東北和云南的解放，起了積極作用。

云南講武堂對黃埔軍校的創辦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如黃埔軍校創建時的教學骨干，“步、炮、騎、工”四大兵種科長劉躍揚、林振雄、王柏齡、帥崇興及一批隊官，均選調自云南講武堂，后來王柏齡、林振雄二人分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管理部主任。講武堂畢業生葉劍英任教育部副主任，徐成章、嚴風化、楊寧和崔庸健也成為黃埔軍校的重要教官，就連韓國復國后的首任總理、講武堂 12期學員李范奭也曾出任黃埔教官。云南講武堂部分教材如蔡鍔編撰的軍事教材《曾胡治兵語錄》也被黃埔軍校沿用，故云南講武堂被稱為“黃埔軍校的搖籃”。

云南講武堂1909年創辦，1934年并入黃埔軍校，其間是中國社會風云變幻的時代。講武堂教官學員投入到這場社會變革中，他們經歷了云南辛亥光復起義、討伐袁世凱的護國運動及護法運動。講武堂創辦之時，正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中國留學生畢業回國，云南當局便任命大批回國留日學生為講武堂教官。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日本學習時就傾向革命，其中同盟會員占相當大的比重；如李根源任講武堂監督（續又任總辦）兼步兵科教官，李烈均、顧品珍、方聲濤、趙時康、沈汪度、唐繼堯、張開儒、劉祖武、李鴻祥、羅佩金等都是講武堂的教官。 李根源在日本留學時就向孫中山請教救國救民的道理，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時，他立即加入這個革命組織，并積極參加云南支部的籌建，曾任《云南》雜志干事。云南講武堂從創辦之日起，就為同盟會提供重要的活動場所，并培養了大批進步學生，為云南乃至全國民主革命造就了大批革命人才。

講武堂的同盟會會員，經常利用上課之余廣泛宣傳反清革命，以革命大義激勵學生，《民報》、《警世鐘》、《猛回頭》等進步刊物廣為流傳。唐繼堯經常向學生講述岳飛抗金故事，激勵學生精忠報國。1910年，李根源不顧清政府禁令，率全體學員到塘子巷、火車站高唱《云南男兒歌》，抗議法國修筑滇越鐵路。有的學生入學前就已經是同盟會會員，一些學生入學后也很快加入同盟會。朱德是1910年在講武堂加入同盟會的，他在其回憶錄也提到：“云南講武堂就成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據點。”

對于這樣一個革命力量的據點，清政府也捕捉到了一些苗頭，一度準備解散云南講武堂，幸得李根源多方周旋，講武堂才得以保全。 1911年 8月，云貴總督李經羲借故將李根源調離講武堂，去擔任督練處副參議官，籌備滇西邊境事務。然而正如李根源說：“生徒受教之深，豈以余去而易其志哉！” 三個月后，也就是10月30日，李根源、蔡鍔發動了重九起義，講武堂學員一馬當先，占領了昆明城，徹底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統治，掀開了云南近代民主革命進程的序幕。

