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增頭寨（一）

 

作者：陳希平

 

增頭寨位于岷江上游以西雜谷腦河（古稱沱水）北岸，四川省阿壩州理縣境內崇山峻嶺中一個不起眼的高山羌族村寨，羌名吉勒唄，著名的桃坪羌寨進溝五六公里山路，增頭河以北一個很大的坡面上，分上寨中寨下寨小寨河壩四寨，過去與桃坪（古稱赤溪、桃子坪、羌語切孜）屬一個鄉保，好多人被群眾推舉當保長都不樂意，中寨周仕朝（1901——1968）曾兩任保長，待遇太低（一年幾斤豬肉）應酬多（招待上面來的官員）后推辭不干。下寨陳氏家族的陳秉銘（鼎豐）陳秉鈞（萬益）弟兄分任過鄉長和調解委員，陳秉鈞稱三爺，增頭寨的實權袍哥大爺（舵把子），處事正派，故而求他辦事的人很多，鄉土與家族觀念濃厚，收留家族或同鄉一些苦人。由此想說明的是當時處于高山深處的增頭寨，在地方上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古往今來，增頭寨以西為西山寨（解放后為西山大隊，含水田星上瓦奔納黑立木基5寨），以東為東山寨（解放后為東山大隊，含牛山羅山2寨），這是很值得思考的地域文化現象，舊時，我的家婆和家婆的家婆都是從河壩桃坪寨子嫁到高半山增頭中寨的，這在今天的農村婚姻上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增頭寨最早居民應在今寨子之上四周更高的原始林帶里，以游牧狩獵為主或從事簡單的農耕，以后逐漸轉入以農耕為主的定居生活，上寨最早，后中寨小寨下寨順序延展，這不是他們愿意在高寒苦冷的地方生活，而是以游牧狩獵轉入農業為主的必然性趨勢，符合人類起源觀點：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即由采摘野果，捕獵狩獵向農耕定居的過渡。

這兩種現象的更替與交叉應集中表現在增頭山上森林深處發現的先民石屋“祖基”上，“祖基”系羌語，按增頭權威人士解釋應是土屋之意，而非水的意思，“祖”屬音譯，也可寫成詛足等，有上聲去聲之分，去聲才是水的意思。“祖基”深入于地表一米多，由干石塊砌成，石板鋪頂、里間10來平米，高約2米左右的方形石屋，歷史年代尚難考證。在增頭寨磨子溝、黑布、大牛場、布尼霍谷等地均建有此類石屋。房屋能很好地躲避風雷雨雪，有隱性門栓，便于防獸防盜，由于林中常年通透寒冷，石塊風化程度低，墻體如新。此次由《羌族文學》組織的采風團參觀了寨子背后壩谷山上的三處“祖基”，很具代表性。有一處“祖基”，房門之上（離土坡最遠的墻體上）已長成棵30多米參天大樹，樹齡至少有兩百年，這應該是房主離開石屋n年以后的事，因為主人是不愿意自家屋頂上長樹的，這是一顆多么奇異飄蕩的樹種啊！一星半點泥塊就成為他頑強生根的理由！更為奇妙的是這棵大樹并沒有對石屋造成任何傷害，樹的粗大根須都跨越過房背深入到靠山的土坡里，保持了樹的伸展直立毫不卑躬屈膝。如果掏空墻體，我以為不影響這棵大杉樹的凌空矗立，石屋里看不見任何杉樹根部筋體，可見修建石屋時其結構的縝密性與穩固性，充分顯示了先民的智慧。“祖基”有許多的未解之謎，需要人們深入去探究結果。

據說增頭最早為曾、朱、王三姓，這應該是最后一次歸順朝廷后改稱漢姓的開始，歷史上川西北羌區自秦漢開始臣服中央王朝具有一定的反復性，這姓曾的頭人（或叫寨首土酋之類）總想在知縣那里掙表現，交糧納稅派丁派款比別的地方領先一步，想當臣服朝廷的模范，每年都表現突出，難免隨機應變比別的寨首機智靈活一些，縣衙官員特別喜歡欣賞他，并時常提念，故以曾頭命名，有兩層意思，一是曾頭人（姓曾的頭人），二是增（爭）頭名的寨子。只羌民百姓以“吉勒”自稱，羌漢雙語現象是羌漢交融的特別表現。朱家人曾自豪說過：想當年我們朱家在增頭寨大吼一聲，對門科不科巖要垮一網下來。