在辛亥革命前，擔任講武堂教官職員的47人中，同盟會員有 17人，革命人士有 11人，傾向革命的人士有 8人，而講武堂的重要職位如總辦、提督、提案等，除高爾登任過短期的總辦以外，幾乎全為同盟會員擔任，各班班主任、各兵科科長、主要教官、執事官等都是同盟會員及革命人士擔任。這所“革命的熔爐”為昆明重九起義的勝利、云南全省的光復、乃至護國、護法在云南的首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李根源的領導下，講武堂成了培養、儲備革命人才的中心，也是革命黨人秘密活動的據點。1911年10月30日，蔡鍔與講武堂監督李根源和教官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率部發動重九起義，以響應武昌起義，是第一個響應武昌首義的起義省份。 11月 2日成立“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結束了帝制在云南的統治，起義勝利后，受表彰的有功人員，絕大部分是講武堂的師生。故世人有“光復之役，以戰功著者，必稱講武堂生。”的感慨。李根源在評價講武堂師生對云南辛亥革命的貢獻時說：“辛亥光復，講武堂生尤與有功。” 功成之后，在以蔡鍔為都督的軍政府中，一批講武堂主要官員、教官調軍政府任要職，如李根源任參議院院長兼軍政總長，唐繼堯、劉存厚任參謀部次長，李鴻祥任政務廳廳長。重九起義勝利后，講武堂師生又馳援川、黔兩省起義，促進了各省相繼反清獨立，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國復辟帝制，下令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廢除民國紀元。消息傳開，全國一片聲討，云南首先發動起義。 1915年12月25日，蔡鍔與講武堂教官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以一隅而為天下先”的氣魄，通電全國，宣布云南獨立，率先起兵護國，組織三支護國軍和一支挺進軍，唐繼堯被推為云南都督。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進軍兩廣；唐繼堯兼第三軍總司令，留守云南；黃毓成任挺進軍司令，策應各路。護國軍上至將帥，下至排連長，絕大多數出身講武堂。各省紛紛起兵響應，廣西、貴州、陜西等省先后宣布獨立，在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下，袁于1916年 6月被迫取消帝制，最終導致“洪憲登基”黃粱美夢，不久袁即憂郁而死。護國起義被世人譽為“再造共和”，昆明今有護國路之名，即為紀念護國起義而來。護國起義中滇軍三路軍總司令除第一軍總司令蔡鍔外，第二、三軍總司令分別為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則為第一軍總參謀長，可見講武堂教官的領導作用。蔡鍔與李根源、李烈鈞也因此并稱為“護國三杰”。

1926年 5月，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滇軍積極響應，以講武堂師生為骨干組織滇軍北伐軍，原講武堂堂長、滇軍總司令顧品珍兼滇軍北伐軍總司令，原講武堂教官張開儒任副司令，講武堂畢業生楊希閔、楊蓁、金漢鼎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任先遣軍司令。講武堂畢業生朱培德部，成為大元帥府拱衛軍，后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金漢鼎部編為第九軍，范石生部編為第十六軍，講武堂前教官楊杰部編為第十八軍，皆奮戰在北伐前線。朱培德、楊杰還先后擔任北伐軍總參謀長。講武堂畢業生、貴州省省長兼黔軍總司令盧燾，派胡瑛、谷正倫兩部進攻廣西軍閥陸榮廷，策應北伐，鞏固了大本營，推動了革命形勢。

云南講武堂的興辦，一定程度寄予晚清政府富國強兵的夢想，而富國強兵是擺脫危機、抵御外侮、維護獨立的重要途徑。云南從邊鄙之地變為戰略要地，“強權之勢，非尚武不足以立國。” 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唯一可靠的、實際的與長久的防衛之道，就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勇敢與才能。” 要捍衛疆土安全、維護國土尊嚴，必須發展壯大自己的國防。在以采用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制度為目的、編練新式軍隊為核心的清末改革中，軍校教育是提高軍事人才素質的有效途徑，過去如是，今日仍然。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云南講武堂“必有堅忍不拔之慨，而后有堅貞不屈之操，有堅貞不屈之操，乃能成艱苦卓絕之業” 的革命精神也賦予了一定的現實意義，正如講武堂校歌中一句“但憑那團結力，旋轉新乾坤”的詮釋，在滔滔歷史長河中，作為催醒民眾的中堅力量，講武堂師生鮮明的愛憎，質樸的愿望，已升華為一種民族責任，一種民族力量！

 

作者簡介：郭松，四川古藺人，川大本科生，貴大研究生，從軍23年，從檢16年，在《散文選刊》《散文百家》《邊疆文學》《檢察日報》《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等發文120余篇，獲中國散文年會“十佳散文獎”，4篇散文被選為初高中語文試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