增頭寨幾百年間流入人口不斷，其中不乏其壩區來（成都平原）的漢族，而姓曾的頭人是土著還是外來戶已無從查考，也沒必要。增頭寨主要有五大姓：周、王、余、陳、朱、楊，其中周姓就有四大家族，分別是讓（熱阿）迪格、曲戈戈、茨基坡、麥孜嘎四支，麥孜嘎周家其先祖為梁姓改換而來，其原因在其《理縣梁周氏宗譜》里有詳備敘述。如今增頭的周姓家族發展至今總共不下兩千余人。漢人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民國時期來增頭上門落戶的就不少，但所有的人都明顯被羌族化了，古今如是，從生活習俗語言服飾等，而外來人又把他們特有的漢區文化自然不自然融匯到本土文化中來，相互包融而不排斥，至于“下壩子”之說，雖有些貶義，但也說明壩區人總是比本土要聰明靈巧狡猾些。羌化現象成為主流，而漢文化的影響則成為趨勢。“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馬克思語）。舊社會幾百年間，許多羌人產生的自卑自慚甚至外出時不惜掩蓋自己的民族身份是客觀存在的，或許也情有可原，他們一直尋找著怎樣才能擺脫這種困境這種局面。

歸順朝廷后，有曾頭人這些羌族首領的突出表現，清廷允許羌區百姓參與科舉考試，這在嘉絨藏區及另外一些羌區是不大允許的，你太聰明又兼武功朝廷怕不好駕馭。所以聰明的理縣五屯守備很重視官員子弟的文化教育，雜谷屯、甘堡屯、上下孟屯屬藏族，過去朝廷不允許科舉考試，就是怕屯兵們文武兼具。羌區以增頭寨為例，以科考改變自身及家族命運的奮斗精神一直延續下來，變成了讀書的神圣與高尚，變成今天知識改變命運的良好傳統，幾百年來，老百姓只要手頭有錢就培養讀書，哪怕傾家蕩產砸鍋賣鐵也在所不惜。清朝乾隆平定金川之后的百年間，客觀講，那時羌區的九枯六里三番十寨，輕徭薄賦人民生活相對寬松穩定，增頭許多人在漢源崇慶灌縣等地置辦田產，不遺余力供子弟到壩區學校讀書就業。為什么增頭人會到漢源崇慶州？因為距離最近的灌縣少數民族成分又太濃厚，甚至到民國時期民間還以蠻城相稱呼，而漢源等地民族隔色要淡得多，畢竟羌族人到壩區操官話是帶本土口音的。清代后期列強欺凌，到民國軍閥混戰，兵匪橫行，煙毒泛濫，羌區倍受災難，增頭等許多羌寨，依然耕讀傳家，窮不丟書，富不丟豬。及至“川政統一（國民黨政府結束軍閥割據）”，國民政府為啟迪民智，開發邊疆教育，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十六區（今阿壩地區）成立四川省立威州師范學校，增頭寨便是少數民族農村考取就讀威師的極少村寨之一。

增頭寨如今給人的印象是那么多的廢墟，羌語叫“基垮”（跟漢語意思很接近），是陳舊廢棄的舊房遺址，傳說早前上寨有99戶人家，許多互不認識，寨子特多，比如壩谷海子邊，大牛場、寨子對面的黑布（譯音），磨子溝坡坡閣、欻（chua）巴、布尼霍谷等都有人居住，高寒山地刀耕火種，大抵種些青稞蕎麥胡豆之類，生產力極端低下，人均壽命不到30歲，其實解放前我國人均壽命都很低，估計上寨就有99戶的那個時代，人均壽命可能還要低得多，這顯然是過去缺醫少藥，醫療條件太差所致。據說歷史上多次瘟疫席卷整個村寨，老百姓叫它“窩窩寒”，也就是州縣志上說的傷寒大流行，許多人家絕門絕戶，沒有人再敢去看望搶救，因為病毒傳染厲害，以致后來好多家里尸體漚臭，造蛆致其殘缺（老鼠啃掉眼腳）出水，村人只有焚燒其房屋。除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其它疾病災患，長壽老人屈指可數。這可能就是“基垮”多的主要原因。“5.12” 大地震后，鄉村公路四通八達，村民大多從原來集中的寨子里搬走，有的遷往田邊坡地公路旁近，有的遷往城鎮，這樣廢墟就以群體性集團式歷史在那里。過去建房多在山脊上，一是地基穩固，二是盡量不占用珍貴的土地，現在漫山遍野都是房舍，單家獨戶，寬房大屋，不擔心舊時代那種安全隱患。

小時候便看見上寨中寨許多廢棄的殘垣斷壁，高高的孤零零的一面或兩三面不等的墻體，里面有炊煙熏黑的墻面，殘存的梁柱，多數荒草萋萋滿目蕭然，有的在里面開辟成一畦菜園。這也說明上寨中寨為最早人居的例證。秋雨先生說，廢墟是課本，是毀滅，是訣別，是起點，是進化的長鏈，是磁場：以往與現在是它的兩極。

朦朧的月光下，這些廢墟制造出很多的陰影幻覺，有遠遠而去不為人知的驚悚故事在那里默默傾訴！

羌碉，本地自稱碉房或碉樓，由質地堅硬的片石、黏性極佳的黃泥與麻筋組合砌成，麻筋是指未去皮的上等紅麻宰成寸段，錘絨后與黃泥漿攪合而成。修建這樣的碉樓不用圖紙，不需測算，也不用吊墨線，全憑工匠已有經驗，根據地形地貌與用途功能，分四角（棱），六角或八角，修完一層要等一年，待墻體的泥石自然風干壓縮緊收，已相當堅固后再往上修砌，所以一座碉樓修成的工期需一二十年不等，與平時住房相比屬超高建筑，三四十米，占地十幾平米，呈略長的正方型，頂部靠后有升起的照樓，積防御瞭望儲藏匿身還擊烽火臺等于一體，碉房更早還是古羌人的住房，戰亂生活相對安定時回歸平房，因居住碉樓畢竟不方便，是不得已的事情，清代乾隆后期羌人逐漸長期安居到兩三層的樓房上來。增頭寨的碉房如今只剩有兩層樓高的基座，看得出修得寬闊大氣，卻十分羞怯地躲藏在一戶人家的高房大屋之中，基座底部旁邊是石板鋪砌的小平壩，周圍立有石柱，叫“石桅桿”，當時這家只有一個老婆婆住，我們都喊她桅桿婆婆，全寨人都以桅桿稱呼其地名，桅桿者，非木質，乃大石雕成的圓柱體桅桿也。據了解，桅桿是我國古代科舉制度的產物，在增頭寨，一旦有人考取了功名，就可以在自家宅院或家族祠堂大門左右對稱地建造兩根桅桿，每根桅桿之上可以套斗，而且套斗的數量是有講究的，如果僅僅是考中了舉人，只能套一個斗，稱作“單斗桅桿”，如果考中進士或雙雙中舉，就可以多套一個斗，稱為“雙斗桅桿”。這家人做的便是“雙斗桅桿”，如今此屋幾易其主。石桅桿有以示榮耀和激勵后人讀書進仕的作用。作為古代科舉文化象征的清代石桅桿，有助于進一步研究羌族科舉文化、家族文化等。可惜“文革”時期石桅桿已毀掉無存。這個“雙斗桅桿”的家族是誰，與這座羌碉又有什么關系，值得去探尋。

桅桿婆婆有兩個兒子，一個參加解放初草地剿匪犧牲，后來得知跟隨達賴到了印度有了官階，政府從電臺獲知的，因而取消烈屬家庭，至今無音訊。還有一兄弟后來在順河壩的古城找的媳婦安家，個頭魁梧，是以前增頭勞動者都具有的高大體型。我陳家一伯父五十年代中期退伍也在古城找媳婦安家，古城多是漢族所居，是漢代廣柔故里，今有宋代縣衙舊址，羌漢通婚比較普遍，這與增頭寨歷來漢化程度高，雙語現象普遍，差異較小有很大關系。由此想到距離桃坪只兩公里的通化，過去有里民通化通教化，邑號廣柔廣招柔的楹聯，前者講以文化人，后者施懷柔政策，都是針對周遭少數民族來說的。歷史上把漢語程度高的羌人稱熟羌，相對生羌（生番）指習俗迥異言語不通，誤會歧視沖突便時有發生。熟羌通話久之則漢矣，因通化不斷有漢軍駐扎及外來漢人入住，漢文化漢俗成為本地主流，所以羌漢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以增頭寨為例，與藏羌漢通婚亦成自然，清朝末年，下寨曲戈戈周家取得了秀才功名的周敬堂娶了一房女人是理縣上孟塔斯壩楊氏，羌語稱“赤博婆婆”，意思就是嘉絨藏族人。解放初期增頭村長周覲綱愛人是下孟歐蘇寨，大隊長老潘母親是下孟龍袍寨，都是嘉絨藏族，因兩地距離稍近的緣故。現在增頭許多家庭，藏羌回漢均有已不足為奇，這是進入新社會，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逐漸富強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各民族聯系更加緊密，組成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個特征。倡導中華各民族大團結就像石榴籽一樣，加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數，民族個性與中華共性和諧同存，這一切靠的是不斷完善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增頭寨所表現的羌漢文化交融特色可見一斑。

有那么一些逝去的夜晚，火塘邊，我的奶奶（家婆）曾經講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邊講邊有唱，是純粹的羌族版梁祝，如“哥哥為大爬樹子，兄弟為小撿花紅”，“一走走到觀音廟，觀音大士請做媒”，都演化有本土色彩，講得悲壯凄美撼動人心。其它如孟姜女哭長城，安安送米，牛郎織女、熊家婆等都是漢地文化的羌族化。

我的一位陳家大伯陳云茂曾是老“威師”，因為成份不好被退回原籍，他家藏書很多，“文革”遭毀。他講增和橋的故事，更是屬于羌人版組裝的產物。

說是由于姓曾的頭人表現突出，縣衙后來專門在增頭出溝處通縣衙的官道，修了一座橋取名叫增和橋，取與番民增進團結祥和之意。曾家后來出了一個秀才叫曾萬友，那天他從灌縣回來在綿箎遇一云游四方和尚，他到增頭寨鐵靈寺（過去寺廟上方有“澤被綿箎”大金匾）布道化緣，當時要過增和橋（以后漲水沖毀），他倆在橋上歇息體味橋頭這三個大字，但見河邊一俏姑娘洗圓根（蔓菁，元根）菜，不知女子乃書香門第之家不能參加科考。這和尚自恃有才想于鄉間美女前顯擺，便對曾萬友和那女子道：我們何不就這增和橋各做一首詩啊，不知姑娘做得否？姑娘抿嘴一笑表示同意。

和尚有心輕薄，說那我先以“增”字來做題：要說這增和橋，好就好在“增”字上，有土也是增，無土也是曾，去掉増邊土，添人便為僧，僧家子，誰不愛，慈悲為懷度眾生，一對木魚隨身帶，有朝一日修成佛，我才不吃圓根菜。說畢哈哈一笑，好不得意。

曾秀才哪甘落后，說那我就以“和”字做題吧：要說這增和橋，好就好在“和”字上，有口也是和，無口也是禾，去掉和邊口，添斗變為科，科舉子，誰不愛？修身齊家平天下，文房四寶隨身帶，有朝一日中狀元，我才不吃圓根菜。說完也是哈哈一笑，好不自在。兩人說完都瞇起眼睛盯著洗菜姑娘傻笑，這姑娘知道兩人用圓根菜取消她鄉間農女，聽完便停了浣洗揩干手，站起來望著兩人說道：那我就只有以橋來做題，三人三字正合適：要說這增和橋，好就好在“橋”字上，有木也是橋，無木也是喬，去掉橋邊木，添女變為嬌，嬌女子，誰不愛？相夫教子女工活，琴棋書畫隨身帶，一個月前已出嫁，有朝一日生兩子，一個去當和尚，一個去做秀才，我也不吃圓根菜。說完端了菜籃，也哈哈大笑，飄然離去。

兩人聽了大為驚赫，山野民間竟有這般女子對答如流，頓時羞愧不已，落荒而逃。

據傳，曾家自曾萬友之后，全搬出增頭落戶于漢源，估計應在清代乾隆以后，只留一女嫁與麥孜嘎（族房名稱）周家。增頭人只要經濟許可都繼續后代的文化培養，周家曾經兩爺子省上應試雙雙中舉，其父名周德攀（字士林）時年47歲，其子名周光遠18歲，省衙派人到增頭中寨賀喜，保縣士紳送金字匾額：雙鳳同鳴，與此同時，其家建筑進行相應改造：大門前修了屏風，繪制二龍搶寶麒麟圖案，建四角龍門，安放石獅和雙斗桅桿，地點在中寨。之后周德攀又苦讀三年，在他50歲那年（大清同治六年即1867年）進京殿試錄為三甲進士，皇上召見并允準他年事已高回鄉辦學，賜予官服及花翎頂戴，再加一根龍頭拐杖。

周德攀回鄉辦學是當時理縣最早學校之一，原址就是現在中寨以東周子王家那排五幢房子，學堂設有書房、教室，宿舍、飯堂等，十分氣派，私塾不分班級，因材施教，不分貧富貴賤只要愿意求學，后來有40多名學生考上秀才舉人，有幾位放外擔任知縣。生源面廣，家族本寨及周邊村寨外，還有松懋茂理汶、灌縣等地。佳山寨文人龍文明（名升田，號潛淵）在1954年撰寫的《梁周氏宗譜》寫到：“……德攀在理番教育有名，松懋茂理汶皆在拜望”。在“學老師”（當時人們美稱）60歲70歲大壽時，有成就學生都回增頭祝壽，說是按官階功名排序，一批批叩頭行禮，老人們講：頂子紅了一堂屋。以后凡到理番赴任知縣等官員都要到增頭來拜望。周德攀為梁周（先為梁姓，后因故改姓周）牌行作七言詩一首：榮天世德光慶朝，覲烈祥開道義超，兆國清邦恩永繼，崇興萬福念先昭。字里行間表現對皇恩的感激之情，未曾想第一聯末句之“朝”字輩時，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新社會。

增頭寨話題還有許多，暫此打住。

 

2019.9.

 

（載《羌族文學》2019年4期（季刊），《西羌文化》2020年總第25期）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